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摘要：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带着他们的诗进入了唐代的第二次高潮。白居易则无疑是中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从白居易的生活遭遇起，个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的风格先由讽喻再到后来的闲适。无论从个人的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或是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他的诗作只要分四类，有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侓诗。其中著名的就属讽喻诗和闲适诗，这两类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因此他的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影响

正文：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是白居易在写给东华帝君的《与元九书》中写到的，也因此他的一生都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一、他的兼济之志

白居易在为官期间由于不满官场的黑暗，创作了很多的讽喻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就是最具代表的作品。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秦中吟》10首，内容主要暴露官场的黑暗，权贵的骄纵、对百姓的欺压。

如《议婚》：约作于元和五年（810）。作者对当时崇尚的婚姻观作了一番评论，对当时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重财轻人，攀高结富的恶俗做出揭露与批判，并对难于出嫁的贫家女寄予了同情。

《重赋》：当时皇帝除国库外，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之用。地方官员借机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羡余”（即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从而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重税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困苦不堪。作者对此现象大为不满，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没有或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只得对贪官污吏作出强烈批评。但诗的后半部分对重赋产生的后果的大力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对“本意在忧人”而实“夺我身上暖”的最高统治者的仇恨。评论者以之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伤宅》：唐代中叶，达官贵人奢侈成性，动辄大兴土木，营造园第。这种行径对百姓造成了灾难。作者对此进行了讽刺，认为兴建豪宅的钱最好用于救济贫民，宅地与荣耀的不朽是不可能的：“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伤友》：也作《伤苦节士》或《胶漆契》。作者对朋友之道今不如古表现了一种感伤凄凉之情。昔日洛阳社中，无论贫贱富贵，都能相互帮助；而今长安道上，两相面对却如“隔云泥”。对比之中表达了作者对友道之不古的忧伤。

《不致仕》：据《国史补》、《尧山堂偶隽》等书记载，此诗可能讥讽杜佑。讽刺了“爱富贵”“恋君恩”而年高不退休者。此诗的文字上颇有古风，后世评论者认为可与陶渊明诗乱真。

《立碑》，一作《古碑》。讽刺了立碑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认为立碑“谀墓”不能名留千古；只有施行仁政，品德高尚者，虽无碑碣，却能“至今道其名。”

《轻肥》：诗名取自《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后世以“轻肥”借指达官贵人。作者首先极言了内臣的生活之豪奢，最后于结尾处通过“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样的强烈对比揭明主旨，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五弦》：此诗的描写手法相当高明。运用烘托、比喻、反衬等丰富多变的手法描写了赵叟技艺，而末尾则说：俗人“不好古”，名贵的“绿窗琴”只能闲置一旁，落满尘土。以音乐喻人，实为作者自况。

《歌舞》：本诗与《轻肥》略近，其中所说虽是阌乡一地，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意义。作者只是客观地描述了情况：一方面朱门车马穷奢极侈；另一方面无辜的囚犯冻死狱中。对比之中，主题自然显现。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似。

《买花》：这组诗中最出名的之一。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贵族官僚豪奢游荡，一掷千金。这首诗构思，仅仅从买花这个小角度落墨，深透剖析，就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诗末用“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里含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已经触及到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前所谓“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主要就因此。

二、他的独善其身

随着年岁的增长，并且写的讽喻诗受到排挤他对参政的热情也逐渐减退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

他在《与兀九书》中写道:“今仆之诗，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己下耳。时之所重，之所轻。至十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表明他自己对十时人并不重视的闲适诗}一分珍视。自居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他受这二种思潮影响都很深。自居易自称“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他师傅是中唐禅宗高僧佛光如满和尚，曾十香山“结香火社”。自居易曾贬官为江州司马，建立草堂十庐山遗爱寺，“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宙之迹”，他死时遗命家人把他“葬十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可见他与佛门的因缘之深。从自居易的闲适诗来看卞要体现了以下三种佛教境界。

1、“佛法在日用处”的生活境。”

(《大慧录》)自居易接受了洪州禅中的“平常心”，把平凡的生活转化为安详惬意、充满诗意、情趣盎然的闲适人生。他的很多闲适诗铺叙诸如衣食傣禄等身边琐事，渲染着日常生活的安闲和身体的快适，借此寄托自己心灵的愉悦，以此达到心蔬夜南里的平衡和安适。如:“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终日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酌醉即休。”(《适意二首》):“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锦袍拥双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无一事。”(《闲居》);“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食饱》)还有诸如《官舍内新凿小池》、《春寝》、《垂钓》、《栽杉》、《食笋》、《新栽竹》、《早梳头》、《沐浴》等等看起来都是有关吃穿子}行、微不足道血琐碎的日‘常世俗生活，白居易以自足自适的心理化解了现实的忧患，在现实生活中完成超越，正是体现了他随缘仟运、知足保和的佛教生活境。

2、“角虫目皆菩提”的审美境

白居易爱好登临览胜。为杭州太守时，“郡在六百日，入山}一二回。”(《留题大竺灵隐两寺》)白居易有不少写景的“闲适”之作，“湛湛玉泉色，悠悠浮石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手把青竹杖，头戴白纶巾。兴尽卜山去，知我是谁人。”(《题玉泉寺》)真是心与境谐，其乐己极。又如“渭水绿溶溶，华山青崇崇。山水一何朋，君子在其中。”(《旅次华州，赠袁右丛》);“江城寒角动，沙洲夕鸟还。独在高亭上，西南望远山。”(《晚望》);“阳丛抽茗牙，阴窦泄泉脉。熙熙风土暖，高高石岚积。散作万壑春，凝为一气碧。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春游二林寺》);“石门无旧径，披棒访遗迹。时逢山水秋，清辉如古昔。‘常闻慧远辈，题诗此岩壁。石覆薄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游石门洞》)等等，展现了明朋如画、意味隽水的大自然。他寄情山水，在山水的启迪卜得到灵魂的净化和心灵的升华，从血体察到大自然超然的意趣。自然景物有时也成为自己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了人性和人格，一切莫不显露出活泼的禅的生命，物我交融，旱现出佛教“触目皆菩提”的审美境。当然，这种美景也只为拥有禅的意识和眼光的人旱现。白居易感叹过:“雪尽终南又一春，遥怜翠色对红尘。千车万马九街上，回首看山无一人。”(《过大门街》)

3、“心安是归处”的旷达境

他在《少年问》诗中说:“号作乐大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他晚年过着“身闲当富真大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池上即事》)的中隐生活，却始终能保持心灵的安然适意。他说“我生木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无论海角与大涯，大抵心是即是家”(《种桃杏》);“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中心木无系，亦与出门同。”(《夏日》)皆具触境随缘，飘然无碍之神髓。

白居易的诗论和他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光是讽喻诗还有闲适诗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结论：

总之，对诗人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的思考以及现实意义看白居易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难看出，不同诗人由于家庭出身、生活经历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风格，甚至是同一个是人在不同的经历下也会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及对人生的思索。这说明，文学作为一种人类高级特殊的精神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这四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读者读作品，作品反映世界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古代那些文人的观点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