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作者简介]李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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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关于宋太祖有所谓的“不杀士大夫”之誓约一事，自南宋起的许多史著中都有详略不等的叙述。《三朝北盟会编》称，建炎元年(1127)，随徽宗北迁的官员曹勋自金燕山南归，传徽宗寄语于高宗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1] (p75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徽宗要曹勋转告高宗，说“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2] (p96)《挥麈后录》则称：“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3] 相比来说，《避暑漫抄》最为详细，云太祖于太庙立有誓碑，其中一条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4] (p7～8)另外，《宋史·曹勋传》等对此也有所载。因众史言之凿凿，故后来治宋史者每每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从中阐幽发微，透视宋代治道，如王夫之称宋太祖勒石立誓约训诫嗣君，其中一条即为“不杀士大夫”，并说这种行为“不谓之盛德也不能”。[5] (p23)又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5] (P24)。顾炎武也认为，宋代有四条家法为“汉唐之所极”，其中一个即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6] (p1224～1225)此种看法延续到民国时期受到了质疑，张荫麟通过对誓碑、誓约的考辨，指出所谓的“太祖誓碑”等“本俱伪造”。[7] 然而张荫麟的观点在学界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此后的学者仍多以此条史料立论。如王曾瑜就曾据此指出，“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遵太祖誓约虽不严格，也仅开三次杀戒”。[8] 覃延欢则把北宋的冗官现象与太祖之誓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认为北宋由于太祖誓约的制约，使得“北宋只有增官，极少除官”。[9] 在此情况下，杜文玉再次撰文列举大量证据力辩誓约之伪，断言“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10]。杜文的论述严谨翔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经该文的考辨，誓约之伪已昭然若揭。
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无法回避，那就是进入中期后即真、仁、英、神、哲、徽诸朝，若非犯了谋反之类的重罪，诛杀士大夫的事情确实并不多见，即在这一时期确实存在着一个不轻杀士大夫的事实。徐规曾就此撰文，在引述北宋执政大臣范仲淹、蔡确、吕大防、曾布等人以及神宗、哲宗的多次谈话内容之后，认为太祖誓约的真伪虽有待考证，但不杀士大夫“这个不成文的…祖宗家法?”的存在“却是事实”。但由于不能推翻太祖、太宗、高宗杀戮士大夫的
事实，于是便将“不杀”改为“不轻杀”，并认为“这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重文轻武、…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之必然结果”。[11] 自杜、徐二文相继发表后，关于“不杀士大夫”问题的论争基本上就结束了。自此以后，关注此论争的学者在应用相关史料时所持观点多与徐规相近或相同，即虽然认为誓约的真伪值得商榷，但却相信宋代在事实上存在有一个皇权优待士大夫阶层的所谓的祖宗家法。此外一些没有注意到此问题论争的学者仍继续以宋太祖立“不杀士大夫”之誓约立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誓约的真实性的学者，大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宋代存在着或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所谓的祖宗家法，其目的是最高统治者通过优待士大夫换取士大夫的合作，以驾驭武臣，维护其统治。而在本人看来，这个所谓的“祖宗家法”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的优待，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下面本人就对此做一系统论述，看一看北宋的士大夫阶层是怎样为自己争得此项特权的。
其一，由于官员们亲党胶固、互相援手，往往难以将罪犯绳之以法。宋代入仕，科举、恩荫、胥吏出职、纳粟输缗等数途并举，但不论以何种形式入仕，一旦步入仕途即竭力援引亲党，并广泛结交各个层面的官员，编织自己的关系网。当时由于科举制发达，因而许多人家的父子兄弟往往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如谏议大夫陈省华，“三子皆登进士第，而伯仲为天下第一”。[12] (p287)宋庠与其弟宋祁同举进士，“人呼曰…二宋?”。[13] (p9593)通过恩荫制为亲属谋取入仕的资格是官员们惯用的伎俩。
宋代恩荫种类众多，具体而论，有职官荫补，如真宗时，台省六品官以上，其他官员五品官以上，均可恩荫，每次品级最低者可荫子孙一人做官，高者则可荫六人。有庆典荫补，当时但凡国家遇到喜庆的事情，官员们就可以乘机恩荫子弟。如真宗朝自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间，“每遇南效”，或“逐年圣节”，即许官阶较高的文官武将“奏荫子孙弟侄”，于是“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14] (p1195)有致仕荫补，即对退休官员给予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三人……曾任谏议大夫以上及侍御史：一人”[13] (p4099)。有遗表荫补，即对去世官员给予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五人……观察使：三人”[13] (p4099)。
[以上皆属朝廷定制。此外还有特恩。如一些特别受到皇帝眷顾的达官贵人死后往往可得到朝廷的特恩，曾在真宗朝任宰相长达12年之久的王旦就是一个例子，他死后，“其子弟、门人、故吏皆被恩泽”[15] (p20)，“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十数人，及诸子服除又诏各进一官”[16] (p76)。由于恩荫种类众多而频繁，因此恩荫入仕者数量极大。皇祐二年(1050)何郯上书称，“总计员数，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荫得官及他横恩，每三年为率，不减千余人”[14] (p1551)。徽宗时，臣下有言“政和六年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畸”[13] (p3711)。因此通过科举、恩荫等途径，官宦人家往往有数人甚或数十人为官。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对此曾担心地指出，“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
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17] (p177)。
到元祐初年，就一度形成了“子弟亲戚，布满要津”之势。[18] (p419)此外，一些高级官员往往凭借拥有荐举的权利，举荐自己的亲旧。如徽宗朝，权臣蔡京当国，“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帅臣、监司，无非其门人、亲戚”[18] (p472)，形成庞大的私人势力。同时官员们之间又以婚姻为手段互相攀附，如王旦“女四人，长适太子太傅韩亿，次适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苏耆，次适右正言范令孙，次适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吕公弼”[15] (p20)。等而下之的又有贿赂之丑行，皇祐二年，仁宗在一道诏书中指出，当时“臣庶之家，贵要之列，交通请托，巧诈营为，阴致货赇，密输珍玩，夤缘结纳，侵挠权纲”[19] (p265)。
官员们通过各种活动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不遗余力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欧阳修曾对当时官场习气做过总结性陈述：“今大臣不思国体，但树私恩。”[20] (p796)于是一有官员犯罪，其家中的所有成员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及所编织的关系网上下打点、多方营救，竭力使该处以重刑或死刑的人最终免遭重惩，甚至不予制裁。如太宗朝，王淮任殿中丞时曾掌管香药榷易院事务，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钱财上千万，罪行特别严重，“坐赃论当弃市”，然而由于他的兄长王沔时任参知政事，结果“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13] (p9181～9182)再如庆历三年九月，当张海等率起义军打到光化军时，知光化军韩纲因虐待部卒，招致城中发生兵变，韩纲吓得带着家眷弃城逃跑，这种行为按律应重惩，但韩纲之父韩亿曾于景祐二年(1035)至宝元元年(1038)历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韩纲的兄弟韩综、韩绛、韩缜、韩维等也在朝为官，同时这个家族又与朝中显宦互为婚姻，如韩亿既为故相王旦之婿，又与官至参政的李若谷“世为婚姻不绝”[21] (p73)。李若谷之子李淑就是韩亿的女婿，其人“景祐初知制诰，除翰林学士，累官户部侍郎，出知河中府”[22] (p222)。因其家族与“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故先于江淮官吏宽之，只要韩纲行遣不重”[20] (p796)。结果韩纲“坐弃城除名，编管英州”[13] (p10300)，最终不了了之。
