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读书笔记

《理想国》（柏拉图）读书笔记作者简介：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出身于雅典贵族，曾执教40年。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他一生着述颇丰，其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

作品简介：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等，与柏拉图大多数着作一样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共分10卷，其篇幅之长仅次于《法律篇》，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中期的作品。这部“哲学大全”不仅是柏拉图对自己此前哲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当时各门学科的综合，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以理念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

正文概要

第一卷概要：本卷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正义观作了逐一分析和批判。

开卷以苏格拉底的提问开始，被问者是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一个爱上机智的清淡、清心寡欲的受人尊敬老者。他认为，一个人即使忍受贫困和年老，但做人要是遵循“中庸适度，心平气和，做到内心的满足与宁静就是幸福的”。谈话中，他们谈到了正义，他倾向于把正义等同于讲真话和欠债还债。苏格拉底打个比方反驳了他，即“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醒时曾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还给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实情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因此，“有话实说，拿了人家东西照还这不是正义的定义”。接着，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起为其父的意见辩护，认为正义就是“把善给友人，

把恶给敌人”。对于这一点，苏格拉底指出，“朋友”和“敌人”的标准时难以定义的，况且如果“朋友”是坏人，而“敌人”是好人的话，那么，帮助朋友去伤害敌人就是不正义的。

这时，色拉叙马霍斯插上话，认为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在任何国家里，正义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在掌权的政府的利益”。苏格拉底不同意。他认为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服从统治者是正义的”。但是，各国统治者难免会犯错误，难免会制定一些错误的法律；这些错误的法律对他们是不利的。认为服从统治者就是正义，照此说法，不但做对强者有利的事是正义，而且做对强者不利的事也是正义了，那么，“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也可能是对强者的损害”。因此，所谓强者的利益事实上是“强者自认为对己有利的事；而弱者必须做这些事”。更进一步说，“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例如，“骑术不是为了骑术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马的利益；医术寻求的不是医术自己的利益，而是对人体的利益；一个统治者，当他统治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接着，色拉叙马霍斯话锋一转，认为“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交往，总是吃亏，不正义的人总是处处沾光，为非作歹，窃国篡政，过着快乐的生活”。苏格拉底反驳到：正义是心灵的美德，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所以正义的人生活好，不正义的人生活得坏。即便如此，苏格拉底还是没有阐明究竟什么是正义。

第二卷概要：本卷在于谈论“什么是城邦的正义，并提出建立一个城邦需要哪些人”。

第二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格劳孔和他的弟弟阿德曼托斯接过色拉叙马霍斯的话题，论述种种不正义比正义更加优越的现象；第二个部分是苏格拉底和他们试图从源头来构建一个城邦，主要谈了教育问题。接上一卷的谈话，格劳孔从三个方面说明一般人对于正义的否定态度。首先是从正义的本质和起源来看。格劳孔的观点是人性有天生的利己性，因为“人人为恶”会导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所以人们形成

社会契约，把“守法践约”成为正义。所以从正义的起源和本质来看，并不是所有人天生有正义的根基，倒是因为一种生存策略，才出现了法律和正义。这种观点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更加全面的扩展。其次是“正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人的行为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人都会选择去作恶而不会去行善，这一点的理论基础和上一点一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最后一个观点是“不正义的人日子要比正义的人的日子好过多了”。不正义的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正义的人，鞠躬殉道，死而后已，大多最后不得好死。这段话看起来很像北岛那句著名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格劳孔的观点最后归结为一句话，不正义的人的日子过得比正义的人滋润多了。

到此，阿得曼托斯又插了一句，“博得一个正义的好名声往往能得到很多好处，即使当事人并不是正义的”。到底正义是什么呢？问题似乎还是有疑惑。苏格拉底建议先考察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再在个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人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由于需要的不同反映在人的天性上就是各个人适合自己干的事情就不同。因此，这种天性的禀赋决定了理想的城邦由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构成。

转入到论述应该如何展开教育这个话题了。古希腊的教育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这里所说的音乐，其实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教育的意思，有点像现在的德育课。从苏格拉底的标准来看，现今的这些德育素材，也就是那些用来教育年轻人的史诗大都不合格。苏格拉底主张对这些史诗进行审查。苏格拉底主张要谴责那些把伟大的神说得丑恶不堪的史诗，禁止诗人宣称痛苦是由神造成的；而且神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不应该将神描写成为能够变化多端，用荒唐的谎言来渎神。最后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大家认可了两个关于史诗的标准，一是禁止宣扬神的秽迹，二是禁止将神说成是变化不定的幻像。总之，神代表正义，任何亵渎神的文字都不应该成为对城邦守护者的教育素材。

