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家拳之谜 考据严谨(中国最正宗的)

内家拳之谜  考据严谨(中国最正宗的)
内家拳之谜  考据严谨(中国最正宗的)

内家拳之谜考据严谨

明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沈一贯辞官回到家乡宁波。史料中称其“杜门不出九年”,其实七十高龄的他身体还是不错的,起码可以在宁波城里四处走动。他可能年轻时就知道,宁波在弘治正德年间就有一位闻名的武师,叫边诚。到嘉靖末年,宁波又出了一位武学大师,风格与边诚迥然不同,名气比边诚更大,他叫张松溪。张松溪成名的时候,沈一贯也一二十岁了,可能当时就听说过张的一些事迹。后来沈一贯考中进士,一直在朝中为官,历任吏部左侍郎、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等直至为内阁首辅,近四十年宦海沉浮,虽然其间也几次回到家乡小居,但他可能无暇为家乡的一位武术技击家作传。现在他辞官回家了,有了闲心,就专门去寻访张松溪的徒弟,收集了张松溪的事迹,写下一篇《博者张松溪传》。沈一贯为万历重臣,为官口碑不佳,但是他赋闲时写下的这一篇文字,却成了中国武术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翔实资料。

时光飞逝六十余年,清康熙八年,1669年,正在宁波延庆寺“证人讲会”讲学的黄宗羲突然得知一个消息,他的一个朋友病逝了,这个朋友是宁波的一位技击大师、张松溪的三传弟子王征南,也是他儿子黄百家的师父。黄宗羲为老友的不幸去世十分悲哀,写下了《王征南墓志铭》。他在文末的“铭”中写道:“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终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浅山老,孤坟孰保?视此铭章,庶几有考。”黄宗羲不愧智慧过人,有一种历史学家的远见,他似乎预感到一代武术宗师王征南的生平事迹和武学渊源,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埋没在时光的尘埃中,只有他写下的这篇墓志铭,会给后人提供一个重要的考证。此后的事实证明了黄宗羲的预见,他的这篇《王征南墓志铭》,在中国武术史中的地位,比《博者张松溪传》要高得多,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武术流派和武术拳种的类似于《圣经》一般的经典文献。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它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却造成了宁波历史中的一个武学之谜,也为中国武术史布下了重重的迷雾,令众多的武术史家和武术家因为它而针锋相对、争论不休。

谜之一:“内家”与“外家”

在《王征南墓志铭》中,黄宗羲在历史中第一次提出了“内家”、“外家”之说。文章开门见山说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

“内家”、“外家”这两个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武术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用武术名家蔡龙云的话说,就是“由那时候起,中国武术被黄氏父子绝然地分为内外两家了”。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门派杂多,但一直没有归纳总结。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列举出二十家:“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囮拳、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吕红八下、绵张短打、巴子拳”等;同时代的学者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也列出十多家:“赵家拳、南拳、北拳、西家拳、温家钩挂拳、孙家披挂拳、张飞神拳、霸王拳、猴拳、童子拜观音神拳、九滚十八跌、绵张短打破法、吕洪八下破法”等。以上所列,有的是门派名称,并沿用至今;有的只是一个套路的名字。从戚继光始,可说是出现了武术分门别派的雏型。而黄宗羲“内家”、“外家”概念的提出,使中国武术繁多的门派,在总体上有了一种归类。现在提起中国武术门派,总体而论,就是内外家、南北拳。

但是,对这两个重要概念,黄宗羲的解释非常之少,便引起了后人们各种不同的说法。著名的武术史家徐哲东在《国技论略》一书中专门提到了“内家外家解释之异”。徐哲东揣摩黄宗羲的文意,认为:好像是内家主静,外家主动。所以说内家外家,就是说内功外功。也就是说,用刚猛外力的,称为外家,用柔静内气的,称内家。

