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互联网+”的概念从官方正式提出到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已在我国风行一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进行了预热。另一方面，当今技术变革日新月异，新商业模式加速涌现，每每拓宽人们的想象空间，使得人们对新生事物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普遍持有开放的态度。“热议”“好奇心”“开放”更是折射出了各界对“互联网+”的高度期待，而这种期待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正是我国制造业在新技术狂飙突进的时代中艰难地转型升级。

我们认为，“互联网+”并非一项横空出世的颠覆性技术，也不是难以触碰的思想火花，而是人类社会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的最新进展，将引领工业发展水平向更高层次跃进，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跨时代的影响。

技术经济范式视野下的“互联网+”

按照通常的历史观点，人类社会进入18世纪以来，经历了2～3次非连续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逐步走向丰裕、文明。虽然这种观点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接受，但是这种观点在学理上仍然未能充分解答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莫过于为什么会出现技术革命，以及从技术革命的出现到工业革命的完成中间发生了哪些规律性的变化。演化经济学家以技术创新理论为分析框架，重新研究了工业革命史，用自洽的理论和详实的史料证明，工业革命不是因为偶然出现的技术大爆炸而自发发生的，从新技术的出现到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也不是水到渠成的过程，而是技术经济范式承前启后的转换过程。

技术经济范式是指产业最高效、最广泛利用新兴技术的最佳实践模式。一个完整的技术经济范式包含了影响产业体系的通用技术，通用技术扩散所必需的核心要素供应和基础设

施以及生产管理组织。只有这些构件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才能算得上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革命。利用技术经济范式概念，演化经济学家把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发展分为前后五次技术经济范式，分别是：英国革命时代（1771年阿克怀特工厂开工），蒸汽与铁路时代（1829年“火箭号”蒸汽机组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线上试车），钢、电与重型机械时代（1875年匹兹堡卡耐基—贝西莫钢铁厂投产），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1908年底特律第一台福特T型车下线）、信息与电信时代（1971年加州第一个英特尔微处理器问世）。在此基础上，演化经济学家还归纳了两条“历史规律”。其一，从时间上看，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经济范式与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吻合，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经济范式与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吻合，即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包含了两次技术经济范式。那么，可以推断当前加速酝酿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是第五次和第六次技术经济范式的组合。其二，每次技术经济范式都持续约45～60年，恰巧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周期大抵一致，因为技术经济范式转变很可能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原因。更进一步，演化经济学家把每次技术经济范式分为两个时长约为20～30年的阶段，即导入期和拓展期，用于分析每次技术经济范式演进中产业结构与基础设施的变迁。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五次技术经济范式拓展期与第六次技术经济范式导入期切换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传统产业生产效率低下，产能大量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仍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最为集中，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派生出的问题累积叠加。

把“互联网+”纳入上述理论框架和历史经验之下加以审视后，“互联网+”很可能是支撑第六次技术经济范式的通用技术之一。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互联网+”自身演进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与趋势。“+”代表了互联网自身的形态演进，即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发展至当前的物联网（或工业互联网），联网设备已经从十亿级别发展到千亿级别，互联网正逐渐向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存储和网络演进。二是“互联网+”

具有与历次技术经济范式中通用技术相似的潜在功能。“+”代表了互联网技术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各行各业，不仅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等快速涌现，而且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也有巨大的潜力，或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方式等。

“互联网+”给制造业带来的机遇与我国面临的问题

一旦把“互联网+”设定为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通用技术，那么就可以在演化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指导下，思考本文第二个和第三个研究问题。

技术经济范式中通用技术对制造业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承载通用技术的新型制造设备的先进性，可以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二是新型制造系统改变既有的生产方式，从而带动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后，将会为产业开启新的“设计空间”，为我国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带来新的机遇，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领制造业产品的智能化和网络化。“硬件+软件+网络互联”正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基本构成，日益呈现出个性化和差异化趋势。例如，消费领域的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电、智能家居，工业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智能专用设备以及新型传感器、视觉识别装置等组件，智能化和网络互联功能不断增强。智能产品能够通过网络实时和厂商、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或上层智能控制平台等通信，拓展产品功能和延伸服务需求。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生产和管理流程智能化。企业内部制造流程将整合至一个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平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机器设备和数据信息互联互通，为优化决策提供支持，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制造业的柔性进一步提高，使得大规模定制在经济上可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第三，推动我国制造业研发设计的网络化协同发展。网络协同研发设计变得可行和更加容易，研发设计部门和生产制造部门的界面信息进一步整合，实现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

