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对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罪犯管理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随着我国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的逐步合规，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但是，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尚不完善，现状也不尽如人意，为此本人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显思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假释的功能

1、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狱安全。《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可见，假释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维护监狱安全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机制。假释制度的适用为罪犯提前出狱提供了机会，促使罪犯主动承担起改恶从善的责任，为达目标而检点个人行为。虽然这是功利主义趋利弊害使然，似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客观上它迫使罪犯先从行为表现开始，积极配合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从被迫改造到逐步自觉自愿接受监规纪律的约束，接受监狱的管理和教育。俗话说：“假做真时，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一个行为做的久了，哪怕它是假的、装的，后来它也变真了。

2、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其与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的减刑制度相比：减刑制度注重的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减刑制度并不关注。因而，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监狱机关为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考虑较多的是罪犯的狱内表现，换句话说，只要罪犯在狱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减刑，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则不会投入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前社会对监狱的执法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监狱机关考虑更多的是防止出现罪犯暴狱、脱逃、行凶、非正常死亡等监管改造事故，导致实践中出现扩大减刑面来调动罪犯遵规守纪的积极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造积极性。

而假释制度不仅要考察罪犯的“狱内表现”，还要考察罪犯“狱外可能的表现”，这就要求监狱机关在考虑对罪犯的假释时，不仅要充分考虑罪犯的“狱内表现”，而且还要注重对罪犯回归社会的“表现预测”，即要从罪犯的狱内表现、犯罪性质、心理结构、家庭关系、谋生技能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罪犯是否可能再危害社会。显然，假释制度与减刑制度相比，假释制度对监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和责任心，更有利于体现既惩罚罪犯又改造罪犯的刑罚执行目的。

3、有利于减少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刑罚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性。监狱在对罪犯惩罚与改造的过程中，受到行刑成本不断扩大的制约。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和监禁率较高两个方面的因素，关押的罪犯绝对数量一直很大，据统计，全国押犯93年超过124万，94年超过128万，95年超过132万，97年超过143万，01年超过149万，至02年已达到154万，并且目前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每一个罪犯都是“全劳保”，从吃、穿、住、行、到身体检查、看病一切全是国家包干，据统计，我国每年每个罪犯人均花费约1万元左右，这对监狱企业每况愈下的今天，这是一项不小的负担。而假释制度的正确运用无疑能够减少国家的负担。

另外，由于押犯人数的大副增长和超押，造成一线民警严重紧张，警力不足、监管形势严峻、工作要求高，使得监狱民警即使“眼睛一睁，忙到天黑”也只能应付日常管理，而真正需要对罪犯专业的、系统的教育矫正措施无暇顾及，造成监狱罪犯改造质量下降，重新犯罪率上升。因而，对那些确有悔改表现，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依法予以假释（包括减刑），把有限的警力资源真正用于教育改造罪犯的刀口上，既能缓解警力不足的矛盾，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提高行刑效率。

4、有利于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罪犯矫治社会化。根据《刑法》第85条的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这就由法律明确规定了罪犯假释后，社会力量（公安机关）的监督义务和责任。通过公安机关的监督，发挥其自身资源，有效运用社区、居委会、各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监督，大大帮助假释罪犯缩小了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进程。

5、有利于预防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于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接受的是严格的管理和教育，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监狱化”倾向—盲从性和社会不适应性。这样罪犯在假

释后，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时期内，一方面，在生活和就业上面临许多不适和困难；另一方面，从无自由状态一下进入无限自由状态，使他们极易接受社会不良因素的诱导。这就导致部分刑释人员“旧病复发”，重新走上犯罪道路，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刑释后一二年的危险期内重新犯罪的。而假释制度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的特殊性正为“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或者说监狱人）过度到“社会人”提供了桥梁。《刑法》第85条的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第86条的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应当撤消假释，依照刑法第71条规定采取‘先减后并’的方法实行数罪并罚，在假释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消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可见，假释的本质是附条件的释放，在罪犯假释考验期内，存在着假释人员随时因法定事由而被撤消假释予以继续执行刑罚的威慑力。解决了刑释人员在过度期，即心理危险期内继续有人管，有人教的问题，有助于罪犯实现渐次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从而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开展。

二、假释适用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假释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据统计，目前全国监狱在押犯假释面仅占2%—3%，远远低于美国的72%，中国香港的65.8%，澳大利亚的41.2%，加拿大的23.5%；和我国的减刑制度相比，也远低于其20%—30%的减刑面。假释功能未有效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有：

1、报应主义、重刑主义的思想体现在立法上的禁止性，使得罪犯无法假释。法的作用有两个，即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而是要使犯了罪的人通过接受一定的惩罚，通过改造教育，悔过自新，不再犯罪，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见报应注主义并非是刑罚的理论基础，可是可能由于受封建社会刑罚报应思想残余的影响，体现在刑罚执行中甚至立法上还保留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刑法》第81条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样就从立法上断定了任何累犯以及因严重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绝无假释的可能。这第一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累犯以及因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犯罪分子在量刑上本身就有从重情节，又规定其在服刑改造期间不得假释，存有双重处理之嫌。第二不利于罪犯

