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_以广州市公园为例_周春山

P u b l i c F a c i l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年 第37卷 第10期 VOL.37 NO.10 OCT. 2013

84

【作者简介】

周春山(1964-)，男，博士，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海燕(1973-)，女，博士，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高军波(1979-)，男，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修改日期】2013-09-18

【文章编号】1002-1329 (2013)10-0084-06【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B 【摘要】我国转型期城市公共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需求分化、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而与社会群体相互作用形成公共服务的社会空间分异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弄清影响分异的因素和形成机制对公共服务的公平构建和效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州公园服务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为基础，选取公园服务水平和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相重叠的双高型(高SES、高服务区)和双低型(低SES、低服务区)街道，从城市发展历程、公园建设及服务特征、人口构成特征等方面总结形成公园服务水平两极分化的机制，包括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与累积、城市选择性更新与滤出、城市扩张中的城乡二元分化、居民消费需求与能力的分化等四类。基于各类公共服务的共性和个性，有必要进一步对教育、医疗、公交等其他公共设施进行相关深入研究。

【关键词】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形成机制；公园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public service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uch as inadequate supply, differentiated demand,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groups, social inequity and soc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ccur, and consequently, to guarantee social equity and the efficiency in terms of public services,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facto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s. By analyzing the “double high (high SES and high service level)” and “double low (low SES and low service level)” stree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types of mechanisms that contribute to such polar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ity’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features of park services, and population composition. To be speci ? c, the four types include

the historical inertia and accumulation during

the urban development, its selective renewal and filtration, the urban-rural dualization during the urban expans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itizens’ consumption demand and ability. Based on the commonalities and individualities of those public services, the paper proposes further studies on other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schools, hospitals, public transport, and so on.

KEYWORDS: urban public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spaces; mechanism; park

1 引言

近40年来，国外学者对于城市公共服务分配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的满意度[1]、服务的社会分异[2～4]和空间公平[5～7]等方面。其中，涉及公平影响因素的研究有：费赞(E.B.Feyzan)将影响公平的因素总结为可用资源的数量、人口的构成与分布、政策要求的数量和强度以及居民需求[8]；特伦(E.Talen)则认为包括城市形态、组织规则、居民联系和种族[2]；也有人认为经济和社会因素如收入和居民价值观是主要动因[3]，人们为了追求优美的居住环境，愿意付出更高的通勤距离成本[9]。在国内，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外部性，其空间分布也成为转型期以来居住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学校、公园绿地、文化设施、医院和地铁等公共设施最容易通过房价形成居住空间的社会分异[10～11]。总体而言，高收入家庭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能够享受更多更优质

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以广州市公园为例

周春山 江海燕 高军波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城市公共

设施服务水平的社会公平性动态变化研究”（10YJC840036）；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城市公共交通公平的定量评价与公平规划研究——以广州为例”（2011KB08）。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SERVICES: A CASE STUDY ON THE PARKS OF GUANGZHOU

ZHOU Chunshan; JIANG Haiyan; GAO Junbo

85

的公共服务，从1996年对深圳蛇口的研究[12]到近几年对上海[13]

、广州

[14～15]

等大城市的研究结论均是如此。有研究认为公共设施供给和分布应与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和数量相适应，通过找出薄弱区域、增加供给以降低不公平[16～17]。

比较而言，国外学者的研究不仅结合人口社会空间描述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平问题，还对不公平现象进行解释[18]；而国内学者更多集中在不考虑人口构成的地域均等和空间均衡的描述性研究上，缺乏对现象的解释。本研究以广州市公园为例，在公园服务的典型社会空间特征研究基础上，选择服务水平呈两极分化的街道类型，总结公园服务社会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以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分配，减少两极分化，提高服务效益。

