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腐败案例

【篇一：古代腐败案例】

贪官堪比大老虎！细数中国古代10大贪官2014-08-03阅读 (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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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堪比“大老虎”！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贪官，但是，水平不一，各

有千秋。一起来见识一下古代打掉的“大老虎”，排名不分先后。

1 秦朝赵高：侵夺民田操控国库

赵高，秦朝宦官，原为赵国贵族。秦始皇听说赵高能力强，便提拔

他担任了中东府令，兼行符玺令，成了掌管皇车马和能自由出宫的

官吏。

赵高利用手中的职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经济事务横加干涉，

侵夺民田，操纵赋税，控制国库。几年的时间，赵高就成了财富难

以计数的富翁，其爪牙也大发横财，国家的财力却日趋薄弱。赵高

入秦宫20多年，依靠弄虚作假，弄权不止，贪欲不足，终得报应。

2 “跋扈将军”：家财三十亿

梁冀是东汉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做过大将军。在朝廷

里横行二十几年，人称“跋扈将军”。

公元158年，恒帝为了夺回大权而先发制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

逼迫梁冀夫妇自杀。遭处置的梁冀党羽达300多人。梁冀被抄家后，恒帝把他的财产进行拍卖，得到30多亿银钱，相当于当时国家税收

的一半。

3 东汉王温舒：大肆杀人以权换钱

王温舒，阳陵人。年轻时的王温舒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性格

暴虐，常常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王温舒不仅仅是一个以杀立威的

酷吏，他还是个贪官。

王温舒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酷”，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以酷行贪；另一副就是“谄”，在权贵面前，他以谄行贪。王温舒手段不外是贪

污和纳贿两种。就其贪污而言，主要是贪污被籍没财产。在广平，

在河内，在京师，他杀几万人，被没收财产的人有上千家。

4 西晋石崇：拦劫沿途客商敛财

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是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

敌国”。石崇的财产山海之大不可比拟，宏丽室宇彼此相连，后房的

几百个姬妾，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身上装饰着璀璨夺目的

珍珠美玉宝石。

5 南宋右丞相：“光明正大”地卖官

陈自强在南宋宁宗时做到了右丞相，他依仗着曾经做过实权人物韩

胄启蒙老师的资历，贪赃枉法，什么事都干。凡是求官的人，他都

派人谈好价钱，一切办妥后再“光明正大”地授官。地方官送公文到

京城，封函上一定要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凡是没写的，就根

本不打开。

韩胄北伐失败失去了权势，陈自强失去了靠山，又因谎报军情被朝

廷罢免，最终死于流放地。

6 北宋蔡京：造假账，领双份的宰相俸禄

蔡京是福建仙游人，北宋著名的奸相，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改革之际，他投机新党，与宦官童贯狼狈为奸，终于爬上相位。

在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搜刮中，蔡京自己也乘机假公济私，广为聚敛，还拥有土地50万亩。这还不够，蔡京晚年“既贵而贪益甚”，甚至不

惜造假账，领双份的宰相俸禄，可谓贪婪无耻之极。一次，皇帝赐

他一座西花园，他为了扩建竟拆毁附近民屋数百间，建成后的西花

园奢华甚至超过皇帝的东园。当时太学生联名上书，把蔡京、王蒲、童贯、梁师成等6 个劣迹昭著的人称为“六贼”，蔡为六贼之首。靖

康之变后，他被继位的钦宗下令流放，死于海南。

7 唐朝元载：就连胡椒也贪64吨

元载有种癖好，热衷于大兴土木，建房盖屋，这也是所有贪官的三

部曲（票子、房子、女子）少不了的一环。他所建的屋宅，竟占了

大宁、安仁、长寿三坊，唐代长安都城有109个坊，元载就占其三，可见规模之大，建筑之多。他倒台后，被没收的宅舍足够分配给数

百户有品级的官员居住使用，而且，抄家的物品中居然还有八百石

胡椒。据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

就是现在的64吨。

8 明代刘瑾：对不贿者贬官或下狱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入宫后，他先是侍奉太子朱厚照，后来朱即位

