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提纲: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2.《唐律》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发展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1.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特点。
五、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摘要: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关键所在,是追求客观真实,实现审判目的,保护合法,惩戒违法的前提。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下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项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刑事证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探究，可以明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供参考方向。本文以时间顺承方式对从我国奴隶制时期到当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及其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刑事、证据、制度、历史、发展
正文：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中国奴隶制时期所实行的证据制度与同时期其他亚欧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局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曾采用过神示证据制度的某些做法。但总体来看，神示证据这种证据制度在我国适用较少，消失较早。
从相关史料来看，在我国奴隶制时期“法官”判断证据和认定案情，重要根据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以“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据《周礼·秋官·小司寇》和《尚书·吕刑》等史料记载，当时办案时，须“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所谓“五听”，是指“法官”在办案时，分别从言辞、脸色、呼吸频率、听到询问的反应以及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分析各方的证言真伪。
这种裁判证据的方式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司法经验总结的成果。其中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不乏存在合理的因素。表明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注重对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当时所实行的“五听”，相较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的神示证据制度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与同时期其它亚欧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因而，刑事证据制度也同样大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诸多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定证据制度的影响，而是实行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自“秦灭六国而定一统”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正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中央集权不断强化，中国的封建法制也日益完备，有关于刑事诉讼的法律规逐渐定型，形成了独特的刑事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时代的证据制度，尽管在法律出现了个别法定证据制度的规则，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被告不合拷讯时“据重证定罪”，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并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法定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法官个人决断。并且，历代法律都将讯囚和刑讯规定为主要容。
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被告人认罪的口供是最诚实可靠的，并逐渐形成了“无供不录案”的惯例。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刑讯逼供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为逼取口供而实施的刑讯的手段尤为酷虐。当然，封建统治者也深知，毫无节制的刑讯必定会造成冤案，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朝的立法也在不断总结经验，试图对刑讯有所限制，由此而形成了“适度刑讯”的法律制度。
除了口供至上的证据思想以外,封建时期的法律制度还对“疑罪”、“诬告”等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在对“疑罪”的处理上，封建法律继承了奴隶制法律“疑罪从铜赎”（《尚书·吕刑》）的精神，即疑罪惟轻和实行有罪推定；在对诬告和作伪证者的处理上，我国历代封建法律都加以严格禁止,和进行严厉惩罚。
2. 《唐律》、中国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制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一部法典。《唐律》中的《断狱篇》,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一部刑事诉讼法,其中总结历朝律典有关运用证据的经验,对于“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作了明确、详尽的规定。主要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刑讯的条件。《唐律》规定:“诸应讯因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考讯。违者,杖六十。”《疏义》对这一条的解释是:“拷囚之义,先察其情,审其辞理,反复案状,参验是非。'犹未能决',谓事不明辦,未能断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不以情审察及反复参验而辄拷者,合杖六十。”
二是刑讯的方法。?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持掠者,杖一百;杖过数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这条规定定的基本精神是拷
讯应有节制，以防拷掠过猛面使被拷问者立毙杖下。
三是刑讯的扩大适用。拷讯的制度不仅适用于被告人, 而且可扩大适用于原告人。为此规定: “诸拷囚限满而不承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其立法的意图是为了防止诬告，因而在被告人的罪行无法证实时，原告就成了反拷的对象。当原告被拷打而不承认诬告时，便将原告与被告一起“取保并放”。至此，案件也就不了了之，是非曲直便成了一笔糊涂账。
四是拷打的部位。《唐律》为防止滥用刑具和滥施拷打,在《狱官令》中明确规定:“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拷讯者亦同。笞以下,愿背、腿分受者,听。”决罚如不依此令者，即“不如法”，依法要对行刑的官吏予以轻重不等的处罚。
五是拷讯的杖具。《唐律》规定:“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 小头二分二厘。”如果使用的杖具,其长短、粗细不依令者,也视为“不如法”,依法要对行刑官吏子以处罚。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形成
清末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阶级,为求生存在外压力之下被迫实行推进近代化的某些思想原则和措施,在这一近代化进程中,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的巨大压力和清庭开明分子的积扱推动下，为了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具有浓厚模仿色彩的刑事诉讼法典草案轮番出台。但由于传统政治制度及法津文化的深重积淀，也由于清末国局势的极度动荡,先后拟就的刑诉法律草案都未能颁行只有一些过渡性法规具体指导着各级新式司法机构的活动,但要遗留下来的法律容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乃至国民统治时期的法制。成为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渊源和基础。
从清末到北洋时期,包含有证据法律容的法律仅程序法即有六部,另外还有一部分证据,法律的容见于民事刑事实体法及清廷最高司法机关院颁行的判例和解释例。上述几部法律,除《刑事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实施外,其他五部法律都在近代时期生效。在上述几部法律里面,关子证据制度的法律条文的容量颇为可观, 尽管清末时期的《刑事民事诉讼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容还比较
简单,因而关于证据方面的容还不太丰富 ,但稍后颁行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的容已相当详尽。北洋时期的刑事诉讼条例及民事诉讼条例基本上仿照清末的两部诉讼律草案制定而成 ,因而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同