其二，从维护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出发，执政者往往法外施恩，对于获罪当处死的官员百般回护。如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身为朝廷命官，却去犒劳一支路过其境的起义军，仁宗知道后非常愤怒，要求朝臣议论当处晁仲约以何法，显然是已动了杀机。当时的枢密副使富弼主张诛之以正国法，理由是“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而参知政事范仲淹却把责任推到了国家的头上，所谓“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竭力为晁仲约开脱，力劝仁宗免除晁仲约的死罪。这使富弼很生气，退朝后私下埋怨范仲淹说：“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而范仲淹这时才对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14] (p1336)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但在宰相蔡确的坚持下，改为刺配远恶军州。[4] (p690)又如神
宗时知州张仲宣因为收受贿赂，“坐枉法赃论当死”。此前一名叫李希辅的官员因收受贿赂当判以死刑，因法官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而代之以杖刑和黥配海岛之刑。此时在处置张仲宣案时，法官就以李希辅案为参照，免除张仲宣死罪，而代之以杖脊、黥配海岛。这在当时已是法外施恩了，可其时任职审刑院的苏颂仍觉过重，遂在神宗面前力辩张仲宣罪行较李希辅为轻，并且向神宗请求道：“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重污多士乎。”于是神宗“乃诏免杖、黥，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23] (p586)“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13] (p10868)。
为了维护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一些当权的官员不仅极力为那些与己没有恩怨的官员开脱，而且在与政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力戒以诛戮作为最终的打击手段，以免在己方失势时，招致对方毁灭性的报复。如哲宗即位后，新党首领宰相蔡确认为自己有拥立之功，故被贬至安州后，便心怀不满，于是在游车盖亭时所赋的诗中不免就发了些牢骚，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到这些诗后便将其加以笺释，然后交给了朝廷，结果举朝大哗，所谓“初蔡确坐诗语谤讪，而谏官御史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诛殛之，宰执侍从咸以为当”[16] (p300)。然而当权的旧党领袖执政文彦博却要求朝廷将蔡确贬往岭南新州，对此赵翼指出：“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
可就是这样，士大夫们也觉得过重，因此旨意下达后，士大夫们转而又“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24] (p564) 如宰相范纯仁先在宣仁后帘前进谏，说什么“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之后又与左丞王存“谏于哲宗”，退下来后又进而上疏力争。[25] (p824)执政刘挚声称蔡确母亲年迈，“引柳宗元乞与刘禹锡换播州事”要求从宽处置蔡确，宰相吕大防也随声附和。[16] (p298～299)“时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26] (p430)。范祖禹则“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24] (p564)。虽然理由大都冠冕堂皇，而其实质乃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范纯仁私下里对吕大防说得明白：“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13] (p10288)由于一些官员能从士大夫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处置对手，使得宋代政争虽激烈，但对政敌的打击往往也不过是一贬再贬。
[ 转自在当时，这种有益于士大夫而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往往受到士大夫阶层的称赞。如范仲淹与富弼关于防范仁宗诛杀大臣的话，就深受士人推崇。南宋人戴埴称范仲淹的话是“仁人君子之言”，是为整个士大夫阶层谋取利益。尽管那话听起来似乎杂有自私自利的成分，但在戴埴看来那只是一种托词，“意借以开释同列耳，若预为己计而故纵则不可”。[27] (p91)罗大经称范仲淹的话为“至言也”[28] (p388)。又如苏颂关于张仲宣一案的量刑，也深得士人的好评：“当时论者，谓颂一言而除黥刑，以为仁人之言其利溥。”[24] (p526)范纯仁为蔡确开脱的话也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如邵伯温称其“知国体者也”[16] (p300)。
其三，由于士大夫阶层排斥其他势力的存在而一枝独大，使得皇帝往往为士大夫阶层所左右，而不得不接受士大夫们所造成的事实。太祖时期，科举考试及第的进士及诸科人士仅三百余人，士大夫地位并不显赫。但到了太宗在位期间，为了笼络人心及加强统治的需要，遂大力推行科举考试，从太平兴国二年(977)至淳化三年(992)的16年间，8开科场，取进士诸科6000多人。随着文人在官僚机构中数量的不断增加，国家大权逐渐被士大夫阶层所掌握。太宗末年，柳开说当时的政局是：“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所取贡举人也。”[29] (p58)此亦标志着宋代以科举取士为核心而构成的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的基本形成。
到仁宗时，士大夫阶层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如仁宗时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30] (p512)与士大夫一枝独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前代相当活跃的武官、宗室、外戚、宦官等政治势力，在北宋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大多只能充当配角。这固然与宋代的国策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其他势力有意识地排斥。如良将王德用长期带兵，通晓兵略，仁宗时曾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本想让其有所作为，但因武人与文官不属同一阶层，王德用居于高位便引起了文官们的不满，竟以其长相奇特，“貌类艺祖……得士心”等为由，对其进行弹劾，王德用因此被贬出朝。[13] (p9467)后虽重返枢府，但仍受到文臣们的排挤。
名将狄青被提升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贽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甚至还列出狄青出身行伍、大臣耻于为伍、四夷轻蔑朝廷等理由。狄青进枢密院后，又遭到了大臣们的排斥，被呼为“赤枢”。[31] (p311)后因平定侬智高之乱，被仁宗擢为枢密使，但其间不断受到文臣的攻击，最终被逐出京城。由于文臣的排斥，自仁宗后期起，枢密院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文臣衙门，武人都靠了边。对于其他几种势力，士大夫集团也严加防范，不允许他们有干预政事的行为出现，力求防患于未然。仁宗欲以驸马石保吉为使相，李沆“三问不从”[32] (p326)。仁宗任命外戚张尧佐为宣徽使，御史包拯、唐介都极力反对，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33] (p290)。唐介甚至说；“臣忠义愤激，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14] (p1573)仁宗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范仲淹知道后便“抗疏列其罪”，疏上之后，即着手料理后事，将家中所藏的书中但凡兵书全烧掉，余书要其子带回家中用以教书糊口，并对其子说：“我上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于此可见其言辞之激烈。[17] (p274)
哲宗亲政后，宰相章惇更以大逆不道罪诛杀高太后掌权时用事宦官陈衍。由于士大夫阶层的坚决抵制，使得其他几种政治力量在北宋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苗书梅曾对此做过准确的概括：“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他们对防止皇亲国戚与宦官专权起了重要作用，在最高统治者意志动摇，准备或已经重用宗室、外戚、宦官时，士大夫往往能坚决地进行反对，并多数取得了胜利。”[34] 宗室、外戚、宦官等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乃皇权之延伸，但由于他们在宋代萎靡不振，遂造成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如神宗曾感叹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听了当场指斥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马上神情“耸然”，连声说“朕不敢！朕不敢！”[35] (p318)
由于朝中缺乏能与士大夫集团相抗衡的势力，使皇帝在面临重大政治斗争时往往得不到强有力的援助，因而在士大夫集团的强大攻势下，往往以妥协而告终。因此皇帝纵欲诛杀大臣，也往往在大臣的反对下，不得不改变初衷。如前引范仲淹为晁仲约开脱事，起初是“朝廷大怒”，必欲置之死地，但因范仲淹的反对而得以免死。[14] (p1336)神宗时因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而宰相蔡确拒不执行，并以整个官僚阶层的代表的名义向神宗施压，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估计斗争不过蔡确等人，才勉强答应改为“刺面配远恶处”。但即便如此，也遭到反对，门下侍郎章惇即抗声说：“如此即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听了非常气愤，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章惇的回答竟然是：“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4] (p690～691) 于此可见文臣之跋扈与皇权之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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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执政大臣为犯罪者开脱时，往往还要找一些理由，并且还不敢说有所谓的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范仲淹在为晁仲约开脱时，即对富弼说什么“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14]