为武宗，刘瑾和马永成等宦官皆因东宫的旧恩得宠，号称“八虎”，

刘瑾还当上了最重要的内宫衙门司礼监的掌印太监。

刘瑾为聚敛财产，不惜公然索贿。重贿者升官；不贿者，或贬官，

或下狱，或勒令致仕。刘瑾还大肆贪污国库金银，中饱私囊。刘瑾

当政5年，最后谋反事败，被捕处死。当时武宗亲自抄没其家，除

了抄出伪玺、玉带、兵器外，还有金银数百万两和不计其数的宝货。

9 明代严嵩：两父子控制吏部兵部受贿

严嵩，江西分宜人。乡试中举后授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爬上了

不得内阁宝座。按照高官荫子的规定，其子严世蕃也进入官场，渐

官至工部侍郎。从此父子把持朝政，大肆贪污腐败，号称“大丞相、

小丞相”。

嘉靖四十四年皇帝下诏将他们二人重新逮捕入狱，经审判，判他们

大逆不道与谋反之罪，判处斩刑，不久伏诛于市。抄其家，得黄金

三万两千余两、白银二百零二万余两，珍宝无数，几乎超过了皇室

的珍藏。

10 清朝和珅：家产超过朝廷十年收入

和珅，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去世后，嘉庆下诏令和珅自尽，并抄了

和珅的家，其家财超过朝廷十年收入。

和珅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中首屈一指，是中国古代最大

最富的贪官。家产约有8亿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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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古代腐败案例】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

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

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

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

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

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

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

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

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

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

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

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

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

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

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

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

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

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

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

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

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阿哥。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

骨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

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

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

还有多少对策！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

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

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

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

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

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

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

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

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

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

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中，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

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

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

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

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

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

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

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

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

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

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

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

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

审计机关，

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

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

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

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 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

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

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这也是多年

积弊，古已有之的。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

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

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户部知道海瑞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

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

官员如此贪墨？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

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

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

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

可能的事。

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

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

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

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

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 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

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

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叁种：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

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

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

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

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

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

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

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

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

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

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发和百

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

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

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

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

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

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

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

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

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

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

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

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

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

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

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

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

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

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

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

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

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

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我们真的要向这位满族皇帝致敬了！一件向来都虎头蛇尾的事，竟

被他做得大获全胜，干净彻底。

（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篇三：古代腐败案例】

为了建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更高效且具有

偏好性的分配有限的资源，文化精英发明了“礼”。“礼”要求贵族们

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要符合他们在社会、家族内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就像贾谊所说的那样：“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

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

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这么多“异”（即差别）显然不是简单地制定出一套条例就能加以体现，其全面

的贯彻和实施，离不开相应的物质保障。亦即是说，“礼”是建立在

扎扎实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昔日管仲登台拜相，对齐桓公说：“臣

贵矣，然而臣贫。”桓公马上应承：“使子有三归之家。”等级制所释

放的巨大物质需求，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人道”社会的发展深化，生产关系的因素在人类逐利行为中的

作用不断地被放大，越来越成为掠夺财富的手段和工具。在众多的

生产关系因素中，以礼制及其文化基础的利益分配制度是致使贪污

成为社会痼疾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每个朝代的贪污演进过程基本上与“礼”的实化过程相重叠。其规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一，礼的建设或重建阶段。这个

阶段社会对奢靡生活的有效需求没有充分形成，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差距不很大。例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敝（同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

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同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颜

色相同的马），而将相或乘牛车。”人欲受到了社会总体资源匮乏的

制约。恰似王宁在《消费社会学》中所述：“因为在传统的匮乏或短

缺时代，欲望常常受到道德攻击，被认为是社会邪恶和堕落的根源，在那个时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规范往往是禁欲主义和消费理

性主义。”此刻，崇俭政策容易得到贯彻。所以放眼望去，无一不是

好仁（郑士元）、垕仲（陶铸）那样的清官廉吏，非惟其人“克己奉公”，也是势所使然。

其二，礼的实化阶段。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社会各阶层的财富都

会有所增加，而统治阶层的财富增加最多。用政治手段确定的“少数

人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高度

集中。类似田蚡、梁冀等等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皇亲国戚在这个时候

能够“鸱张益甚，怙宠贪恣”，从而成为首批先富起来的人也就毫不

奇怪。

其三，礼的需求释放阶段。聚集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随着财富

的增加，有效需求逐步形成，礼制所赋予社会的等级文化开始引发

奢侈消费。追求奢侈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无论贫富，都

把奢侈生活视为奋斗的目标。在此阶段，礼制规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及其所形成的奢靡消费文化在加深社会分化的同时也给各阶层带来

了新的贫困，即供养阶层因为剥削加重而陷入绝对贫困和受养阶层

因为入不敷出而陷入的“相对贫困”。

所谓“绝对贫困”是指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活状态，有论者把古代农

民生活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站在齐颈深的水中，经不起来自

意外事件的一个小浪头。王春瑜先生曾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

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如果大

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就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

粥的时代。”

