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1

30年代小说：京派与海派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

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名称由来：跟30年代发生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1933

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严肃性。稍后又写了《论海派》一文，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更为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是“名士才情”加上“商业竞买”，命名他们为“海派”，而对背景等北方城市的作家则标榜为“诚实和质朴”。苏汶写了《文人在上海》进行反击。鲁迅曾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着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这实质上指出了两排的弊病。

京派小说

定义：指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国的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继续活动于北平、天津等

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又称北方作家群。他们在文化观和审美观上具有明显的传统意识和平民色彩，追求古朴、纯真的人性，描写清新美丽的自然，既有写实主义的抒情风格。该派的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萧乾、芦焚、李健吾等。强大的刊物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报》、《文学月刊》、《水星》、《骆驼草》等。

京派作家群：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

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丛书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京派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既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

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文学观念：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地位：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京派作家：

主要的京派小说家：

废名：京派小说的鼻祖，周作人先生的得意门生。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和长篇《桥》、《莫须有先生传》。作品不易读，既有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涩味”境界。

萧乾：近代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1933年第一篇小说《蚕》得到沈从文的赏识后进入进入京派文学圈。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矮墙》以及自叙传长篇小说《梦之谷》。

芦焚：1945年后用笔名师陀。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与曹禺的戏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一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他创造但基本倾向于京派，写有短篇小说集《谷》、《门里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多写故乡河南果园城的风物人俗。代表作是《果园城记》

李健吾（刘西渭）：在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出手多面，文备众体、30年代的京派风格小说是《陷阱》、《坛子》。文学批评出色。

废名（1901—1967）

个人经历

原名冯文炳，于1901年11月9日生在湖北黄梅，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

关于笔名的来历

废名在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几年日罢。”

单从废名这两个字，就知道他心内的佛意，他是北大英文系的，却写出了最中国的小说。汪曾祺曾说，废名的小说是中国式的意识流，有李商隐的天马行空和温飞卿的轻艳。

文学风格

废名被认作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跟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

废名得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加以实践，融西方先到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补讷和生辣奇僻之美。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废名名气最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缺少，在文学之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温习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废名

作品特别之处：

1、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

2、透露出一种哲人式的人生态度和对普通生命方式的体悟。

3、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

4、作品不易读，既有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是一种作家有意为之的“涩味”

境界。

《桥》

·可能因为他信奉的佛教的影响，《桥》里竟看不出他对沧桑世事的怨叹，只看到内在禅悟的美好，周作人替废名作序的时候写：“这好象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朝宗了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再往前走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几句话，非常恰当地道出了废名小说里随喜的精神，随处留心，随处欢喜。

·朱光潜先生也曾说，废名不是循规蹈矩的小说家，他写小说的时候，眼睛朝里看，关注着自己的内心，他的人物沉没在他的自我里面，处处都在过他的生活。

·《桥》于1925年开始写作，前后延续了十余载，所以人们说废名“十年造桥”，是他的精雕细刻之作。这部小说没有总体上的情节构思和连贯的故事框架，通篇由片断性的场景构成，男主人公小林和两位女主人公琴子、细竹虽然构成了经典的三角恋爱模式，但彼此间的关系远没有《红楼梦》中宝、钗、黛三人间那么复杂，小说的每一章写的几乎都是读书作画，谈禅论诗，抚琴吹箫，吟风弄月，每一章独立成段。这一切使《桥》逸出了经典意义上的小说成规，因此，三十年代的评论家都从诗化特征的角度分析这部小说，称“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朱光潜也认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桥》的世界是一个镜花水月的世界。它的田园牧歌般的幻美情调正是通过对女儿国、儿童乐园、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世界等几个层面的诗性观照具体体现的，从总体上说，它们由此都具有了一种乌托邦属性，最终使《桥》生成为一个东方理想国的象征。这可以看成是废名创作《桥》的总体性动机。

··《桥》中的具体的人生世相，由此构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东方理想境界的象征图式。因此，废名笔下的心象世界获得了双重指认：它既是文本中具体意境的生成，意象世界本身具有审美自足性；同时又是周作人所谓的“梦想的幻景的写象”，象征了一个乌托邦梦。这种幻象性使人们对小说的总体性超越领悟成为可能。最终读者从《桥》中收获的是“镜花水月”，是一个梦。

·诗意的生成：距离观照，向后“回眸”

·《桥》中有一章写细竹和琴子在夜里拿着盏灯去照花：“白日这些花是看得何等的熟，而且刚才不正擦衣而过吗？及至此刻，则颇用得着惊心动魄四个字。”（《灯》）

·《桥》中最能印证“距离”在审美中的重要性的是那些看上去本来极寻常普通的场景：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象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依傍。（《桥》）