但是,据武术史学者凌耀华所述,清乾隆时,精于内家拳的福建水路提督叶相得在《干城录》中说:“传曰,内家大内,宋初内侍,雄武军,川殿值,太祖亲训戎士,号内等子。传其艺者曰内家。三峰合势,尤精于艺,故传名焉。”也就是说,内家拳是宋初宫里练的拳。那么外家自然就是宫外的拳了。叶相得说,这个说法是据“传曰”,这是谁传的?怎么传的?无从考证。

在民国四年出版的尊我斋主人所著《少林拳术秘诀》中又有一个很新的说法:“自明代以来,凡谈技击者,遂有内家外家之派别。何以谓之内家?即尘世间普通之称,如佛门之所谓在家出家是也;外家者,即沙门方外之谓,以示与内家有区别也。“这就是说,内家,是指尘世间的一种武术,而外家,则是指方外佛门的一种功夫。徐哲东认为这一说法不如黄宗羲之说更早、更接近本初之义。

这也就是说,“内家”、“外家”这两个概念也许并不是黄宗羲发明的,还有更早的“本初之义”。黄宗羲自小习武,平生“精击刺”、“善拳法”;他又勤奋读书,很可能看到过有关内外家之说的典籍文章。我猜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很从王征南处得知这一说法的。

清兵南下时,黄宗羲在四明山中结寨抗清;差不多同时,王征南也在钱肃乐军中抗清,屡立战功,授都督佥事、副总兵官。全祖望在《明钱八将军墓表》中说道:“其时,太保军中多魁士,如江子云、王征南,皆百夫之特”。抗清事败后,黄宗羲回到家乡余姚,后又应邀到宁波讲学。而王征南也在兵败后回到家乡宁波宝幢同岙,锄地担粪,隐居乡里。可能是这个时候两人相识的。黄宗羲说:“征南未尝读书,然与士大夫谈论,则蕴藉可喜,了不见其为粗人也。余弟晦木尝揭之见钱牧翁,牧翁亦甚奇之。当其贫困无聊,不以为苦,而以得见牧翁,得交余兄弟,沾沾自喜,其好事如此。”王征南虽没读过书,但喜欢结交文人,于是黄宗羲的弟弟宗炎还特地带他去见了著名的钱谦益。他还为认识了黄宗羲兄弟而感到很高兴。他们还有反清的共同志向,黄宗羲还让儿子黄百家到宝幢跟王征南习武,所以,两人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王征南曾对黄宗羲说:“今人以内家无可眩耀,于是以外家搀入之,此学行当衰矣!”这里很明确地说出了王征南已有内家外家之说。而黄宗羲很可能就是根据他的说法,而在《王征南墓志铭》中提出内家外家之说,并叙述了内家拳的源流。黄宗羲文中说:征南死后,“高辰四状其行,求予志之”,高辰四是宁波城中的硕德高士,是王征南的好友,据黄宗羲的流露,高辰四写过王征南的行状,也就是事迹。如果存有这篇文字,那就比黄宗羲更早地写到王征南,也可能更早地提到内家拳。可是查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高辰四传,说高辰四的文集《寒碧亭集》“不戒于火”。所以高辰四传世的文字“寥寥”,这篇王征南行状已经被烧掉了,真是一大憾事。

那么,是不是王征南提出了内家外家之说呢?如果不是,那么内家外家最早由谁提出?这些现在都无从查考。沈一贯的《博者张松溪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篇描写内家拳的文献,但是沈一贯一字未提内家外家之说,我们只是从张松溪在迎风桥酒楼和少林僧比武时所用的拳法中,看出他用的是内家功夫。张松溪袖手而坐,一僧猛扑过来,“张稍侧身,举手送之,如飞丸度窗中,堕重楼下,几死”,这一招便是内家拳法中的“弃物投先”,和外家功夫的刚猛悍勇形成鲜明对照。还有张松溪的“五字诀”:“勤、紧、径、敬、切”,也完全是内家的内敛忍让的风格。尤其是在黄宗羲的文中,明确地指出了王征南师从单思南,单思南师从叶继美,而叶继美的师父,正是张松溪。