所谓相对贫困是指由于骄奢过度、互相攀比而造成的“伪贫困”。就

如司马迁所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

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如果说处于“绝对贫困”境地的人追求财富是生

理上受到威胁的话，处于“相对贫困”窘地的人则更多需要应对心理

上受到的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官员已而做到像高俅那般“起居

八座，开府建衙”的地位，却还要拼命索贿、榨钱、打秋风的缘由。

只因尚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这北宋六贼

相衬，自己不得不自惭形秽，虚心学习，“再接再厉”！

清人薛福成在解释贪污成因时曾说：“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

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何谓“内隐”？在等级社会里，人最大的

隐私就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在礼制文化下，人的社会地位如果没有

相应的收入支撑，则倍为尴尬，而且是社会地位越高就越难堪。为此，他们不顾一切去弄钱。这种心理导致人的私心和贪欲大增，成

百上千倍的摄取资源。处在这个状态下的人几乎是不会考虑道德问

题的。于是乎社会各阶层舍本逐末，趋利若鹜。其状如雪崩，自宫

廷而下，越滚越大，最后将整个社会都卷入到里面。在合法收入有

限的情况下，需求的缺口只能是通过非法途径填补。常例（陋规）

就是人们为了弥补礼制文化所倡导的等级生活所需收支缺口的自发

性调节。陋规是对应正供而言的，也被称为“亚财政”。陋规收入在

各级官员的收入中的比重远远超过“正供”。其之所以能引发社会对

礼制的僭越是因为调整不是根据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根据人的自身

利益自发进行的。在奢靡生活的刺激下，贪污和腐败呈现出积极互

动的状态。贪污的目的是为了腐败，腐败的结果则是又进一步促进

了贪污。

当等级社会释放出天量财富需求的时候，全社会就会掀起对财富的

疯狂追逐，各个社会等级的人物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错位。他们就

会由信奉“名为锢身锁，利是焚身火”转而歌唱“今之成人者和必然？

唯孔方而已”！明人伍元萃在《林居漫录》里讲了一个叫傅时的无赖，因为有了钱，不仅士绅要与之吃吃喝喝，就是有司衙门也与他称兄

道弟。（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与为朋友，即地方

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对金钱的疯狂追

逐最后必然转化成对社会劳苦大众的超级剥削，并最后迫使社会在

不堪重负之下崩溃，重新建立起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以一

个朝代的生命周期看，礼的生命周期与政权生命周期相重叠。礼的

成熟过程就是“仁政“向”暴政”转变的过程。正所谓“昔者尧之治天下

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这一规律充分表明礼在利益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礼的名义

下被分配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官方控制下的财富分配。如果说导致

贪污的推力是对长期挣扎在生存边缘且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生活的

恐惧的话，那么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消费文化就是导致贪污的拉力。不断恶化的财政困境使贪污行为“积累莫返”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税源的国家财政收入是极为

有限的，仅根据耕地面积征收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应付国家的基本开支。以刚刚“内攘元夷”的“朱明”为例，其践祚初年，可谓山河破碎，人民流失。人口社会生产有限，征收高赋税是不可能的，只能实行

低税收，财政上则尽可能的“节衣缩食”。据《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

财政与税收》所录，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仅为32789900石。为了应对税赋不足的现实，朱元璋被迫用“精兵简政”的方式减少政府开支。如把军事开支压缩到最小程度，用军屯的方式来解决养兵费的

问题。1390年，朱元璋曾高兴地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后世若遵守，时厘饬之，何烦馕馈耶。”据《明史-食货志》载，

明政府规定，边地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

八分屯种。”屯军要向政府交纳赋税，称为“屯田籽粒”。洪武年间规

定军屯“亩税一斗”。军屯的税粮是明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据安徽

师范大学学报《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一文称，在永乐年间，明政府平均每年可收入（军屯）粮食一千零三十万石，相当于当时

国家田赋收入的32%。但到了孝宗朝军屯制已无法维持。兵部尚书

文升说：“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屯地“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据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中记载：“各边有警，守

臣求增兵饷，户部奏称钱粮不济。上召尚书刘大夏谕曰：“永乐间频

年举兵北征，况大兴营造，费用无赀，当时未闻告乏。今百凡俱从

减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安在哉？”陈全之曾这样评论到成化以后“因陋就简垂四十年，而戎马日耗，士卒之殷实者出钱包办而其名徒存，贫难者饥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褴褛，气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为国以捍御百战