第三卷概要：本卷讨论了城邦中谁当统治者、人们如何划分等级以及如何教育和培养统治者的问题。

苏格拉底阐述的中心思想是，为了教育和培养统治者和护卫者，在理想的城邦中，必须把诗歌和故事中的模仿限制在最狭窄的范围以内。对于准备成为军人（护卫者）的儿童来说，音乐教育和体育训练要互相配合，不能只顾一面而弃其它。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分粗暴，而那些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变得过度软弱。只有把音乐和体育配合恰当，以最优比例把两者应用到心灵上的人，才是最完美最和谐的人。

首先，不应该渲染对地狱的恐惧，因为这样会使战士们的勇气动摇；不应该渲染英雄的悲哀，因为使战士们懦弱；应该使教育素材中英雄们有节制的美德。自我克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这样说的：“对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对于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控制饮食等肉体上快乐的欲望。”所以史诗之中，关于纵欲的描写都应该被删除。苏格拉底对于欲望的说法，最主要是指酒、色、财这三者。

接下来，苏格拉底讨论的话题是讲故事（教育）的风格问题。应该教导人们尽可能地少去模仿他人，尽量使用叙述语言来进行教育。苏格拉底眼中的文体有两种，一种是叙述，一种是模仿，一种适合君子，一种适合小人。尽管后者在普通民众之中很有市场，但是它与一个理想城邦的建立不相一致，要极力剔除出去。讨论完了故事的风格问题，苏格拉底讨论诗歌和曲调的形式问题。没有看过这本书，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探讨。实则不然，那只是在寻找那种艺术形式更有利于现实政治。曲调不能过于悲哀，也不能过于萎靡，所以好的曲调不外乎就是多利亚调或者佛里其亚调——两者一刚一柔，相得益彰。乐器也应该只留下七弦琴和短笛。在心灵的教育方面，苏格拉底讲了很多，终于说完了，在身体的锻炼方面。苏格拉底的观点倒是十分简洁：“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人不应该守着病躯苟延残喘，“对于体

质不合一般标准的病人，不值得去医治他，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这就是苏格拉底对于健康的看法，这也是苏格拉底对于优生学的看法。在心灵和身体的教育方面，也还要注意爱智和激情这两者的和谐和平衡。只重心灵的教育，会使人过度软弱，只重身体的教育，又会使人过度粗暴。只有两者的和谐平衡，才能够更好地为城邦服务。城邦的守卫者需要有首脑人物，也就是城邦的统治者。所谓城邦的统治者必须始终关心国家利益，任何时候都决不放弃为国尽力的信念。

第四卷概要：本卷继续谈论教育与培养的重要性、引出城邦和个人的正义。

苏格拉底阐述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城邦的目标是实现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在这样的城邦中最可能找到正义，等到把正义的和不正义的国家都找到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在哪一种国家中生活最幸福了。在整个理想城邦的缔造中，教育和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教育中尤其要注意防止“和平演变”，要防微杜渐。苏格拉底重视教化的力量，而不应该形成逐一的法律条文。因为法律总是有不完善的地方；绕了一大圈，卖了许多关子，苏格拉底终于谈到正义了——苏格拉底对于正义的理解就是“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 原来曾经说过，苏格拉底建立起一个理想城邦的模型的目的是为了由大见小，从城邦的正义，发现个人的正义。那么个人的灵魂是否有城邦中的智慧、勇敢和节制呢？城邦由个人组成，城邦的品质来自于个人的品质。所以苏格拉底展开详细的关于公民个人品质的论述。苏格拉底认为个人灵魂中存在着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同一事物以自己的同一部分在同一事情上不能同时有相反的行动”。正是因为这些品质能够按照一定的职能各司其职，所以，才有了正义。苏格拉底的所谓正义，不论从国家还是从个人的角度论证，都是要让城邦或者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安守本分，惟其如此，方有正义。关于正义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在第四卷的最后部分，苏格拉底讨论不正义。正义可以被认为是心灵的健康状态，而不正义就相反，是心灵的不健康状态。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健康是“合自然的”，而不健康是“自然的”。也就是苏格拉底强调的需要进行后天教化，使人趋向

于客观存在的“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真是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先河。