清末的两部诉讼律草案相差无几。
清末民同时期的证据制度作为中国传统证据制度近代化的初始阶段,其存在
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这种初始性在证明标准方面表现为立法没有就证明标准进
行正式的规,甚至没有出现证明标准这一概念,但相对于封建时期的证据制度 ,近代的证据制度对司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毕竟出现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要求当事人用证据证明的主要事实必须要达到能够使法官产生强固心证的制度。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
刑讯文》明确提出废除刑讯和体罚, 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和资产阶级人道
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中国证据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上文所述清末修律中, 《大
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都有较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两部草案还未
来得及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清政府就已经灭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体制,推翻了帝制,意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大总统表明了修订法律的计划, 但
是根据当时的局勢,在时间极为紧迫的情况下,有条件的援用了清末的法律,自由
心证制度也在被援用之列,但临时政府存续时间较短,対自由心证制度在法律和
实践上的发展不甚明显。
1912年4月5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迁往北京,被称为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初始沿用清末修律得来的法律草案,后来成立“法律编纂会”,至1914年2月成立“法律编査会”, 1918年4月改设“修订法律馆”,在1921年
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修订后改称为《刑事诉讼条例》、《民事诉讼条例?,与上述四部草案相同,条例原则上也采用自由心证制度,
民事上也保留一定的法定证据为补充, 条例的颁行,使得自由心证制度不仅仅,
是一个书面化的概念,还得以在社会中得到实践。
国民政府时期,极力仿效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诉讼法典.推行自由心证制度。其证据制度是形式上的自由心证与实质上的口供主义、刑讯逼供相结合的混
合体和大杂烩。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各项法律在实际上也没能够
得到统一适用,这种情况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改善,首要表现在立法上,国民政
府在1928 年统一全国后,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其第233条明确规定“证据由法院自出判断之”, 经过修订之后,于1935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 其第222条规定“法院为判决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査证据之结果,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之真伪,”同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269条也对自由心证制度作了规定,即“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断之”,国民政府时期,在司法实践中对自由心证制度的运用较多,甚至形成了关于该制度的判例, 描不完全统计, 该时期在自由心证制度名下的案例多达数百个,容渉及到运用自由心证制度过程中的诸多方面。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中国当代证据制度是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就是“现代”。因此，在中国“当代”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同时，从空间上看，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证据制度也属于我们研究的畴,本文主要介绍中国大陆地区的当代证据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证据法律规虽然不完整、不规，但是它所确立的证据制度的的基本原则，为我国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证据制度是在废除民国时期旧司法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创建工农民主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之时,就在诉讼活动中提出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诉讼活动指导方针。为了防止错捕销判,专门对审讯方法作出了规定，坚决废除肉刑,不得仅凭口供捉人,要求采用“收集确实证据”及“充分的证据”等有效的取证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这些规定有关证据法律并不规、不系统、不完整但是,在工农民主政权创建初期,能够以实事求是作为中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和把口供视为“证据之王”的做法，其意义是重大的,它为我国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证据制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和决定中，始终强调办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等原则。除了上述外,特别强调这些证据原则同时适用被逮捕人, 甚至扩大到适用任何人。中央之所以三令五申反复重申审判采取证据主义, 不重口供,不准对逮捕人施以侮辱、殴打及刑讯逼供、强迫自首等要求, 是与当时党发生的错误路线斗争直接有关,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是在同错误路线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解放战争中,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扩大,各地人民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明确规定: “侦査的主要任务是: 收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若被告人仅有嫌疑,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确有犯罪时, 即不能论罪判刑。”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一节取证规则 一、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与渊源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意指任何人都没有协助他方证明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义务，而且侦控机关亦不得强迫任何人负此项义务。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二、证人须履行作证义务规则 证人作证的国家义务 证人作证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立法原因 制度保障缺失原因 文化传统原因
三、证人特权规则 1.含义及其体现 证人特权规则，又称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意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 ☆禁止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近亲属之间的特权 ☆基于公务秘密的特权 ☆基于职业秘密的特权 2.证人特权规则的价值基础 3.证人特权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四、令状规则 1.令状与令状规则 所谓令状，是指记载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文书。 令状规则，则是指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和检察官只有获得了法官签发的令状的许可，方可执行逮捕、搜查和扣押收集证据的任务。 2.令状规则的历史源流与现世体现 3.令状规则的理论基础 ☆令状规则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结果，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与精神 ☆令状规则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司法保护的原则和精神 4.令状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第二节查证规则 一、直接和言词规则 1.直接和言词规则的含义和要求 直接规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场规则”；二是“直接查证规则” 言词规则又称为“言词辩论规则”，是指法庭审理活动的进行，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这一规则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参加审判的各方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从事审理、攻击、防御等各种诉讼行为；二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浅析法定证据制度