之虏哉？”国家开支，三边费用最大。随着军屯制逐步瓦解，边饷全

由中央支付，军费立刻直接对中央财政产生了压力，压得朝廷始终

喘不过气来，并成为导致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机构设置也是一样。为了少养人，裁撤冗员，节约开支，在机构设

置比较精简，在用人上能省则省。明初期的文官官员数量很少，约8000人，后增到两万多人。府一级只设十名官员，县一级仅有四名，大量工作主要靠俸禄微薄的吏。即便这样，当时的财政也感到很大

压力。宣德二年考取的一百名进士中，除一甲三人受官和二甲一人

选庶吉士外，其余96人全部归家。研究者认为这似乎也是财政困窘

的恶果。到成化朝，官员数量已翻数番。《万历野获编》卷二云：“天下武职，洪武初年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增至八万一千余员；

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员，今增一千七百余员。此成化已前耳。若弘治已后，尚未之及也……”据考，弘治十五年锦衣卫月粮为

四万五千余石，而成化五年月支仅二万六行九百余石，足足多出了

几近一半。嘉靖初年，霍韬在论及锦衣卫冗员给财政带来的巨大负

担时感叹说：“洪武初年，锦衣卫官二百五员，今一千七百余员,由二

百视一千七百，逾八倍矣。俸粮所由不足也。”一个小小的警卫员都

能譲大明感到有负担，不能不说明财政的脆弱。嘉靖时，兵料给事

中刘体乾说：“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

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

明朝宦官，在洪武时期只有四五百，到了成化年间已达万人。再如

生员，据顾炎武所云，宣德时全国共有生员三万人。至明末则达到

了五十余万人，较宣德时增长约十七倍左右。如再加上这些吃着官饭，但又无事可做的数十万生员，国家财政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精思锐进、

谋强图变，还是对老百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的论断一语成谶：“大体上讲，一个组织可以通过将社会生产的‘馅饼’做大来使其成员获益，因为在

分配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的那一块更大，也可以在‘馅饼’大小

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享更大的份额使其成员获益。直觉告诉我们，

第一种方法很少被采用。现实经验表明，大部分利益集团均倾向于

后一种选择，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组织要想促进全社会利益的增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承担实现这一目标的全部费用。因此，集团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使得任何一个组织为提高全

社会利益而进行的努力都是得不偿失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殊利益

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尽量在社会总体收益中

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份额，而不顾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

以“朱厚熜、朱翊钧”等为魁首的独夫民贼显然不愿意为“调整经济关系、变革生产方式、力促科技创新”这一系列可堪惠泽整个“大明”的

举措付出任何代价，他们选择了最野蛮而又粗鄙的方式增加财富。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明廷甚至在嘉靖、万历年间三次修订弘治年颁

布的《问刑条例》，减轻对贪赃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文职官僚、监生、知印、承差，受财枉法至满贯绞罪者，发附近卫所充军”，同时

还扩大了赎刑范围，规定所有的贪赃罪均可花钱豁免。另外，还有

许多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规定。

面对财政困境，反倒是明神宗想到了另辟税源。明朝的矿冶业远不

如宋、元时期，“比之前代不及十之一二”。但其主要原因是采矿技

术落后及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组织管理生产，故而“所得不偿所费”。另外，朱元璋根据“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有米粟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的清规戒律和“矿盗哨聚，……民

皆开矿，农桑失业”等开采之弊，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开矿，认为此举“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甚至加以申斥：“言利之臣，

皆戕民之贼也。”纵观有明一代，饱受财政困难之扰的明廷一直为开

矿之事争论不休，禁开之举十分反复。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受灾，

寿陵营建费用一直不太凑手，这才又开始开矿增税。据统计，“仅仅

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数年间，在江南地区的矿监税，解进内

库的银子就达40万两以上。而据万历三十一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

疏中所述，当时全国正课、杂课、额外之课等加在一起的总收入，

大约400万两。江南数年的矿监税，即使不完全统计，也已占全国

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是征来的这些银子没有一文用于生产或社会，而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其结果必然是开征矿税不仅不会

催生新生产力反而是直接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再加上作为临时举措，矿监税征收缺乏健全制度程序和监督机制，故而这样的想法只

能成为腐败的契机，“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

三百万两，群小借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很多银子不是取

自山泽，而是夺取于市井，皆官府加派于民，“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万历三十年，给事

中宋一韩上疏抨击税使李凤，说他“征多解少，入己者至五十一万七

千有奇。珍宝如猫睛、祖母绿、夜明珠、走盘珠，与夫异石、异盂、异乐、异器亦复称是，总之不下百万。”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大学士

