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1409期--里耶秦方与_书同文字_陈侃理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

陈侃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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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式与早期发展研究”（201311）阶段性成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1]。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内容、实质和效果做了不少探讨。陈昭容总结前人研究，归纳出“正字形”和“正用字”两种主要意见，作为认识“书同文字”政策的两个层面。她认为，“书同文字”政策在“正字形”，即废除与秦系文字不合的字形写法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而在“正用字”，即改用与秦文用字习惯相同的通假字方面，则效果不彰[2]。

以往的研究已经大致说明“书同文字”的情况，但限于资料，仍存在缺憾。近年，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等简牍相继公布，使资料情况大为改观。里耶秦简中的8-461号木方记载了“书同文字”的具体规范，使我们能更直接地了解这项政策。

里耶8-461号木方长12.5、宽27.4、厚0.6厘米[3]。木方正面分为两栏，以篆书抄写，内容是对两个方面的变更和规范：一是“皇帝”名号和其他称谓、用语，二是文字的字形和使用[4]。关于这一木方的性质，学者有不同看法，胡平生认为属于“扁书”，游逸飞主张是官吏个人的笔记或备忘录，不过他们都同意木方的内容来自秦代的官方规定[5]。正如整理者张春龙、龙金

沙所指出的，木方书写使用篆书，而非日常文书通行的隶书。在秦代，篆书比隶书更为正式，是诏策所用的书体。由此推测，无论木方抄写制作的目的是什么，内容都很可能移录自秦代的诏令。其中关于文字规范的部分，应是目前了解秦代“书同文字”政策最直接的史料。

木方记载的文字字形和用法规范，集中在上栏的前半部分（图一）。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以下简称《校释》）给该木方的每句都加了序号，提供了修订释文，对笔画残缺、字形不能完全认定的字，少数根据残笔和文例加补字符号释出，多数则阙疑[6]。这部分文字虽残缺较甚，但有多句采用相同句式，应有类似的意涵，可以互相参证。

根据保存状况较好的Ⅶ、Ⅷ、Ⅸ、Ⅺ、Ⅻ、育等行，可以推测Ⅲ～育行文句应都采用了“某如故更某”的句式。《校释》Ⅴ、Ⅷ两行的补字，估计就是基于这个判断作出的。按此思路，Ⅳ行“钱”上一字、Ⅵ行“故”下一字所存残笔均与“更”字相符，亦可补出。

接下来便没有可以根据句式补释的文字，只能考虑字形和文意两个方面，为便于讨论，这里先列出补释后的文句（补释出的字加框表示）。

DOI:10.13619/https://www.360docs.net/doc/5118890442.html,11-1532/k.2014.09.006

图一里耶秦简8-461号局部

Ⅲ假人。

Ⅳ

□。

Ⅵ賞如故更償責Ⅶ吏如故，更事。Ⅷ卿如故，更鄉Ⅹ者如故，更諸Ⅺ酉如故，更酒Ⅻ灋如故，更廢官。育鼠如故，更予人根据此木方其他部分的内容，可以推测“某如故，更某”句式应该与文字、称谓的正定和规范有关。然而，“A 如故，更B ”句式本身的含义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A 保持不变，将B 变更为A ；其二，A 在某些场合保持不变，而在某些场合变更为B 。前一种理解较为直接，也是最初思考的方向。但反复推敲字形和考察用例后，认识到第二种理解才符合木方文句的本意。

学者一般认为，睡虎地秦简大多抄写在秦统一以前，里耶秦简的书写年代则始于迁陵设县的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绝大多数写于秦统一以后。两批简牍书写年代清晰，数量较大，且都出自多位不同的书手，具备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在补释文字时，还将比较这两批简牍的用字情况，并参考其他简牍，以印证木方文句的含义。

Ⅶ行《校释》原未释的仅有一字，按字形当是“吏”字。此行作：“吏如故，更事。”“吏”和“事”本为一字，秦汉简帛中多通用。赵平安曾经指出，睡虎地秦简在记录｛事｝时[7]，混用“吏”、“事”两字，而在龙岗秦简中两字绝不相混。他以此为例，论证龙岗秦简的文字体系较之睡虎地秦简更趋成熟，反映出秦人对古隶的规范，并将此与秦代的“书同文”联系起来[8]。