(p1336)。而到了神宗时，由于朝廷长期不能对大臣用刑，遂使蔡确在为漕臣开脱时，便去掉了“轻”字，而径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并且也不再煞费苦心地去为犯人寻找借口了，径以此来迫使神宗就范，说什么“臣等不欲自陛下始”。[4] (p690)至哲宗时，遂被吕大防总结为“祖宗家法”，所谓“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13] (p10843) 曾布也曾对哲宗说：“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今(梁)焘更有罪恶，亦不过徙海外。”而哲宗对此也深表赞同，说：“祖宗未尝诛杀大臣，今岂有此。”[14] (p4622)并且当有人试图打破此规矩时，哲宗还主动地去维持，如当时“(左相)章惇……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遗训，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13] (p13711～13712)。这样一来，即使有官员意欲打破惯例，置对手于死地，但由于有皇帝主动把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也很难如愿。
可以说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进入北宋中期后，犯了死罪的人往往就死不了了。检讨文献，从范仲淹的“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到蔡确的“祖宗以来，未尝杀大臣”，再到吕大防的“家法”之善，再到哲宗的亲口承认“朕遵祖宗遗训，未尝杀戮大臣”，所谓的“不杀士大夫”的誓约已呼之欲出，于是到了北宋灭亡之际，就有了曹勋代徽宗转述的所谓的“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要知而戒焉”[36] (p690)。至此太祖誓约终于浮出水面。检讨史籍，此条史料出自曹勋的著作《北狩见闻录》，由于是关于誓约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因而也就成了正确解读所谓太祖誓约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这条史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所谓的太祖誓约的内容不仅有不诛大臣之誓，也有用宦官之誓。而事实是，宋代惩前代宦官专权之弊，自太祖起就对宦官予以限制，宦官权势膨胀只是徽宗时的事，因此如果说“不杀士大夫”还有点影子的话，而所谓的“用宦官”之誓约就纯属虚构了。所以如果徽宗让曹勋回来就说这么几句话，那就真的让人觉得莫明其妙了。而且接着的话就更有意思了，与前面的话对着一读，我们就会发现，徽宗前面所说的所谓的
太祖誓约不过是个铺垫，后面的这些话才是他要表达的真实想法，即北宋的灭亡与靖康年间钦宗大肆诛罚前朝大臣、宦官诸如蔡攸、童贯等的行为有着极大的干系，尽管这不是惟一的原因。而其潜台词则是认为钦宗应为北宋亡国负相当大的责任，言下之意，徽宗自己对钦宗是极为不满的。而徽宗如此表白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抨击钦宗拉开与钦宗的距离，以期高宗能将自己与钦宗区别对待，从而一旦时机成熟就迎自己南归再做太上皇。由于徽宗的心思不在太祖誓约上，故而杜撰时甚少文饰，结果不免漏洞百出，体现在内容上就是把“用宦官”也作为誓约的一部分。
此后为了使所谓的太祖誓约显得更为真实，南宋史家开始有意识地重构此一历史事件，其结果是曹勋的这条史料在此后的传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如前一部分中的“誓不诛大臣，用宦官”八字，到了《三朝北盟会编》中，就变成了“誓不诛大臣”，后三字不见了。而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则变成了“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而后一部分则不复存在。《挥麈后录》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径称什么“恭闻太祖有约”云云。而在《避暑漫抄》中，所谓的“不杀士大夫”誓约则是出现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当中，誓约也最终变成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总之，通过考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伪家法的形成过程，而誓约的产生和最终定型，则是沿此家法继续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所谓的不杀士大夫，并不是什么祖宗家法，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长期努力获得的一项特权。
从古代传统统治看，以法治国历来都是统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韩非子》曾明确指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37] (p111)二者缺一不可。至西汉时，遂发展为“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而为历代所遵循。[38] (p195)宋初二君对“刑”的作用非常重视，所谓“宋兴，承五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13] (p4961)。太宗曾谈自己对治国的体会时说：“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12] (p12)但真宗以后，士大夫阶层随着自身势力的膨胀，其行为也渐趋嚣张起来，为了满足自己阶层的利益，不断地与皇权进
行斗争，通过频繁地敲打皇权，为自身谋得了一项项的优厚待遇，而免死权的获得即是其中的一项。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仁宗、神宗并非不想诛杀士大夫，只是由于受到了大臣们的强烈抵制，方才没能如愿。因此，设若宋代皇帝地下有灵，得知学者们数百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他们有所谓“不杀士大夫”之家法，恐怕只能摇头苦笑了。
学者们往往以欣赏的语气评价此伪家法，如徐吉军认为，“在这种宽容的文化政策下，宋代士大夫们因而敢于说话，敢于指陈时弊，敢于思考，敢于创造”[39]。金铮认为，“正是此点，确保了两宋没有出现一个暴君，确保了两宋文官政治的相对清明和人道性”等[40]。宋代的一些成就是否与此有直接关系，还有待商榷。但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却是极为严重的。因皇帝丧失了针对士大夫的诛杀之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朝廷威慑群臣的能力，因此皇帝要想使群臣为自己卖命，除了以利相诱之外，似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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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制禄之厚”、“恩荫之滥”、“恩赏之厚”、“郊祀之费”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以至于赵翼在谈到这种现象时不住地叹息，说宋代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24] (p534)。论及郊祀时，他不解地说；“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贵于恩泽之多，乃浮费如此！”[24] (p532)论及俸禄时，他感慨道：“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24] (p534)论及恩荫时，他批评说：“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24] (p535)论及恩赏时，他叹息说：“毋亦太滥矣。”[24] (p537)并认为这种滥赏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24] (p534)；“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倖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24] (p537)。而士大夫因摘掉了头上的“紧箍咒”，“吏何惮而不贪耶”。[41] (p230)因此更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招权纳贿，导致政风极为败坏。王安石曾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士大夫沉没利欲”[42] (p307)；“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43] (p247)。游酢也说：“士风之坏，一至于此。”[44] (p696)因此，不仅“不杀士大夫”为宋之祖宗家法的传统看法要改变，而且对其所造成的影响也要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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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版语文高二高中语文 《论雅俗共赏》教案及练习语文版必修5