第五卷概要：本卷主要谈论了共妻共子的制度以及哲学王统治理想城邦的问题。

苏格拉底阐述的核心思想是，理想国中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妇女是不是可以在城邦中承担和男人一样的责任？苏格拉底先从教育讲起，如果要求妇女也向男人一样的工作，那么妇女也应该接受像男人一样的训练，比如在健身房中赤身裸体地锻炼，当然这似乎在当时很难被接受。男人和女人在天然上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却要求他们有共同的职业，似乎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苏格拉底纠正了这个误区，苏格拉底认为所谓很大的差别，其实只是生理上的一些不同，并不影响妇女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职业，她们适合从事哪种职业，最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禀赋不同。当然在这里，苏格拉底也仍然坚持她一贯的观点——妇女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弱于男子的。接着苏格拉底又抛出了一个更加惊世骇俗的观点：女人归男人公有，儿童也是，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共产共妻”之类的东西，对于这个观点，不论是从可行性还是从合理性这两个角度都应该要进行辩论。苏格拉底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证明这个观点。主张良种生育，主张计划生育，而且这个过程还应该是利用一些规则（阴谋）来进行。如果妻子子女都可以共同拥有的话，社会会更加一致，而不存在私有观念，从而增益国家的管理效能。在这样一个共妻共子女的国家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不分彼此，在这样一个城邦历，没有纷争，没有诉讼，没有私有观念。这就是对正义者的最大回报。

苏格拉底主张妇女甚至儿童都应该参加战斗，在战争中惩罚逃兵，抛弃那些被俘虏的同袍，战争中军功多的人可以与更多的异性交配——似乎这和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有点相似。这时格劳孔不耐烦了，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个理想国如何如何好，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国。苏格拉底认为“真理总是做到的比说到的要少。”这与柏拉图一贯的“理念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尽可能使之符合正义，而不要奢望与正义的理念别无二致。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现有的城邦变成理想的城邦

呢？——苏格拉底终于抛出了它著名的“哲人王”理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苏格拉底是这样证明他的这个著名观点的：一个人爱好一件东西，是爱他的全部而不是部分，哲学家爱好的是智慧的全部而非部分。当然，是真正的哲学家。在第五卷的最后一个部分中，柏拉图详细阐释了真理和意见的区别。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无”、表面现象的“有”和实质意义上的“有”。它们分别对应着“无知”、“意见”和“知识”。对这三者的爱好，将人分为愚蠢的人、普通的人和哲学家。这个部分可以看做是柏拉图对他的“理念论”的再次贩卖。

第六卷概要：本卷主要谈论理想的城邦的统治者——哲学家，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必须使他们掌握最真正的知识——善的理念。

苏格拉底核心观点是，哲学家在世界上占少数，他们“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然而，存在这种现象：学哲学入迷的人最后不是成为了怪人，就是成为了对城邦无用的人。对此苏格拉底用了一个譬喻来说明：将国家比作是一艘船，作为统治者的船长应该是精通航海术的人，可是他们却往往被窃据高位的篡权水手称为怪人或者无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往往会被视为异端。哲学家不会汲汲于名利，他之所以能处于高位，应该是有城邦公民去求贤，而不应该是他本人去邀名求利。真正的哲学家不满足于现象和意见，终生追求本质和真理，可是哲学家也非常容易堕落。哲学家天赋败坏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因为那些勇敢、节制、美观、富裕、身体强壮、家世等等这些看上去耀眼的因素。外部环境的喧扰，当权阶层的野心，国家机器的强制——会使一个人成为“社会”需要他成为的人，而不是他应该成为的人。

苏格拉底下一个讨论的话题是“一个受哲学家主宰的城邦怎样可以不腐败？”苏格拉底认为终生研习哲学有益于现世甚至来生的幸福，苏格拉底对大众表示了适度的悲观：“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成为现世，他们看到过的是一种认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哲学家治理城邦的程序是先将城邦和人“擦干净”，然后“制定

政治制度草图”，进而建立起美好的城邦。这种哲学家也许很难避免腐败，但是总会有成功的。所以说：“我们的计划如能实现，那是最善的；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的下一个讨论议题是：城邦的救星——哲学家，是如何通过学习和训练产生？哲学家所要接受的教育，在要求上要高于城邦护卫者的水准，不仅仅只停留在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更要上升到善的理念。当然在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善，有些人认为善是快乐，有些人认为善是知识，关于善的定义，都显得十分混乱。所以要对哲学家进行教育和训练，一定要厘清善的定义。

