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角度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角度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角度的认识

中國古代對角度的認識

李國偉

一、角的定義

除了點、線、面、體之外,角度應該是人類幾何直覺不難掌握的一個概念。但是在中國古典的天文、曆學與數學中,角度的認識似乎有欠圓滿。錢寶琮曾說︰「中國古代不知利用角度,然有《周髀》測望術,日、月、星辰在天空中地位,亦大概可知矣。」〔註1〕他還說︰「在後世數學書中,一般角的概念沒有得到

應有的重視。」〔註2〕關增建則說︰「中國古代 365 分度方法對於確定天體空間方位是有效的,惟其有效,才阻滯了其他分度方法的產生,導致了角度概念的不發達。」〔註3〕黃一農認為:「中國古代的天文家在明末西學傳入之前,一直未發展出近似西方幾何學嚴整的角度概念。當量度星體的角大小或兩點間的角距離時,文獻中所用古度值的意義常因人而異,有時近於現代的角度值,有時卻直接以渾儀環上的刻劃差來表示,故當以窺管測極星距極度或日、月的體徑時,其值往往較今幾何學中的角度值大一倍左右。」〔註4〕劉君燦更進一步斷言:「中國除了直角之外沒有一般的角度觀念。」〔註5〕

其實角度比點、線等基本幾何概念的內涵更為豐富,因此可以從邏輯上等價,但著眼點迥異的方向來認識它。若要講究起來,現代數學甚至可由向量空間、旋轉群等出發,再逐步引入角度的概念。〔註6〕西方古典幾何學的代表作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根據 Thomas L. Heath 的翻譯,定義八描述了平面角度的意義:

A plane angle is the inclination to one another of two lines in a plane which meet one another and do not lie in a straight line.〔註7〕

這個定義在利瑪竇與徐光啟的《幾何原本》中譯為:「平角者,兩直線于平面縱橫相遇交接處。」〔註8〕並沒有點出「inclination」的意味。Heath 認為 inclination 是歐幾里得的創意,因為在他之前一般人是把角看作折曲或折斷的線。Heath 還綜述了西方古代對角度的種種不同看法,甚至角度應屬「質」、「量」還是「關係」哪一種範疇,也引起不少的議論。最後他引用十九世紀末Schotten 的說法,把角度的定義方式劃分為三類:

(一)角是兩條直線方向間的差別。

(二)角是從一邊旋轉到達另一邊的量。

(三)角是兩條直線相夾的那部分平面。

既然西方幾何學中對角的認識也有幾套體系,我們似乎應該更致力釐清中國對角度理解的遞嬗與特色,而不必執著在古代是否有現代角度觀念的問題上。

二、技藝裡的角度

角是一個非常簡單而易見的幾何觀念,古代人民通過農具、兵器、車輛、樂器的製造不可能不發現角的存在。但是「角」這個字的原意,按《說文解字》是指「獸角」,最初並不用它來稱呼幾何量。《考工記》裡是以「倨勾」表示角度,倨表鈍,勾表銳,正如用「多少」表示量,「長短」表示長。《考工記》的《冶氏》有「已倨則不入,已勾則不決,……倨勾外博。……倨勾中矩。」《韗人》有「倨勾磬折」,《磬氏》有「為磬,倨勾一矩有半。」《車人》有「倨勾磬折,謂之中地。」可見「倨勾」是泛指直線的曲折程度,這有點類似歐幾里得以前希臘人對角的定義。《車人》中也記載了一些特殊的角,所謂「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很多論述都由此推算出宣是45°,欘是67°30',柯是101°15',磬折是151°52'30"。不過脫離開技藝的場所,這些角度並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本來有機會作為一般角統稱的「倨勾」,後來也不見了蹤跡。這一脈最有可能與西方角度觀念合流的思路,在中國很令人惋惜的未能發揚起來。

《考工記》還有另一條可以發展出角度的脈絡。《築氏》有「合六而成規」,《弓人》有「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錢寶琮說:「這是用圓心角的大小來規定弓背的曲率。」〔註2〕似乎斷言過強了。我們只能說用圓弧的長度規定了弓背的彎曲程度,而圓弧有可能引出角度的觀念。即使沒有把圓心角明確的指出來,圓弧的度量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與角度在邏輯上等價的系統。這種觀念在描述天球上星體的位置與運動方面,更有它不可磨滅的價值。

三、天文裡的「度」

中國古代天體運動的度量是以太陽的運動為定標準的依據。「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註9〕這裡所成的度又如何確定呢?「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

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為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為天度。」〔註10〕因此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著眼點不在圓心角的度量,而是天體間距離的標定。「度」這個字的本意便是指長度。「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註11〕「故體有長短,檢以度;」〔註12〕關增建在他的論文中相當清楚說明了這種以長度量天的體系。

《周髀算經》卷下明確的記載了分圓的方法:「術曰:倍正南方,以正勾定之。即平地徑二十一步,周六十三步。令其平矩以水正,則位徑一百二十一尺七寸五分。因而三之,為三百六十五尺、四分尺之一,以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審定分之無令有纖微。分度以定則正督經緯。而四分之一合各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於是圓定而正。」〔註13〕在這種運作下,圓弧對應的圓心角幾乎已經呼之欲出,但是古人的眼光並沒有這麼看。他們「立表正南北之中央,以繩繫顛,……立周度者,各以其所先至游儀度上。車輻引繩,就中央之正以為轂,則正矣。」〔註14〕用對應比例的思想,以地面的尺寸量起天體的度數。但是因為眾星繞極旋轉,而所畫圓心並不在極下,所以測出的地面弧長並不完全正比於周天的弧長。即使《周髀》體系內的蓋天家知道這種偏差,他們也不可能跑到極下去作測量。蓋天說的這種弱點在渾天說中可以得到相當的校正,因為在渾天的模式裡,只要把渾儀擺到「地中」,則子午環上的分度就正比於天球上的分度。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適當的天體模式下,以弧長作為度量的體系,是邏輯等價於角度,特別是用 radian 作單位的角度體系。只不過這種等價關係有一方,是中國古代不曾自覺認識清楚的。

