克利夫兰总统号：中国留美科学家的漫长归国历程

克利夫兰总统号：中国留美科学家的漫长归国历程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有这样一艘船，航行在中美两国之间；也曾经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留洋求学，然后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这是一群对新中国影响深远的人物，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张文裕，王希季，梁思礼等，他们的回国，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他们的回国也因此充满的艰辛和危险。他们的选择改变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他们的精神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梁思礼，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1949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1950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朱光亚，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技术领导人之一，1950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王希季，两弹一星元勋，1950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钱学森，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主要开创者和领导者，1955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师昌绪，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55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1956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张文裕，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之一，1956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梁思礼在船上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时，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并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一次普通的航行--从美国的旧金山出发，途经檀香山、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中国的香港，终点是中国上海，这是当时乘船从美国到中国普通的停靠地点。而这一次，它的终点却改成了香港，因为中国大陆政局正在发生变化。船上的500多名旅客中，有20几个中国留学人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正沉浸在回国的喜悦之中。

在二十几位留学生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叫梁思礼，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梁思礼发奋图强，成绩优异。他一心想效法父亲去科学救国，振兴中华。那时，梁思礼还参加了留美知识分子的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此时，他正带着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的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因此次旅途时间较长，梁思礼便与朋友们或者打桥牌，或者往海里抛食物，引得很多鱼跳出水面，以此来消磨时间。

在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之前，喜欢无线电的梁思礼还特意购买了一台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带到船上。因为大家都预感到今年的10月1日会有一个重大事件。

1949年9月30日，“克利夫兰总统号”正航行在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梁思礼在甲板上摆弄着这台收音机，试着接收来自亚洲地区的节目。这时候，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声音，播音员正介绍着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上，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五角星用黄色，在红底上映射出一片光明……

大家马上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踏上的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消息的人们非常兴奋，他们马上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此时，他们还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做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他们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在黄纸上剪了1大4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贴到红布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简单而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伟大祖国的庆贺与祝愿。

1949年底，一封由朱光亚牵头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了开国庆典。此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元勋们除了喜悦之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建设这个遭受了百年动荡和屈辱的国家。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处于“二战”结束后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在这个富庶的国家，滞留着近5000名中国留学生和各种科研人员。他们分布在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其中也包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派遣的一些留学生，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举行了各种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去参加祖国建设，还是继续滞留在美国，或者是去台湾，成了中国留学生们议论的一个话题。

侯祥麟，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前夕，他受党组织委派，留学美国，并很快成为了爱国学生社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8年冬天，侯祥麟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他接到一个新命令：在一些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间成立组织，进行团结教育工作，目的是为今后动员他们回国做准备。

1949年1月，“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正式成立，协会的总目标是为争取团结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一年的时间里，“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美国各地发展分会32个，会员达700多人，他们定期举行活动，通报来自国内的消息。

1949年底，一封《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中国留学生中传阅，轰动一时，并有52个人在上面签名，表达了回国的决心。而牵头起草的是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人朱光亚。

从目前查到的文字记录来看，1949年11月、12月间，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城，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应起的作用，动员大家“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害，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等爱国歌曲，每次聚会都要指挥大家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而朱光亚自己则早就决定要回国，并且已经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

从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名，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分布在美国各地，如著名科学家侯祥麟当时是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这也可以看出，朱光亚当时在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这封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

卷第8期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0年2月底，《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寄往留学生通讯社后，朱光亚断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提供的救济金，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华罗庚：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1950年3月，“克利夫兰总统号”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航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第2批回国的留学人员。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所有的航班全部停航，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从旧金山到中国香港，再从香港进入内地，成为了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主要途径。

这时，从美国的媒体传出消息说，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在前往红色中国。美国媒体所报道的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数学家华罗庚。新中国成立之际，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国的决定。美国的有关媒体多年后曾这样评论：“华罗庚若留在美国，本可对数学界做出更多贡献，但他回国对中国的数学十分重要，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的数学将会怎么样。”