第七卷概要：本卷苏格拉底提出一个“洞穴理论”，用这个例子说明哲学王的生活道路。

苏格拉底在这里用洞穴比喻可见世界，洞穴外的景象比喻可知世界。二者一切的来源则是“光”——“善的理念”。一旦有人可以到达可知世界，把握善的理念，那么，当他再回到可见世界，他就能够洞明世事，更能够将事务处理得得心应手。所以只有解开这些人灵魂上的束缚，让他们到达更高境界，他们才能更好地为城邦服务。当然一旦到了上层，有些人会沉湎于更高的理性和知识，不愿意下来拯救下层世界的其他人。这类人也不能承担城邦统治者的重任，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整体的幸福”，而不是“某个阶级特殊的幸福”。那些勇于负责的哲学家能够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而且必须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因为城邦对他们寄予重托，给了他们最好的教育。这种统治者，因为已经把握了真正的善的理念，所以摆脱了世俗名利的桎梏，并不热爱权力，又因为他们不热爱权力，恰恰使他们成为最理想的统治者——他们不会用权力谋私利。

苏格拉底接着讨论如何将这种人才带到洞穴上面的光明世界——其实也还是对统治者进行教育的问题。这种人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斗士，可是不能仅对他们进行音乐、体操和手艺的训练，因为这些都是不能引导人们进入可知世界的。所以苏格拉底可是寻找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包括五门学问：算术、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

天文学、和音学。当然这些学问都是一些“序言”，最后引出的正文是辩证法。苏格拉底作为的辩证法是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解开人的灵魂桎梏，从洞穴上升到阳光下的过程。辩证法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论证每一事物的真实存在。在柏拉图的体系中，辩证法是知识的顶端。对于那些基础知识，应该乘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让他们学习，而且应该是让他们主动地学习，而不是被迫地。

第八卷概要：本卷主要对四种有缺陷的政体逐一加以评述。

进入第八卷，苏格拉底拾起了之前被岔开的话题。国家政制问题。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国家政制一共有五类，贵族政制（理想国）、荣誉政制（斯巴达和克里特）、寡头政制、民主政制以及僭主政制。政治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动是因为领导阶层的不统一造成的。为什么政治制度会一步步向下运动？苏格拉底用一种神秘几何数的关系来解释历史周期。神秘几何数会影响优生学。而统治者的继任者素质如果越来越低，城邦也会随着走下坡路。贵族政制的统治者由于内部素质的降低，出现不统一、不和谐，导致好大喜功、爱好战争的人占据统治者地位，贵族政制就向荣誉政制转变。爱好荣誉，在自制力越来越弱的城邦风气中，很容易就会接着转变为爱好财富，这样，这个城邦的政治体制就由荣誉政制进一步转向寡头政治了。寡头政制的特点或者说缺点就是城邦统治者的选举，有着一个财产最低准入机制。在这样的城邦中，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产生了城市无产者，于是出现了乞丐、小偷、盗贼等等人。在这样的城邦中，人们最显著的两个特征，一是崇拜金钱，二是节俭吝啬。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就会使寡头政制进一步滑向民主政制。在贪欲的驱动下，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无耻而怯懦，而贫民最终只有走向一条唯一的出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后，在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制中，每个公民被赋予充分的自由，从而导致每个人各行其是。这种体制表面看起来不错，可是，“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向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

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苏格拉底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建立在“人是不平等的”这一基石上，所以民主体制在他的理论中，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寡头制政体下的统治者过于节俭吝啬，导致他们的继任者矫枉过当，倒向彻底的纵欲。这些人的心灵空无所有，没有理想，没有学问，没有事业心，“他自以为他的生活方式是快乐的，自由的，幸福的，并且要把它坚持到底。”最后一种需要讨论的政制是僭主政制。“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到了最后，“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极端的自由，很快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极端的奴役。穷人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产生了自己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慢慢发展成为僭主，走向独裁。这时候的人民会发现当初他们本希望争取更多的自由，结果“却不意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了。”

第九卷概要：本卷主要谈论了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究竟谁最幸福的问题。

在苏格拉底看来，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必要的快乐和欲望。这些欲望，在睡眠时，它们就得到强化。可怕的强烈的非法的欲望事实上在每个人的心中，甚至在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心中都有，它往往是在睡梦中显现出来的。民主人物一般都还知道节制自己心中的欲望，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则彻底地放纵自己的欲望，从而沦为僭主——铺张浪费、纵情酒色、放荡不羁。这些僭主会象虐待父母一样虐待自己的祖国，他们媚上欺下，永远体会不到自由和真正友谊的滋味。经过讨论，苏格拉底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一个城邦比僭主统治的城邦是更不幸的，也没有一个城邦比王者统治的城邦是更幸福的。”又因为城邦和个人性格之间都是相似的。”所以，哲学王最幸福，僭主最不幸——他们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