浅析法定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灵魂，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基本涵义是指关于证据概念，种类及运用证据之规则的总和。证据制度具体体现在各类诉讼法典和其他法律之中，包括证据的分类制度，证据的收集、查证、认证及证据保全等制度。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证据制度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通过证据制度的各项规则，明确应受追诉者，保护无辜者。因此，完善证据制度对于实现法律的最终目的，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证据制度决定着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司法制度先进与否关键在于其程序制度能否有效地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核心必然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因此，要较大程度地实现实体公正，即诉讼最终结果必须以先进的证据制度为保障。由此可见，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最终决定于该国证据制度的发展状况。 在国外，证据制度作为诉讼法的一项基础制度，广受关注。相较而言，我国的证据立法尚不完善，证据理论研究也还处于初步阶段。我国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充分，可靠的证据为根据，准确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精神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对于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逐步转变，公民的权利观念日趋增强，尤其是我国庭审方式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已不适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市场观念、个人本位已深入人心。在此情况下，人们对行为的判断更为理性，从而对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要求更高。因此，司法实践迫切需要以科学、完备的证据规范排除诉讼过程中的意外因素。我国原则的证据立法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新情况。 其次，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诉讼制度有了较大的改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诉讼法体系。它以各诉讼法典为基础，辅以大量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各诉讼法律制度大多处于良性发展之中。但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明显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要想使我国诉讼制度改革取得进一步推进，必须对作为诉讼制度核心的证据制度进行改革。 证据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首先从宏观上加以分析 第一，我国证据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
证据制度史比较
中外证据制度比较 内容摘要：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在我国，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但是，在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时候，证据制度却较少得到关注。 关键词：证据，神示证据制度，制度史，证据种类 一、国外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神示证据制度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凭借神的各种启示来判断案件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示制度曾普通存在于亚欧各国的奴隶社会，甚至在欧洲封建社会早期还保留神示证据制度的残余。 在奴隶社会时期，诉讼采取控告式诉讼程序，起诉权由私人掌握，原告、被告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对立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争执不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加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正确认识人类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那时人们信奉神灵，认为神是人类的主宰，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最公正的。因此，对于难以查明的案情，难以决断的争议，便求助于神意来判明是非和解决争议，并以此为基础对案件作出判决。 由于神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抽象物，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神意只能通过人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十字形证明以及卜筮等，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具有代表性显示神意的方式。但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民族区域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
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
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 我国的证据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是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日益加强，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我现行的证据制度越来越表现出与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一面，一些法学界人士对此也提出了诸多疑义。笔者从事审判实务多年，在这其间对我国的证据制度感受颇深，我们现行的证据制度确有许多缺陷需要改进。一、证据是诉讼灵魂。证据是理所当然的诉讼的核心和灵魂。所有的诉讼都应是围着证据展开的，所有的裁判文书都应是以证据为依据。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整个诉讼活动不过是玩弄证据的艺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过份。所以谈到证据制度的改革，其实就是谈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994年笔者开始从事审判工作，这时法院的审判方式基本上表现为纠问式审判方式，审判员的庭审中法庭调查阶段的思路大致是：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向原、被告发问→原、被告举证→原、被告相互发问。至于质证、辩证因大多数审判人员认为是属于法庭辩论而在调查阶段被忽略，对证据认定，在庭审中几乎是不多见的。幸喜，随着我国这些年审判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法院的法官终于从纠问式审判方式中走出来，在庭审中更趋向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法庭调查阶段的思路大致是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原告举证→被告质证→法庭认定→被告举证→原告质证→法庭认定→原、被告相互发问，而向原、被告发问原先必经的程序在庭审中已不常见。现在看来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也终于走向正轨，证据制度也由审判制度的分支成为核心。二、证据基本特性的划分。谈到证据基本特性，无非是谈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也有的学者提法为客观性、因果性、合法性）。笔者认为将证据基本特性归为这三性是混淆了证据的实体与程序的关系。证据三性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证据的三性是指作为定案的证据要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这一观点在审判实践中实在难以操作，在审判实践中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确是案件的主要证据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无效的合同因其内容不合法，而我们要否定它作为定案的证据，那我们应依据什么证据来判案，而我国法律规定无效合同应由有过错方承担责任，但无效合同在诉讼过程中不作为定案的证据，要过错方承担责任也就变成无证据支持，因而过错方可以不承担责任，造成了审判陷入两难境地。尽管这样有的学者仍坚持认为“证据的法律性决定了证据的许可性，只有符合了法律的要求，取得了法定的形式，为法律所许可的与案件的联系的客观事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摘自《证据学》，胡祥福主编）。