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权 私权之关系

浅谈公权私权之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历史演进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一直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矛盾发展，这种进程在主观理性领域的释放则体现为私权利与公权力的不断纠合、对峙、妥协，这条历史轨迹也决定着不同路径下各民族国家的法治实现方式。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公权与私权孰多孰少、孰主孰次，公权介入私权社会的程度大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都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权利和权力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

1、古希腊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复合

在古希腊城邦，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其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复合的，公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相融的。城邦既是国家又是社会，人们参与城邦生活，就是他们的利益得到满足、自我得以实现的最理想途径。人既被看作是“社会动物”又被视为“政治动物”，私人生活就构成了国家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生活则使私人生活获得了最高表现和升华，在这种状态中，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密不可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当然也失去了划分的基础与前提。

2、古罗马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初步划分

在作为古希腊文明传承者和“姐妹文明”的古罗马，产生了公私法的第一次主观划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事实上，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公私法的初步划分意味着公权力与私权利各自的存在领域得到了人们的理性界定。

“罗马人对国家和个人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它们各自有其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是社会性存在的一种必须的和自然的框架，但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才是罗马法律思想的中心。与此相应，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被认为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目标。国家因此被视为一个法人，它在确定的界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公民也同样被视为一个法人，他拥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受别人以及政府自身非法侵害的权利。”为实现上述目标，注重实践的罗马人在制度层面上架构权利实现和救济的具体途径，从而使得私权的观念固化于法律规范之中，内化为一种社会性的信念，融会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架构中。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宣称：“我们所适用的全部法律，或是关于人的法律，或是关于物的法律，或是关于诉讼的法律。”其中，“人”是私权利的主体，“物”是私权利的客体，“诉讼”则是据以维护私权利的救济手段。

3、中世纪时期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吞噬

公元5世纪的蛮族入侵，彻底打碎了罗马文明。继之而来的中世纪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高度重合、公权力对私权利吞噬的黑暗时代。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全部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孔不入，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社会之中。古罗马一定程度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随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诉诸神意的裁判方法，是专制者的独断和教会的仲裁。在这种“黑幕”之下，一方面是分裂、野蛮和战乱，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神圣力量的极力扩张。神权、王权和贵族权凭借领主分封制，把政治原则彻底社会化，使得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私人生活领域、私人利益和要求完全屈从于政治附庸地位和关系，从而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包容、吞噬和同化。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

4、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完全分离

马克思认为，近代世界是抽象的二元论，即表征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直接分离和二元对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及发展，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野日渐凸显，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开始形成一种紧张的分立、对抗、制约与平衡的关系，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最终成为现实。

近代资本主义是市民社会极显张扬与政治国家消极妥协的自由主义世界。在这个自由世界中，首要的根本构造是“自由的个人”，这些从封建的或绝对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自由个人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原动力。同时，脱胎于政治国家的面对绝对主义权力而主张自己获得自由的近代市民社会，是以经济的自律为基础的。这样，市民社会的崛起必然使得财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生活摆脱政治国家的控制，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开始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行使界限开始廓清。私权利获得自己独立的存在空间与合理性基础，并建立起体系化的权利救济途径与开放型的权力对抗路径。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在人类历史上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关注，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利益标准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最具代表性并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二是黑格尔所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三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1、洛克“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理论中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理论范式的总体特点为：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提供论证，为制约和控制国家政治权力提供学理基础，进而建构起“有限政府”和“有限国家”的近代政治架构和理论范型。

洛克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产物，而国家则是社会中的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建构的。在他看来，人们生活的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美好境界，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但是，在自然状态下，缺少一种大家所接受和承认的是非标准和裁判纠纷的共同尺度，缺少依照既定的标准评判争执的公正的裁判者，缺少保障这种判决执行的权力。于是，人们为了克服上述缺陷，解决生活中的冲突和维护其权利而订立了社会契约，缔造了政府。而且，人民为了保护自身而通过多数同意的社会契约让渡给国家的只是其部分权力，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而主权依然在民。倘若国家违背契约而滥用权力侵吞市民社会，后者就可以依凭主权收回曾让渡的权力，推翻旧政权。因此，国家之于市民社会，只具工具性的功用，是手段而非目的。

洛克式的架构，体现出了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和政治权力的极度怀疑和高度不信任。这种构架的基础便是私权利是公权力的本原，因此这种范式的核心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个人权利的崇尚。国家权力的内在规定性必然使其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相冲突，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这种思想导向的内在逻辑展开便是，既然市民社会的个人权利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那么为了避免国家权力本身基于其内张性或政治活动可能具有的特定目的会渗透市民社会，进而侵犯个人权利，人们有权利怀疑并推翻现有的权力权威。同时，透过市民社会外于国家的规范框架，我们可以看到私权利的绝对自由性以及其不需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的导向。总之，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架构，意味着国家对市民社会只限工具性的作用，而且市民社会透过对其自身先于国家的身份之规定或对国家权力源之规定，在根本上构成了对国家侵吞市民社会的可能性的抵抗甚或革命的力量。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关系范式同时也存有很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洛克构筑的框架内，国家只是“守夜人”，整个市民社会的兴衰都取决于盲目性、因果性的“看不见的手”，结果是导致经济领域间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因少数垄断的出现而导致的透过经济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控制——从对私权利绝对保护的维度构置的公权力与私权利配置方案最终导致了私权利内发性的破坏状态。

2、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的，是个人私利欲望驱动的非理性力量所致的状态，是一个由机械的必然性所支配的王国，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而不是由理性人构成的完满的状态。而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和“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垄断了一切道义资源。这样，对市民社会这种不自足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即国家。因此，国家是绝对的，它体现而且只有它才体现伦理的价值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理想国家不是维系和完善自然状态的工具，

而是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因为国家绝对不是一个仅为功利的机构，相反，国家是目的，是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的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黑格尔认定国家或政治的至上地位以及一切问题都可最终诉求国家或依凭政治而获致解决的观点，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极易被集权统治所利用。在集权统治下，市民社会因被完全政治化而被统合于国家之中，并被彻底扼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任意干预达至极限，私权利沦为公权力的奴隶，对此已经由历史无情地做出了验证，法西斯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正是通过对黑格尔这一理论的极端化而表现为国家绝对至上和国家赤裸裸地全面统合市民社会，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践踏成为血的事实。

3、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中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理论范式，是在批判黑格尔颠倒的思辩法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他通过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工具的批判性改造，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与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哲学分析范式。

马克思运用社会实证和历史实证的方法，从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自身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彼此对立的关系性质、经济基础、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意义。马克思彻底否定了黑格尔提出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因之，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和原动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存在形式。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种关系从两个角度决定了社会结构的近代形态，也决定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关系：一方面，在私人利益的整合关系中，社会应形成以实现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组织体，形成个人利益相互对抗和协作的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政治国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私人特殊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它是国家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