2 研究数据、思路及基础

研究区域为广州中心6区(越秀、荔湾、海珠、天河、黄埔和白云南部)的105个街道，公园绿地面积2328hm 2,占全市公园绿地面积总量的46.54%(2007年)。涉及数据包括：2007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居委社区、交通调查的GIS数据和2009年按街道人口1‰抽样的3594份《广州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公众意愿调查》问卷数据。研究思路分四步：(1)采用ArcGIS9.2分析工具中的网络分析和简单缓冲方法，计算各街道被公园绿地服务区覆盖的比率，按服务比为0.7001～1.0000、0.4001～0.7000、0～0.4000将105个街道划分为高、中、低服务区三种类型。(2)采用SPSS14.0将3594份问卷的人口数据进行聚类，计算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SI(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14]，按照SESI为

2.85～4.14、2.46～2.84、1.80～2.45将105个街道划分为高、中、低SES三种类型。(3)结合以上两种指标，将105个街道划分为五类典型社会空间服务类型(图1、表1)。(4)选择两极分化的“双高型和双低型”典型街镇分析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前三步已在有关论文中详细阐述[14]，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解释社会空间两极分化的形成机制。

3 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与累积机制3.1 内城社会空间结构的累积性和延续性

城市历史发展的惯性在城市功能空间和社会空间均表现出历史的累积性和延续性特征，但不同时期主导因素各不相同[19]。(1)广州内城“西富——东贵”区和中间地带的平民区格局，在1949年以前是城市长期的政治、商业功能在空间

表1 广州中心城区公园服务的典型社会空间特征一览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social spaces in the central city of Guangzhou in terms of public services 社会空间类型

空间特点

人口特征

公园服务特征

典型街道

双高型（高SES、高服务）行政中心区、新CBD 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比例最高，达44.52%，SESI指数最高公园类别多样，服务水平高，服务重叠率高，人均享有量高

洪桥街、白云街、

猎德街双中型（中SES、中服务）

中等居住区各类人群混合居住，以一般打工者为主公园类别单一，服务水平和人均享有水平中等，无重叠率

员村街双低型（低SES、低服务）原芳村旧工业区、城市边缘区

多数为租房者，一般打工者和外地人比例最高

基本属于服务盲区或服务水平低下冲口街、鹤洞街、

龙洞街、凤凰街、新塘街

低享高型（低中SES、中高服务）老城商业和居住区、城市边缘区外地打工者和本地中老年人比例高老城区以综合公园为主，服务水平中高，重叠率中等，但人均享有量低；边缘区以专类公园和村镇社区公园为主，服务水平中等，无重叠率；实际可利用率低农林街、人民街、北京街、官洲街、

华洲街、黄村街、

珠吉街高受低型（高中SES、中低服务）旧科教区和旧CBD 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比例较高，占32.63%，本地打工者比例最高

基本属于公园服务盲区，但旧科教区实际享有高水平单位附属绿地五山街、新港街、

林和街

图1 广州中心城区公园服务的社会空间类型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social spaces in terms of park services in the central city

of Guangzhou

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周春山 江海燕 高军波

P u b l i c F a c i l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年 第37卷 第10期 VOL.37 NO.10 OCT. 2013

86

上的累积和家族继承的结果[20]。(2)1949-1997年为住房分配制度。越秀区的原东山区解放后是机关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集中地(如省市政府、省市各部门办公大院)，居民大多享有单位分配住房，形成干部和政府机关单位居住区，主要分布在东湖、白云、梅花、华乐、建设和大东街[20]，而位于中间地带平民区的人口构成基本没有改变[21]。(3)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后为经济因素。由于原公房区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资源丰富、质量高，推动一部分有能力的居民在该区域购买二手房或新房，带来中高收入阶层聚居。改革开放后随着天河城等新商业区的兴起，人民路老商业区走向衰败，导致该地区人口仍属于低SES区，如人民、矿泉、珠光、诗书、龙津和多宝街等。综上,在历史、政治、经济和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内城中、高SES政治文化中心区和低SES商业居住区(图2)。