的协同，客户可以通过网络参与在线设计融入个性化需求。因此，“互联网+”与制造业在研发价值链环节的融合和应用，能够大大缩短研发设计周期。第四，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组织关系的变革。企业组织呈现出扁平化趋势，不同层面的数据和信息均能够通过网络系统便捷地进行传递，使得企业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响应。企业间组织趋于模块化，数据信息快速传递，最大程度降低信息成本，重塑产业价值链。第五，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制造过程高度数字化，产品数据全生命周期集成使得大数据应用到服务价值链环节。企业通过互联网及时获取消费者需求从而实现服务型制造，“私人定制”“按需定制”和“网络定制”等服务模式将更加普遍。

与历次技术经济范式中通用技术拓展面临的问题类似，“互联网+”的拓展与应用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核心要素能够廉价且大量供应，二是与通用技术相适应的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三是新旧制度斗争中能够降低通用技术应用成本的新制度能够快速确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互联网+”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我国“互联网+”核心要素底子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传感设备、智能装备和数据服务是“互联网+”的核心要素，我国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快发展步伐。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对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开发能力较弱，与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信息技术企业合作不紧密。“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制造技术将是更为复杂的技术体系，需要跨学科的高端人才。目前，我国先进制造技术人才与软件系统集成人才相割裂，即往往存在懂制造技术的不懂软件控制，而懂软件控制的不懂制造技术，对两者融合有深刻理解的复合型高端人才极为稀缺。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较弱，信息安全风险大。实施“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迫切需要加快建立能够承载海量数据交换的高质量网络基础设施。目前，国内制造业企业内部网

络基础设施较弱，离建立符合互联互通要求的实时、高效、灵活网络的差距仍然很大。国内宽带互联网络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升级，以满足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下对在线设计、营销和服务等各种需求。“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后，全产业链都将实现数字化管理，需要高度安全的网络环境，以确保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等数据信息安全。目前，我国能够为工业互联网络提供系统和设备保护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解决方案供应商不多。网络安全核心技术、安全芯片和关键网络控制设备受制于人，进一步放大了信息安全的风险。

我国“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标准制定滞后。发达国家“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的起点较高，德国和美国分别对“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制定了标准，极力推动工业领域的示范应用，加快对外技术和标准输出，争夺全球标准的主导权。而我国制造业智能化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发展层次差异巨大，“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融入将呈现极大的阶梯性，加大了我国制定统一标准和参考规范的难度，使我国在标准竞争和未来技术应用中处于不利地位。

政策建议

立足于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以解决“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抓手，结合历次技术经济范式中成功国家的经验和当前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战略部署，我们提出如下几点的政策思路供进一步研究。

一要加强顶层设计。“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涉及大量公共物品的提供、数据信息的整合与标准的完善，有必要以国家战略的方式加以协调。二要加大技术突破。加快创新资源要素集聚，支持开展“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标准、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搭建“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公共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强技术人才培训，实施终

生学习计划。三要加大金融支持。设立“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吸引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对系统集成商和制造业用户联合研发和示范应用给予扶持；成立产业引导基金，引导风险基金、金融机构有序进入“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领域；探索新的投融资方式，升级通讯基础设施。四要推进试点示范。积极开展“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等环节的应用；推进异地协同研发设计、生产网络控制、供应链智能化管理、协同电子商务、在线实时监测和服务等试点示范。五要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与上下游制造业企业的联系，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常态化的技术交流和对接，加速“互联网+”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推广。

最后，值得警惕的是，历次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都伴随着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我们鼓励“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必须有序引导投资，加强金融风险管控，防范经济发生剧烈波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厦门市发展研究中心中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