四、幾何裡的「隅」與「角」

《周髀算經》雖然在地面畫圓分度,但是這種分度方法並沒有應用到中國古代的幾何體系,去度量不同角的大小。數學中最重要的一個角度概念就是直角,以「矩」作為度量它的工具。所謂「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註15〕但是「矩」在很多場合也指矩形,所以要指矩形的頂角時只好使用另外一個說法「隅」了。「隅」本指房子的角落,例如《論語.述而》有名的說法:「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隅」逐漸普遍用來指各種建築物的角落,進而在幾何上稱謂等於直角的角。例如《考工記》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詩.邶風.靜女》有「俟我乎城隅」。《周髀算經》有「勾廣三,股脩四,徑隅五。」〔註16〕《九章算術.勾股》有「東門南至隅步數,以乘南門東至隅步數為實。」〔註17〕

值得注意的是《周髀算經》與《九章算術》的正文,除了以上引用「隅」的例子外,並沒有用「角」的文句。或者可推斷在這兩本書成書的時間,數學家的

注意力基本上還在指謂直角的「隅」。由尖銳獸角引申來,有可能指謂非直角的「角」,還未贏得它應有的地位。《漢書.律曆志》說:「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註18〕「角」的解釋雖然脫離開獸角,但仍然是描寫尖銳的形狀。因為現代中國人已極少使用「隅」字,這種數學術語由「隅」為主,演化到以「角」為主的歷史,似乎也反映了由直角走向一般角的認識過程。

三國時期的趙爽在注《周髀算經》時已說過:「隅,角也。」〔註19〕可見到三世紀時「角」的用法至少與「隅」已相當接近了。趙爽用「角」的例子在注文中有「伸圓之周而為勾,展方之匝而為股,共結一角,邪適弦五。」〔註20〕在他著名的「勾股圓方圖」那段論說中有「開矩勾之角,……,開矩股之角。」〔註21〕但與趙爽同時代的劉徽在《九章算術》注中,似乎比較愛「隅」字,例如:

「三面,三廉,一隅皆已有冪,」

「陽馬之形,方錐一隅也。今謂四柱屋隅為陽馬。」

「依隅之周半於依垣,」

「兩隅相去一丈為弦,」

「滿此方則兩端之矩重於隅中,」

「令黃冪連於下隅,」〔註22〕

劉徽用「角」的一個為人熟知的例子,是《勾股》章開始解釋勾股形時說:「短面曰勾,長面曰股,相與結角曰弦。」〔註23〕此處「相與結角」的說法與前引趙爽注「共結一角」類似,但因劉徽基本上是以「隅」稱呼直角,所以這句話的另一種合理解釋是:「直角三角形的短邊叫勾,長邊叫股,與短邊(或長邊)結角的邊叫弦」。此處用「角」而不用「隅」,應該是強調所結的角不會是直角。劉徽另一個用「角」的地方是在討論開方時說:「欲除朱冪之角黃乙之冪,其意如初之所得也。」〔註24〕這個「角」字用得相當特殊,因為隨後討論開立方時,又恢復使用「隅」。「隅」字在開方術裡的用法為後代的數學書籍承襲下去,衍申到唐初《緝古算經》時,甚至以實、方、廉、隅來說明方程的各項係數。

劉徽以後,在開方術之外,「隅」、「角」出現的場合可舉其大要如下。

五世紀的《孫子算經》有「今有田,桑生中央,從角至桑一百四十七步,問田幾何?……術曰:置角至桑一百四十七步,……」〔註25〕但是此題目中的「角」字,到六世紀甄鸞的《五曹算經》裡卻又改為「隅」字。

唐朝李淳風注《周髀算經》用過「角隅正方,自然之數」〔註26〕的說法。注《九章算術》用過「自然從角至角,其徑二尺可知。……角徑亦皆一尺。更從觚角外畔圍繞為規,……」〔註27〕此處「從角至角」度量的始終是角的頂點,

但是不應把「角」字解釋作或等同於「點」字,因為沒有角的烘托,點的位置就失去了著落。並且由此可見「角」字使用的意味已漸隱含較廣義的角了。

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裡討論隙積術時曾說過:「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盡,益出羨積也。」其中所合之角是一個方錐的頂角(如圖一),〔註28〕所以「角」字也可以指立體角了。

圖一

南宋楊輝在《詳解九章算法》討論垛積時,用了「三角垛」、「四隅垛」的名稱,還沒有把「四隅」稱為「四角」。但到元朝朱世傑《四元玉鑑》裡已稱「四角垛」。〔註29〕對於城牆的四隅也改用四角:「令侵城四角週迴撅圜池」。〔註30〕類似《孫子算經》的「桑生田中」題目,變成直田中生出竹,已知「四角至竹各十三」。〔註31〕當「角」連「隅」也取代之後,「角」字真的成為一種統稱的名詞。

《四元玉鑑》裡談到八角形,〔註32〕到明朝程大位《算法統宗》〔註33〕更是普遍的使用「圓容六角」、「六角容圓」、「圓容三角」、「三角容圓」、「三角田」、「六角形」、「八角形」等,「角」在稱呼多邊形的用法上已與現代沒有什麼出入了。

在幾何學的劇場內,「隅」由稱呼直角的正統地位,逐漸抽象化成開方法的用辭,而被「角」擠出了舞台。這種由「隅」到「角」的演化過程,相當程度也反映了中國古典幾何學,從對直角三角形的關注中,逐漸把視線轉移到更一般的

平面圖形。例如南宋秦九韶《數書九章》卷五田域類的「尖田求積」、「三斜求積」、「斜蕩求積」、「計地容民」,就討論了在此之前未曾有過的題型。雖然秦九韶的公式仍可由勾股形逐步導來,〔註34〕但在題目的表現上已經脫離勾股形的簡單堆疊。

五、「角」的遞嬗

「角」字為什麼會由「獸角」逐步提升到對一般角的統稱,並不容易從文獻中確認它的原委與軌跡。本文嘗試提出一條看來合理的路徑。

獸角衍申的直覺意義自然會包含尖銳感,因此前面引過《漢書.律曆志》便曾說:「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按《說文》「芒」是指草端,在尖銳的意義上,「芒」與「角」便結合在一起了,也因此對光芒的形容就可以用「角」字。以《史記.天官書》為例,用「角」描述星光的語句可列舉如下:〔註35〕