据推测为战国晚期抄写的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已常用“事”字，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也有两处作“事”（简130背、136背）。不过，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中事务之｛事｝并不都用“事”字表示，仍有一处写作“吏”（简129背）。至于睡虎地秦简的其他各篇，大量的｛事｝则全部写作“吏”，无一用“事”字。这说明，以“吏”字记录｛事｝，仍是秦统一前较流行的用字习惯。里耶秦简的情况与睡虎地秦简恰好相反。在《里耶秦简（壹）》公布的简牍中，大量表示事务之｛事｝（105例）全部写作“事”，｛吏｝则没有写作“事”的。此外，岳麓秦简有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和三十四年（前213年）两篇《质日》，其中的记事文字均写于秦统一后，“事”、“吏”两字已有明确分工，表示事务者均写作“事”。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称民为“黔首”，一般认为也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以后所抄，其中“吏”、“事”二字的使用情况亦与《质日》相同[9]。由此看

ⅩⅨ幡Ⅲ幡育ⅩⅨⅦⅪⅧⅫⅥⅤⅢ

Ⅳ■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

2014年·第9期

来，里耶木方中“吏如故，更事”的意思，应是将

原来经常通用的“吏”、“事”二字（主要是用“吏”

表示｛事｝）根据词义作了区分，记录官吏之｛吏｝

仍用“吏”字，记录事务之｛事｝改用“事”字。

Ⅷ行原有首末二字未释，根据字形可分别

释为“卿”和“鄉”，则此句作：“卿如故，更鄉。”

按“卿”、“鄉”初文相同，本为一字，写法出现分

化后，在秦汉简帛中仍多通用，尤多以“卿”字

记录｛乡｝。睡虎地秦简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

是，如秦始皇二十年（前227年）《南郡守腾文

书》中有三处“乡俗”，｛乡｝都写作“卿”。里耶秦

简中，则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里耶秦简（壹）》

没有释出“卿”字，而在139个｛乡｝中，仅8-2259

号木牍有一字写作“卿”，其余除个别笔画残缺

或模糊无法确定外，字形都作“鄉”。如果睡虎

地秦简和里耶秦简的这种用字差异不是出于

偶然，那么此句的意思无疑可与上句作类似的

解读，即：记录公卿之｛卿｝仍像过去一样使用

“卿”字，记录乡里之｛乡｝统一更用“鄉”字。

有了上述两行的基础，我们可以确认，“某

如故，更某”句式意在根据不同的词义场合，区

分原先混用的字。

Ⅴ行，末两字未释。按此木方中“泰（图二∶1）

父”、“泰（图二∶2）王”、“泰（图二∶3）上皇”之

“泰”与前一字相似，“守（图二∶4）□公”之“守”

与后一字相似，对比字形，可将此二字释作“泰

守”。由此推测，残缺大半的第一字可能是

“大”。检睡虎地秦简，无“大守”或“泰守”。岳麓

秦简中，约抄于秦王政二十五年或稍早的“芮

盗卖公列地案”谳书写作“大守”[10]。《里耶秦简

（壹）》中原释出“泰守”13处（最早的纪年是秦

始皇二十八年，两见），“大守”仅在同一块木牍

（8-67号）上出现两次，且书写时间应在木方

所载规定下达之前[11]。可见，“大如故，更泰守”

一句意在区分“大”、“泰”二字的用法，规定在

记录太守的｛太｝时改用“泰”字，不再写作“大

守”。从实际用例看，这一规定在官文书中得到

了执行。

Ⅵ行，第一字从字形看可释作“賞”。睡虎

地秦简中常见“賞”字，用以表示“负偿”之义，而

“償”字则无一见。此行末字下部所从的“貝”较

为清楚，应是“責”字；倒数第二字左部可见所从

的“人”的残笔，联系上下文来看，可能就是“償”

字。“責”在此读为债，“償責”即偿债，构成词例，

表示此“償”作负偿之义。赏赐之｛赏｝与负偿之

｛偿｝词义相反，在用字上加以区分是有理由的。

《里耶秦简（壹）》仅见一“賞”字（8-1883号），用作

未尝之｛尝｝，用作负偿之义的“償”字却出现了两

次（8-644、8-1532号），可以旁证这条规定。

Ⅹ行，末字应是“諸”。周波已经指出，战国

秦文字多用“者”字表示诸多之｛诸｝，其例见于

诅楚文、睡虎地秦简等，而秦统一以后抄写的

秦始皇诏版、龙岗秦简、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

方》等均已改“諸”[12]。从《里耶秦简（壹）》来看，

“者”字凡130余见，无一处可以确定为用作

｛诸｝。可以推测，本条应作：“者如故，更諸。”

