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辩建构与评价的方法论探析

作者简介：余芳（１９８２—），女，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大松（１９５３—），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法律论辩作为一种思维过程，它并非是纯经验的、超理性的，它具有可分析性、可建构性以及可评价性等若干方法论特征。法律论辩的构建和评价，有着可分析和可操作的步骤与方法。本文将从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论的视角，在分析法律论辩的若干方法论特征之基础上，系统探析法律论辩构建与评价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一、法律论辩的方法论特征

法律论辩作为论证的一种具体形式，它也是说明某个特定命题的理由或根据的思维过程。作为一种思维过程，法律论辩具有若干方法论特征。

首先，法律论辩具有可分析性。

法律论辩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是可分析的。在所适用的主体上，法律论辩的主体主要是审判人员、公诉人员、辩护人、双方当事人等，而一般论证的主体没有特殊的规定，它可以是任一具体的实施论证的人。在所适用的客体上，法律论辩的客体主要是证据、事实、与案件处理有关的法律或其他有争议的问题等，而一般论证则没有这样的特殊规定，它只需引用若干真实性已经判定的命题，由此推导出某个给定命题的真实性。在所适用的范围上，法律论辩主要运用于司法工作，而一般论证则可以在任何需要进行论证的场合中进行。

对于法律论辩的特殊性，德国法哲学教授阿列克西认为，法律论辩所讨论的是实践问题，即“什么应做、什么不应

做或什么允许去做、什么不允许去做的问题”；［１］（ｐ２６４）法律论辩是在受限的条件下进行的，它要受其现行有效法的约束。尽管法律论辩的确也可以提出正确性要求，但“它并不要求所主张、建议或作为判断表达的规范性命题绝对地符合理性，而只是要求它们在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能够被理性地加以证立”

；［１］（ｐ２６５）再者，在法律论辩中，“角色不是对等地分配的，参与被告的一方也不是自愿的，陈述实情的义务受到限定。论证（论辩）的程序有时效上的限制，且通过程序法的规定来加以调整。各当事人允许以自己的利益为取向。他们经常，也许通常所关心的并不是达到某个正确的或公正的判决，而在于达到于已有利的判决。”。［１］（ｐ２６３）显然，法律论辩的这些特殊性是可分析的，这就使得法律论辩可在实质内容与程序上更合理更合法，在结构上更优化。

法律论辩还具有可分析的结构性特征。法律论辩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仍具有一般性论证的逻辑理性与逻辑结构。阿列克西在《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德文版序中指出，“法学是否具有科学性，法官的判决是否具有正当性，均取决于理性的法律论证的可能性”；无论法律论辩理论是经验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当它研究实际进行的和可能的论辩之逻辑结构时，这个论辩理论就

是分析性的。［１］（ｐ２２５）

具体来说，法律论辩在程序上，也是引用若

干真实性已经判定的命题，由此而逻辑地推导出（即确定）某个给定命题的真实性的思维过程。法律论辩包括证明与反驳

余

芳，张大松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法律论辩作为一种思维过程，它具有可分析性、可建构性以及可评价性等若干方法论特征。构建一个有论证性的法律论辩，一般要采用确立论题观点、运用材料组织论证以及明确清晰地表述论证等步骤与方法。法律论辩的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标准与步骤对法律论辩的有效性进行的评价，包括内容的有效性评价、论证方式的有效性评价以及整体综合强度评价。合理运用法律论辩的建构与评价的方法，可有效优化具体的法律论辩。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法律论辩；建构；评价中图分类号：ＤＦ７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０８）０９－０１５０－０５

法律论辩建构与评价的方法论探析

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这两种基本的逻辑方法，而这二者又是法律辩论与辩护等论辩方法的基础。法律论辩作为一种思维过程，其结构也包括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个要素，这些要素通过一定的规则构成一个有机的可分析的系统。

其次，法律论辩具有可建构性。

法律论辩的建构是指根据法律论辩的目的与中心问题，通过一定的步骤与方法，将论证材料组织成为一个有论证性的语言结构系统。换句话说，法律论辩的建构就是关于如何构建一个有论证性的法律论辩的步骤与方法的问题。