笔者认为证据的基本特性应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划分，所谓证据的实体性是指证据本身所具有证明力的性质，它应包含以下内容，证明案件实体上的证明力和案件程序上的证明力。在证据的实体性中证据应具有以下特性：客观真实性，关联性。证据实体中的合法性与否不应列入其内，如无效合同应列为定案证据，作为证据的无效合同证明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证明合同无效的证据，因此我们不能否定无效合同作为定案证据，由此也可以得出证据实体合法与否不影响证据作为定案证据的效力。所谓证据的程序性是指证据具有能否成为定案证据的性质。它应具有以下特性：（一）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用非法手段、非法途径取得证据是为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如刑讯逼供、欺诈等手段取得的证据和通过赌博途径取得欠条都应禁止。强调证据取得合法是为了充分保证证据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作为证词的真实性才能得到保障。前不久，笔者看到一文，文中作者建议仅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笔者对此观点极不赞同，如此观点成立，必然是刑讯逼供成为合法化，那将是我国法制的一个大的退步。（二）表现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凡是作为证据的材料，必须是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证据法定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大同小异，如物证、书证、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勘验笔录等。证据的法定形式离不开证据的内容而单独存在。证据如果没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即使是它具备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龙宗智.doc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龙宗智-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如刑诉法第４３条明确禁止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１、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格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不使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２、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亦可能妨害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因为“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 对非法人证的确定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对那些整个证据材料的基本内容、或者主要内容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完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庭审调查。如果已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性，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考虑。但对仅有某些调查询问方式不妥（如某些询问具有不适当的诱导性），则只需排除不妥的询问内容，其他部分，如诉讼对方不提出异议或缺乏合理的反驳根据，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就非法获取的物证，包括根据某些不合法、不妥当的询问所获得的物证（如根据口供找到作案工具），在我国应当采用另一
种方式处理。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的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这种做法在我国社会背景下尤其不会被认可。加之，我国刑诉制度对搜查、扣押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灵活性很大，是否违法难以界定。例如就搜查问题，我国刑诉法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及其他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刑诉法第109条、第111条）据此，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斟酌处理权，实际上可以对它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任何地方包括人身进行搜查而无须出示司法令状。在侦查十分灵活同时对强制性侦查手段缺乏司法令状制度的情况下，要求贯彻非法物证排除制度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实行这一排除规则的美国，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如：1、搜查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经一名司法官员批准； 2、获得搜查证必须有正式的申请，而且必须以宣誓或者正式作证的方式来进行。向司法官申请时必须说明要搜查的地方，要扣留的物品，被扣留物品主人的情况，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根据。 3、搜查的范围必须作严格的限制。搜查证必须具体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和扣押被认为违法，即使确系罪证，也应在诉讼中排除。除非符合某些例外情况，如符合“一览无遗”法则——警察能直接看到应扣留的罪证而无需搜索，同时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被扣押物品的嫌疑人。这说明，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使用除了必须有特
证据制度
论我国的证据制度问题 内容摘要：证据是正义的基础。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当代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广义上的证据制度是指规定证据、证据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上则仅指证据制度类型。人类历史上，证据制度经历了从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神示证据制度因其的不理性和野蛮性而被历史所淘汰，而法定证据制度也因其的过分僵化和机械性而被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所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经历了传统自由心证和现代自由心证两种形态。传统自由心证由于其的过分强调法官自由裁量，不加任何形式的限制，而易导致司法的任意性 长期以来，我国受原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影响，而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要求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客观真实”为标准，强调法官判案必须以案件的客观真实为依据，赋予法官极大的审查判断权。这种过分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要求，实际上是不符合我国的诉讼实际的，在本质上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认识规律的。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改革和完善证据制度已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对于证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深入地研究，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法律真实法官心证 一、证据制度的概念、种类、分类、作用及历史发展 （一）证据制度概念、种类、分类、作用 所谓证据制度，广义上是指规定证据、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以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国关于证据的一系列的规定、规范的总和。而狭义上的证据制度是指证据制度类型。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 证据的种类主要有以下9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笔录、视听资料。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证据可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本证和反证等。 证据的作用：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和审理，以及定罪判刑和正确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司法人员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是迫使犯罪分子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有力武器。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时，证据是解决发生争议案件的事实基础，人称“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充分地说明了证据的地位和作用。