Ⅺ行，首字几乎完全磨灭，末字从字形看

疑是“酒”字。按睡虎地秦简虽有“酒”字（均见

《日书》甲种），但更多的地方仍以“酉”来记录

｛酒｝。《里耶秦简（壹）》中“酒”字有四见，｛酒｝均

写作“酒”。抄写于秦统一后的周家台秦简，情

况也与里耶秦简类似，｛酒｝不再用“酉”字记录。

可见，秦统一后通行的写法是将“酒”从“酉”分

出，单独承担｛酒｝义。由此推测，里耶木方此句很

可能原作：“酉如故，更酒。”

Ⅻ行，原未释一字从中间裂开，右半仅存

两道残笔，但左半边上“氵”下“去”，字形还比较

清晰。推测其应是“灋”字，右侧所从“”字恰

好可与残笔相合。此句作：“灋如故，更廢官。”

按睡虎地秦简无“廢”字，｛废｝均写作“灋”。《秦

律杂抄》首简“任灋官者为吏，赀二甲”，法官即

废官。《里耶秦简（壹）》中，“灋”字凡四见，其三

见于同一枚习字简（8-1200号），另一字见“反

灋为非”（8-1588号），是法度之义，不见记录

｛废｝的用法。“廢”字在《里耶秦简（壹）》中除此

木方外还有一处（8-178号），字义不明。木方此

句意为，记录法度之｛法｝仍用“灋”字，记录废官

之｛废｝时改用“廢”字。

育行，首末两字原未释。首字当即“鼠”字。

最末一字（右下角斜道系裂痕），参考上文“泰

1～3．里耶秦简所见“泰”字（8-461号）

4.里耶秦简所见“守”字（8-461号）

5.睡虎地秦简所见“皇”字（《日书》乙种）

图二

简帛文字举例

2345

1守”、“廢官”之例，应是跟“予”构成词例，或可释作“人”。“予人”的词例，意在表示此“予”字记录的是给予之｛予｝。这两个字的释读，仅从字形上看尚不足以确证，但考虑整句文意，则可讲通。按睡虎地秦简无“予”字，｛予｝均用“鼠”字表示。如《为吏之道》“勿令为户，勿鼠田宇”，《日书》甲种“可取，不可鼠”等，其中的“鼠”字皆读作“予”。岳麓秦简中的秦王政二十五年南郡州陵县谳“琐相移谋购案”抄本，亦全部以“鼠”字记录｛予｝[13]。反观《里耶秦简（壹）》，除本木方外“鼠”字凡三见，皆非“给予”义，而“予”字则大量使用，在此木方以外还出现了12次。另，周家台秦简中“鼠”、“予”二字也已并存，各有分职。由此看来，这一句“鼠如故，更予人”的含义，同样也可在秦统一前后的简牍用字对比中得到印证。

Ⅲ、Ⅳ两行很可能也是“某如故，更某”的句式，然残缺特甚，过去仅释出“假”和“钱”二字，应即规定所改用之字。赵平安发现睡虎地秦简未见“假”字，｛假｝皆记录为“叚”，而龙岗秦简一般作“假”，只有一简作“叚”，且有疑问[14]。其间的变化与“吏”、“事”二字相似。按《里耶秦简（壹）》，“叚”多用作暂摄某官之义，“假借”之义则多作“假”，仅有一则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的文书混用“叚”字。本木方Ⅲ行“假”下一字，从字形看当是“人”字，与“假”组成辞例“假人”，表示此“假”为假借之｛假｝。据此推测，原句可能是：“叚如故，更假人。”Ⅳ行则或许与“泉”、“钱”二字的分职有关。对此，尚有待更多的资料予