「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

「狼角、變色、多盜賊。」

「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

「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

「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

「小以角動,兵起。……角,敢戰。……順角所指,吉。」

「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

「青角,兵憂。黑角,水。」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

這些觀察到的芒角,可能是因窺管測象而產生。黃一農以銅管仿製窺管,從實驗中證實了這種觀察的可能性。〔註36〕其它用「芒」與「角」的例子還有,北周庾季才的《靈台秘苑》中稱:「動者光體搖動;芒者光耀生芒刺;角者頭角長大芒;喜者光色潤澤;恕(怒)者光芒威大潤澤。」可能是明朝劉基所輯,但託之唐朝李淳風所撰的《觀象玩占》裡,芒角已有更量化的定義:「光曜外出生鋒曰芒,五寸以下謂之芒:芒而長四出曰角,一曰七寸以上謂之角。」〔註37〕

芒角的產生應該是對稱的,也就是把芒角的端連起來會形成正多邊形。對於正多邊形古代也有一個特殊的字「觚」來描述。《漢書.律曆志》說:「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註38〕劉徽在注解《九章算術》求圓田的方法時,涉及六邊、十二邊、二十四邊、四十八邊、九十六邊、一百九十二邊、一千五百三十六邊、三千七十二邊的正方形。雖然南宋鮑澣之刻本及明《永樂大典》本均用若干「弧」,但清朝戴震校為若干「觚」。「觚」字本意為有八稜的酒器,上古原是以獸角盛酒飲酒,因此用來命名酒器的字多從角。這種字源的親近性以及通過對星光描述的媒介,終致「觚」「角」不分。「角」從尖銳的芒角,過渡到寬厚的觚角,再統合了隅角,而日漸成為一般角的統稱。

五、「角」的遞嬗

「角」字為什麼會由「獸角」逐步提升到對一般角的統稱,並不容易從文獻中確認它的原委與軌跡。本文嘗試提出一條看來合理的路徑。

獸角衍申的直覺意義自然會包含尖銳感,因此前面引過《漢書.律曆志》便曾說:「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按《說文》「芒」是指草端,在尖銳的意義上,「芒」與「角」便結合在一起了,也因此對光芒的形容就可以用「角」字。以《史記.天官書》為例,用「角」描述星光的語句可列舉如下:〔註35〕

「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

「狼角、變色、多盜賊。」

「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

「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

「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

「小以角動,兵起。……角,敢戰。……順角所指,吉。」

「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

「青角,兵憂。黑角,水。」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

這些觀察到的芒角,可能是因窺管測象而產生。黃一農以銅管仿製窺管,從實驗中證實了這種觀察的可能性。〔註36〕其它用「芒」與「角」的例子還有,北周庾季才的《靈台秘苑》中稱:「動者光體搖動;芒者光耀生芒刺;角者頭角長大芒;喜者光色潤澤;恕(怒)者光芒威大潤澤。」可能是明朝劉基所輯,但託之唐朝李淳風所撰的《觀象玩占》裡,芒角已有更量化的定義:「光曜外出生鋒曰芒,五寸以下謂之芒:芒而長四出曰角,一曰七寸以上謂之角。」〔註37〕

芒角的產生應該是對稱的,也就是把芒角的端連起來會形成正多邊形。對於正多邊形古代也有一個特殊的字「觚」來描述。《漢書.律曆志》說:「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註38〕劉徽在注解《九章算術》求圓田的方法時,涉及六邊、十二邊、二十四邊、四十八邊、九十六邊、一百九十二邊、一千五百三十六邊、三千七十二邊的正方形。雖然南宋鮑澣之刻本及明《永樂大典》本均用若干「弧」,但清朝戴震校為若干「觚」。「觚」字本意為有八稜的酒器,上古原是以獸角盛酒飲酒,因此用來命名酒器的字多從角。這種字源的親近性以及通過對星光描述的媒介,終致「觚」「角」不分。「角」從尖銳的芒角,過渡到寬厚的觚角,再統合了隅角,而日漸成為一般角的統稱。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 夏朝:中国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夏。庠、序、校。 商朝:最早的小学。 西周:国学、乡学 教育内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礼、乐为中心。 大艺小艺 特点: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唯官有书、而民无书) 因为生产力的制约,只有官府才有财力人力制作书籍。Eg:“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辩志……”是《学记》对西周考试制度的描述。 春秋:私学兴起、官学衰微。 战国:私学兴盛。稷下学宫(官家举办、私家主持) 学术自由,包容百家,待遇优厚,“不治而议论”是齐国君主给予他们的政治待遇。诞生了第一个学生行为守则《弟子职》 两汉:官私并行。教育内容是儒家经典。 选士制度:察举制和征辟制 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 太学建立的标志:为五经博士招收弟子 太学的建立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董仲舒的三大建议以及汉武帝的对应措施: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 2、兴太学以养士--------开设太学 3、重视选举任贤使能-------察举制制度化 魏晋南北朝:国子学。教育内容广博、性质多元。 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等级性。“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隋唐: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弘文馆、崇文馆) 重振儒术、三教并重。 选士制度:科举制(605—1905年) 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使得政治与教育更加紧密,对破除门阀等级制度起到积极作用,社会流动更加合理。 宋元:书院盛行。教育内容是四书五经。选士制度:科举制。 书院始于唐朝,兴盛于宋朝。特点是学术自由,自由讲学。教育教学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的教学模式。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明清:教育内容是四书五经。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 中国古代学校的三种性质类型: 1、官学:夏朝产生,西周开始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2、私学:兴于春秋,盛于战国,从此官私并行。 3、书院:兴于唐朝,正式形成于宋,衰于明清。

