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 第三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第三章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

根茨勒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曼迪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

贝克尔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本章概括为：语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的哲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研究

第一节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

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斯坦纳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

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

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

谭载喜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

3）中世纪时期；

4）文艺复兴时期；

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

1，古代翻译理论

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

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贺拉斯主张：在翻译和创作中不要墨守陈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

哲罗姆：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不能逐字对译

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

3，否认《圣经》中上帝的感召力

4，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奥古斯丁：优秀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译文的风格与译作的读者联系起来，运用符号学理论，意义和语言形式区分开来，在翻译单位上认为词是最基本的翻译单位，倾向直译，强调形式与结构的对称，《圣经》上帝感召力。

特点：受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十分完整和系统，除了少数如哲罗姆之外，大多数议论只是一些只言片语，散见于译序，译跋和其他著作，虽有不少的精辟论述和见解，但多局限于直译，意译，忠实等之类的议论，讨论也比较集中于宗教，文学和哲学的著作。

2，近现代翻译理论

始于文艺复兴，止于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兴起

欧洲文艺复兴前后是翻译活动的一个高潮。

翻译提高了本族语言的地位，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促进了民族身份的形成，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

著名的理论代表：

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新约》，《旧约》，《圣经》，《伊索寓言》提出四主张，七原则

1，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翻译

2，主张使用意译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

3，译者应该尊重原文，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不应轻信教会神甫的传统解释

4，翻译应依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

七条原则；可以改变原文次序，可以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连词，可以省略，可以用词组替代单词；可以将比喻改为非比喻用法，反之亦然；注意文字的变异和翻译的准确

歌德，将翻译划分为彼此连贯的三类：信息翻译，近似创作的改译和逐行对照翻译诗歌不可译，主张翻译用朴实无华的文体，主张直译，使用地道的本地语

施莱尔马赫语言决定思维，译者不能消极接受原作，必须积极创造，提出区分口译，笔译；提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翻译途径。

洪堡（德）：语言只是“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提出翻译的两难，然而又提出“没有任何事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这种辩证思维对20世纪的语言学家影响很大。

德阿布朗古尔（法）：译文迎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可读性，因此容许增删和修改，甚至发挥，并不十分在意译文的忠实，被称为“自由翻译派”的总代表，翻译有价值作品而不是无新意的作品。遭到翻译批评家的反对，争论到18世纪中期，

多雷1，译者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的思想与风格

2，译者必须通晓源语与译语

3，译者不能屈从与源语而追求字当句对

4，译者必须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5，译者不仅要满足读者的心灵，而且要满足读者美的享受

巴托：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忠实再现原作思想与风格，不能创作，修改和增减。重原作重形式，但从翻译技巧角度分析翻译，将愈发结构、句子顺序等应用于翻译研究。

英国：近代翻译史上《圣经钦定本》翻译出版以及德莱顿，罗斯康门，泰特勒对翻译的论述历史上四大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奥德赛》《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圣经钦定本》《圣经钦定本》1，集体翻译的成果，2，译者拥有较多的参考书籍

3，译者遵循严格的翻译规则，有效地排除了个人的偏见和随意增删

约翰德莱顿提出全面系统的翻译观第一，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必须有艺术家的气质

第二，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第三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

逐字翻译意译拟作

罗斯康门，诗人翻译家，1，翻译诗歌的译者首先必须是诗人，2翻译过程中建立一种共生关系，3，译者必须忠实原作，

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翻译三原则

1，译者应该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有限的增减自由

2，译者应具有准备判断和鉴赏原作风格手法的能力，使译作的风格与手法与原作等同

3，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

进入20世纪以后，意大利克罗齐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译作不可能与原作等同，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作本身本为艺术品。

德国本雅明逐行翻译

英国波斯盖特前瞻式和后顾式翻译古典名著一般后顾式翻译

总结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和语文学的翻译观讨论的核心是“如何翻译”即直译与意译，可译性，意义的流失以及能否用本族语言翻译等，其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译文在意义，句法，文体上与原文的对应，忽略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追求的目标是理想化的翻译标准，而研究方法流于主观印象。

第二节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1.奈达的翻译观

尤金奈达：美国语言学家，《圣经》研究及翻译家。

翻译思想：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

（1）提出翻译的科学概念，主张不仅是艺术，技巧，还是一门科学。“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其“翻译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产生

（2）将转换生成语法，现代交际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

（3）提出动态对等翻译观，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对应。

（4）提出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的四步式翻译过程。

逆转换翻译理论---借鉴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的核心句，非核心句与转换等概念、