《论雅俗共赏》教案及练习 论雅俗共赏 认知·探索 课文探索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原名朱自华，号秋实，字佩弦，著名散文家、诗人及文学研究家。其主要著作有《背影》、《雪朝》、《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诗言志辩》、《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 《论雅俗共赏》是一本书的名字，也是一篇文章的名字；是朱自清先生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杂文集，内容主要涉及文学评论、诗歌创作与欣赏、人物评论三个主要方面，书中各篇论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说话。《论雅俗共赏》放在第一篇，并且用作书名，用意也在此。各篇论文的排列按性质的异同不按写作的先后；最后的写作是《论老实话》。朱自清先生曾说：“《鲁迅先生的杂感》一篇，是给《燕京新闻》作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论文，太简单了，本来打算不收入本书的，一位朋友却说鲁迅先生好比大海，大海是不拒绝细流的，他劝我留着；我就敝帚自珍的留着了。”本书是朱自清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主要讨论了文学欣赏标准与差异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精辟令人深思的看法，对我们了解文学与人情世象、开展思考与批评、认识诸多文学现象都有帮助，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最早是由观察杂志社于1948年上半年出版的，书中共收文章十四篇分别是：序1．论雅俗共赏2．论百读不厌3．论逼真与如画4．论书生的酸气5．论朗诵诗6．美国的朗诵诗7．常识的诗8．诗与话9．歌谣里的重叠10．中国文的三种类型11．禅家的语言12．论老实话13．鲁迅先生的杂感14．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十四篇中有三分之一是谈诗歌的，主要是谈朗诵诗的。朱自清先生早年创作新诗，晚年多写旧体诗，是宋诗一派。但他一直关注新诗的发展前景，故晚年常写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对新诗创作他有个基本观点，即诗歌语言固然应当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但更主要的是新诗必须有节奏。因为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节奏”是从音乐来的；尽管新诗已脱离了音乐，却不能没有节奏。既称为诗，总要读来能琅琅上口，因此节奏是不能缺少的。这本书中谈诗歌的文章大抵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并论证这个观点。 《论雅俗共赏》一本书的力作自当推《论雅俗共赏》和《论逼真与如画》这两篇具有创见的学术文章，今天我们就走近《论雅俗共赏》一文。 领悟导析 孟子有云：“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句话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说人情不相远；就文章而论，人们在欣赏方面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无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会逐渐的趋向普遍化，而走上雅俗共赏的路子。当然并不是雅文学被普遍接受，或是俗文学被普遍接受，而是说雅文学或俗文学在文学规律自身的作用下而逐步融合，雅文学可能会俗化，俗文学又可能逐渐雅化。自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之间相互斗争、相互融合，而逐步走向了统一。朱自清在其《论雅俗共赏》一文结束时指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的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有了正统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抗战以来又有了‘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要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朱自清的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当时中国文坛发展的
论柳永词的俗
论柳永词的“俗” 摘要：柳永是我国第一个专业词人，他改变了词以小令为主的体式，出现了慢与小令平分秋色的局面；他创用了一百多种词调，占了宋代所使用词调的近七分之一；他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对北宋词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词以俗著称，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现在我们就其俗这方面以词的内容题材特点、艺术表现以及形成俗的风格的原因来分析一下。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他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者，也是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专业词人，有词作专集《乐章集》。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在词刚产生时，词在文学中的地位是十分低下、不入流的，素有诗贵词贱的说法。它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会场合供给伶工歌女唱歌的，到宋朝时词的地位开始有所提升。大量文人用它来抒发感情，表达人生，所以词风开始由俗变雅，词的内容也日益离开世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而柳永却将其变“雅”为“俗”，着意
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 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柳词的俗主要表现在：（1）题材内容上，大量深入描写市井坊曲的面貌和世俗大众的生活，尤其是妓女的生活。由于父亲柳宜身为降臣，所以科场上得意失意，众红裙争相亲近；他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楼，寄情风月，醉卧花丛，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姬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所以词中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或失恋被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比如他的《锦堂春》中的“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表现 了女主人公泼辣爽直的性格；词中也表现了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比如他的《迷仙引》中的“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 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表现了妓女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
北宋皇陵
北宋皇陵 在洛阳至开封的高速公路上，途径巩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北方平原上留有一个个硕大的土丘，这些土丘其实是北宋皇室所遗留下来的大型墓葬集合群。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奇怪，为什么北宋皇室会将皇家陵寝集中埋葬在这片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出名的地方？其实这段历史和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 宋代建国前的五代十国时期，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乱，始终作为中原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等中心地位的洛阳在这一时期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全国所需物资大多靠江南供应，而当时的开封地处漕运中心，本身经济也因此逐渐的趋于发达和稳固，并在这一时期逐渐地成为全国水运和路陆经济贸易的中心。五代的梁、晋、汉、周都在开封建都，特别是后周的世宗对京都的城郭、宫殿都进行了整修，基本上奠定了开封作为全国大都会的基础。但开封因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所以赵匡胤准备迁都洛阳，他不愿意在无山川之险“以兵为营卫”的开封建都。于是在朝臣面前说道：“吾欲西迁洛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为长治久安之本，岂不一劳永逸乎！”可在这时辅臣赵光义则说：“治国之道，在德不在险，何必定要迁都？”听了这番话赵匡胤叹息道：“尔未免迂执乎，今若依尔，恐未果百年，天下民力殆矣”。当时由于辅佐赵匡胤登基大宝的王公贵戚都定居在开封，置有大批的田地、庄园，迁都一事是要损害他们的利益的，就这样在群臣的反对之下宋太祖只好暂时收起了迁都的念头，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就这样轻易的被赵匡胤放弃，宋代皇室相信“山水风脉”，又受唐朝“风水地形堪舆、五音利姓”思想的影响，据赵姓归音为“角”，“角”音利于丙壬方向，这称之为吉方，吉方则要求有“山高水来”的山水条件，而巩义的山水条件利于角音吉方，巩义之地系黄土高原，水位极深便于深挖厚葬和建筑巨大的地下宫殿，这又符合了皇家厚葬的原则，而在此选建皇家陵寝也成为了赵匡胤迁都洛阳所迈出的第一步。翻开地理版图可以发现巩义距洛阳城不过遥遥几十公里，假如当时的北宋皇朝迁都洛阳，据其险固，在边防不宁时可以退守，陕西的粮食有节余，可通过黄河东下，东路粮食有节余，可通过黄河、洛河运到洛阳，要不了几年，国家的物资就会很雄厚，太平时可住东京开封，急难时可以住洛阳，凭借洛阳的河山四塞之险固，便可以守住中原。可正是由于当时复杂的皇室关系，直至仁宗年间也未能将宋代的国都迁往洛阳，而开封至天宝末年“京师屯兵”达“百万”之多，历史虽然没有让一代枭雄如愿以偿，可是却为我们留下了北宋皇陵丰厚的墓葬群落。 自宋太祖乾德元年，赵匡胤将其父赵弘殷由开封东南隅迁葬巩义后，北宋8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钦宗）10陵（8帝加上太祖之父弘殷的永安陵和徽宗的永佑陵计10陵）另外，后妃、宗室、亲王、王子、王孙，以及高怀德、赵普、曹彬、蔡齐、寇准、包拯、狄青、杨六郎等功臣名勋都葬在巩义，分布在嵩山北麓、黄河南岸的约30公里的土地上，现在在地面尚存有石刻造像941件左右。 这段历史不单单被这一个个土丘所回顾，更在这河南历史中展示着两河文化深厚的历史！
论宋代冗官之成因