孟子的人性论

孟子的人性论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1) 一、孟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1) (一)时代的要求 (1) (二)继承与创新 (2) 二、孟子人性论的内容 (2) (一)何为人性 (2) (二)人性的本质 (2) 三、孟子人性论的意义 (2) (一)对当时的意义 (2) (二)对当代的意义 (3) 参考文献……………………………………………………………………………… 4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各派思想纷纷出现,儒家思想也在那个时候诞生了,孟子作为儒家大师之一,他的思想的产生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也是在孔子基础上的发展,更是自身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创新,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初步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构建,而且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仁”找到了理论依据,即人性本善,并且在善的基础上使“仁”的思想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不仅促进了当时儒家思想的发展,对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孟子;人性;善;和谐社会 Abstract: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political ideas, Confucianism also at that time was born, mencius as one of the Confucian master, his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request of the ages, but also i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onfucius is an innovation of Confucianism itself,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though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not only did he initially completed the building of Confucian school, and find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as theoretical basis, namely human goodness, and on the basis of good make "benevolence" to further expand the thought of,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China also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Keywords:Mencius; Human nature; Good; A harmonious society 浅谈孟子人性伦 一、孟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一)时代的要求 孟子生活在东周战国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纷乱复杂,政治上无非是各个诸侯国之间你打我拒,目的就是为了扩大疆土、富国强兵、称雄天 下,然而伴随它产生的各派的思想对于诸侯就复杂的多了,究竟那个可以令他们实现目标,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这样描写孟子与孟子所处的时代的,“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时之时,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

谈谈对电的认识及怎样防止触电

谈谈对电的认识及怎样防止触电 一、对电的认识: 就我们所知,电是一种非自然现象。电是像电子和质子这样的亚原子粒子之间的产生排斥和吸引力的一种属性。它是自生物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之一。电或电荷有两种:我们把一种叫做交流电、另一种叫直流电。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带电物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电是能的一种形式,包括负电和正电两类,它们分别由电子和原子核中的质子组成,或由电子和正电子组成,通常以静电单位(如静电库仑)或电磁单位(如库仑)度量,从摩擦生电物体的吸引和排斥上可以观察到它的存在,在一定自然现象中(如闪电或北极光)也能观察到它,通常以电流的形式得到利用。 在中国,古人认为电的现象是阴气与阳气相激而生成的,《说文解字》有“电,阴阳激耀也,从雨从申”。《字汇》有“雷从回,电从申。阴阳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泄而为电”。在古籍论衡,约公元一世纪,即东汉时期)一书中曾有关于静电的记载,当琥珀或玳瑁经摩擦后,便能吸引轻小物体,也记述了以丝绸摩擦起电的现象,但古代中国对于电并没有太多了解。 西元前600年左右,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Thales,640-546B.C.)就知道琥珀的摩擦会吸引绒毛或木屑,这种现象称为静电。而英文中的电在古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琥珀”。 美国的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认为电是一种没有重量的流体,存在于所有物体中。他做了多次实验,并首次提出了电流的概念,富兰克林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确实能够比较圆满地解释一些电的现象,但对于电的本质的认识与我们现在的“两个物体互相磨擦时,容易移动的恰恰是带负电的电子”的看法却是相反。 1752年,他在一个风筝实验中,将系上钥匙的风筝用金属线放到云层中,被雨淋湿的金属线将空中的闪电引到手指与钥匙之间,证明了空中的闪电与地面上的电是同一回事。 1799年,意大利科学家伏特以含食盐水的湿抹布,夹在银和锌的圆形板中间,堆积成圆柱状,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电池-伏特电池。 1821年英国人…法拉第?完成了一项重大的电发明。在这两年之前,奥斯特已发现如果电路中有电流通过,它附近的普通罗盘的磁针就会发生偏移。法拉第从中得到启发,认为假如磁铁固定,线圈就可能会运动。根据这种设想,他成功地发明了一种简单的装置。在装置内,只要有电流通过线路,线路就会绕着一块磁铁不停地转动。事实上法拉第发明的是第一台电动机,是第一台使用电流将物体运动的装置。虽然装置简陋,但它却是今天世界上使用的所有电动机的祖先。 1831年,法拉第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第一台发电机。他发现第一块磁铁穿过一个闭合线路时,线路内就会有电流产生,这个效应叫电磁感应。一般认为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是他的一项最伟大的贡献。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Siemens)制成世界上第一台工业用发电机。 电的发现和应用极大的节省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使人类的力

浅谈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发展概述

浅谈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发展概述 摘要中国从国至今的教育已经发展很多年,本片论文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教育、近代教育以及中国的现代教育展开论述,在这里每一个阶段的教育都体现出他所具有的独特气息,如中国从古代的教育就提倡尊师重道原则,近代教育则是提倡教育立国、科技兴国原则,而现代教育我们则是提倡创新理念原则,当然近代教育包括古代教育原则,现代教育包括古、近代教育原则,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教育一直都是呈发展趋势逐渐上升高度. 关键词古代教育;近代教育;现代教育;创新教育 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可分为原始社会的教育、奴隶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近代社会的教育和现代社会的教育这五个阶段。以下主要就按这五部分展开说明,从古至今的探讨它的必要性。 一、教育的起源--原始社会的教育 教育大约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教育源自人类的生产劳动,服务于人来的发展和生存。起初,人类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如打猎、捕鱼等活动,这逐渐便成为我们实际生活中所必需的保障,劳动即是教育,随着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教育的形式也随之变化着,随后人们逐渐开始发展畜牧业,人们学会了架设栅栏、赶羊喂牛,这些都只是他们生活所必须的教育,除了这些,他们还有原始宗教的教育和原始艺术教育。首先,他们对自然很崇这些崇拜都是原始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拜、对图腾很崇拜以及对鬼魂也很崇拜。其次,他们对音乐和舞蹈像是有一种天赋一样,对于艺术教育体现出原始文化正逐渐变化着,在后面就逐渐形成了文字,文字的形成标志着教育的升级,为以后产生学校建立了基础。总之,原始教育呈现多方面的特点: (1)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 (2)教育内容为多方面的生活经验; (3)在生产生活中进行教育活动; (4)言传身教为主要的教育手段; (5)男女教育分工明确; (6)没有专门的教育场所。 有以上诸多内容,使得原始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开始。 二、奴隶社会的教育 奴隶制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夏代为奴隶制初期,它是由夏部落首领的儿子启建立的,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注重军事训练和人伦道德; (2)其次,便是商代,这一时期文字已经基本达到成熟阶段,文字成为教育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并有一定的教育实践活动理论,这使得商代的教育上升为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_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历程(2).