翻译三步骤：（1）追溯原文句子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句

（2）将核心句从源语种译出

（3）按照译出的核心句生成译语中的表层句子

卡特福德借用了系统语法对语言的描述分类，应用层次，范畴以及阶段的语言学理论作为论述语际转换的理论依据，力求科学地阐述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

语言的基本层次：语法与词汇形式媒介形式媒介实体和语境此外还包括上下文意义四个范畴：单位结构类别和系统

三个阶：级阶说明阶精密阶

意义：由任何语言形式或任何可能具有的形式形成的从网络

翻译对象：语际之间单项的转换关系，从源语到译语的转换关系，属于比较语言学范畴两种语言是要具有“空间的，时间的，社会的或其他关系，都可以建立翻译等值关系

翻译的定义：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根据范围，层次和等级，翻译可分为如下几类：

1，根据翻译的范围，翻译可分为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

2，根据翻译的层次，即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翻译可分为整体翻译和有限翻译3，根据语言的“等级”即词素，词，短语或意群，分句或句子，翻译可分为逐词翻译，直译，和意译

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两个重要的关系即形式关系和语境关系

翻译等值的两个限度：1，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2，无论是媒介层次之间还是羽凡和词汇层次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

不可译性：1，语言不可译2，文化不可译

卡特福德声称要“建立一种翻译理论”，强调并深入研究成分分析和翻译对等，并将概率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力图使翻译研究走上客观，科学的道路。

三，哈特姆和梅森的翻译观

哈特姆和梅森认为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并集中讨论了与翻译至关重要的语境的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衔接方式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语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交际层面2，语用层面3，符号层面

语篇：连贯是语篇层次上决定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基本点。

语篇结构中单元构成序列，序列再构成语篇

语境和作者意图影响语篇结构。

哈特姆和梅森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综合考虑了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文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者。

四，威尔斯与德国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

第一：翻译研究是一门科学，翻译研究包括：，普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第二：威尔斯坚持翻译的可译性

第三：翻译是一种语际信息传递过程

第四：翻译方法的分类1，习惯化翻译程序2，可以使之半内部化的部分习惯化翻译程序3，非习惯化翻译程序。

第五：文本类型与翻译等值话语三种功能：描述性，称呼性，表情性

威尔斯的翻译科学强调语言本质的普遍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共性而不是个性。

德语国家为主而兴起的功能主义学派，即翻译目的论逐渐受到译届的关注。代表人物：赖斯，费米尔，斯内尔-霍恩比和诺德。

目的论从行为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翻译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具有特定的交际目标，这就是文本的目的。

诺德：目标，目的，功能和意图

费米尔：篇内连贯与篇际连贯译者必须确定不同层次对等之间恰当的等级关系

文化特性必然影响翻译策略和取舍与选择。

文本分为，信息性，表情性，和实施性。

目的论收到的批评，认为就翻译而言，原文文本始终是译文评判的标准，目的论牺牲了意义的丰富性，有简单化之嫌，因而也很难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

语言学的发展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框架和思路，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局部上升到全面，个性上升到共性，对比假设上升到理论。探索翻译的规范，翻译普遍性。

第三节，多元系统

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文学在主题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及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是一个结构整体；文学本身同样是“有层次组织、自我更新的整体”。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

既然文学是一个系统，反过来文学史也可被视为系统，相应的其他文化和社会现象也都可以视作系统。

佐哈尔：多元系统

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以分析现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把符号现象视为系统，就有可能对各种符号集成体的运作方式提出假说，从而迈向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找出支配着各种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规律，而不是对这些现象进行登记和分类。

对于多元系统，佐哈尔定义如下：

可以把符号系统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因此，它通常并非单一的系统，而必然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

的整体而运作。

佐哈尔列举了3对相互对立的概念：第一，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产品或模式的对立

第二，中心与边缘位置的对立

第三，主要与次要活动的对立，

佐哈尔进而沿两条线索研究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主体文化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文学是如何与目的语言中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的功能。

在文学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翻译不仅引进新思想，而且引进新的（诗学）语言、写作模式和技巧。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正好印证了佐哈尔的理论。反之，翻译的作用则趋于保守，翻译方式也多采用现行的、毫无创新的归化手法，忠实性与充分性逐渐分离。

图里与翻译规范

列维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译者从文本的选择到句子结构、措辞、标点，甚至拼写，都面临着众多抉择的可能性，而每一个既定的抉择又会影响其后的取舍