另外，证据还是对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工具。 （二）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以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为依据，参照欧洲大陆证据制度的发展模式，对外国历史上出现在过和现实中仍然存在的证据制度，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1、神示证据制度 所谓神示证据制度是指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其是与弹劾式诉讼程序相适应的。这种证据制度发端于亚欧各国的奴隶社会，在欧洲甚至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其基本的形态是让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履行一套既成的形式或仪式，如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等，再根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况或履行后的结果来断定案件的是非曲直，解决民事纠纷，将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委诸于神的裁判，十分的野蛮和愚昧。在神示证据制度下，对事实问题的裁判是交由神灵来完成的，法官的任务只不过是对神灵显现的答案予以宣示罢了。“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所以，在神示裁判制度下，对于事实裁判而言，证据并非裁判的必要条件，裁判的关键在于“神灵指示”而非反映纠纷事实的证据，是“非理性”的。 2、法定证据制度 法定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在否定神示证据制度基础上出现的，其基本内涵是指一切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对证据的取舍和运用均由法律预先明文规定，法官在诉讼中只需依据法律的规定被动、机械地计算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规则的规定并据以认定案情，而无权依照自己的认识和思维自由判断证据。法定证据制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与神明裁判衰落后司法力量为追求案件实质真实而导致的恣意司法密切相关。 法定证据制度是对神示证据制度的否定，是证据制度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其进步意义体现在人类不再将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判断标准交给神示的主宰，而是诉诸人类的智慧和经验。但同时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法定证据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以法定的方式将不同证据的价值加以绝对化，强调法官无视具体情况对证据机械地、划一地予以评价。在此证据制度下，法定证据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并且判决并不受具体案件中法官内心对证据确信程度的影响。法定证据制度本是为了防止司法擅断，维护司法公正，提倡司法理性的，但其矫枉过正，过于僵化的缺陷恰恰妨碍了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同样导致司法不公。因此，法定证据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为自由心证所取代，并成为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历史范畴。 3、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 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律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不作具体的规定，一种证据的证明力有无、大小，由法官依据自己的良心、理性，独立地、自由地进行判断，并以此基础上形成的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自由心证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制度，经历长期的演变形成了两种主要形态，即传统自由心证形态与现代自由心证形态： （1）传统自由心证 传统的自由心证强调法官判断证据的自由裁量权，排斥任何形式的干涉，法官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决定证据的取舍。相对机械、僵化的法定证据制度，它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将法官的自由心证推向绝对化，强调心证的隐秘性，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易被滥用，破坏司法公正。 （2）现代自由心证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各国逐渐开始对传统自由心证进行改造，抛弃传统自由心证的非理性、不合理因素，既强调法官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心证自由，也强调法律、法规特别是证据规则对法官自由心证的制约，强调心证过程和结果的公开。自由心证不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秘密心证，而是有所限制的公开心证。现代自由心证对法官心证的必要限制，符合当代社会人权、自由思想的要求，强调“对等的自由”，不仅要求法官的心证自由，而且要求保障当事人权利，保障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权利。
3第三章 中国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三章中国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一、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状况 这里所谓“古代”，是指自秦王朝至清王朝，跨越中华文明二千多年。这一时期，我国证据制度在本土领域内自生自发，未受外来文明影响。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证据制度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变化，相对于西方世界，它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 二、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 1、口供至上 在各王朝统治时期，法律均把嫌疑人的认罪口供作为定罪的证据的最好证据。法律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 2、刑讯逼供合法化 从秦汉至明清，刑讯均明确规定在法律中，成为一种取得口供证据的合法手段。刑讯不仅适用于刑事被告人，也适用控告人、证人和民事当事人。法律对于刑讯的条件、方法，使用的刑具、拷打部位、刑讯的次数和程度等均有详细规定。 3、法官断案注重经验判断 法官在判断证据的可靠性时，往往运用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这在法律上也有明确要求。例如《唐律》中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以验诸证信。”所谓“五听”是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话语、神色、气息、精神和眼睛均作为断定陈述真伪的途径。 4、疑罪从轻 在诉讼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事实不清的“疑罪”案件，对此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定罪。例如《唐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 第二节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这里的“近现代”，是指中华民国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这一时期证据制度随着时代大变革而出现较大的转折。传统证据制度完全废弃，代之以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自清朝末年之后，我国法制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学习。证据制度，如其他法律规定，主要是以日本、德国为效仿对象。我国近代证据制度在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具有连续性，证据制度是欧洲当时施行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翻版。但由于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以及本土文化的抵触，这种证据制度实践中很难落实。 第三节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当代证据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二个阶段，以1979年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后的三十年。前三十年，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证据制度，如同其他法律基本上处于虚无状态。近三十年，我国证据制度迅速发展。这种证据有传统的连续性，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体现民国时期的证据制度，也反映了现实政治影响下的一些自身特色。例如，对自由心证提法的抵触、对无罪推定原则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就是用一 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的形式把神的意志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 二、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 2、全民族科学文化技术落后 三、神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1、对神宣誓 2、水审 3、火审 4、决斗 四、对神明裁判的评价 1、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查明案件的真实 情况 2、提高了人类司法判决的权威性，有 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4、不仅表现为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而