论宋代冗官之成因 2014-03-04 15:08:56?《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刘立夫冗官在历朝中以宋代为最。宋代包拯说："设官浸多，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1]冗官是贯穿宋朝始终的"三冗"之一，成为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因素，并深刻地影响着宋代的政治生活。"方今之患，在乎官冗"，[2]宋代有识之士曾反复发出过改变冗官之弊的呼吁，而宋代诸帝亦大多涉及过裁减冗官即"省官"问题，但终宋一代，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反而越裁越滥，愈省愈繁。因此，研究宋代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特别是冗官的成因，对于把握宋代政治之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 冗官问题在宋朝立国之初就出现了。宋初对后周的政治体制和五代十国各个割据政权的设官分职多所因袭，造成了官吏队伍的庞大和紊乱。宋太祖从稳定政局出发，曾于开宝三年（970年）下诏，"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要求各地"以户口为率，差减其员"，即按各州县户口人数多寡以确定官吏数额。[3]次年，宋太祖责令各地停止吸收多余官员，并裁省繁杂的役吏，史称"开宝省官"。不过，宋初的冗官问题是统一战争过程的遗留问题，与五代十国混乱的官制不无关系；通过宋太祖的努力，基本上得到扼制。赵翼说："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4]指的是这一情况。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宋太祖、太宗克服唐末、五代弊政而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冗官现象。宋太祖末年，官员数目不过三、五千人，到宋太宗时便急增到八、九千人，导致了"京僚过于胥徒，朝臣多于州县"[5]的局面。北宋中期，冗官问题严重起来。据包拯在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所奏：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总数为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万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愈一倍多矣"。[6]按照他的看法，当时全国有州320，县1250，所需官吏五、六千人足够，而当时吏额已三倍其多。因此，冗官受到强烈的关注，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随着财政的紧张和内外矛盾的加剧，不断有人提出主张裁撤冗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宋仁宗庆历时，范仲淹在新政前曾痛心疾首地揭露当时的形势，"官壅于上，民困于下，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并指出，"方今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7]把冗官提到了社会问题之首。宋仁宗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包括裁官在内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但庆历新政不到一年便告流产，以后冗官更加严重。 在熙丰变法之际，王安石也曾强调"官乱于上，民贫于下"，"今之官诚冗矣"。[8]王安石变法后期的《元丰官制格目》就是为改变官制混乱和官吏冗滥而制订的官制改革条例。元丰改制的主要内容是依照《唐六典》进行职官的循名责实，恢复唐代三省六部制，使职禄铨注合理。但是，元丰改制中最大的困难倒不在改换官衙的门面，而在于裁汰冗员。在议定各省、部、寺、监等机构的吏额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矛盾。新定吏额在议定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旧额几倍数"。[9]于是只得再议，而几经上下，拖延数年，直到神宗去世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至哲宗时，文武官吏二万八千余员，"吏部逆用两任阙次，而仕者七年乃成一任"。[10]北宋徽宗年间，权奸柄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有司奏称："士大夫列于版籍者，可谓至冗矣！京官自朝议郎以至朝散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候补）一万余人，大使臣二千五百余人，小使臣一万三千余人；举天下之缺不足以充入仕之数。"[11]"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12]北宋的国库收入不足以供吏禄之费。 宋室南迁后，国家疆域减少了五分之二，而旧有的官吏并无多大改变，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一时安置不下洋洋几万官员。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建议"省冗员以节
书生论政误苍生
书生论政误苍生——评《中国梦》 民间乃至官方的“飘飘然” 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称中国军力已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无独有偶，最近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在其《中国梦》一书中，强调中国要在新世纪跃居世界头等强国。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他在书中表达的个人观点在中国军政界“具有一定广泛性”。 笔者浏览了《中国梦》，倒没有发现若干人抨击该书时说的“作者在书中声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惜同美国打一场战争”之类的语句。不过，在该书第25 9、260页中，作者表示认同“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同时又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排斥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反遏制战争中崛起”，还强调“没有军事崛起的经济崛起是危险的崛起”，加之在不少章节中也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譬如第80页说“中国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则此书留给外国战略家的印象，同“不惜同美国打一场战争”的说法也相去不远了。 该书文字流畅，举例详尽，有可读性。根据笔者长期从事战略研究的经验，对此书的评断是“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用现代文字评断则为“在战术上正确而在战略上谬误”。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举世独步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设定的国家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向其“全球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早已成为美国的国策之一。显然，这条政策尤其适用于踏上“老二”征途的或明或隐的敌对国家。然则，上述风格的著作和讲话陆续在中国面世，自然引起美国
战略家深思。在战略层面，美国由此提出的有关中国深层次意图的问题，总体说来，不外乎下列数点： 其一，诚如刘明福所言，其个人观点在中国军政界“具有一定广泛性”。利害攸关的是，这“广泛性”今后在中国战略导向上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对美国国家安全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其二，始自2009年下半年，此类著作和讲话络绎不绝地问世，在中国民间和网络上获得狂热的支持；相反，持稳健态度的学者发表不同意见，即动辄被贴上不堪入目的标签。这种现象在几年前甚至一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会在时下出现？ 其三，如果上述两点成立，可能迅即引导美国战略家进入第三个问题：趁时犹未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如何因应这一趋势？眼下又应做些什么？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美国决策层得出结论，《中国梦》揭示的日后中国必然要把美国从龙头老大的席位上拉下马的观点，确实在中国军政界少壮派中“具有一定广泛性”并逐渐体系化。诚然如此，西方世界迟早会结成“统一战线”，倾力对中国实行全面围堵。对此前景，中国智库和学者不妨换位思考一下。 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进行全方位抗衡，终至一朝崩溃，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而今日中国处在相对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周边也缺乏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邻国，一旦西方世界领头发难，周边国家也很可能群起而攻之，对中国提出诸如领土、主权的强硬要求。同前苏联比较一下，当年苏联有社会主义阵营之支撑，还有散布全球各个角落的国际共运成员之声应气求，当前中国身处的国际环境较之前苏联更为险恶。
论柳永词的“俗”
论柳永词的“俗” 【摘要】柳永艳情词集中体现了化雅为俗的特点。他描写与歌妓的情场生活，并对歌妓作充满色相的世俗描写。在艺术上则表现为审美趣味的俗，即一反前人的含蓄蕴藉，风格直露而坦率，并以世俗的心理和趣味描写爱情生活，充满了平凡而甜蜜、琐细而愉快的市民情调。表现在语言上则是语言材料的偏重俚俗。柳永词的俗正是对词的本色的保留和发扬，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柳永；艳情词；俗 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世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提到柳永词的“俗”，是离不开他的艳情词的。也就是说，柳永描写自己与歌妓艳情生活的词总的来说是比较俗的。他直接而怡然自得地描写自己的情场生活。柳永虽是一位官场失利的不幸者，将近五十岁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但这也恰恰成全他成为一位情场的幸运儿，使他能在青壮年时期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流连于“平康巷里”，“连日疏狂”（《凤归云》），甚至“往往经岁迁延”（《戚氏》）。柳永对此在词中也有过描写： 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玉蝴蝶》） 因而歌妓和柳永的关系是相当亲密融洽的。他们组成了一个以浪子柳永为中心，一大堆风尘歌妓为羽翼的才子佳人集团，柳永曾自豪地说“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 而柳永所作的《传花枝》也颇为自负风流：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咇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沽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 可见，他与歌妓的关系十分亲密，他对自己的这种风月生活也颇为自得。这在词里表现得也相当大胆、直白，毫不做作，公开宣称“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公开鄙视“名缰利锁，虚度光阴”（《夏云峰》），颇有些反传统