法律论辩的构建步骤与方法，离不开一定的规则与方式。德国法哲学教授阿列克西在《法律论证理论》第二编中论述他的法律证立理论时，较系统地探讨了法律论辩的建构规则与形式。英国哲学家图尔敏在《论证的使用》一书中更直观地刻画了法律论辩的建构方法，提出了几个论证建构模型。他的模型体现了论辩性的特征，即在构建己方立场的论证时，同时预见和回应可能出现的质疑。图尔敏认为，存在于物理学、伦理学与法学等领域的论证常由若干步骤所组成。首先，提出一个特定的主张或结论Ｃ（ｃｌａｉｍ）；其次，当该主张遭到他人质疑时，论证者必作出论述，即陈述该主张所基于的根据或数据资料Ｄ（ｄａｔａ）；再次，当他人对由Ｄ导出Ｃ的论述提出反驳时，论证者则要提出类似于规则式的正当理由或保证Ｗ（ｗａｒｒａｎｔ）；最后，当他人怀疑Ｗ时，论证者再援引有力的支持或佐证Ｂ（ｂａｃｋｉｎｇ）来辩护。此外，特殊情况下，Ｃ的成立可能受其他因素制约尤其是存在例外或反证Ｒ（ｒｅｂｕｔ－ｔａｌ），这时论证者就只能假设地断定Ｃ（即需要在Ｃ前加模态副词Ｑ（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ｒ）。这样，图尔敏在分析几个简单论证形式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论证模型。［２］（ｐ８９－１００）这里，为了简便，我们将特殊情形中的ＱＣ与Ｒ附在一般模型中，即：

对此模型，如果作出这种代入：Ｃ＝某甲有《法律论辩》的著作权；Ｄ＝此书版权页上标明某甲是作者；Ｗ＝作者有著作权；Ｂ＝著作权法的规定；ＱＣ＝假设地（很可能地）断定Ｃ；Ｒ＝另有规定或其他原因，那么，我们就可获得如下具体的法律论辩。例如，“某甲有《法律论辩》的著作权。因为，此书版权页上已标明某甲是作者，作者是有著作权的，这是著作权法的规定。”再如，“某甲很可能有《法律论辩》的著作权。因为，此书版权页上已标明某甲是作者，作者是有著作权的，这是著作权法的规定，除非另有其他规定或其他原因如剽窃他人成果等。”

再次，法律论辩具有可评价性。

法律论辩的可评价性是指，对法律论辩可进行正确性评价与合理性评价。一个有效的法律论辩不仅要合乎逻辑规律和规则，而且还要合乎现行法的规定。

法律论辩的正确性，是指法律论辩具有合规性、合法性，符合法律规范的规定。具体讲来，法律论辩的正确性，是指在法律论辩过程中，法律论辩者所援用的规范准则必须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和法律规范要求，同时法律论辩中的法庭辩护主体及过程要符合法律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论辩的正确性。

法律论辩的合理性，是指法律论辩要符合逻辑理性，即具有逻辑有效性，符合逻辑规律与规则的要求。因为，法律论辩与推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论辩必须运用推理，离开了推理，法律论辩就无法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律论辩是推理形式的综合运用。任何命题可以推出它本身，但任何命题不能是自己的论据。因此，法律论辩总是由推理组成，以推理为基础。只有符合逻辑理性，才能保证法律论辩的有效性、论证性和说服力。对于法律论辩的合理性，阿列克西指出：构成法律论辩之理性特征的，不是结果的确实性，而是一系列条件、标准或规则的实现，“当某个论证（论辩）符合这些规则形式时，由它所达到的结果才可以被称为‘正确的’。”［１］（ｐ３６１）

简而言之，法律论辩是否具有正确性，不可离开法的判断，正确性问题仅依据逻辑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法律论辩是否具有合理性，又必须由逻辑理性作出裁决。谈论法律论辩的逻辑性并不排斥法律中的价值判断，相反，在法律论辩中，法律的价值必须借助逻辑理性去实现。法律论辩必须以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为基础，只有符合这些规律的要求，才能保证法律论辩的正确，否则就会导致法律论辩的错误。