图里借鉴了列维和波波维奇的观点，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探讨规范。他认为，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

，图里分析了规则(、规范和特异倾向的区别，称规则是（更）客观的规范，而特异倾向是（更）主观的规范。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3类规范的制约：首先，伊始规范(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其次，起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原文本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再次，操作规范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下面又细分为：一，母体规范，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例如，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以及决定章节、场幕、诗节和段落的划分。二，篇章语言学规范影响文本的微观层次，如句子结构、遣词造句，是否用斜体或大写以示强调等等。

赫斯曼将翻译研究的逻辑关系表述如下：一，从理论上思考可能涉及的因素；二，将理论上可能涉及的因素与实际翻译明显涉及的因素进行比较；三，推断出特定条件下翻译将可能涉及的因素。“第一和第二步分别属于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研究的范围；而第三步则表现为更复杂的理论形式”。

切斯特曼在图里之后，切斯特曼又提出了略有区别的翻译规范：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生产规范制约翻译活动的实践操作，亦称专业规范；就译者而言，生产规范从属于并受制于期待规范。专业规范又可再细分为“责任规范”，这就是道德规范，即满足译文“完整”、“精确”的专业标准；“交际规范”，这是交际标准，即发挥协调翻译所涉及各方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及“关系规范”，这是语言标准，即译者根据具体实际决定原文与译文之间“恰当”的相互关系，“等值”或“相似”只是种种关系之一。切斯特曼在图里的规范理论上又有所扩展，前两种规范涉及到人类所有的交际活动，而第三种规范则涉及到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

操控与重写

赫曼斯为该论文集撰写的前言《翻译研究与新的范式》概括了操控学派在翻译文学问题上的一致认识：

文学是复杂动态的系统；理论模式与实际的个案研究应持续地相互作用，文学翻译研究应该是描写性的，侧重目标组织的、功能性的和系统性的；并对制约翻译生产和接受的规范和限制、翻译与其他文本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中的地

位和作用，以及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示兴趣。

乔斯·兰伯特和亨德里克·范·戈普为个案研究，即原文文学系统与译文文学系统的比较，制定出方法论上的蓝图，认为必须对各个系统的作者、文本和读者进行描述。其研究方法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初始数据：即有关标题页、元文本(metatext)和总体策略（全文翻译或部分翻译）的信息，其结果应引导出有关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假设。第二，宏观层次：文本的切分、标题和章节的表述、内容叙事结构以及明显的作者评论，这应该引导出有关微观层次的假设。第三，微观层次：发现不同语言层面上的迁移(shift)，包括词汇层面、语法模式、叙述、视角和程式，其结果应该与宏观层次互相作用，并在更广阔的系统语境下进行思考。第四，系统语境：将微观、宏观、文本和理论相互比较，发现规范，并描述与其他文本（包括翻译）的关系，探索系统与其他文类和准则的关系。兰伯特和戈普称，这一研究方案并不可能概括与翻译有关的所有联系，但是，这种“系统方案”能“避免肤浅和直觉评论，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信念”。

与多元系统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发展是列费维尔提出的重写(概念。列费维尔将研究集中于“系统制约文学文本接受、认可和拒斥的非常具体的因素”，即诸如“权力、意识形态、体制和操控的问题”，认为重写包括翻译、历史撰写、选集的编撰、批评和修改编辑。而重写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上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偏爱的诗学）。翻译是“最明显的重写形式”；翻译能“投射出作家和／或（一系列）作品在另一个文化中的形象，使作家和作品超越本文化的边界”，因此，“重写就是操控”。

巴斯奈特和列费维尔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而操控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

列费维尔认为，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生产与消费）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第一，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即批评家和评论家（影响作品的接受）、教师（决定用什么作教材）以及翻译家（决定翻译文本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二，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系统，即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其中包括有影响或有权力的个人、团体（出版商、媒体、政党或政治阶层），以及规范文学和文艺思想流通的机构（国家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特别是教育机构）。赞助系统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3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三，主流诗学。主流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即文学类型、象征、母题、原型场景及人物。二是文学的功能观，即文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就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关系而言，列费维尔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每一层面都表现出，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上的考虑发生冲突，后者总是会占上风。

结语

翻译的性质和范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并非一成不变；翻译活动取决于它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多元系统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不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的忠实与得失，而是将翻译文本视作目标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标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甚至赞助系统等角度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翻译文本的生成、消费，以及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运作。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有待于修正和精化，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