优秀校长个人先进事迹材料
优秀校长个人先进事迹材料14篇 【一】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助其成长与成才，是我初做教师时的教育理想，一路走来，理想的格局一步步被放大，特别是履职校长以来，我深感责任重大，所以我在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决心不负局党委的信任与重托。现将上学期的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一、在位就要谋政，有位更要有为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第一责任人，也是一个学校的掌舵人，各项工作的领航人，唯有时时警醒，处处勤勉，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公平公正的处理各项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全校师生的成长奠基。不滥权不强权不专权，对待老师，我奉行“多表扬少批评，多鼓励少责备，多建议少评论”的原则，在工作中有时遇到某事个别老师不理解，我予以宽容；遇到消沉与迷茫的老师，我予以劝勉。不记人过，校内校外大事小情走在前；感恩做人，相信每一颗心都是滚烫的，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凝心聚力，做好各项工作。 二、创新工作方法，迎着问题作为 日常管理中，经常会遇到各方面的问题，每次，我都直接面对，并力争短时间内解决。比如：成立篮球队，并亲自任教练，解决问题学生的问题；及时召开了家长会，解决不写家庭作业的问题；做《我们要做一名教育的智者》专题讲座，解决不作为的问题等等。每每遇到问题都拿到领导会上，用集体的智慧研究和探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用心点燃热情，激发团队力量 人是事业的核心要素，只有积聚人心，才能积聚干事的力量。在第一次全体教师会上，我就郑重许下承诺：“我做榜样向我看；我是班长跟我干。”凡事带好头，这无形中化解了很多矛盾，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有了优秀教师评比过程中的谦让、三好学生选拔时的演讲，从赵校长放学后到大街、网吧、游戏厅亲自去抓上网学生到王校长从自家拿米拿面，自费买菜并亲为排球队员下厨；从暴风雨中兰书记领着后勤人员下班后固定松动的铁瓦到今年绝大多数班主任 都主动把花坛单一的菊花换成了多样品种；从学校要求教师七点五十上班，老师们七点就主动来到班级为学生讲解和批改再到学校的各项事务平稳有序的展开，
2021年高二历史下学期第十三次周练试题
2021年高二历史下学期第十三次周练试题 1．北宋诗人苏舜卿曾这样描述：“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另一位北宋文士宋祁形容说：“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上述材料突出反映了北宋中期面临哪一社会问题( ) A．冗官B．冗兵 C．积贫D．积弱 2．公元997年，宋廷岁收2 200多万缗，收支相抵还会余大半；到王安石变法前两年，收入已高达11 000多万缗，收支相抵却亏1 500多万缗，“民贫乏食”而反。造成这种统治危机的根源是( ) A．经济衰退B．起义频繁 C．兵力不足D．吏治腐败 3．观察下图，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北宋面临藩镇割据的局面 B．“澶渊之盟”的地点在都城东北 C．北宋时期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并立 D．北宋主要面临辽和西夏的威胁 4．北宋中期，“三冗”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 ) ①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增设官僚机构以分化各级官员权力②形成庞大军事体系，军
费开支增加③对辽和西夏的战争耗费和高额赔款④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逃避税收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5．北宋初年实行更戍法，你认为下列哪一说法符合这一改革的后果( ) A．“寇乱息而威势强矣” B．“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C．“方镇相望于内地” D．“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役征” 6．阅读宋太宗至宋英宗时期的财政情况表，下列理解不正确的是( ) B．冗官、冗兵、冗费是导致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 C．11世纪中期北宋出现严重财政危机 D．11世纪中期的财政亏空使北宋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 7．北宋“冗官、冗兵、冗费”局面的出现，从反面证明了( ) A．官越多，工作效率越高 B．政治改革要重视精兵简政 C．当时加强中央集权利小弊大 D．兵越多，战斗力越弱 8．《梦溪笔谈》记载：“皇祐(宋仁宗年号)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范仲淹，字希文)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粮食)，为术甚备……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范仲淹救灾措施的主要特点是
论柳永词在北宋的传播动力
收稿日期:2011-03-1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词在宋代的传播研究0(编号:07SJ D750017)。作者简介:黄旭(1962-),男,江苏泰兴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艺术传播研究。 第27卷第5期2011年5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GQ I U TEAC H ERS COLLEGE Vo.l 27 No .5 M ay .2011 论柳永词在北宋的传播动力 黄 旭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6) 摘 要: 柳永词在北宋社会广为流传,其传播动力得之于:其一,柳永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顺 应时代的需要,在创新中得到原动力,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同;其二,柳永敢于直面/雅0与/俗0的选择,并以主动的姿态选择/俗0,满足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从而使其词得以广泛流传;其三,柳永成功利用传播媒介扩大其影响力,促进了柳词在北宋的传播与消费。 关键词: 柳词;传播动力;北宋 中图分类号: I22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1)05-0027-05 传播者与接受者是传播中两个重要的因素。在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宋代,词作者往往是主要的传播主体。作者控制着传播的方向与内容,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来说就是/把关人0。接受者是文学传播的末端。文学作品的传播,最终是要作用于读者受众,只有接受者接受后才能实现作品的价值;而接受者的价值取向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兆鹏认为,文学的商品化趋势,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和作用:一是造就了一批以诗文创作为生计的/职业0作者,二是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流通与消费 [1] 。传播与接受这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是文学传播的重要动力。 柳永是宋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填词的专业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善于运用传播手段并使自己获得成功的词人。唐圭璋先生曾对柳词的传播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 宋叶梦得5避暑录话6卷三云:/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0明郑麟趾5高丽史#乐志6中也有柳词。这是宋徽宗赐给高丽的宋乐,可见柳词也传到了高丽。柳词西北传到西夏,东北传到高丽,更为中原广大市民所喜爱。宋陈师道在5后山诗话6里说他的词/天下咏之0。吴曾在5能改斋漫录6卷十六 里,说他的词/传播四方0,也可证实柳词普遍流传的情况 [2](P928) 。 柳词在北宋社会的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柳永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变0中求得社会的高度认同,同时能够充分利用传播媒介为其服务。 一 作为第一个大力填词的专业词人,柳永在宋词的发展史上可谓是功绩卓著。/柳永词从词调到作法,都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0 [3](P193) 。宋胡 仔5苕溪渔隐丛话6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5词论6:/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5乐章集6,大得声称于世。0唐圭璋先生对柳永词有这样一段评价:/柳永以其很深的文学素养,习于唐乐、唐诗,又习于本朝的新乐、新词,经常流连坊曲里巷,与乐工、歌伎往来,创制大量慢词,开有宋一代风气。0 [2](P928) 这是从 文学的角度对柳词创作的肯定。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是顺应了当时承平时代的/享乐0主题的需要。 柳永的创作主要从宋真宗天禧至宋仁宗皇佑的三十五年间(1017-1057年)。这段时期,宋朝边界相对安定,没有战争之苦,社会较为安定。宋人孟元老5东京梦华录序6中这一段是经常被人引用的:
初三议论文答案4
旁观自己 ①“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我很早就熟悉，也从来没有多想过什么，后来读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常常会这样想：迷就迷吧，谁让自己是“当局者”和“身在此山中”呢？ ②但又想：人确实很难做到时时事事完全清醒理智，但如果我们能跳出自己的“局”，自己旁观自己，也许就可以多一些清醒，少一些迷茫、糊涂甚至迷失。 ③为什么我们需要旁观自己呢？累是自己的，愁是自己的，伤是自己的，自己怎么能够置身事外？自己承受的、感受的、接受的，别人既不能替，自己也不能逃避，只有勇敢面对，所有问题都由自己扛；人生随时都会碰到新的问题，每个人也并不是都很幸运，身边时刻站着旁观者，随时为你指点迷津，这时候，就需要自己当自己的旁观者，以另外一种心态、心情、心智来看待自己，哪怕换一种角度、眼光或思路也成；况且自己旁观自己可能比他人看得更清想得更明，因为只有自己才更知道自己所面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不为外人知道的秘密，旁观、反观、内观起来更方便更真实。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自己陪伴和旁观自己，而不应以“当局者迷”为借口，失去再思考、再寻觅、再担当的勇气和智力。 ④那么，我们怎样旁观自己呢？我们可以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梳理清楚，然后把自己当他人，以他人之目光和他人之心智，理智地来看来想自己面临的一切。 ⑤“当局者迷”，其实也是迷在自我，迷在内心。而旁观自己，也就是自己在陪伴自己，自己在帮助自己，自己在提升自己。做到旁观自己，当问题、挫折、痛苦甚至不幸降临时，我们就有可能做到虽然“身在此山中”，也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13．本文的结构层次是：提出问题（引 论）：；分析问题（本论）：为什么我们 需要旁观自己；解决问题（结论）： 。（2分） 14．阅读第③段, 根据原文分点概述我们需要“旁观自 己”的原因。（6分） 13．（2分）要旁观自己（1分）；怎样旁观自己（1分）。
论柳永词对对宋词的影响
论柳永词对宋词的影响 摘要 宋词在形成新脱圆倩、纤丽峭拔的语体风格的过程中,柳永词在宋代大文化背景的濡染下,由对传统辞章进行历史整合的书卷气、按词体的规定性组合渊雅博炼词汇的音乐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相当稳固的词体语言系统所构成的语体风格，对后世词体特别是宋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柳永词宋词慢词 。 引言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 种词调，在宋代所用八百百十多个词调里，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质始备，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也许只能在小令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一．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二．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
名校长先进事迹材料
名校长先进事迹材料 自任职以来，XXX同志充满了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爱，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赤诚之爱，这爱既滋润了孩子，也成就了他的事业，更升华了他的人生理想，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先后被授予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小学十佳新锐校长”、全国“学校管理创新示范校长”、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获得者、全国“爱国主义教育最佳园丁”、“中华杰出英模人物”、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系统先进工作者”、贵州省第八批“特级教师”;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贵州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先进工作者、贵州省小继教第一阶段先进管理工作者、贵州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贵州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XXX市“劳动模范”、XXX市“十大杰出青年”、XXX市人民教育基金奖xxx同志十分关心教职工生活，从大局出发，从小处着手，为教职工做实事，设立专门的教职工档案，经常深入群众，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深受教职工的尊敬和爱戴。与此同时，对教职工严格要求，坚持每周四的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以敬业、业精、爱生、自律八字方针规范教师的言行，加强师德教育，树立教师形象。截止XX年3月，学校连续多年未出现一起违法、违纪事件，连续多年被市交通局评为“文明单位”。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优秀教师”、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优秀工作者”、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对于他的业绩，《XXX电视台》多次在“乌蒙之星”栏目以《脊梁》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一、加强研究，提升自我 任教之初，XXX同志就意识到，毕生心血将奉献给小学教育这份事业。担任校长以来，由于市实验小学规模较大(近3000名师生)，他虽然没有上课，但一直坚持听课、进行教师培训和课题研究。他现在不仅承担着XXX市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的任务，还承担着国家教育质量创新管理决策顾问的任务，多次承担市、省、全国小学语文优质课评委的任务及XXX市小学高级教师评委的任务。与此同时，不仅完成了国家级课题子课题《开发和利用课件提高课堂效益的研究》任务，该课题并评为全国优秀子课题，其成果荣获全国和省课题研究成果评选三等奖等，主论文被评为省级一等奖和发表，而且现在正承担和实施着市级课题2项，参与市级课题研究5项。几年来，他发表和获奖的教育科研及管理论文30余篇，XX年以来，《全面加强学校管理积极推及素质教育》发表于XX年《现代校长》第一期;《寻找丢失的羊》发表于《XXX教育》XX年第二期;《加强税收文化建设促进税收将康发展》发表于《XXX日报》XX年4月28日第三版;《赞凉都夸实小》发表于《少儿时代报》XX年6月18日第
中国经济史 论文 宋朝的财政收支及平衡问题探究
中国经济史论文 宋朝的财政收支及平衡问题探究
宋朝的财政收支及平衡问题探究 陈寅格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可谓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一个时代。而所谓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活动及其形成的分配关系。宋朝的财政问题，特别是其财政收支及平衡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探究。 本文旨在对两宋的财政收支与其平衡问题进行初步的论述和探讨，大致从两宋财政的整体概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宋朝的财政概况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封建王朝之一，经济和赋税制度都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朝的军事力量虽弱小，但民间的财富却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盛世。然至宋朝中后期，地方税制混乱，“古有剥削之法,本朝皆备”。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却日益困窘，乃至成为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探讨宋朝的财政概况，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与思考。一是财政机构。两宋的财政机构包括中央计司(三司、户部) 及其它相关机构，如司农寺等，以及地方财政机构，如漕司与州军机构等。二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包括田赋、代役钱、人丁税、禁榷制度、工商税等、杂税、以及介于市场经营与赋税之间的科率与和买和籴等。三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包括军费、官吏禀给、皇室开支、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其它行政开支，如祭祀、工程、赈济等。此外，还应包括与国家财政运作密切相关、并常常作为国家财政重要收入项目的货币制度的方面。 宋朝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财政状况的变化过程，可将之简单归为以下几个阶段： 1.立国之初与全盛时期