3.2 内城公园建设的累积性和延续性

内城 “西富——东贵”区公园建设历史长，在公园数量和规模上也具有历史累积效应(图3)。该地区公园建设的推动力主要是政治因素，而在具体选址上，则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1) 民国时期，公园作为平民共享的物化形式表达民权政治，如人民公园；作为移风易俗、反对迷信和神权、培养市民公德心的工具和场所，如光孝寺、海幢寺先后开放为公园；作为纪念革命烈士、教化民众的场所，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十九路军东征烈士陵园。(2)民国—解放初期，利用重要建筑与公园绿地轴线强化政治中心的空间格局。越秀公园至海珠广场因其自古以来重要的“云山珠水”城市格局地位，加上越秀山上重要的历史遗迹，如镇海楼、孙中山纪

念碑、伍廷芳墓地、光复纪念亭等，以及孙中山纪念堂、广州市人民政府、人民公园、海珠起义广场，形成集政治意义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重要中轴线。(3)解放后—改革开放前，公园成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新中国执政思想的展示窗口。如1957-1959年，广州市政府号召广州市民改建的东山湖、荔湾湖和流花湖综合性公园。(4)改革开放以来，因城市建设评比动力(如园林城市评比等)、城市软环境竞争动力和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游憩需求而建设的公园，如麓湖公园、草暖公园、宏城公园、文化公园等。

3.3 内城政治文化中心双高型和商业居住双低型空间的形成

由于内城社会空间结构及公园建设历史的累积性和延续性，形成了内城完全分化的两种公园服务空间类型：政治文化中心双高型和商业居住双低型。从位置来看，双高型街道紧邻市级大中型综合公园，处于公园服务的核心辐射区，服务

水平高达100%；双低型街道位于这些公园服务

辐射区的外围，得到这些公园的服务辐射水平相对较低，多在60%以下且人均服务面积极低。

4 城市选择性更新与滤出机制

4.1

基于环境和区位选择的城市更新对物

质和社会空间的重塑

随着产业升级和转移，形成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和更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以及拆迁补偿成本，政府或资本在进行城市改造和更新时表现出力度和时序上的差异性。优美的山水自然环

图3 越秀区和荔湾区公园建设时期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parks in terms of their construction time in Yuexiu

and Liwan Districts

图2 越秀区和荔湾区人口SESI空间分布Fig.2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SESI in Yuexiu and Liwan Districts

87

境和优越的地理区位对任何高密度的城市都是稀缺资源，成为政府和开发商的首选，如旧城区白鹅潭、沙面街、黄花岗、麓湖、动物园一带，次新区白云山、天河公园、珠江周边。城市更新地区受到资本投入、城市规划建设规范和城市竞争的共同作用，形成具有完善服务配套、便利交通以及优美环境的高端商务居住型物质空间。这些区域本身就邻近公园或自然山水，因而也是公园绿地的高服务覆盖区。另一方面，城市更新区高起点的定位和建设造成就业和居住的高门槛，在住房制度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原住低SES居民滤出和新的高SES居民迁入的演替。通过对天河区的冼村、猎德、天园、员村街道和白云区的景泰街道共226人的调查发现，其住房的自购房比例高达44.7%，单位福利房仅占19.5%，自购房业主中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家庭占65.4%。

4.2 更新遗弃和住房异地补偿制度的双滤出作用

在城市更新、土地置换、产业转移浪潮中形成低SES的街道主要源自两种类型。(1)遗弃衰落型：不具备环境和区位优势的地区，产业转移后未能得到合适的新产业功能的及时替代，城市配套建设和环境也未能得到政府和资本的支持，发展上处于停滞衰败期，如原芳村的冲口和白鹤洞工业居住区，越秀区的人民、诗书街，荔湾区的龙津等旧商业居住区。其住房早期为企业单位分配的福利房，居住环境相对较差，且房产拥有成本低，因此转让和租住成本较低，一部分外来人员或内城滤出人员转入该区域，加上原住下岗企业工人，成为较低收入社会群体聚集区，同时也是公园绿地服务的低覆盖区。(2)异地安置型：在旧城更新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居民被安置在城市中圈层或外圈层的郊区，这种异地安置的比例占旧城区拆迁居民的20%以上，这部分居民多为低收入群体[20]。本次调查双低型街道人口共578人，其中外地户籍占73.01%，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80.27%，职业为未就业、退休或一般打工者的占74.91%，租房者占61.94%。可见双低型居民多为租住的外地低收入打工者(表2)。