改造，立法上的禁止性这无疑使得这些罪犯改造新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影响改造。第三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前面假释的功能中已讲到：“假释是‘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桥梁，是解决罪犯刑释后一二年危险期内重新犯罪的有效方法。”因而，从理论上讲对于累犯以及因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犯罪分子由于恶习较深，重新犯罪率高，就更应采用假释这种形式来实现“监狱人”向“社会人”的平稳过度。

2、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立法上的不明确性，使得罪犯难以假释。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97年11月8日公布施行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备确有悔改表现四种情形，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或者是年老、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自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确有悔改表现的四点要求，监狱按照《罪犯百分考核奖惩办法》考核，相对易于把握，易于操作；但对“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结果较难把握，较难准确判断。而从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可见，确有悔改表现是基础要件，是前提，不致再危害社会才是实质要件，是根本；确有悔改表现，但假释后可能再危害社会的，一般就不能考虑假释。而对于监狱等执行机关又恰是对“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结果是难以把握，难以准确判断的，因为犯罪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样就决定了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也是极其复杂的。这样就造成监狱为保险起见，而尽量少假释罪犯。

3、假释适用一定程度上的责任追究性，使得监狱等执行机关不敢假释。衡量监狱执法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罪犯的改造质量，而衡量罪犯改造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重新犯罪率。重新犯罪既有本人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这虽然已逐步为大家所认同，但对于监狱的改造效果仍或多或少持怀疑态度。罪犯刑满释放的，释放后就成为普通公民，监狱不再对其担负管理教育的责任，如其重新犯罪，百姓尚且可能将其归咎于监狱，何况假释。一者刑法第81条明确规定“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言下之意，假释后可能再危害社会的，就不得假释；二者假释是附条件的释放，是“假性”释放，假释后，罪犯的身份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假释罪犯

一旦重新犯罪，监狱机关可谓是罪责难逃。正由于此，监狱机关对假释是小心翼翼，宁可不假释、少假释，也不愿由于正常的假释而背受沉重的包袱。

4、假释后专门监督力量的薄弱性、社会帮教的乏力性，又进一步使得监狱等执行机关及法院不敢假释。《刑法》第85条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能是“监督”，而不包含教育改造的职能。而实践中，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任务繁重，也确实很难有足够的警力来监督假释罪犯遵规守纪的情况，平时也只能将假释罪犯作为重点人员进行管理，每月听取一次情况汇报就不错了，更别说要对假释罪犯教育改造了。此外其他的社会帮教都是义务性的，要有效组织社会力量来对假释罪犯继续矫治工作需要调动社会多方面的力量，这显然公安机关也是力不从心的。这样，假释后专门监督力量的薄弱性、社会帮教的乏力性，使得假释罪犯缺少保护屏障，重新犯罪岌岌可危，又进一步使得监狱等执行机关不敢上报假释。

三、假释制度的完善

假释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罚执行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假释本身所含有的作用相比，发挥的还很不够，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修改完善假释制度，让假释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1、应当修改假释立法上的限制。首先，前面原因分析的第一点中我们讲到假释立法上的禁止性条款第一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二不利于罪犯改造；第三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实行假释制度正是这一刑罚目的决定的，它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行事政策。因而，取消假释立法上的禁止性条款是积极有益的，是完全有必要的。其次，建议修改假释实质条件“不致在危害社会”这一难以把握、难以判断、难以操作的规定，而将其改为“在狱外能够适应正常生活”等相对能够把握、判断、操作的务实性的规定。

2、应当改革假释制度的考核评估机制。假释适用的实质要件是两个，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假释制度的考核评估机制无非也就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确有悔改表现，经过多年的实践，监狱已有一套较完善的具体的考核办法，但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评，监狱仍办法不多，以至每次对罪犯的假释，监狱都是小心谨慎。这里首先我们在实践中存有观念上的问题，即我国的法律一直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烙印，我们往往只注重事实上的“不致再危害社

会”，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旋涡。因此，我们要转变观念，从实体走向程序，在法律上规定一定的条件和必经的程序，通过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法办事来确定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只考察法律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而不必追究事实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

3、应当改革假释的监督机制，健全社会矫正体系。按照刑法第8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假释罪犯的法定机关，但是实践中由于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繁重任务，公安机关对假释罪犯基本是“放任不管”或“放任不教”，监督流于形式，是应管而无力管；另一方面，监狱是假释的提起机关，监狱本有义务也有责任来监督假释罪犯的情况，但受权利之限，监狱是该管而无权管；其它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它没这个义务，也没这个责任，自然帮教力度不大。鉴于此，我们是否可借鉴《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的规定，设立安置帮教工作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厅（局、所），建立以安置帮教工作机构（矫正机构）为主体，公、检、法、监狱、街道、村委会等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矫正体系，完善监督机制。

4、可以适当调整假释与减刑的适用范围。监狱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监狱发展的最终方向是“社会化”。而假释正是体现监狱发展要求，实现罪犯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桥梁。但是由于历史的、立法的原因，由于免除责任的心理，目前罪犯的假释面远低于减刑面，因而从行刑社会化的要求看，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假释与减刑的适用范围。思路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前，根据罪犯的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在这之后，我们要改变原有思维模式，以考虑假释为主，甚至我们有时可以正和现在实践相反的来考虑，即确有悔改表现，不太可能再重新犯罪的，可以减刑，其它的则一般都予考虑假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