纵观古代财政发展史，不难发现，宋代在财政管理制度上高度集权。而从北宋初年开始，这种制度就奠定了其基础。由于唐代、五代藩镇割据，宋代从立国之初便加强了中央集权——特别是财权。表现有：财权集中于中央，中央财权集中于三司；宋朝皇帝亲自参与重要财政制度的制定并经常过问财计盈亏等。 而从这一时期的财政收支状况看，宋初至真宗时期，很少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仁宗、英宗时期，入不敷出的情况较多。财政上由盈余到亏空的转变，本质原因在于支出的增加。尽管此时期收入基本上也是持续增加的，但是支出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收入。而支出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冗费，包括冗兵、冗官、祭祀以及皇室冗费等。 2.元丰改制与熙宁变法时期 若何扭转财政危机是这一年间的重要议题。对此，司马光持克服、改变冗费局面的观点，而王安石偏于以理财为核心的新法，其中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增收法，以及保甲保马将兵法、市易法等节支法。然而，王安石新法并没有达到其预期，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十分有限。 在神宗的这一时期，军事行动较为频繁，尤其是主动出击的情况较多，而这最终导致削减军费计划的泡汤。 同期，财政制度上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三司被户部所取代，并且财政进一步集权化了。 3.北宋衰亡时期 北宋朝廷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时期趋于尖锐，最终被金军所迫。毋庸置疑，其财政趋于混乱，加之统治阶级的腐败，爆发了财政危机。 政治斗争加以财政状况，使得被废除的新法重新得到推行，但其内容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后成为了蔡京的理财新法，以继续推行熙丰时期的聚财敛财法、变更盐茶法、变更钱币法为主。同时，在财赋分配上重中央、轻地方的思想趋于明显；归属朝廷、直接由皇帝本人支配的钱物都增加了。然而，一定程度的横征暴敛现象也日益严重。最终，由于统治集团彻底的腐败，北宋政权被推翻了。 4.南宋“中兴”时期 仅就这一时期而言，南宋“中兴”时期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南宋在重新建立财政制度
论柳永词的女性特质
论柳永词的女性特质 内容摘要：柳永以特有的方式将内心抽象的愁思依恋、细腻温婉、阴柔多姿的女性特质十分深刻的诉诸于笔端，显示了柳词的独特魅力。柳永渴望个性解放和性爱自由，于是他在青楼中找到理想的归宿；他通过自己的词让世人了解了歌妓等普通女性的生活及境遇。所以他的作品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语感上或是感情上都时刻展现出女性特质来；他把复杂细腻而又缠绵悱恻的女性情思抒展得扣人心弦；他以女性的口吻如歌如诉，吟唱着生活的酸楚、命运的不济。 关键词：柳永；词；女性特质 柳永生平简介与柳词的主要特点 柳永（987-1055？），字鳍卿，原名三变，因排行第七，故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倦厌官场，眈溺于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最后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 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人所未写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八九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 了解了柳永的身世以及他在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笔者通过长期潜心的研究，逐渐发现柳永以特有的方式将内心抽象的愁思依恋、细腻温婉、阴柔多姿的女性特质十分深刻的诉诸于笔端，显示了柳词的独特魅力。关于这些，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以女性口吻抒写复杂细腻而又缠绵悱恻的女性情思，婉倾泣诉，如歌如怨。
试论北宋初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及影响
试论北宋初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及影响 【摘要】北宋初期采取的削弱相权，加强皇权，消弱地方，加强中央的集权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措施对本朝及后世影响较大。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北宋初期中央集权影响 北宋开国初期，为革“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的局面，不仅使北宋成为继后周以来又一短命王朝，太祖、太宗二帝及后任者部采取了一系列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这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为本朝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一、集中军权和扩大养兵 (一)收夺禁军高级将领的军权。 961年秋，赵匡胤担心黄袍加身事件重演，当众劝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史称杯酒释兵权。以不流血的方式，在保持政治稳定和避免动荡的情况下削夺了重臣的军权，他做了许多帝王和有识之士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武臣专权自立的局面，结束了武人于政的弊端，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同时，加剧了封建社会已有的土地兼并现象。加之北宋实行“不抑兼并”政策，到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英宗时，全国几乎三分之二的土地集中到官僚地主手中，使社会财富急剧集中，阶级矛盾加剧。这也是导致北宋农民起义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分割禁军统帅的职权。 取消殿前督检点的职位，设立互不统属的“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长官皆隶属皇帝。又设枢密院以牵制，使统兵权与领兵权分离。 (三)实行兵将分离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 宋太祖立法规定驻京部队与地方部队实行轮换制，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宋初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由精锐之师禁军拱卫京师，而以疲弊之师戍边。上述措施导致将兵之间的关系松散，战斗力低下。无力抵御日益强大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边疆劫掠活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只能以“岁币”与割地息战，这也是北宋中期产生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扩大养兵。 赵匡胤认为“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于是每遇灾荒便募灾民当兵，把反抗力
优秀校长先进事迹材料
优秀校长先进事迹 ？？？，男，？岁，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本科学历，？年？月参加工作，？年任？？？中学教导副主任，？年？月—？年？月任？？？教育办公室教研会主任，？年至现在任？？？县？？？校长、党总支书记。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在教坛已辛勤耕耘了？个春秋，任职校长岗位？年，在这平凡而伟大的事业中洒下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努力落实到教育教学的每个时段和环节，处处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本色和风采，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先进性。这一份勤恳，这一份执着，铸就了可贵的治校育人业绩，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不懈追求，创造实绩。他个人曾先后多次受到市、县政府嘉奖和表彰，。。。。。。他主持工作的？？？，也数次受到市、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被评为。。。、连续？年被县人民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年任职时的？？？，教育教学质量在全县居于中游且一直徘徊不前。一年后奇迹出现了，同样的学校，同样的师生，？年统考质量攀升至全县前茅，学校的面貌、人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一所普普通通农村小学一跃成为泰安市规范化学校，并连续三年被评为？？？县教学管理四“星级学校”，成为？？？教育界争相传诵的佳话。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超越式发展是与？？？先进的办学理念分不开。就任伊始，他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教育”的办学理念，配合县教育局开展的一系列争先创优活动落实这一理念。首先，他从完善办学条件抓起，筹资30多万元对教学楼、办公室、教室、厕所、护栏进行了修缮，所有教室、办公室都安装了空调，健全了仪器室、实验室、微机室、图书室等各类功能室，开辟了古诗词文化墙、经典文化长廊、教师文化长廊等，构建了人文气息浓郁的校园文化格局；创建“泰安市规范化学校”成功以后，他结合县教育局提出的“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年”活动，建立了科学、合理、符合学校实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竞争、激励、评价、约束机制，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教学成绩突飞猛进，连续五年被评为“县教书育人先进单位”。 其身正，不令而行。二十几年来，？？？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到对工作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在？？？的生活中，没有学校的上下班时间，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有的只是他那永远没忙完的工作，用心血和汗水抒写着自己的工作业绩。？？？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为人师表、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品质让他在校领导班子中产生出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廉政方面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家人谋私利。在公务活动中，做到合理开支，手续清楚。？？？性格坚毅，但在事关学校发展的决策中，注意倾听班子和老师们意见和心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