且表现为对人们的行为引导和规范能力 第二节法定证据制度 一、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是法律 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 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 则，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 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封建社会专制度 三、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1、刑讯逼供是基本的证明方法 2、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做法有利防 止法官主观擅断，维护法律统一 实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法定证据制度具有等级性 4、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 判断规则。 四、对法定证据制度的评价 1、积极性，比神示证据制度有进步 性 2、消极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第三节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概念---- 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 大小，以及案件事实认定，均由 法官根据自已的良心、理性进行 自由判断，关根据其形成的内心 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 度。 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产生背景 —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 1、资产阶级崇尚人的理性和良心， 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观点，要求 废除法定证据制度的束缚 2、资产阶级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只能 达到形式上的真实不能达到实质 上的真实。 3、资产阶级提出人权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生平等有观念要求废除法定 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下马制度的理论和立 法 1、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1791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一)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一)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某种事实真相的过程。为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证据规则。因此可以说，规定证据搜集、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即为证据规则。这一解释应当说是对证据规则概念在广义上的界定。由于在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证据运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据能力，即某一证明材料是否具备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问题，而确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防止将不“适格”的证据纳入诉讼过程，因此，从狭义上讲，证据规则是指确认某一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法律要求。本文基于新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审判方式所作的重大修改，通过对国外情况的评介，重点研究适应新刑诉制度需要的证据规则问题。一、证据规则存在的根据及意义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与形式证据制度相对立的自由心证制度，允许事实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和证据及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如果不确立为某一诉讼结构所需要的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确认。对诉讼主体的证明活动而言，证据规则的存在至少有两个作用，是在诉讼活动中规范诉讼各方的取证和举证行为；二是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限制对证据的自由取舍。证据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首先受到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即在证据调查上控辩方主导型的对抗制和法官主导型的审问制（即当事人主义和法官职权主义），对证据规则的繁简及其内容有不同要求。其突出区别在于：前者的证据规则复杂而严格，后者则十分简略且灵活。英美等国的对抗制诉讼，确立了详细而复杂的证据规则。如关于证明材料必须与案件实质性问题有关的相关性规则；关于防止难以确认不能质证的证据进入诉讼的传闻证据规则；关于不允许证人以意见或结论的形式提供证言的所谓意见规则；关于禁止非法获取的被告口供的供述自愿性规则；对非法获取的物证所采用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文件材料适用的所谓最佳证据规则等等。英美刑事诉讼重视证据规则，过去人们认为这与英美国家实行陪审制有关。因陪审员来自社会各界，大多不熟悉法律，为防止对陪审员的误导，法律不得不设置详细的规则，以限制当事人的举证和证明活动。但经进一步研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此。如日本不实行陪审制，但它一旦由审问制向对抗制转化，就同时借鉴了有关的证据规则。可见根本原因在诉讼结构。在当事人主义（对抗制）条件下，两造对抗并推动诉讼的发展进行，对于诉讼双方的立证如不设严格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既易形成叠床架屋、拖延诉讼，又容易模糊讼争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而在法官职权主义诉讼中，一切证据虽然可以由辩诉双方提出，但在诉讼中两造不得自由立证，法律授权法院裁量何种证据应当在法庭上调查，何种证据可以不予置理。证据调查和诉讼推进完全受制于法院，因此虽无详尽的证据法则，仍不须担心诉讼拖延和争议点模糊。尤其是法官职权主义鼓励法官运用各种法律允许的方法主动发现证据查明案件真相，这种实体真实主义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那种严格而且程序化的证据规则的约束。因此现代国家凡采法官职权主义，都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而无详尽的证据规则。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采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修改刑诉法，采用了所谓“控辩式”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有时还包括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必然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确立并遵守一定的证据规则，才能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才能保障诉讼的效率，防止无约束控辩即所谓无规则游戏的发生。因此，研究、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新刑事诉讼法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国外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据规则由于我国刑事庭审从法官直接调查向控辩方举证转化，加强了诉讼的对抗性，并具有了对抗制即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些特征，因此我们应当研究和学习当事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提纲: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2.《唐律》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发展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1.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特点。 五、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摘要: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关键所在,是追求客观真实,实现审判目的,保护合法,惩戒违法的前提。