苏格拉底接下来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证明“僭主最不幸福，哲人王最幸福”这一理论。城邦分为三个等级，人的心灵也分为三个部分，“爱智”、“爱胜”以及“爱利”。相应的人分为三类：哲学家、爱胜者以及爱利者。这三种人中只有哲学家能够获得更

多的快乐体验，因为接触事物本质的快乐是最高层次的快乐，而且哲学家的手中掌握着判断、推理这些工具，这更有利于他们体验到真是的快乐。终于，讨论回到了原来的发端——“不正义对于一个行为完全不正义却有正义之名的人是有利的。”人是一个不同性格混合在一起的生命体，关键要使各个部分和谐相处，从而达到正义。一旦人性受制于天性中的兽性，那就是沦落和不幸。从苏格拉底的这个理论出发，奴隶天生应该受到“能够自制的统治者”的管理，因为这样对他们更好，这个理论怎么看着有点像澳大利亚那被偷走的一代。所以一开始的管理，一开始的不自由，是为了将来的自由。独裁者拿走公民的权力，冠之以公民还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权力的谎言。所以不正义者如果做了坏事没有被出发，对他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坏事——会让他变得更坏，离正义越远，离幸福越远。所以一个理智的人会处理好心灵和身体的关系，会正确对待金钱，会正确对待荣誉，这种人不会再现在那些僭主横行的城邦，他们只会出现在“理想国”之中，不管这个理想国是现在能实现还是将来才能实现，或是永远不能实现。

第十卷概要：本卷主要谈论一些关于灵魂不灭的思想。

在这一卷的开头，苏格拉底将话题转向了对诗人的批判。诗人崇尚模仿，但是他们模仿的却并非事物的本质，他们模仿的是理念外化的具体事物。所以，他们距离真理隔了两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诗人却因为他们的模仿似乎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这些诗人只是似乎懂得而不是真正懂得。他们不能象医生那样真正治愈病人，不能象立法者那样治理好国家，不能象将军那样指导战争取得胜利，也不能象智者那样给人关于真理的教育。对于一个事物来说，真正的知识掌握在它的使用者手中，制造者则是遵从使用者的教导来获得正确的信念，至于模仿者，他们不可能获得知识或者正确的意见。所以模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人的心灵内部充满冲突，理性要求人克制，情绪则将人拖到另一个方向。模仿大多针对的是情绪，而很少涉及理性。所以苏格拉底主张将模仿者，包括诗人、画家，驱逐出城邦。因为他们会

蛊惑城邦统治者，软化人的心灵，使人变得情绪化，从而远离理性。既然诗的特点如此，所以必须将诗驱逐出城邦。在这里，苏格拉底还谈到了诗和哲学的冲突。诗不能证明自己的真和善，我们必须抵制诗歌。最后一个苏格拉底要论证的话题是“至善所能赢得的最大报酬和奖励”是什么。苏格拉底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灵魂是不朽不灭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神论观点。苏格拉底的论证认为，事物之所以会被毁灭，是因为事物内部的恶，而绝不可能是事物外部其他因素的力量。“不正义、无节制、懦弱、无知”这些因素都会使心灵变恶，但是它们不能毁灭心灵。一事物是不会被他事物的恶所灭亡的。心灵或者灵魂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无论特有的恶还是外来的恶，都不能毁灭它。所以，灵魂必定是永恒存在的。既然是永恒存在的，就必定是不朽的。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灵魂的本质就在于爱知，正义本身就是最得益于灵魂自身的。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正义者终将获得正义的报酬，不正义者终将得到不正义的惩罚，套句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到了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苏格拉底讲了一个类似《神曲》的故事，其实这种因果报应的故事，在中国的公案小说当中，也经常出现。无非就是生时造的孽，死后就会有报应。美德任人自取，你选择怎样的生活，就会有怎样的来世。没有想到的是，这么恢弘大气的一本书，最后难免沦为因果报应的说教。从这个角度看，《理想国》也只是一部两千多年前的书，对神的敬畏，对神秘力量的恐惧，自然难以避免，所以我们也只能取其精华，取其糟粕了。

总的来看，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不可能实现的。里面有很多不现实的主张，比如共产共妻之类的；里面也有很多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东西，比如思想钳制等等。当然这本书也有很多伟大之处。比如里面的理念论，直到今日，仍然是哲学中的一大流派；又比如说，关于辩证法在教育中的作用，直到现在也是命题论证的一种重要方法。柏拉图至少是一个有伟大理想抱负的人，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值得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