张松溪无疑是内家拳的大师,但沈一贯未提到内家外家,很可能内家外家之说是晚于沈一贯的年代,也就是说,此说是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以后。但究竟是起源于何时,出自何人之口,可能是永远的谜了。

最近,关于“内家”的概念,又有一个新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四明内家拳传人、宁波武术协会四明内家拳分会会长夏宝峰提出来的,他根据祖传的说法,认为“内家”是拳术中“行家里手”之意。此“内行”、“外行”之说似比“方内”、“方外”之说更加奇特。可见“内家”、“外家”概念之谜尚需深入探讨。

谜之二:宋之张三峰与明之张三丰

在《王征南墓志铭》中,黄宗羲说,内家拳“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七年之后,曾随王征南在宝幢铁佛寺学拳的黄宗羲儿子黄百家,也写了一篇《王征南先生传》,文中说:“盖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

黄氏父子之说,都有着对方没有的信息,可互为补充。王征南是黄宗羲的朋友,是黄百家的师父,和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他们所述的关于内家拳祖师张三峰创拳的事迹,很可能都是从王征南处得来的。而王征南则是在师承过程中,口口相传,从前辈口中传承下了这种说法。黄宗羲是史学巨擘,黄百家也是史学名家,他们的记录,应该是认真的,不会胡编瞎造。和黄宗羲同时代的著名文人王士祯,也在好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武技》篇后写道:“拳勇之技,少林为外家,武当张三峰为内家。”此说没有新信息,很可能是从黄宗羲地方得来的。雍正年间,宁波知府曹秉仁纂修的《宁波府志》卷三十一《张松溪传》中说:“张松溪,鄞人,善搏,师孙十三老。其法自言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这里曹秉仁是将沈一贯《博者张松溪传》和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这两篇文章中的内容合起来了。但是,有了一点新信息,“其法自言起于宋之张三峰”,“自言”,是谁“自言”?是张松溪,还是张松溪的师父孙十三老?无论如何,这都证明了宋朝张三峰为内家拳祖师的说法,是从孙十三老、张松溪、王征南这些内家拳传人的口中说出的。

关于内家拳祖师之说,目前所见,最古的只有黄氏父子的记载。正是他们俩人这么简要的叙述,却成了中国武术界一个纷争不已而且是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谜团。

著名武术史家唐豪在定稿于1930年的《少林武当考》中,认为张三峰为武当道士,宋、元、明三代并无史料可据;而张三峰会武术也无考证,于史无据。“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之说更是荒诞不足信。

其实,在宗法制度的旧中国,尊祖是的一大特点,也是社会普遍习俗和心理。拳法的创始人,往往伪托一个有名的古人或神仙。少林是达摩,武当是张三峰,罗门是罗成,秘宗拳是燕青,通臂的白猿道人,岳门始祖追到了岳飞,长拳则要供奉赵匡胤的牌位……中国武术诸门诸派哪一家都有显赫的祖师,所以何良臣《阵纪》在列序了明代当时众多的拳法流派之后,便称其“各有神授,世称无敌”。表面上看,尊祖是荣耀故去的祖先,但实际上,它是活着的子孙们的一种地位的象征。所以《礼记》便说“尊祖故敬宗”。显赫的宗派,首先是因为它有显赫的祖先,显赫的宗派是显赫的祖先传下来的。武林盛行的家—门—宗—派等名称,顾名思义,已经足以说明武术和宗法的关系。门派即宗法、宗派,所以不能没有祖师。没有祖师,那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煌煌名门正宗,堂堂嫡派家法,怎么可以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以说,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内家尊张三峰为祖,而且张三峰必须要神乎其神,这是势在必然的事,很好理解。