《桥》的隐逸色彩表现在它有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是" 在幻想里构造的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愿俄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人的世界是一个' 世外桃源'" 。同时《桥》的世界中也有《红楼梦》和《镜花缘》的女儿国的影子。琴子和细竹的形象正是纯美的女儿国世界的象征。无论是桃花源，还是女儿国，都是东方的理想国，在这个意义上，《桥》中的具体人生世相，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化的充满诗意的东方理想境界的象征图式。因此，《桥》中的小说世界获得了双重意义：它既是文本中的具体意境的生成，又是周作人所谓的" 梦想的幻景的写相" ，象征了一个乌托邦梦。这种乌托邦色彩与" 诗化小说" 的文体是统一的。萧乾：《篱下》（环哥在姨父家撒尿、逗表妹、打表弟、打枣，最后被姨父礼貌地赶走）

·严家炎说，只爱读故事的人，读不了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的小说里少了扑朔迷离的故事；读惯了一般新文学作品的人，可能也读不惯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的小说有时连人物也是隐隐约约的；一目十行的急性子读者，更读不了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的小说必须静下心来仔细品味。

·严先生这话，确乎就是废名小说的特点，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甚至没有性格分明的人物，却有氤氲着的空气，需要心内明净的人，最好有废名那样的经验，先积淀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古诗文，会跳跃性发散思维，于作文与审美上双重谨慎，双重敬惜，又要有些浪漫情怀，温婉情义，才能柔着一颗心，了无挂碍地沉浸，才能体会他的意，发现他的美。

萧乾

1.作家介绍：原名萧秉乾，蒙古族，现代作家、记者、翻译家。出版有著译作品43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捷），以及《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曾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并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写下了《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雨德的暮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的特写。他的《美国之行》是四十年代对美国认识的真实记录。

2.萧乾小说的特点：

①作品多带自传性色彩，以城中“乡下人”的独特身份写作；

②作品中有强烈的苍凉感，但清澈而健朗；

③作品具有抒情性和感伤情调，语言雅丽清新。

3.《梦之谷》是一篇自传体成长小说，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爱情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独自流浪到岭东，在一家中学教国语，深受语言隔阂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盈”，她也能说一口纯正的国语，但是却有着不幸的遭际，两个人同病相怜，产生了爱情，在梦之谷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后来却被一个劣绅霸占，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就以悲剧告终。这个小说取材于萧乾的自身经历，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倾述的美丽的挽歌。但小说出版时已是1938年，在战争的环境中，“梦之谷”超尘脱俗的品质与时代格格不入，并未引起很大反响。

芦焚

1.师陀是他1946年之后使用的笔名，原名王长简。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芦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善于描写场景，其小说深切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衰败。

2.艺术特点：芦焚像沈从文一样，也自称为乡下人、土人，但是两个人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之沈从文，芦焚笔下的乡土世界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拟想，代替的是中原农村的衰败与荒凉，是活脱脱的现实世界，他不是从人性中升华出神性，而是在崩溃着的内地乡村风习中散发出类似于李贺诗篇的阴沉的鬼气。、

3.艺术个性：

①写乡村人物贫富的清晰度很明显。贫苦的、愚昧的、朴素的、狡黠的都各有位置；

②讽刺在作品中的比例加重了。作品抒情性与讽刺性的结合，揉杂了奇幻、神秘的气氛；

③小说的叙述更讲究。

林徽因小说（1904-1955）

原名林徽音，是京派中的文学沙龙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经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熟悉绘画、戏剧和雕刻，是著名的建筑师。

关于林徽因的传记有《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林徽因寻真》，《莲灯微光里的梦》（2008）等。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糅合得浑然一体，充满知性与灵性。

林徽因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评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写的是一个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别特征的作品还是描绘大家闺秀心态和体验，如《钟绿》、《文珍》、《绣绣》等篇，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托着作者更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命运不好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渗透了作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但是沙龙的格局最终也划定了林徽因小说的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凌淑华

原名凌瑞棠，笔名淑华、瑞唐、瑞棠、SUHOA、素心，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官与书香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

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曾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语、法文和日文，并听过周作人的“新文学”课。

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种），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小说先是专打算收集我写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书篇幅小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

“……凌淑华的小说，却发生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受著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一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的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凌淑华写下了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写作特点：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

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馀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沈从文

在景象万千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文人，他善于叙述故乡湘西农村特异的风土人情，并从中提升出自己的文化理念，是田园小说的集大成者。

沈从文主要的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构筑起他特异的“湘雨世界”，他的一生都在执着地歌哭着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哀怨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