4.3 外来演替双高型和内城滤出双低型空间的形成

一方面，由于城市更新造成物业价值提高，使能买得起该区域住房的中高收入人群迁入，而城市更新区靠近公园或本身建设配套更多的公园绿地使之成为公园服务的高覆盖区。另一方面，旧城改造使一部分居民异地安置，且大部分低收入人群被安置在内城以外的区域；原有租住内城的居民因为旧城改造租金增加而迁往租金较低的街道居住；那些因自身条件不利没有优先成为政

府和资本更新对象的街道，在城市竞争中走向衰落。综上，城市更新的选择性和过滤性形成外来演替双高型和内城滤出双低型社会空间。

5 城市扩张中的城乡二元分化机制5.1 新城高起点建设以及就业和居住的高门槛共同形成双高区

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出现了各种新城，包括新居住区(如五羊新城、华南新城、二沙岛)、综合商务区(如珠江新城、白云新城)、科教研发区(如大学城、生物岛)。新城规划建设的定位起点高、配套设施齐全，且多数新城选择环境条件好的位置。如二沙岛四面环水，且与东山湖公园一桥相隔，成为最著名的高SES、高公园服务区域；新CBD珠江新城，拥有珠江公园、沿江带状公园以及40hm 2的花城广场等。这些新城不仅地处环境优越之地(临江或呈岛状)，且在规划和建设中注重景观质量，自然形成公园服务的高覆盖区。新城就业和居住的门槛均比较高，从而形成高SES群体的聚集区。

5.2 城市扩张中简单圈地行为形成外围村镇型双低区

(1)农村公共服务低配套形成低服务覆盖区。城市扩张过程中，位于城市外围地带(如白云、天河和海珠边缘区)的街镇因建成区密集或本身就规划为组团隔离带的农村用地而未进行开发，形成公共服务配套极其缺乏、建设起点低、交通不发达的低SES、低服务的外围村镇型社区；这些区域一般为低收入打工者或未就业人员聚居，且以外地租房者为主。(2)边缘区公园可达性差形成低服务覆盖区。公园服务水平除受位置、数量和规模影响，还与居民至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密切相关。而可达性更多受道路交通网络的影响，道路交通网络通达性越好，则公园绿地

表2 双高型和双低型居民主要社会属性比较

Tab.2 Comparison on the social attributes between the “double high” and the “double low”

residents 变量

类型双高型（%）双低型（%）变量

类型双高型（%）双低型（%）户籍

外地户籍

43.40

73.01

职业未就业或退休17.2321.28一般打工者38.2653.63本地户籍56.6026.99工薪人员18.5715.92高级白领25.949.17家庭月

收入（元）2000以下

21.9234.08住房性质

租住36.9161.942000～499938.2646.19单位福利房20.5811.595000～999927.7415.05自建 2.687.961万～1.9999万

8.72 3.12自购

39.83

18.51

2万及以上

3.36

1.56

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周春山 江海燕 高军波

P u b l i c F a c i l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年 第

37卷 第10期 VOL.37 NO.10 OCT. 2013

88

图4 公园绿地服务的典型社会空间形成机制

Fig.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social spaces in terms of park green space services

大道之间，西为天河区政府，东为天河软件园，占地79hm 2，是天河区唯一的综合性公园，对天河区甚至海珠区居民影响较大。天河公园周边社区房价表现出以公园为中心，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的规律。在天河公园核心服务区，紧挨公园的房价达20000元/m 2以上，而在服务区之外则迅速降至9000元/m 2以下，造成这之间1倍以上差价的原因，除了房屋质量、区位等因素之外，公园的外部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8-10月份房价)。

