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以及他的批判性思维

康德以及他的批判性思维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这句名言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同时也被永远的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这是康德十分著名的一句话，充分的反应了他“仰望星空与反省自己”的思想。虽然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的这个思想依旧给我以很大的启迪。仰望星空说明要目光远大怀揣梦想，而反省自己似乎又是不断自我提升，脚踏实地的含义。即使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我依旧认为这样的思想十分必要，只是不要过于偏激。魏老师曾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刚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不认识外界世界，而只记得自我反省，那么他将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如果将自我反省运用到现实生活中，那么也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康德的博学使得我们很难用一个称号来评定他，他是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他也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校任讲师15年，在此期间康德除讲授物理学和数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等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课程。但是他最伟大之处，还是在他的哲学成就上。《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本著作用去了他将近十年的岁月，但是却奠定了永远的哲学高度。德国诗人海涅说: “康德引起这次巨大的精神运动，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倒不如说是通过在他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那种在当前已经渗入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换句话说，“批判”是康德哲学的灵魂，“批判”精神是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康德的批判不是针对具体对象的批评，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康德将其分解为对三个问题的追问，即我能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希望什么? 针对这三个问题，他一步步展示了他的分析批判，并形成了其新的哲学体系。

《纯粹理性批判》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最重要，是他批判哲学体系中的批判精神得以彰显的理论基石。这里康德要解决的是认识论的问题———我能知

道什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人的三种认识能力的分析和考查，完成了对理论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取得正反两方面成果，从肯定方面来说，确立了理论理性的使用范围，为理论理性划定了有效界限; 从否定方面来说，明晰了理论理性妄图认知超验的物自体时所产生的悖论，指出了传统的旧形而上学的理论缺陷，旧形而上学在此被康德的“批判”所摧毁。伴随着传统的旧形而上学的消解，一条走向科学道德形而上学的道路得以开启。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阐述道德伦理问题的思想巨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性的实践使用能力，即审查和阐明实践理性的可能性、范围以及界限。围绕这一主旨，康德从实践理性的先天原理———道德法则出发，建立起了各种道德原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先对准则和法则作了区分。他认为，准则只对单个个体的意志有效，因此是主观的; 而法则对任一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具有普遍必然性，都是有效的，因此是客观的。之后，康德从人的欲求能力角度出发，对实践法则即道德法则作了阐释。按康德的理解，人的欲求能力有低级和高级之分，低级的欲求能力把质料( 即欲求的对象) 作为意志决定根据的先天条件的原则，是一种经验性的从属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其本身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它只是准则，而不是法则。而高级欲求能力不是依靠经验而是依靠形式作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在这样的实践规则中，意志成为了纯粹意志，理性独立地为自身立法，在实践中自为地决定意志。这就是康德要确立的先验的、普遍必然的、纯粹无条件的绝对命令———道德法则。在阐释了实践理性基本法则即道德法则后，康德又论述了由道德法则所派生出来的主客观内容。然而，康德的哲学由此陷入了现象和物自体、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以及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深刻的二元对立之中，为解决这个难题，为实现理论理性和思辨理性的统一，康德便开始求助于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

《判断力批判》中要阐明的就是从自然中的特殊事物上升到普遍规律的能力———反思性的判断力，其先验原则表现为“自然的合目的性”。康德认为，正是这种先验原则使得反思性的判断力能够沟通自然和自由。就像他所说，反思性的判断力通过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而提供了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中介性概念，这概念使得从纯粹理论的理性向纯粹实践的理性、从遵照前者的合规律性

向遵照后者的终极目的之过渡成为可能。之后康德进一步指出，自然的合目的性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两种，相应地，反思判断力分为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

康德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一位形而上学家就好象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他站在开阔的地方一眼望去，看到天地交融于地平线上，于是就想从那里走到天上去，殊不知他每前进一步，地平线就会后退一步，他与地平线之间的距离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缩短的。

毫无疑问，康德是古典哲学中对形而上学批判得最深入、最系统、最激烈的哲学家，但是康德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彻底抛弃形而上学。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有这样的理想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形而上学企图满足这个理想的方式错了：它试图通过理性认识的方式把握宇宙的终极实在，为人类精神确定来源和归宿。殊不知理性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形而上学要想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而科学不仅限于经验的范围，而且限于必然的领域。所以形而上学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精神的根本理想，但是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这就难免“南辕北辙”，与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它越是企图解决问题，离问题的解决就越远。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错了，并不意味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因噎废食”，从此不再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为它找到一条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全部哲学就是在为形而上学找出路。在他看来，这个出路就是伦理学，我们也可以把它引申为一种广义的价值哲学。

形而上学起源于人类精神追求自由的终极理想，它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是科学思维方式，而科学思维方式只能证明必然而不可能达到自由。但是，正因为科学知识不能达到自由，说明科学知识是有限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自由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都不是科学知识所能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知识能够解决自由问题呢？显然，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是以自由为其基础和前提的：“当且仅当”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可能，我们选择了其中被认为是好的或善的可能而摒弃了被认为是坏的或恶的可能，并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为才有可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其价值所在。换言之，道德行为是以自由为前提的，

没有自由我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康德看来，这就意味着，如果一种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是实在的，那么自由就是实在的。于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就成了形而上学的一条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康德意识到了科学的有限性，所以他要“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

康德通过上述对“三大批判”追问的分析，确立了其独有的批判哲学体系。在其体系中，“批判”第一次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提出。这里，“批判”已不仅是一种哲学方法和哲学体系，它更是一种“怀疑一切”和“审查一切”的批判精神。在这种批判精神的指引下，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了分析和审查，要求为理性划界，为自然立法。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精神贯穿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并成为时代的精神，它促使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远离盲目和独断。

十八世纪的德意志天空里，闪耀着的是思想和艺术的群星，而康德的光芒让全世界为之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