第3卷第1期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12001年3月Journal of Shandong U niversity of Science &T echnology(Social Science Mar.2001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历程 陈延庆 (聊城师院马列部中国哲学所,山东聊城252000 摘要:从某种意义,一部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史。本文分析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在人性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得失,揭示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历史发展。 关键词:儒学;理学;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101-0013-04 From Conf ucianism B efore Q in Dynasty to That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Ch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CHEN Y an 2qing (Chinese Philo soph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xism -Leninism Department ,Liaoche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China Abstract :In my opinio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before Qin Dynasty to that of the S ong and Ming Dynasty is also the histo 2r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eory of human

中国古代的电磁学成就

中国古代的电磁学成就 中国古人对电和磁的知识的积累及其技术成就,在世界物理学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代人在雷电、静电、静磁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在罗盘的制造方面远远地走在欧洲人前面。除了用的传统方式解释磁体极性、磁偏角之外,在其他方面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成就也是令人惊叹的。对尖端放电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使古人发明了避雷器,用于高大建筑的顶端,防止雷击。特别是磁的研究与应用对中国古代的生产、军事、航海测量等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摩擦起电 我国古代人在电学知识方面很早就有了“琥珀拾芥”的记载,对静电和雷电现象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见解。琥珀是一种透明的树脂化石,在古籍中也写作“虎魄”、“虎珀”。玳瑁是一种类似龟的海生爬行动物,其甲壳也叫玳瑁;汉代王充等人称它为“顿牟”。静电现象的最早记载见之于西汉成书的《春秋考异邮》:“玳瑁吸喏”。“喏”即草屑一类轻小绝缘体。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写道:“顿牟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 东晋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写道:“磁石吸铁,玳瑁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宜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明代李时珍说:“玳瑁拾芥,如草芥,即禾草也。”类似记载,举不胜举。需要指出的是,芥子比草芥稍重,只要静电力足够大,干燥的芥子也能被琥珀吸引。从以上种种记载可见:人们根据吸引现象将电和磁并列为同一类,这是后来电磁学的思想先导。在西方古代,电和磁是被分别认识的。 除了琥珀、玳瑁之外,古代人还发现了毛皮、丝绸和其他多种物质的静电现象。它们之所以被发现,是由于静电火花和放电声音引起人们的注意。西晋张华在其著《博物志》中最早记述了静电闪光和放电声。他写道:“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这里描述了两个静电实验:一是用梳子梳头发;二是猛然解脱毛皮或丝绸质料衣服。在这两个实验中都能发现静电闪光和听到放电声。《晋书·五行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永康元年(300),晋惠帝司马衷纳羊氏为后。羊氏入宫就寝,侍人为其解脱衣服;“衣中忽有火,众咸怪之”。这就被当成一件怪事从后宫传出。方以智认为,所有布料都能摩擦起电。他写道:“青布衣,大红西洋布及人身之衣,气盛者皆能出火。”方以智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他所谓“气盛”是他那时代对摩擦起电的一种流行解释而已。梳理头发和解脱衣服所发生的静电放电现象。 二、对雷电的认识 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了“雷”和“电”的文字符号。从古代人分别造“雷”与“电”二字起,他们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将雷电看作是两种自然现象。《淮南子》说:“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它以阴阳二气摩擦与碰撞的激烈程度来区分雷电。早在战国时期,《慎子》说:“阴与阳夹持,则磨轧有光而为电”。《慎子》一书已具有从声音与光二者区分雷电的思想。宋代陆佃在《烟雅·释天》中指出:阴阳相激,“其光为电,其声为雷”。只到此时,雷声电光作为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才被人们所认同。 汉代王充对雷电有精辟见解,曾论证雷的本质是火。他在《论衡·雷虚篇》中写道:“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髦发烧焦,……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言雷为天怒,无一效验。然则雷为天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帝王排行榜

第十名:千古仁君----宋仁宗赵祯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洪量宽容。宋仁宗赵桢即位后,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宋朝的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皇帝对属下的不同意见,或任之,或贬官,或免职,而从不杀戮,也从不迫害。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因此造就了很多杰出的诗人词人,写出了流传千古含沙射影的愤恨张狂之诗词,有了宋词之盛。 赵祯生于帝王世家,12岁即位,23岁亲政。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受到历代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两万八千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后来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只因为我的一碗饮食,而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我于心不忍,因此宁愿忍一时之饿。” 能臣侍明主。宋朝有名的治世名臣几乎都出现在宋仁宗时期。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情急之下唾沫时常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 赵祯治国追求的是天下太平而不是大一统。有一次,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 宋仁宗主张宽容、宽厚、宽松,甚至容得下“大逆不道”的言论。四川有个秀才屡试不中,便写诗煽动造反,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严加惩治。可是仁宗却道:“这是老秀才自觉怀才不遇,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机会,看一下他的表现吧。"于是就给了他个官做。 宋仁宗个人魅力的影响力在其在位之时就已跨越了国界。宋仁宗在位42年,周围敌国在宋朝边境的驻军逐渐全部撤除。仁宗临终前留下遗诏:丧礼必须从简。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片悲痛,就连乞丐也都焚烧纸钱大哭。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整个都城,以至天日无光,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带孝帽哀悼。讣告送到周围敌国,敌国百姓竟然自发沿街痛哭悼念,就连辽国皇帝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大哭到:我们已经42年没有兵戎相见了啊。 宋仁宗赵祯的仁德和气量可谓一代明君圣主。虽然没有实现大一统,但百姓生活在宋仁宗时期的宋朝,远比生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其他任何时期更幸福。宋仁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质给后世历代帝王做出了表率,成为以后历代明君推崇的榜样。宋仁宗的治国模式至今仍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将国家的文治艺术推向了古代社会的巅峰,造就了古代中国一世繁华,被誉为千古第一仁君。 第九名:绝代女皇----圣神皇帝武则天