6.2 居民需求和能力的分化

转型期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只能通过购买或租住各类住房解决居住问题。研究表明，各类人群在对住房环境的选择上表现出一致的偏好性[26]，说明居民居住的差异主要受能力的影响。住房改革，不仅推动各种层次的新居住区形成，也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空间。解困安居房和经济适用房形成白云区同德小区、天河区棠德小区和海珠区聚德小区这样的低SES聚集区；而完全市场化的中高档花园社区以及高档豪宅则成为塑造中、高SES聚集区的推手，如猎德街的珠江新城、白云街的二沙岛、天河公园和珠江公园周边新生的高级住宅区。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低收入外地人和本地人则只能租住在城中村、外围村镇、经济适用房小区或购买经济适用房等。通过双高型和双低型人口主要社会属性比较可以看出两类人群的差异(表2)：双高型社区以本地人为主(56.60%)，而双低型社区则以外地人占绝大多数(73.01%)；双高型社区中高收入家庭(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比例远高于双低型社区，二者分别为39.82%和19.73%，比例相差近1倍；双高型社区中高职业者(工薪人员和高级白领)比例较高，占44.51%，双低型社区以低职业等级(未就业或退休和一般打工者)为主，占74.91%；双高型社区居住福利房和自购房比例高达60.41%，而双低型社区则以租住为主，占61.94%。

6.3 花园双高型社区和城中村、经济适用房双低型社区的形成

由于公园绿地对物业价值的影响，位于公园绿地高服务区内房屋的价格和房租远高于其他区域房屋的价格和房租，住房制度、市场因素、居民利用能力等社会因素共同促使形成花园社区双高型和城中村、经济适用房双低型社会空间。

7 结论

图4综合表达了公园服务的典型社会空间形成机制及各类空间的作用区域。位于内圈层的双高空间包括政治文化中心型和外来演替型，双

的可达性越强，其服务水平越高。道路交通网络的通达性主要与道路的等级及路网密度相关，主要交通轴的通达性高于次要道路，路网密集区高于稀疏区。因此，公园服务水平的空间差异也表现出主要交通轴服务水平大于次要交通轴、路网密集区大于路网稀疏区。如华南植物园面积为287hm 2，由于位于城市边缘道路稀疏区，且公园主要出入口仅2个，其服务覆盖区面积仅为368hm 2；而越秀公园面积为68hm 2，不到华南植物园的1/4，但其位于城市中心道路密集区，公园出入口多达6个，服务覆盖区面积1172hm 2，是华南植物园的3.2倍。

5.3 新城高门槛双高型和外围村镇双低型空间的形成

在城市扩张中，新城在选址上往往具备环境优势，加上城市竞争、规划定位以及规范配套的要求，使之建设成就业和居住高门槛的高SES聚集区。而扩张中未被选中进行开发的村镇，则因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化体制，配套低下，住房多为村民自建房或早期公房，租金和住房价格便宜，从而成为外来人口租住和本地村民自住的低SES混合区。

6 居民利用需求与能力的分化机制6.1 公园对住房房价的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公园绿地能够提升城市物业的价值，增值比例芬兰为4.9%[22]、美国为8%～20%[23]、挪威为28%[24]、广州的水景和绿地分别为8.2%和8.6%[25]。本文以天河公园为例说明其对房价的影响。公园位于中山大道和黄埔

89

低空间是商业居住型，主要是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以及旧城改造中城市选择性更新的结果。位于中圈层的双高空间包括新城高门槛型和花园社区型，双低空间包括内城滤出和城中村、经济适用房型，主要是旧城改造中选择性滤出、城市扩张中新城吸引以及住房制度改革形成居住分化的结果。外圈层包括双低空间外围村镇型，主要是城市扩张中城乡二元分化和居民消费需求与能力的分化的结果，该类空间随着城市外围地区的发展、新农村规划的实施，其公园服务水平有望大大提高。

以上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对解释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医院、地铁站等的社会空间分异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各类设施的供给和使用又有各自的个性，因此需要进一步针对各类设施进行相关研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公共服务设施公平供给的策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Wicks B E, Crompton J L. Citizen and Administrator

Perspective of Equity in the Delivery of Park Services [J]. Leisure Science,1986,8:341-365.