法律论辩评价的有效程序与方法，所依据的是逻辑规律与规则。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逻辑思维形式中的内在的必然性联系，它所包括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也是法律论辩的基本规律，因为它们保证着法律论辩具有逻辑性。法律论辩的逻辑性表现为论辩思维的确定性、无矛盾性、明确性和论证性。论辩的确定性，表现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自身保持同一，这就是同一律的要求；论辩的无矛盾性，表现为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前后一贯，不自相矛盾，这就是矛盾律的要求；论辩的明确性，表现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都否定，不能模棱两可，这就是排中律的要求；论辩的论证性，表现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逻辑论证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没有充足的理由，任何一个论断就难以成立，这就是充足理由律的要求。因此，这几条规律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不同的思维形式中最基本，最一般的要求，是法律论辩所必须遵守的。同样，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对于法律论辩的逻辑思维形式也是适用的和有效的。凡是诉诸理性的思维方式都要诉诸逻辑，法律论辩更不例外。否则，不是混淆概念、转移论题，就是自相矛盾、模棱两可或论证无效。

正确有效的法律论辩还必须遵守论证的逻辑规则。正如

阿列克西所指出的，法律论辩存在着若干理性规范，如内部证成的逻辑形式与规则、外部证成的规范，其中外部证成的规范包括经验论证的规则和形式、解释的规则和形式、法学论证的规则、判例适用的最普遍规则以及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和规则等。［１］（ｐ３６９－３７３）在本文中，我们从易于操作的层面上看，法律论辩的规则包括：论题必须清楚、明确，论题必须保持同一；论据必须是已被证明过的真实命题，论据的真实性不应该依赖于论题；论据与论题必须相干，论据对于论题的导出必须是充分的，从论据导出论题时必须符合有关的推导规则。这些规则是上述逻辑规律的具体体现，也是判定一个论辩是否具有论证性的准则。一个具有论证性或有效性的论辩必须符合这些规则，否则就是无效的、缺乏论证性的，譬如，偷换论点、论题不清、证据虚假、论据不足、循环论证等，都是无效的。

在法律论辩的若干方法论特征中，可分析性是基础，正由于法律论辩具有可分析性，才派生出了法律论辩具有可建构性与可评价性。同时，也由于法律论辩具有可分析性基础上的可建构性与可评价性，法律论辩才可优化。

二、法律论辩建构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根据法律论辩的特征与逻辑规范以及法律论辩的一般结构，法律论辩的建构具有可分析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从逻辑的角度看，一个有论证性的法律论辩，除了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理论或法律规范依据外，还应做到论题观点明确，论据材料充分，论述结构合逻辑，语言明晰规范。因此，构建一个有论证性的法律论辩，一般要采用以下步骤与方法：首先，确立论题观点。法律论辩的论题观点，或是自己的立论观点，或是自己对论辩中有争议问题的立场，或是对被驳斥观点的态度。所确立的论题观点，一定是清晰明确、不能含糊其词的。同时，一个法律论辩常常有多个待证观点，这就要求将所有待证观点按其内在关系分出逻辑层次，以免层次混乱，论证无序。

其次，运用材料组织论证。组织论证一般有构造论证结构和运用论证方法两个方面，由于论证方法主要是逻辑问题，因此这里只讨论论证结构的构造。

论证在要素上是由论题（结论）与论据（前提）构成的，但在结构上可以是灵活多样的。根据一论证是否含有子论证，论证可分为简单论证和复合论证。简单论证是不含子论证的论证，在结构上只有一个论证关系即论据对论题的支持关系只有一个层次，在论证方式上由一个推理构成。复合论证是包含子论证的论证，在结构上有多个论证关系即多个层次的论据对论题的支持关系，在论证方式上由多个推理构成。

根据一论证中论据数目与论题数目的对应关系，在简单论证中，一个前提导出一个结论、一个前提导出多个结论、多个前提导出一个结论、多个前提导出多个结论，我们可将这四种形式分别称为单元递推式、单元发散式、多元收敛式、多元并列递推式。这些论辩结构常用于具体的法庭辩护中。例如（其中，Ｃ表示结论，Ｐ表示前提）：

单元递推式：“某甲触犯了刑律（Ｃ），因为他故意致人伤残（Ｐ）。”

单元发散式：“现查明，某机关干部胡某近两年受贿２０万元（Ｐ），应撤消县长职务Ｃ１）并送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Ｃ２）。”

多元收敛式：“现查明，某机关干部胡某近两年收受某房产商汪旺人民币２１万元（Ｐ１）、贵重物品３５件共折价人民币８万元（Ｐ２），并违反有关政策和规定为汪旺谋取私利（Ｐ３），无疑，胡某犯了受贿罪（Ｃ）。”