以证明。

通过上面的释证我们知道，里耶木方中采用“某如故，更某”句式的这组文句，主旨是对书写用字进行规范，更确切地说，是分散多义字的职务。比如：从“大”分出“泰守”的“泰”，从“賞”分出负偿之义写作“償”，从“吏”分出事务之义写作“事”，从“卿”分出乡里之义写作“鄉”，从“酉”分出酒食的“酒”，从“法”分出“廢官”的“廢”，从“鼠”分出“予人”的“予”。木方所记的这些规范，大都在秦统一前后的简牍文字中得以印证。可见，分散“大”、“賞”、“吏”、“卿”、“酉”、“灋”、“鼠”等多义字的职能，确实属于“书同文字”的内容，并且在秦代官方文书的实际使用中基本落实了。用以分职的“泰”、“事”、“鄉”、“酒”、“廢”等字，在实际使用的场合大都已经存在，秦代“书同文字”的方向主要是对既有字形和用法的规范和确认，而非创造新字[15]。

除了分散多义字职能，里耶木方中还抄录有归并异体字、规范字形的规定。幡行“以此为野”句，就是意在将异体字归并为通用字。“野”字的这一写法见于战国后期的放马滩秦简

。在睡虎地秦简中

，“野”字则多写作，偶有一处作（《日书》甲种简32正），而不见作“野”者。里耶秦简中“壄”、“埜”、“野”三字并存，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习字简8-1437号有一“埜”字、二“野”字，习字简8-176号有二“壄”字。《说文》：“壄，古文野。”颜师古亦曰“埜与壄同，古野字也”[16]，认为“埜”、“壄”是“野”的古文。从目前所见战国的用字情况来看，“埜”、“壄”两形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

2014年·第9期

多见于楚文字，“野”则是秦系文字的固有写

法。木方此句的意思是，将过去习用的几种

“野”字归并起来，统一作此从

“田”的字形。秦

始皇峄山刻石“野”字作，可见此形确是秦代

官方的标准写法。

意在正定字形写法的，是幡Ⅲ、ⅪⅩ两行。

幡Ⅲ行曰“故今更如此皇”，此句意在将上部

从“自”的“”废除，统一改写为“皇”。按睡虎

地秦简共有二“皇”字，其中《日书》乙种的一

个，似是从“自”的“”（图二∶5）。里耶秦简中

除此木方外，还有一个“皇”字，云梦龙岗秦简

中两见“皇帝”，字均写作“皇”，大致反映了规

范后的写法。不过，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

却以“”为正字，可见秦以后的情况还比较复

杂。ⅩⅨ行“故旦今更如此旦”。此处所示两字形

的差别，可能是前者所从的“日”中一横与两侧

的竖笔相接，并写得易与“且”字相混。这一差

别在篆书中会表现得比较明显，而目前所见秦

简多用隶书，书写相对草率，无法反映这种笔

画上的不同，也就难以用来印证此条规范的实

际效果了。

通过上面对里耶8-461号木方中有关文

字字形、用法规定的考察，我们了解到，秦代

“书同文字”的政策不仅是命令山东六国地区

改用秦系文字，还包括文字使用规范的建立，

并且相关的规定细致到了个别字的写法和用

法。过去学者已经指出“书同文字”包括“正字

形”和“正用字”两方面，本文观察到的现象可

以补充和印证这个认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结合里耶木方的记载和秦统一前后简帛文字