赵志皋谈及矿监税使时，说他们“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

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

为了解燃眉之急，朝廷还不得不开捐纳官或纳监。小说《杜十娘怒

沉百宝箱》就有：“万历二十年间，日本国关白作乱，侵犯朝鲜。朝

鲜国王上表告急，天朝发兵泛海往救。有户部官奏准：目今兵兴之际，粮饷未充，暂开纳粟入监之例。”这虽然是写小说，但并非完全

空穴来风。岂止是卖官，为了弄钱，明政府一改洪武、永乐朝对僧、道的控制，开卖度牒。明代宗景泰二年，为了救济川、贵饥荒，开

卖度牒，凡纳米五石，发给度牒。成化八年，淮扬巡抚张鹏奏请空

名度牒一万道，换米赈灾。次年，因山东灾荒，户部再发空名度牒

十万道。开卖度牒使得僧道人数泛滥，据估计“明末僧尼不会低于五

十万。”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御史宝应张稷等形容：“比来末流贱

伎妄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白徒骤贵，间岁频迁，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对此，皇帝们心如明镜。成化三年，南京兵部尚书李宾等复请令官民

子弟纳粟送监。宪宗曰：“祖宗设太学以教育贤才，非由科贡者不得

滥进。今宾等建议，欲令官民子弟出钱谷以赈饥民补太学生。古无

此比。且天下财赋所出其途孔多，学校岂出钱谷之所哉！”但积弱国

匮乃制度所致，欲罢弗能，停捐纳之策，也不过是徒托空言而已。

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记到：“国学援纳，原非祖制，以首善之地，广收铜臭，最为不宜。第相沿已久，从来无议罢者。乙亥忽传谕，

一概停止，一时以为盛事。或以问余。余曰：援纳固当罢也，但非

此时事耳。又问何时当罢？余曰：外患悉平，财用充足，此其时也。或曰：若然，则更无可罢之期矣。余曰：援纳虽非美事，然犹胜于

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无已，而独罢援纳可乎？即罢亦暂罢耳。明年丙子，科场届期，携银自远来者，皆废然而返。又当户部窘乏

之日，急欲得银，而停止方新，不敢言开，是公私两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逾年之后，其例复开，何所见而停此两年也。乃知为政

者须度势审时，务求可继，不必慕其名而为之也。”

看来不论是救荒还是国防，明政府都离不开捐纳的收入。杨士聪所

描绘的“公私两困”正是大明外强中干的窘态。有钱才有神通，没有

银子朝廷就不成为朝廷。朱见深也好，朱由检也罢，只得同意。神

宗皇帝曾屡次温旨给反对矿税的户部尚书赵世卿：“知卿苦心！”管

子曰：“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其后果必然会加剧官员队伍素质的

退化，导致更多的腐败出现。

过分低廉的俸禄令清官干吏难以为继，进而蜕化变质

明代实行的是“品官薪俸制”，官员的俸禄随着官秩由高到低递减。

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也据此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

米1000石，俸钞300贯，从九品禄米60石，俸钞30贯，吏不过3石。而一位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相当于五六十

两白银。吴思认为实际上他们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那么多，远

远不足以养家。

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明代的官俸低于历代除了朱皇帝的创造外，也不排除明初的经济状况远远低于朱元璋的想象，所以发了一段时

间就发不出来了，不得不减。但他以后几代皇帝似乎手头也不宽裕，

反反复复折腾了五十年才算把固定标准弄出来。据《皇明纪略》载：“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养廉。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拆色，

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余皆拆色。拆色以钞为准，米一石拆钞十

五贯或二十贯。钞法不行不值一钱。布一疋值银不过五钱，折米二

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养廉，

其何以使之不贪！”

永乐元年，成祖想照顾一下勋戚，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

官俸则米钞兼支，但永乐二年即命公、侯、伯视同文武官吏，米钞

兼支。仁宗即位后，觉得百官俸禄过低以致于无法守节，故决定给

大家加薪。但也仅过了七八年，这一决定就被取消了。据《明会要》载：“仁宗即位，增京官及军士月廪。谕户部尚书郭资曰：‘往年百官

军士扈从，月给米五斗。今建都于此，皆有家室，恐不足以资生。

往往守义者困于饥寒，玩法者恣无忌惮。朕欲悉加倍给之，其著为令。’时官俸折钞，每石折二十五贯。宣德八年，礼部尚书胡滢掌户部，议每石减十贯，而以十分为准，七分折绢，绢一匹抵钞二百贯。少师蹇义等以为仁宗在春宫久，深悯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讵可违？濙不听，竟请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