多元并列递推式：“王某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不是国家事业单位（Ｃ１），王某本人不是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Ｃ２）。因为国家事业单位是国家拨款且以不营利为目的的从事公益事业的单位，而王某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不享受国家拨款待遇，实行自负盈亏的分配制度（Ｐ１）。王某本人获准退休后执业律师，不是从事公务，而是有偿法律服务；而法律规定，从事公务且享受国家工作人员待遇的人才是国家工作人员。（Ｐ２）”

以上四种形式还可构成复杂多变的复合论证。这里仅举一例。在一份控方起诉书中写道：“某县党政机关对该县农行行长胡某的处分是正确的（Ｃ１）。现查明，胡某近两年收受某房产商王珏人民币２１万元（Ｐ１）、贵重物品３５件共折价人民币１８万元（Ｐ２），并违反有关政策和规定为王珏贷款１０００万元（Ｐ３），后因王珏经营破产致使国家贷款２００万元无法追回（Ｐ４），根据我国公务员法与刑法规定（Ｐ５、Ｐ６），胡某违反了我国公务员法（Ｃ２、Ｐ７）并触犯了刑律（Ｃ３、Ｐ８），因此，该县党政机关应依法撤消其行政职务（Ｃ４、Ｐ９）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Ｃ５、Ｐ１０）。”该论证中，有的结论Ｃ又是其他结论的前提Ｐ，故表示为“Ｃ（Ｐ）”）。

再次，明确清晰地表述论证。法律论辩本身虽然是论证者的一种思维活动，但它的功能影响却是外在的，因此它必须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并有效地影响受众，如读者、听众以及司法活动参与人等。一个明确清晰的法律论辩表述，一般应具备以下几点：一是观点明确，易于理解。法律论辩既要证明观点，又要影响受众，就要有鲜明的观点而便于受众理解和把握，否则观点不明确，就会出现论证混乱，受众不知何云。二是论点与理由孰先孰后，是视具体论证的语境而定的。具体论证语境包括论证难度、受众态度是否有利于论证者等。一般来说，论点置于理由之前，有利于抓住受众的注意，增加论证影响力；只是当语境不利时或者论点靠归纳概括时，才将论点置于理由之后，以便逐步影响受众。三是用语准确，语言简洁。在论证表述中，所使用的概念必须科学准确，所使用的命题必须恰当。四是能具体则不宜抽象。在论证表述中，为了突出中心和重点，尽可能少用或不用较抽象的语词或命题，能具体表述的就不宜抽象；必用抽象的语言且有碍受众理解时，应尽可能给出较具体的说明。

三、法律论辩评价的基本要素与步骤

法律论辩的评价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与步骤对某一具

体法律论辩的有效性进行的评价。法律论辩的有效性包括内容的有效性和论证方式的有效性，前者是指内容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后者是指论证方式符合论辩规律与规则。

法律论辩是由论题、论据和论辩方式所组成的，法律论辩的评价首先要分别评价各个要素，然后再进行综合强度评价。因此，法律论辩评价的主要步骤有：首先，寻找并分析论题。任一论证总是对论题即论点的论述，评价一论证首先要找到该论证的论点，寻找论点时要注意总论点与分论点、论点与理由的联系与区别。分析论题时，主要围绕论题是否清晰正确，论题是否保持同一等方面展开。其次，分析并评价论据。论据包括支持总论点的分论点和支持分论点的理由，分析论据就是剖析论据的真实性。再次，分析并评价论证方式。分析论证方式主要是分析推理的有效性。最后，综合评价整个论证。下面，从方法论的角度，分别探讨法律论辩的要素评价、综合强度评价以及法律证据效用评价。

（一）法律论辩的要素评价。

法律论辩的评价是对法律论辩中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要素分别进行的考察和评价，它包括论题的确定性评价、论据的真实性评价以及论证方式的有效性评价。

第一，论题的确定性评价。

一个有效的法律论辩应是论题观点明确清晰且具有合法性、一论题自身无矛盾且前后保持同一。但在法律论辩中，因种种主客观条件和原因，论题观点常常会出现模糊不清、暗含假设、违反法律原则或规定、自相矛盾、转移或偷换等情形。因此，评价论题的确定性，就是要根据法律论辩的论证规范，侧重于评价论题观点自身是否明确清晰、有无暗含、有无矛盾、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保持同一等方面内容。