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要准确认识秦代“书同

文字”政策在这两方面的内容和效果，还应该

进行更多层面的思考。

首先，从木方所载具体规定的执行情况来

看，“正用字”在秦代的效果相当不错，至少是

不亚于“正字形”的。过去，“书同文”的效果只

能通过汉初的文字资料来检验。这些资料多是

私人使用、保存的书籍和文书，在它们中间，秦

代国家政策的影响无疑是打了折扣的。从新见

的秦代文字资料，特别是官文书看，情况就很

不相同。这提醒我们去思考“书同文字”政策作

用于文字发展的场合和途径。已有一些学者注

意到，秦汉避讳的要求和执行的宽严程度在公

领域和私领域存在差异[17]，国家的文字规范也

有类似情况。“书同文字”可能包含有文化理想

的成分，但其直接目的是便于行政，建立统一

高效的文书运作体系。因此，国家的文字规范

很快在官文书上得到有力的执行，基层官吏还

要抄录有关规定，避免犯错。而在私人的场合，

秦代国家还很难直接对文字使用提出严格要

求并监督其实施[18]，“书同文字”的实现一定是

间接而缓慢的，规范化的程度也不可能都像官

文书那么高。因此，在秦代官文书中已经区别

使用或基本统一写法的字，到汉代又出现了较

为普遍的“不规范”现象，如“卿”、“鄉”混同，

“壄”、“野”并用等。将这些场合和途径方面的

因素充分考虑进来，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书同

文字”政策的效果。

其次，里耶木方所见关于文字字形和用法

的规定非常具体，当然也就只能照顾到文字中

很小的一部分。“书同文字”政策最重要也最见

成效的方面，即用秦系文字取代六国文字，不

太可能通过国家规定每一个字的字形和写法

来完成。这个变化完成的主要途径，应是在“以

吏为师”的教育模式下，众多秦吏对文字的大

量使用和传习。由此形成的“书同文”，一定是

“大同”中存有“小异”。所谓“大同”是大体上同

用秦系文字，“小异”是不同的书写者在具体写

法、通假和用字习惯上存在差异。正如木方所

呈现的，对于某些差异，秦代国家做了有针对

性的规范，但不可能巨细靡遗，完全统一。

最后，在里耶木方中，对文字字形和用法

的规定与“皇帝”名号、职官称谓变更这些政治

范畴的事项是并列混抄的，这恰好说明了“书

同文字”的政治性。在汉字发展史上，统一和规

范不是自然的趋向。汉字在使用和传播过程中

自然而然不断产生的，是异体、讹变、异用、假借

和其他种种“不规范”，而每次统一和规范，则都

能找到政治权力参与其间。因为，只有权力才

能够制定统一和规范文字的标准，并且强制执

行。在政治权力集中和强化之时，“书同文字”一类的政策规范一再推出，这些人为的规范和自然发生的“不规范”反复互动，促使着汉字发展一次次走向新的阶段。

里耶木方关于文字规范规定的记载，以及这些规定在官文书和其他场合的执行情况，可以启发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秦代国家“书同文字”政策多层面的内容和效果，以及国家权力在汉字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目前公布的资料还只是已发现秦简牍的一部分，本文也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了初步的工作，难免疏漏。相信随着出土资料的积累，对于“书同文字”政策研究还可进一步细化，所得的认识也将更加深入和可靠。

附记：本文的写作与修改先后得到李零、来国龙、林志鹏、王辉、游逸飞、郭永秉、张富海、周波等先生的帮助和指正。谨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1]“书同文字”，或作“同书文字”、“同文书”、“同天

下书”，分别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

斯列传》、《史记·六国年表》以及秦始皇琅琊刻石

等，所指相同。

[2]陈昭容《秦“书同文字”新探》，《秦系文字研究：从

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69～105页，（台北）“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彩版

第14页，图版第68～69页，释文第32～33页，文

物出版社，2012年。木方最初发表时编号8-455，

正式收入此书时更改为8-461。

[4]张春龙、龙金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简帛》

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胡平生《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性质刍议》，《简

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游逸飞《里

耶秦简8-455号木方选释》，《简帛》第六辑，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1年。

[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2年。

[7]为了简化表述，本文参照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

务印书馆，1988年)，用花括号标示词或语素。如

此句的｛事｝，即指古汉语中的“事”这个词。

[8]赵平安《云梦龙岗秦简释文注释订补——

—附论“书同文”的历史作用》，《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

献研究》，第369～378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9]王辉举证了岳麓秦简“事”、“吏”两形分职的

用字习惯，并且指出周家台秦简、龙岗秦简中

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见王辉《简帛为臣居官类

文献整理研究》，第41～42页，中山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2012年。据发掘报告，周家台秦

简、龙岗秦简的抄写年代估计也在秦始皇二

十六年以后。

[10]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

12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11]此木牍有纪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十二月”，其时，

与本木方有关的诏书可能尚未下达至迁陵。[12]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

究》，第63～64页，线装书局，2012年。

[13]同[10]，第95～112页。

[14]同[8]，第376～377页。

[15]“事”、“乡”、“酒”、“废”等字常见，此不赘述。

“泰”字见于放马滩秦简木板地图七（M10·

21B）。“偿”、“予”二字尚未在战国以前的秦文

字资料中见到，待考。

[16]《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膏液润埜屮”

颜师古注，第2579页，中华书局，1962年。[17]来国龙《避讳字与出土秦汉简帛的研究》，《简帛

研究二〇〇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就里耶木方提到的“卿如故，更鄉”来看，在汉初

抄写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天文气象杂占》“兵

在外龙之鄉（向）也”，“鄉”原文写作“卿”，《昭

力》的“卿大夫”则作“鄉大夫”。

（责任编辑：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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