赡矣。”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仁宗自己都觉得官俸定的太低，群臣无

法养家糊口，因此一登基就给百官涨工资，才七八年财政就支持不

住了，又要往下减。

正统六年，御史陈奉奏：“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然

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禄薄者一石二石。然其所折钞，急不得济。九载之间，仰事府育之具，道路往来之费，亲古遗问之需，满罢门

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此所以陷罪者多也。”正统中，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而钞价每天都在贬。是时

钞法不行，一贯仅值钱二三文，米一石折钞十贯，仅值二三十銭。

当时的官员俸给分两部分：即本色和折色，公侯之禄，或本折中半，或折多于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

九品，本色乃十之七。以后再无大的变化，成为“永制”。经过这七

折八折，实入和名义收入出现了不小的差距。洪武年间，“官俸全给米，间以銭钞兼给。”当时的折支标准是“銭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朱棣宣布“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

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兼支。”但由于种种原因，大明宝

钞在发行不久之后就不断贬值，导致“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

最后无异于废纸。据统计，洪武时的1000石到了正统年大概只有

232石，60石的则只剩下19.7石头。

难怪顾炎武也要替明代的公务员叫苦：“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

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今之制，禄不过

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不取诸民乎？”

法家云：“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所以说

这种“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的做法，不能不说是棋差一着。

太祖、成祖之后的皇帝也不是不知此弊，但却一直不予纠偏。这除

了财政困难的因素外，大部分是“帝王之术”的成分在作怪。因为自

古以来臣贪则君安，臣贤则君疑。如果不以低俸制迫使官员们暗悖

法条，上级领导又如何能够时时刻刻揪住下属的小辫子，令其整日

介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然而，低俸制虽然有利于权术，但其也使国家名器变得不那么尊重。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征税权。不给官员发足薪水，让其自筹，实际上

是向他们让渡了征税权，等于授权作恶。让渡征税权造成的负面后

果比直接让渡财富要大得多。它不仅使国家财政制度陷入了混乱，

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导致官场伦理沦丧，最终导致了大厦的崩塌。不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致休制度让朝野上下趋利若鹜、敛财自保

财政积弱对大明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不言而喻。由于总量有限，中

国传统时代的国家财政实行的是“量入为出”、“量出制入”的原则。

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政府投入社会保障事业的资源只是很少的

一部分，特别是在与军需、维稳等费用相冲突时，此项支出常为裁

革的对象。还应该指出的是，历代封建王朝对鳏寡孤独和灾民、贫

民的救济，虽然已形成普遍化和经常化的行政机制，但往往表现为

统治集团应对突发灾难的临时措施和统治者个人一种“恩赐性”的仁政。因此，这种赈恤和救济的措施不但时有时无，而且覆盖面和力

度都很有限。如景泰四年二月，太仆少卿黄士俊奏：“顺天府玉田蓟

州等处去岁无收，百姓缺食，有司贩济，虽每口与粟谷二斗五升及

五斗者，……况一家十余口者，娠济止四五口；二十口者，贩济止

七八口。”嘉靖十年十二月，明政府曾“命宛平大兴二县贫民二千七

百四人入养济院，每人月给口粮三斗，岁给布一匹。”再加上古代吏

治的腐败，“仁政”往往还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干扰而大打折扣，甚至

被一些贪官污吏随意转化为体制性福利，进而中饱私囊。

然而想逃避灾害必须要有足够财富。财富越多就意味着在灾变面前

活命的机会越多。（清华学者景军在一项研究中根据沉船不同等级

舱位的幸存率得出了财富与安全正相关的“泰坦尼克定律”。他认为

泰坦尼克号的舱位的分类可视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当时，泰坦尼克

号的一等舱有319人，幸存者220人；二等舱269人，幸存者117人；三等舱有669人，幸存者172人。虽然一等舱舱位人数不及三

等舱人数的一半，但是一等舱幸存者人数却比三等舱的幸存者多了

48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泰坦尼克号一等舱船票最低价格为30

英镑一张，最高价格为870英镑一张，相当于当时一辆汽车的价钱。二等舱最低票价为12英镑一张，三等舱最低票价为3英镑一张。以

各舱最低票价计算，一等舱最低票价几乎是二等舱最低票价的2.5倍，同时等于三等舱票价的10倍。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乘客人数虽然最少，但只要坐入头等舱，其生存几率显然最高，高出二等舱乘客存