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创造的文化,即经验、知识和技能等,是依靠广义上的教育手段来传承和扩播的。所以,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首要手段。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历史范畴。广义地说,凡是有目地增进人的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系统的或零碎的,都是教育。但是,教育学中所研究的教育,主要是指对年轻一代进行的学校教育;这种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才。 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注重伦理道德教育,传授知识偏重于理论,以文科知识为主 从教育内容来看,古代教育内容以人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为主,强调修身正己和忠孝仁义。从氏族公社末期就将“孝”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夏重视人伦道德教育,商则把“孝”作为思想教育内容的中心,西周则从小就注重孩子们的德行教育,春秋时期,以孔子的思想为注,主张自觉修身养性,以“礼”为道德规范,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以西周的《诗》、《书》、《礼》、《乐》为学习典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无一不强调道德教育并注重经学学习其中最具代表的的教育论著是《礼记》。汉代则认为德教是立政之本,道德教育内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并以传播儒家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时期,玄学盛行,特别是魏晋时期,主张顺应自然的道德教育论,隋唐时期更是崇儒兴学,选择儒学为政治指导思想,科举考试主考明经科。宋则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重视程朱理学。元朝时期科举考试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答题标准,这更是凸显了古代教育之“传授知识偏重于理论,以文科知识为主”的特点,宋元蒙氏教育,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如《少仪外传》。明朝教育明显的束缚世人思想,科举考试八股文成为固定的考试文体。推崇程朱理学。发展至清代,其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儒学经典本就强调道德教育,因而有以上观点。 教育内容较为全面,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伦理教育的特点,但从教育内容、社会需要和教育实践来看, 中国古代教育又是一种综合性教育, 有利于人在几个方面得到发展。如“六艺”教育西周的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也一直把六艺作为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直到清代, 还有人提倡六艺教育。六艺当然是以伦理教育为主的教育, “礼”是直接的伦理教育作为一种行为准则, 它是政治的、道德的、生活方式的教育“乐”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 同时也是一种“美”学教育“射御”基本上是军事体育教育。“书数”则是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按今人的研究, 六艺教育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文武并重, 诸育兼备, 相成相济二是知能兼求,把知识的传授与技能训练结合起来。因而, 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除此之外还涉及农学。“经学”从汉代起就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经学指的是儒家经典及对它们的阐释、研究。经学本身, 是一种未分化的学问, 因而经学教育包括后世看来属于许多学科的内容。经书都产生于学科尚未分化之际, 此时, 各门学科都包含在一般的知识之中。教育内容不断完善,设置专科学校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律学,南朝时期宋的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四馆并立。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清还设翻译科,选拔满蒙语言文字翻译人才,设置俄罗斯文馆,其是清政府为了培养俄语人才而设立的第一所俄文学校。

八年级物理上-人教版-中国古代对光的认识

光学 光学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它的发展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 光学的发展简史 人类对光的研究,最初主要是试图回答“人怎么能看见周围的物体?”之类问题。约在公元前400多年(先秦的代),中国的《墨经》中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光学知识。它有八条关于光学的记载,叙述影的定义和生成,光的直线传播性和针孔成像,并且以严谨的文字讨论了在平面镜、凹球面镜和凸球面镜中物和像的关系。 自《墨经)开始,公元11世纪阿拉伯人伊本·海赛木发明透镜;公元1590年到17世纪初,詹森和李普希同时独立地发明显微镜;一直到17世纪上半叶,才由斯涅耳和笛卡儿将光的反射和折射的观察结果,归结为今天大家所惯用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 1665年,牛顿进行太阳光的实验,它把太阳光分解成简单的组成部分,这些成分形成一个颜色按一定顺序排列的光分布──光谱。它使人们第一次接触到光的客观的和定量的特征,各单色光在空间上的分离是由光的本性决定的。 牛顿还发现了把曲率半径很大的凸透镜放在光学平玻璃板上,当用白光照射时,则见透镜与玻璃平板接触处出现一组彩色的同心环状条纹;当用某一单色光照射时,则出现一组明暗相间的同心环条纹,后人把这种现象称牛顿环。借助这种现象可以用第一暗环的空气隙的厚度来定量地表征相应的单色光。

牛顿在发现这些重要现象的同时,根据光的直线传播性,认为光是一种微粒流。微粒从光源飞出来,在均匀媒质内遵从力学定律作等速直线运动。牛顿用这种观点对折射和反射现象作了解释。 惠更斯是光的微粒说的反对者,他创立了光的波动说。提出“光同声一样,是以球形波面传播的”。并且指出光振动所达到的每一点,都可视为次波的振动中心、次波的包络面为传播波的波阵面(波前)。在整个18世纪中,光的微粒流理论和光的波动理论都被粗略地提了出来,但都不很完整。 19世纪初,波动光学初步形成,其中托马斯·杨圆满地解释了“薄膜颜色”和双狭缝干涉现象。菲涅耳于1818年以杨氏干涉原理补充了惠更斯原理,由此形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用它可圆满地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也能解释光的直线传播。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观察到了光的偏振和偏振光的干涉。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菲涅耳假定光是一种在连续媒质(以太)中传播的横波。为说明光在各不同媒质中的不同速度,又必须假定以太的特性在不同的物质中是不同的;在各向异性媒质中还需要有更复杂的假设。此外,还必须给以太以更特殊的性质才能解释光不是纵波。如此性质的以太是难以想象的。 1846年,法拉第发现了光的振动面在磁场中发生旋转;1856年,韦伯发现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等于电流强度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他们的发现表明光学现象与磁学、电学现象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1860年前后,麦克斯韦的指出,电场和磁场的改变,不能局限于空间的某一部分,而是以等于电流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的速度传播着,光就是这样一种电磁现象。这个结论在1888年为赫兹的实验证实。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礼记·王制》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礼记·王制》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殷人重祭祀,崇礼乐,所以特设“瞽宗”。 西周时期形成了较完备的教育制度。《古今图书集成》称:“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郊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痒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颊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西周的学校可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是专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的,按入学年龄和程度分为小学、大学两级,小学设在宫廷附近、大学设在近郊,天子与诸侯的大学名称各异。西周的大学优辟雍、大池、射庐、宣庸等不同名称,都是周天子率群臣及学生习射和作乐舞的地方。“乡学”是地方学校,《礼记·学记》又说:“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毛奇龄在《学校问》中说:“至于乡以下,则有四学”,“一曰乡校”,“一曰州序”,“一曰党庠”,“一曰家塾”。其中,西周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制度在管理方面也建立了初步的规程:入学年龄及修业期限;考查和奖惩;视学制度和隆重的养老典礼,即席“乞言”、“合语”,即向耆老乞求善言,互议父子、君臣、长幼之道。 到了汉代武帝时期,官学教育制度兴起。制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学制系统,其中官学分五级:中央有太学一级,在地方按行政系统分学、校、庠、序四级。汉代太学里设有博士,学和校置经师一人,庠和序置孝经师一人,担任教学工作。汉代太学很重视考试,它没有规定修