2 Talen E. Visualizing Fairness: Equity Maps for

Planner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8,64(1):22-38.

3 Alexis C,Chris B,Edmund https://www.360docs.net/doc/5114428894.html,ing a GIS-Based Network

Analysis to Determine Urban Greenspace Accessibility for Different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8,86:103-114.

4 Zhang Y, Tarrant M A, Green G T.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iating Urban and Rural Phenomena in Examining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Locally Desirable Land[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88:1314-1319.5 Tijs N, Tim S, Frank W，et al. Social Equity of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ccessibility Measur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10,42:1613-1615.

6 Cho C M. Study on Effects of Resident-Perceived

Neighborhood Boundaries on Public Services Accessibi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Utilization：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Public Parks in Austin，Texas[D]．Texas A & M University, 2003.

7 Heynen N, Harold A P, Parama R.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Uneven Urban Green Spac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Economy 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Producing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in Milwaukee[J]. Urban Affairs Review,2006(1):3-25.

8 Feyzan E B.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The Case of Parks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 in Ankara[J]. Cities,1997,14(6): 353-361.

9 Feng C N. Commuting Distances in a Household Location

Choice Model with Amen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63:116-129.

10 吴启焰,张京祥,朱喜钢,等.现代中国城市

居住空间分异机制的理论研究[J ].人文地理,2002,17(3):26-31.

11 王松涛，郑思齐，冯杰.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

对新建住房价格的影响——以北京中心城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7,26(6):78-85.

12 杜德斌，崔裴，刘小玲，等.论住宅需求、居住选

址与居住分异[J].经济地理,1996,16(1):82-91.13 尹海伟，徐建刚.上海公园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分

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16(6):71-76.

14 江海燕，周春山，肖荣波.广州公园绿地的空间差

异及社会公平研究[J].城市规划,2010(4):43-48.15 高军波，周春山，江海燕，等.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供给空间分异研究[J].人文地理,2010(3):78-83.16 王远飞，张超.GIS和引力多边形方法在公共设施服

务域研究中的应用——以上海浦东新区综合医院为例[J].经济地理,2005,25(6):80-84.

17 刘钊，郭苏强，金慧华，等.基于GIS的两步移动搜

寻法在北京市就医空间可达性评价中的应用[J].测绘科学,2006,32(1):61-64.

18 江海燕，周春山，高军波.西方城市公共服

务空间分布的公平性研究进展[J ].城市规划，2011,35(7):72-77.

19 周春山，刘洋，朱红.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J].地理学报,2006,61(10):1046-1056.

20 刘望保.转型期中国城市居住选择与居住分异研

究——以广州为例[D].广州：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2007.

21 袁媛，许学强.广州市城市贫困空问分布、演变和

规划启示[J].城市规划学刊,2008(4):87-91.

22

Tyrv inen L, Miettinen A. Property Prices and Urban

Forest Ameni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0,39:205-223.

23 Tajima K. New Estimates of the Demand for Urban

Green Space: Implications for Valuing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Boston’s Big Project[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2003,25:641-655.

24 Luttik J. The Value of Trees, Water and Open Spaces as

Reflected by House Prices in the Netherland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0,48:161-167.

25 Jim C Y, Yan C W.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and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A Hedonic Analysis o f t h e H o u s i n g M a r k e t i n G u a n g z h o u [J ].Geoforum,2007,38:414-431.

26 Li S. Housing Consumption in Urba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ijing and Guangzhou[J].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A, 2000,32:1115-1134.

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周春山 江海燕 高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