活几率20%左右，高出三等舱乘客存活几率39%。虽然二等舱乘客

比三等舱乘客少一半之多，但其生存几率比三等舱乘客的生存几率

还是高出18%。不难发现，乘客的舱位等级与生存几率是直接相关的，社会等级差异在巨大的突发灾难降临之时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社会等级决定着风险的差异并决定风险降临之后的伤害差异，

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显然在这里成为生命的重要筹码。）

这就使得曾经在民间饱受苦难的“秀才贡生”（即未来之官吏）们一

入官场，就想方设法、如饥似渴的大把捞钱。

此外，明政府对于退休干部及其亲属子女的生活保障问题也并未作

出相应的妥善处理。

关于致休后的待遇，《明实录》、《明史》等文献都有很多案例。

对致休官员最基本的优渥是免除“杂泛差徭”。洪武十一年诏称：“凡

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文武官年未及七十，老疾不能任事者，皆令冠带致仕，免其杂泛差役。”虽然这在赋役繁苛的传统时代，不啻为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值得指出的是，“免其一身纳税服差

役的优遇，在前朝是致休官员应得的待遇，在明代却成了一种额外

的赏赐。”除了免除“杂泛差徭”，明廷还采取赐予礼品的方式来奖励

致休官员。李善长致休后，朱元璋曾“赠临濠豪地若干顷，置守冢户

百五十，佃户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宋濂在离职时，朱元璋就

赐给他御制文集以及大量的钞、彩、缎。被太祖称为“老实罗”的罗

复仁，其致休时太祖赐他大布衣，题诗衣襟以作褒美，后又赐玉带、铁柱杖、坐墩、裘马、食具等。再如洪武二十四年，“赐致仕武臣钞锭，其多寡各以从军之久近为差。”永乐十九年，朝廷规定致休官员“若无子嗣，孤独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洪熙元年

太子宾客户部尚书郭资致休，仁宗“赐资白金百两，钞二万缗，彩币

二十表裏，命户部复其家，复赐资。……升太子太师俾致仕归。”杨

鼎致休时，“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终其身。大臣致仕有给赐，自鼎始也。”成化二十二年又规定：“在京文职以

礼致仕者，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者，进散官一阶，其中廉贫不能自存，众所共知者，有司仍每岁给予食米四石。”成化二十三年，南京

户部尚书潘荣乞致仕，许之，命驰驿还乡，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

夫役四人应用。万历时，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致休，“奉旨月给夫廪”。嘉靖六年，礼部尚书席书乞休，“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但皆系殊荣，并非人人有份。

早在万历年间，明人王世贞就曾对明代致休后仍享受朝廷俸禄待遇

的官员人数做过统计：“洪武中，兵部尚书单安仁、唐铎；嘉靖中，

少保、礼部尚书席书。给半俸者：永乐初吏部尚书张ヨ、户部尚书

王钝；宣德中，户部尚书郭资、太仆寺卿赵昱等。”根据他统计的时

间跨度，那么多致休官员中，能食半俸者也就七个。

周荣发现《明史》列传及各地方志的人物卷中所记载的致休官员食

俸的实例均屈指可数，这些记载虽在个别问题上略有出入，但都非

常直观地表明，终明之世，致休官员食俸者为数不多，而且食半俸、食全俸与赐田、驰驿等在性质上并无区别，都属于《明会典》所言“皆特恩云”的范畴。他据此得出明朝致休官员没有俸禄的结论。其

他研究也有类似结论，如1996年出版的《中国俸禄制度史》对明代

官员的食俸问题作了简要论述：“除特殊情况外，致休官员没有俸禄。”张显清的《明代政治史》也认为：“明代致休官员无论品级高低，一律没有俸禄。”

对于明代官员来说，置身于这种上封顶下不保底的生存环境之中，

致休无异于被判了死刑。为了避免还乡时无孝敬双亲、抚育子女之财，他们自然会在退休前储存足够的“过冬食物”。

理学的式微和纵欲文化的兴起导致赃官恶吏变本加厉、理直气壮

明初，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尚占主导地位，官员对于统治集团的依

附性相当之强，故其多无恒产。官吏也大多重视节俭保身，以免成

为王朝伊始的祭品。少数功臣勋贵（如朱亮祖等辈）稍一恃功骄横，立即遭到皇权的残酷打击。那时节，“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

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郡县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

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

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实辩藏否诚古所未有也。是

以其时守职之官，非精强敏给有兼人之材、应世之智者鲜能终三年

之久。”经济上的依附和政治环境的压迫以及打天下时的梦想造成官

吏注重维护封建体制的整体利益和谦谨士风。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活境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士人普遍陷入精神困境，令他们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