对论题的确定性进行评价时，首先是寻找一论证的论题，然后分析和评价某一论题自身的信息内容及其特性，接着分析和评价该论题与其他论点的关系（如总论点与次论点的层次关系，一论点在全文前后的逻辑同一性关系，一论点与其他论点的逻辑一致性关系）。例如，某律师为某偷税案的被告人辩护时说：“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偷税罪，也不必纳税。他为某部门代销商品，是不应该纳税的，而且也不是纳税主体。诚然他也有过错，代销的数量过大，超过了委托数额，同时获利也较大，纳点税也是可以的。”在这里，该律师提出了“被告人不应纳税”与“被告人可以纳税”两个相矛盾的论题，显然，其论题是不确定的。

第二，论据的真实性评价。

论据的真实性评价是根据法律论辩的论证规范，侧重于事实性论据是否真实、理论性论据是否可靠（包括是否具有理论或法律依据、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真理性）。一个有效的法律论辩，事实性论据应是已被实践或客观事实所证实的，不能是虚假的，也不能是主观预期而未被证实的；其理论性论据必有理论或法律依据而且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不能是凭空杜撰的、无科学根据的谬论。

评价论据的真实性，首先要寻找某一论证的证据并在此

基础上区分事实性证据与理论性证据；然后逐一分析和评价事实性论据的真实性，逐个分析和评价理论性论据的可靠性。例如，评价某检察院指控某人巨款贩毒的起诉书所列举的证据，就要分析考察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如买主的真实姓名、体貌特征、是否真有其人，如何被认定为本案买主；巨额贩毒款项由谁收、以什么方式收、每次收多少、向谁收，每次交货收款是何时，地点在哪，如何被确认属实；等等。只有对一论证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作出评价后，才能评价该论证是否成立。

第三，论证方式的有效性评价。

论证方式的有效性评价是指对论证中推理强度的分析评价。推理的强度也就是推理的逻辑有效性问题，即前提与结论是否具有必然性联系，亦即前提真而结论是否必然真的问题。因此，论证方式的强度就体现为论据与论题之间相联系的逻辑程度。

基于上述，论证方式的强度差别就是论据与论题之间相联系的逻辑程度的差别，这种差别可分为“必然的”、“不必然的（似然的）”、

“必然不的（不可能的）”三类，这三类强度可分别称为“有效的”、

“似然的”、“无效的”。

由于论证常常包括多个推理，这些推理可能是必然性推理如演绎推理与完全归纳推理，也可能是或然性推理如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等，因此，论证方式强度的评价标准可归纳为：

（１）一个论证只运用了必然性推理并且符合论证方式的规则，则该论证方式是有效的；

（２）一个论证含有违反论证方式规则的论证（常表现为违反推理规则），则该论证方式是无效的；

（３）一个论证只运用了或然性推理，则该论证方式是似然的；

（４）一个论证在单元递推展开链上既含必然性推理又含或然性推理，则该论证方式是似然的；

（５）如果一个论证含有多元并列递推结构，则按上述４条分别判定。

根据上述论证方式强度的分类，评价一个论证方式的强度，首先要分析该论证中所运用的推理类型，然后要分析该推理是否符合推理规则，最后作出综合评价。例如，在一起谋杀案中，辩护律师说：“张某是杀死王某的凶手（Ｃ１），因为张某认识王某（Ｐ１），并且张某到过作案现场（Ｐ２），而且性格内向（Ｐ３）。另外，只有具备杀人凶器的人，他才是杀人凶手（Ｐ４）；张某具备杀人凶器（Ｐ５），所以，张某是杀人凶手（Ｃ２）。”该表述包含两个论证，在论证（１）中，由从Ｐ１、Ｐ２和Ｐ３导出Ｃ１，违反了“论据与论题必须相干”的论证规则，因此该论证是无效的。在论证（２）中，从Ｐ４和Ｐ５导出Ｃ２，不符合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逻辑要求，因此该论证是无效的。

（二）法律论辩的综合强度评价。

法律论辩的综合强度评价，是指在综合某一法律论辩的要素评价之基础上，对该论证作出总的评价。

法律论辩的综合强度的评价标准可归纳为：一个论证的综合强度是有效的，当且仅当该论证论题确定、论据真实和论证方式有效；否则该论证的综合强度是无效的。

这一标准表明，任一论证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就不是有效的：（１）论题不确定：论题模糊或论题有歧义或论题自相矛盾或论题转移；（２）论据不真实：论据虚假或相对论据绝对化或预期理由或论据间相矛盾；（３）论证方式无效：论据与论题不相干或论据不足或违反推理规则。