1950年3月下旬，华罗庚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

华罗庚在香港逗留期间写了一封《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并很快地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他在信中这样写到：“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后来，华罗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封公开信可能会加大其他留学生回国的阻力，美国方面看到这封信后，会对更多的科学家回国进行设防。

1950年至1954年，先后有100多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遭到美国政府的扣留

没过多久，华罗庚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两个大国成为面对面的对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这些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美国移民局希望赶走这些学生，而美国国务院则想把他们扣留，以免资助敌国。

1951年9月，这场战争渐渐平息，美国政府即将颁布限制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而此时，“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远离美国，船上有9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10月9日，美国移民局根据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限制出入境法案颁布了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明确规定：理、工、农、医科的留学生禁止回到红色中国，如果企图离开，将受到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9位中国留学生并不知道美国政策的改变，其中，31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博士毕业生谢家麟还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之中。再过十几天就能回到北京见到妻子和已经4岁的儿子了。

“克利夫兰总统号”路经檀香山时，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大家都下船四处观光游玩去了。下午5点，谢家麟和其他8位中国留学生重新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准备继续航行，这时，美

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船上等着他们。谢家麟这才收到美国移民局颁发的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并且工作人员要求当场检查他的行李。

谢家麟的行李中有两个箱子，里面藏着他在美国购买的一些物理实验仪器，他带着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走进船舱，心里忐忑不安。到了放行李的地方，谢家麟把自己的一个箱子指给他们看，其实他也不记得哪个箱子是装仪器的了。还好他的运气不错，打开的是装满书的那个箱子。

由于行李太多，剩下的箱子搬动太费劲，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就把谢家麟押下了“克利夫兰总统号”，等船返回美国时再进行检查。谢家麟被送回了美国，理由是交战国掌握与军事资料有关的技术人员不得离开美国。

1950年到1954年，先后有100多名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政府扣留，受到禁止出境约束的人数达到了几千人

周恩来：中美大使级会谈，换回来一个钱学森，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954年夏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美国公民的信，要求美国政府与红色中国做一个交易，用留学生换回12名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是朝鲜战争期间被我军俘虏的飞行员，这条新闻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的首次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关于平民交换的问题是这次会谈的一个首要内容。由于双方的敌对情绪，会谈一度陷入僵局，美方对阻止留美学生以及科技人员回国一事给予否认。这时，中国代表团向美方出示了一封钱学森从美国发出的求救信。

此时在美国，钱学森已经是一名颇有名望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了。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让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这时，他辞去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美国军方机密的工作和职务。

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一封朋友的来信，写信的人是当时“留美科协”中部地区的负责人葛庭燧，信中他转达了即将解放的祖国对钱学森的召唤。

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突变，一位名叫麦卡锡的参议员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海关扣押。

一天下午，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盯梢。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

特务的盯梢，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作纸，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外……”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

钱学森的这封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的手中。

陈叔通，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后，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周恩来当即把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召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过后，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正当美国政府百般狡辩：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时，我方代表当即出示了钱学森的这封信。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为了使会谈尽早进入实质性阶段，1955年9月10日，经协商，中国方面首先做出让步，先行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美国方面同意放钱学森回国。

钱学森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购买了最快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船票，准备启程回国。美国当局在上船前向钱学森宣布：整个旅途中不能离开“克利夫兰总统号”，否则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1955年9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从旧金山港口出发，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船到公海，钱学森接到了国内父亲的电报，电报提醒钱学森：“知你回国，甚慰，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走过罗湖口岸，他手上提着一把吉他，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当时迎接钱学森的是34岁的朱兆祥，接到钱学森后，朱兆祥马上报告北京，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聂荣臻。一年以后，钱学森成为了国防部五院的首位院长，从此拉开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的序幕。

据王炳南后来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的结果，但是，换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一艘很普通的船，但50多年前它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运回了一批又一批特殊的乘客，他们的回国，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

向为祖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科学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