徘徊。如果说从明初到成化，士人们还坚信程朱理学，那么随着明

朝政治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渐行渐远，他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便开始

摇摆于现实和政治理想之间，并越来越倾向前者。在万历王朝的后期，朝野上下虽然还曾出现一股骂皇帝的“非君”思潮。一些大臣以“逆鳞”为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主的过失，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但正与德中谏南巡百宫受仗

和“大礼仪”之争时数百官员跪左顺门的气势相比那可差得多了。更

多的人则做出了退而求利的选择。罗宗强在《明代后期认识心态研究》中曾以正德朝的韩邦奇案为例的心理变化作了分析，揭示了士

人对朱姓王朝离心离德的心路历程。韩邦奇，正德三年进士，诸经

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学，无不精悉，是明代“关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被调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在任职期间，

因作《富春谣》，反对中官采富阳茶鱼，得罪镇守太监王荣，被下

诏狱。他认为自己非罪而下狱，实在想不通。韩邦奇虽然未忘君恩，但更感委屈，于是在狱中写诗以世事如棋来暗喻世事无常没有是非。出狱后他学得非常市侩，不再直言相谏，终日周旋于权贵之中，吹

捧逢迎。71岁时，以兵部尚书致仕。罗宗强评论说：“或者是因为正、嘉政局使他失望，退而求一己仕途之顺适：或者是因为承认欲望存

在的合理性，以求得欲望之某种满足：或者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

位道德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位心存矛盾的现实的人，在关系到自身

利益时候终于走向是非不分：或者此数种因素都有。但有一点我们

必须承认，那就是下狱是他心态转变之重要契机”。

虽然在君尊臣卑的明代臣子有天大的委屈也绝不敢有“视君如寇仇”

之心，但韩邦奇这种消极心态无疑也不符合儒家对“义”和“达”的解释。嘉靖时给事中孙应奎的心路历程与此相似。嘉靖初年，户科给

事中孙应奎曾“屡犯权贵，以风节自励。晚官计曹，一切以苟且计功

名大损于前。”万历十二年（1584）起复后，风节大变。“时来初以

直窜，声振朝端。再遭折挫，沉沦十余年，晚节不能自坚，委蛇执

政间。”像这样的两截人明史中很多。其特点是越到中晚期，明哲保

身的人越多：越到中晚期醒悟的年龄越早。

杨继盛认为世风日下的祸因在权奸。他在向世宗所上的《早诛奸险

巧佞贼臣疏》中曾例举严嵩之十大罪状，其中第十条便是其坏“风俗”。文曰：“我朝风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视为少变。皇上

继位以来，躬行古道，……盗跖而亦荐用：奔竟疏拙者，虽廉如夷

齐而亦罢黜。一人贪戾，天下成风。守法度者，以为固滞；巧弥缝者，以为有才；励廉介者，以为矫激；善奔走者，以为练事；卑污

成套，牢不可破。虽英雄豪杰，亦入套中。从古风俗之坏，未有甚

于此时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贪；嵩先好谀，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谄。源之不洁，流何以清；风俗不正，而欲望天

下之治得乎？”杨继盛之语不为不尖锐，但是并没有说到实质。嘉靖

和严嵩以前并非没有贪污，严嵩之后，贪风也没有停。海瑞在给嘉

靖皇帝疏中的评价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说过：“然嵩罢之后，犹嵩未

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河南道御史杨爵则把世风变坏，官场

腐败的一切责任都算到了嘉靖皇帝的身上。可谓一语中的。杨爵上疏，开头就说：“方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之极。内而腹，外而白破，无不受病。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废弛，奢侈谮逾，公私因竭，奔竟

成风，贿赂通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士俗民风，榆次

大坏。此在陛下所以转移率励之者何如耳！”《明世宗实录》对此评

论说，“是时中外颇以言为讳，而爵所论，皆人所不敢言者。时议以

为谠”。

“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

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

迫于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政治上统一意志的瓦解为官员们在朝廷

内外结成大大小小的利益共同体创造了思想的机遇。要追逐非法财富，没有一个闭环的利益机制是无法实现的。小团体成为维护自身

利益的最佳选择，结党势所必然。于是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官员们在忙着拉帮结派，好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

属于自己的网络。此时的朝野内外皆貌合神离，结党成风，什么东

林学院、齐党、浙党、楚党纷纷出现。自此党争不断，监察沦为工具。整个官僚机构分崩离析，正如继叶向高后就任首辅的方从哲所说，国家机构已经到了“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地步。南京御史孙

居相说：“尽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曰废，治道曰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纵珠玉金宝亘地弥天，何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