根据上述论证的综合强度的分类，评价一个论证的综合强度，要在分别评价论题确定性、论据真实性和论证方式有效性的基础上，最后作出综合评价。例如，在一起杀人案件的法庭辩论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覃某没有杀人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Ｃ１）。如果被告人覃某主观上有杀死廖某的故意，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人用地上的铁棒可以打死被害人，用桌子上的菜刀可以砍死被害人，甚至掐脖子也可以置被害人于死地，但他没有这样做（Ｐ１）。而事实是：被告人用拳头打了被害人几下，见被害人头部碰出了血，马上就停下手了（Ｐ２）。这说明被告人仍然心存仁爱，心地善良（Ｃ２、、Ｐ５）。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被告人平时就爱助人为乐（Ｐ３），经常捐款希望工程（Ｐ４）。可见被告人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Ｃ３、Ｐ６）。”该论证包含了三个无效论证：一是从Ｐ１和Ｐ２导出Ｃ２，表现为论据不足；二是从Ｐ３和Ｐ４导出Ｃ３，也为论据不足；三是从Ｐ５和Ｐ６导出Ｃ１，为论据与论题不相干。显然，该论证多处违反了论证方式的规则，论证方式的强度是无效的，因此该论证的综合强度也是无效的。

（三）法律证据的效用评价。

在法律论辩特别是在案件分析论证中，既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同时还要考察分析证据作用的大小即效用的强弱。因此，评价法律论辩还应比较法律证据的效用强度。

一是已知同类证据的效用强度比较。已知的同类证据是论题形成前后获取的支持论题的非预测性证据。该类证据的效用与其数量的多寡有关。一般说来，论题在无反例情况下得到的支持度会随相关证据数量的增减而增减。例如，每发现一个贪婪的受贿者，就会使论题“受贿者都是贪婪的”得到的支持有所增长。

二是已知证据的精确性效用强度比较。已知的精确性证据的效用比单纯数量型证据的效用也要大一些。因为论题的真理性含量，除了该论题与被判定对象是否符合外，还取决它的符合程度。如果一论题越是符合客观事物，则该论题的真理性含量越高。例如，在一起作案人从窗户进入某单位财务室盗窃案例中，“在窗户外发现的几个朝向窗台的皮鞋印与窗台那双朝外的皮鞋印完全吻合”的论据属于精确性证据，它对公安人员的论证推断的支持强度就比较高。

三是预测性证据效用强度比较。预测性证据，是指依据论题观点所预测而其他理论几乎不可解释的且在以后被发现的实证事例。这种事例在未发现之前对论题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最具有严峻性。预测性证据的效用突出地表现在：它能对论题给出惊人的支持而且会极大地提高人们对论题的信任。例如，在一次刑事案件侦查中，警方分析某死者的死因时，根据该死者及其所在地的情况，推断此处不是第一现场，并推断第一现场是Ｂ地且留有死者被杀时挣扎的痕迹，后来果然在Ｂ地发现了死者被杀时挣扎的痕迹等证据。在这里，预测性证据的实地获取，对警方推断的合理性给予了极大支持。

四是证据质量的判决性评价。一般来说，凡能支持裁决论断的证据都会有一定的判决作用，只是作用有大小之分，但严格说来，真正起到决定性裁决作用的证据必是那种“无其必不然”的证据，如作案工具或物品、具体犯罪情节等。例如，据《南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等媒体披露，在１９９８年４月云南发生的杜培武案件（即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疑为枪杀其妻王晓湘及另一男子王俊波）中，尽管公诉方提供了大量证据，但起判决作用的关键证据即致王俊波与王晓湘死命的那把手枪未能找到。正因如此，当后来侦破其他案件而找到该手枪以及作案凶手后，整个案情就翻了过来，最终确认杜培武不是作案人。由此案不难看出，注重证据质量的判决性评价，对于案情的正确分析以及法律论辩的整体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

由上述可见，本文所介绍的评价方法具有多种论辩功能。运用这些方法，既可以有效分析他人的论证，以利组织有效的反驳与辩护，也可以帮助自己建构有效的论证；此外，还可帮助我们快速选择支持或反驳路径，进而优化整个论辩。

参考文献：

［１］［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Ｍ］．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Ｓｔｅｐｈｅｎ．Ｅ．Ｔｏｕｌｍｉｎ．ＴｈｅＵｓｅｓ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责任编辑劳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