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下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项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刑事证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探究，可以明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供参考方向。本文以时间顺承方式对从我国奴隶制时期到当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及其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刑事、证据、制度、历史、发展 正文：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中国奴隶制时期所实行的证据制度与同时期其他亚欧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局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曾采用过神示证据制度的某些做法。但总体来看，神示证据这种证据制度在我国适用较少，消失较早。 从相关史料来看，在我国奴隶制时期“法官”判断证据和认定案情，重要根据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以“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据《周礼·秋官·小司寇》和《尚书·吕刑》等史料记载，当时办案时，须“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所谓“五听”，是指“法官”在办案时，分别从言辞、脸色、呼吸频率、听到询问的反应以及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分析各方的证言真伪。 这种裁判证据的方式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司法经验总结的成果。其中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不乏存在合理的因素。表明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注重对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当时所实行的“五听”，相较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的神示证据制度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与同时期其它亚欧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因而，刑事证据制度也同样大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诸多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定证据制度的影响，而是实行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的搜集规则
刑事诉讼证据的搜集规则 刑事诉讼证据的搜集规则(一)全面取证规则 即司法人员在调取证据时，应当尽可能的全面调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证据形式不仅要穷尽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还要尽可能地全面调取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证据材料。 (二)合法取证规则 合法取证即要求取证主体合法、程序合法、方法得当。 1、主体合法要求证据的调取人必须具有合法的身份。 如调取证人证言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员调取;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必须征得人民法院的准许;司法人员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的照片、录像以及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生理上、精神上有陷缺或者年幼，不能辩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等。 2、程序合法要求证据调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或方式。 如询问证人时应当事先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及作伪证的责任;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司法机关进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点;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
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的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应当附有关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向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等。 3、方法得当要求调取证据应当采取正确方法。 如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但在司法实践中有设置“犯罪陷井”，引诱犯罪的特别例外情况，如在假币犯罪和毒品犯罪中，侦查人员“卧底”或利用“线人”诱惑犯罪行为人进行假币、毒品交易时被当场查获而取得的证据。 严格地讲“引诱犯罪”而获取的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是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但就我国当前的政治、法制和治安环境的现状而言，利用这种侦查谋略在侦破一些重特大刑事案件中又取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对“引诱犯罪”笔者虽然不主张严格禁止，但在“引诱犯罪”的启动程序上，应从严规范，从而使“引诱犯罪”成为享有国家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在掌握犯罪嫌疑人已经犯罪或将要犯罪的确切线索情况下，在经法定授权后，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积极推进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查获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法律责任目的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控告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控方举证不足，则将承担其主张或控告的事实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被告人不负证明其有被控告的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欠缺与完善
[收稿日期]2008211206 [第一作者简介]陶卫东(1967—),男,山东淄博人,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博士 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环境和资源法学研究。 第25卷第3期2009年5 月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 ogy (Social Sciences ) Vol .25,No .3M ay .2009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欠缺与完善 陶卫东1 ,傅圣敏2 ,李文超 2 (1.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003;2.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检察院,山东 即墨 266200) [摘 要] 法治社会的进步要求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研究与立法紧跟其步伐。建立一套运行良好的刑 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前提。但是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还相对滞后,现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五方面欠缺。文章从“证据论”角度谈如何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这一问题。 [关键词]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滞后;改革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0040(2009)0320019204 我国的法制建设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1] 而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特别是作为刑事诉讼核心和灵魂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研究及立法却相对滞后,在社会和司法实践面前,开始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基于依法治国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包括刑事证据制度在内的刑事法律制度。当前,中国的民事证据法正在起草当中,刑事证据立法也已经提到了立法机构的议事日程。