业年限,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毕业授官。汉代私学的学生求学,分著录弟子与及门授教两种。其学习分为小学阶段和专经阶段:小学阶段的私学又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蒙学,以识字为主;第二阶段主要学习《论语》、《孝经》,是专经前的准备阶段。 唐代盛行的是科举制度。每年仲冬,中央和地方官学通过校内考试挑选学业已成的学生报送至尚书省。其设科繁多,常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考试的主要方法有帖经、墨义、口义、策问、诗赋五种。考试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偏重思想,有的侧重文采,有的注重思想这些方法在考试中参互使用,即可以考查学生的书本知识掌握情况,又可以考查学生的思想、人品和才气。科举制度同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又使我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顶峰。 到了宋朝书院制度的兴盛。北宋属四大书院最为出名,王应麟的《玉海》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为四大书院。而马端临《文献通考》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四大书院。还有茅山书院也很出名,是宋初大书院之一。书院的数量和规模大;书院活动内容充实:藏书、供祀、讲学。书院既是教学机构,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它重视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学者莅临讲学、辩理,讲学可以自由听讲、不受地域和门派限制,主要以学生自学为主,并多采取问难辩论的方式,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感情相当深厚。 有人说中国古代教育是从孔子开始确定的,但我认为中国古代教育是经过先辈们一代一代的努力得来的,并非一家之功。中国古代教

中国古代人性论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我们便有了一个会思维的发达的大脑,于是就喜欢对感知的事物刨根究底,从而做出一个结论性的解释。一些先哲把研究的视角对准了自己和同类,于是提出了“我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先哲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于是纷纷著书立说,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人和社会,于是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古典人性观,这些人性观的一些观点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人性的存在是以道德的存在为前提的,善恶这两个范畴是与人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德判断、道德评价的结论,善即符合某种道德,恶即违背某种道德。如果没有道德主体的人善恶的分别也没有了意义,离开了道德善恶也就无从界定,所以人性善恶的问题也就是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思想家们的眼里,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固有的某种规定性,他在逻辑上先于善恶,善恶是其属性,这样,人性的善恶就成为道德主张的逻辑前提。人性论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没有确定的人性论主张,道德的确立就缺少了根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一般本质的思想观点,先秦是人性论的繁盛时期,探讨人性的理论很多。当时关于人性的学说可谓是各有特色,对人性的剖析可谓是入木三分他们围绕人性的善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局面时常出现,但他们异中有同,形成了中国人性理论的总体特征。其中虽然有很多思想与我们现在的思想不相协调,也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论的思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 孟子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他是我国最先主张性善论的思想家, 孟子认为讨论人性要推求其所以然,这个所以然是什么呢?他并未明言,他举例说,禹治水的成功在于利用了水向低处流的规律,因势利导,于是水就安然无事了。天虽然高,星辰虽然远,但一千年后冬至的日期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同样人性也是有其规律,这就是一心向善,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论性善,一出言便立意甚高。孟子所说的善即人心

古人对雷电的认识

2009-07-17 |古人对雷电的认识 标签: 雷电古人认识 雷电自远古呱呱诞生已有数十亿年了。雷电的本质是什么?它阵阵的骚动、悠闪藏耀展现在原始先民的面前时,既蕴含着对生命的诱惑,深藏着对生存的恐惧。 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祖先便开始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雷电,以揭释其中之谜。先秦时代,先哲就用“阴阳”学说来解释雷电。《尚书洪范》中认为: “有云然后有雷……故云雷相托,阴阳之合。《淮南子·天文训》中也说:“阴阳相薄,感而为电,激而为雷。”宋代的理学家程颢也指出: “电者阴阳相轧,雷者阴阳相击.”阴阳学说成了古人解释雷电产生的机理的理论依据。 雷电也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道壮观长廊。在古代的诗歌词赋中,有不少关于雷的吟咏佳作。晋代傅元《惊雷歌》中的: “惊雷奋兮震万里,威凌宇宙兮动四海”,其气魄是何等的雄奇!宋代愈琰《雷》诗中的: “幽窗降鉴频三四,照尽人间正与邪”,却把雷电与人类伦理等联系起来……可见雷电对古人文化生活的巨大影响。 当然,雷电给人类生活带来不少的悲剧。如人被雷击、树木折断、房屋着火等,古人则错误地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不良行为的惩罚。汉代王充针对这种情况,曾分析说这是由于“阴阳较轸”(冲突)而产生“激射”的结果,他批评“雷为天怒”,是虚妄之言。在我国古代的一些建筑中,巧妙地应用了避雷方法.山西应县县城西北佛宫寺内有一座木塔,它建于辽代清宁上年(1056年),塔高 1/ 2

67.31米,其周围的房屋不过高10米.当周围的屋舍屡遭电击时,这座高耸的木塔却安然无恙。明代永乐年间建在武当山绝顶处的铜铸镏金大殿,每逢雷雨季节,当雷电骤起之时,金殿周围频频掠过巨大的火球,形成了“雷电炼殿”的奇观,而金殿却完好无损.科学研究表明,金殿建在峰顶,其表面鎏金,本身就如同一个伸入天空的大型钝头避雷针。 我国古代的雷电产生于阴阳之说和避雷的方法,在科学发展史上的确是一项奇迹。 2/ 2