面对这难得一遇的立法良机,有必要从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对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进行分析研究,以供立法者和法学界作为讨论甚至争论的材料。 一、现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欠缺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践行,和谐的法治无疑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2] 建立一套运行良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国的前提。但是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还相对滞后,证据法一直是中国相当积弱的法律门类,证据立法的滞后在法律界已是一种共识,特别是刑事证据立法相对于民事证据立法而言又显滞后,而刑事证据制度对权利的保障却远比民事重要得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滞后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刑事诉讼证据理论研究落后于立法、司法需要。证据理论研究是证据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理论研究仍未摆脱作为诉讼法学、程序法学附庸的尴尬局面,使之成为我刑事证据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其二,立法形式无系统性。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法律渊源包括各种诉讼法典、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使用意见等多种形式,并没有对刑事证据制度进行专门立法。因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操作性实用性非常强,这就需要大量有关证据制度的操作细则加以规范,从而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其三,成文立法上反映的条文不多,而且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制度的规范占了8条,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虽然对某些证据问题作了补充,但因为主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所作,其普遍 适用性难免有所欠缺。[3] 司法人员和律师在收集和使用 证据时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会忽略某些证据规则和轻视证据调查工作。 其四,证据内容比较粗糙、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无专门证据立法对证据规则加以科学规范,按需形成证据规则,出现证据规则共存和交叉现象。在我国证据规则体系中既有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又有规范证明力的规则;缺乏统一、规范的体系,没有形成体系化;有许多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我国尚未确定,如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举证时限规则等。 其五,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证明活动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案件起诉的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表面看来客观程度显得最高的证明标准,由于只强调了案件事实的客观程度,而没有为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确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因此实际在以目标代替标准,抹杀了证明标准的 可操作性。 [4]94
(完整版)解析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王建武杨静证据规则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证明力，是否足以证明案件情况，需要司法人员遵循一定的原则加以审查判断。这种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就是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却是一个复杂而又具体地认识过程，仅凭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证据专章的八条规定，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和学术界的观点，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规则 司法人员在调查证据时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收集证据应当全面，这是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运用时，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全面取证规则。即司法人员在调取证据时，应当尽可能的全面调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证据形式不仅要穷尽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还要尽可能地全面调取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证据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清楚的查明案件事实，也是确保正确判案的前提。全面取证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已作了详尽的规定。
(二)合法取证规则，即要求取证主体合法、程序合法、方法得当。主体合法要求证据的调取人必须具有合法的身份。如调取证人证言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员调取;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必须征得人民法院的准许;司法人员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的照片、录像以及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生理上、精神上有陷缺或者年幼，不能辩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等。程序合法要求证据调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或方式。如询问证人时应当事先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及作伪证的责任;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司法机关进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点;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的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应当附有关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向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等。方法得当要求调取证据应当采取正确方法。如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但在司法实践中有设置“犯罪陷井”，引诱犯罪的特别例外情况，如在假币犯罪和毒品犯罪中，侦查人员“卧底”或利用“线人”诱惑犯罪行为人进行假币、毒品交易时被当场查获而取得的证据。严格地讲“引诱犯罪”而获取的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是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但就我国当前的政治、法制和治安环境的现状而言，利用这种侦查谋略在侦破一些重特大刑事案件中又取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对“引诱犯罪”笔者虽然不主张严格禁止，但在“引诱犯罪”的启动程序上，笔者认为应从严规范，从而使“引诱犯罪”成为享有国家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在掌握犯罪嫌疑人已经犯罪或将要犯罪的确切线索情况下，在经法定授权后，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积极推进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查获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法律责任目的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控告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控方举证不足，则将承担其主张或控告的事实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被告人不负证明其有被控告的犯罪事实的责任。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材料和意见，这种由被告人提出的材料和意见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不是义务，被告人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因此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