近代中国与世界

1.历史的由来:英语历史意为“一个人的点查记录”;汉语的“历史”是历和史两个单音节词的合成词,意为“对过去的事情所做的客观的记录”。 2.历史的主要含义:历史,或简称史,历史的第一个含义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的第二个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 3.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考古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社会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4.学习历史的原因:连横在《台湾通史·序》中写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然而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 5.“世界”一词,来源于佛经,追溯其源头乃出于佛教。“世”为时间意,即迁流之义,时间上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迁流。“界”为空间意,指方位。空间上有东南西北、上下十方等定位场所之意。涵盖了时间空间不可分隔的道理。中国古代形容大千世界则多用“天下”一词。 6.(1)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下观”:“天下观”是古代中国思想界利用空间概念建构出的一套世界秩序观。它具有鲜明的人文和政治含义,既体现了“天下一家”的高级旨趣,又显示了森严的尊卑等级特征。 (2)“天下观”的具体含义:一、古代中国对世界秩序在空间上的一个构想 二、一种人文与政治的构想 1、体现了“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一元观念 2、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和尊卑秩序的思想 华夏 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7.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一、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土地兼并 日益严重; 广大人民生活困苦 二、社会经济:以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男耕女织式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业经济,构成社会经济的主体。 三、军事上: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的武装力量,八旗兵约有20万,绿营兵约有60万(1812年),另外还有临时招募的乡勇。除京都以外,驻地高度分散。当西方军队已经使用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成的枪炮时,清朝士兵仍沿用数百年来的旧式“冷兵器” 四、思想上:严酷的统治思想、科举考试的束缚 五、对外政策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形成盲目自大、闭目塞听的局面。至十八世纪中期,西方殖民者开始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侵扰,对此,清朝实行了更加严格的闭关自守、限制贸易的对外政策。但是,这项政策没有将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概述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概述 摘要:我国古代教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不同时期也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隋唐时期逐步形成的科举制度,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核心制度。 关键词:古代教育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惟一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古代教育。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专门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至少延续了4000多年。早在尧、舜、禹时代,就有了教育的萌芽,到商代便出现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学校教育,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领主贵族政治,垄断文化教育,即“学在官府”,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学内容,也都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承担社会上层建筑的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十分鲜明。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尽失,列国纷争,旧的传统秩序被完全打乱,原来的官学教育体制也崩溃了。此时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阶层。当时各国统治者为求生存和扩张,

极力网罗和重用贤士,学术和教育活动被统治者发现并重用,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弟子三千,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到了汉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积极推广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教化;同时将“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为通过各种途径学有所成的士人提供作官的机会。“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大贵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人才选拔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寒门士子几无进仕之路,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而世族子弟又不屑学习,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了南北朝,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察举制度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考试选士的方法受到士人的欢迎。统治者为了控制选士的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也不断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开始萌芽。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统一中国后,即着手选士制度的改革,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公元606年,隋炀帝始臵进士科,标志着科举

人性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 我国最先主张“性善论”的是孟子,他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和发展人,是他创造了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所以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以至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云:“人之初,性本善。”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法国哲学家卢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则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快乐、天真而自由,只是由于历史发展与社会制度等原因才变恶。 我国最先主张“性恶论”的是荀子(荀况),他认为,人生来性就是恶的,后天教育可以由恶变善。他认为由于人人都有欲望追求,这是性中自有,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所以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荀子的两个著名的门徒李斯、韩非子等,是性恶说的坚定支持者。尤其韩非子,更是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并由此毫不余力的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安民定国。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欧洲思想家奥古斯丁、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华等。基督教的原罪说也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它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犯了“原罪”,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即负有深重的罪恶——“原罪”。因此,人要用忏悔和良好的工作以及服从某种禁忌、戒律等来获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恕。否则,人的灵魂就不能进入美丽的天堂,而只能沦落于苦难的地狱。 我国最先主张“无善无恶论”的是战国中期人告子(告不害)。所以他说:“性无善与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首推英国近代思想家洛克的人心白纸说。该说认为人之初始,人心都是空如白纸的,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他认为,善与恶的心理观念和道德品质,都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此外,后来的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和杜威,也可以说是性无善恶论者。杜威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善绝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仅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事物而已,是相对的价值判断。而人性都有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 我国最先主张“有善有恶论”的是战国初期人世硕,他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善”和“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这两种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他虽然认为人生来就有善与恶的不同本性,而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本性,则在于养。后天养之善性,则是善性不断增长;养之恶性,则是恶性不断增长。后世赞成这个观点的代

中国古代对电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电现象的认识 我国古代对电的认识,是从雷电及摩擦起电现象开始的。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 了“雷”及“电”的形声字。西周初期,在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加雨字偏旁的“電”字。 王充在《论衡·雷虚篇》中写道:“云雨至则雷电击”,明确地提出云与雷电之间的关系。在其后的古代典籍中,关于雷电及其灾害的记述十分丰富,其中尤以明代张居正(1525~1582)关于球形闪电的记载最为精彩,他在细致入微的观察的基础上,详细地记述了闪电火球大小、形状、颜色、出现的时间等,留下了可靠而宝贵的文字资料。 在细致观察的同时,人们也在探讨雷电的成因。《淮南子·坠形训》认为,“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即雷电是阴阳两气对立的产物。王充也持类似看法。明代刘基(1311~1375)说得更为明确:“雷者,天气之郁而激而发也。阳气困于阴,必迫,迫极而迸,迸而声为雷,光为电”。可见,当时己有人认识到雷电是同一自然现象的不同表现。 尖端放电也是一种常见的电现象。古代兵器多为长矛、剑、戟,而矛、戟锋刃尖利,常常可导致尖端放电发生,因这一现象多有记述。如《汉书·西域记》中就有“元始中(公元3年)……矛端生火”,晋代《搜神记》中也有相同记述:“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避雷针是尖端放电的具体应用,我国古代地采用各种措施防雷。古塔的尖顶多涂金属膜或鎏金,高大建筑物的瓦饰制成动物形状且冲天装设,都起到了避雷作用。如武当山主峰峰顶矗立着一座金殿,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虽高耸于峰巅却从没有受过雷击。金殿是一座全铜建筑,顶部设计十分精巧。除脊饰之外,曲率均不太大,这样的脊饰就起到了避雷针作用。每当雷雨时节,云层与金殿之间存在巨大电势差,通过脊饰放电产生电弧,电弧使空气急剧膨胀,电弧变形如硕大火球。其时雷声惊天动地,闪电激绕如金蛇狂舞,硕大火球在金殿顶部激跃翻滚,蔚为壮观。雷雨过后,金殿经过水与火的洗炼,变得更为金光灿灿。如此巧妙的避雷措施,令人叹为观止。 我国古人还通过仔细观察,准确地记述了雷电对不同物质的作用。《南齐书》中有对雷击的详细记述:“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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