但是,这件事情突然变得十分复杂起来,起因是,到了明朝,就真的出了一个武当道士,

叫张三丰。黄宗羲所写的宋之武当丹士张三峰和《明史》中记载的明之武当道士张三丰,到了晚清和民国期间,这两个人搅在了一起,纠缠不清,掀起一片迷雾。

《明史?方伎?张三丰传》载:“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这是个奇人,可以几天吃一顿,或者几个月不吃东西,能一日千里。曾和徒弟在武当山盖草庐居之。明太祖朱元璋闻其名,派人找他没找到。他死了以后,葬进棺材时他又复活了。后来他又到四川,又入武当,踪迹更加奇幻。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官寻访,数年也没找到。后来就命官员督民工三十万人大造武当山宫殿道观。也有人说三丰是金时人,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

可见,就在万斯同他们编写《明史》时,张三丰这个人已经是有多种说法了。在《万姓统谱》中就说:“张三丰不知何许人”,以下所述内容与《明史》相同,只是更简略些。清代吕湛恩在《聊斋志异?武技》王士祯的点评后引用了《万姓通谱》对张三丰的描述,他也有疑惑,说道:“志异作‘三峰’,此作‘三丰’,且第言其灵迹,未言其精于拳勇也;而既云入武当,则又似为一人,俟再考。”他注意到“三峰”和“三丰”这两个名字的写法不同,而且没有说明代的这个张三丰会武术。

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唐豪自然也发现了其中蹊跷。他在《少林武当考》中指出:根据《明史》和历经篡修的《太和山志》,都只字未提及张三丰会拳术;即使是公元1723年住在山西的圆通道人汪锡龄编的《三丰全书》稿本以及到公元1844年被长乙山人李涵虚重编出版的《三丰全书》里面,他们虽然都鬼话连篇的宣称见过十四世纪的张三丰,但也未曾捏造张三丰会拳术或创造太极拳。

唐豪认为,太极拳创始于张三丰的谎言,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太极拳在北京享有盛誉之时,张三丰创太极拳说最早见于1921年北京版许禹生《太极拳势图解》一书。许禹生提倡武术,不遗余力。也练过杨式、陈氏太极拳,但疏于考证。书中所录《太极拳经》篇末注:“此系三丰先生入室弟子王君宗岳所作”,便有张三丰创太极拳之说。自许书附会张三丰以后,其它太极拳书每多征引附益。一些老拳谱上往往注有“张三丰留承”、“武当山真仙张三丰老师遗论”等等。

查阅资料,清光绪六年,1880年,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外甥李亦畬所作《太极拳小序》开宗明义就说道:“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此文似乎是近代太极拳源流的最早記载。但李氏又于光绪七年将开头所写改作:“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李氏为何作此改动?后人猜测其原因之一,就是李氏困惑于宋张三峰与明张三丰故而未作定论。

宋之张三峰和明之张三丰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宋之张三峰会不会武术不可考,但内家拳传人已将其奉为祖师,而明之张三丰史书记载未说其会武术却为何成为了太极拳的祖师?是不是在明之张三丰出现之时早已有了史学大家黄宗羲所说的宋之张三峰,而这个张三峰是武艺高强的奇人,后人不舍得放弃黄宗羲之说,而明代的张三丰又恰好也是武当道士,名字又与宋之张三峰几乎一样,所以这个明代的张三丰就附会上去,含糊地也成了一位武学大师?

民国期间,张三峰或张三丰造拳之历史更为众说纷纭,但宋张三峰道士既已为内家拳所拉为祖师爷,而黄氏父子已明言张三峰所创者为内家拳,于是某些太极拳书遂放弃宋张三峰创太极拳之说,而以元末明初之武当张三丰道士为太极拳创造人。

但是到了现在,还是有人坚持宋之张三峰和明之张三丰为同一个人。其中一个做法是将“张三峰”和“张三丰”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写成一个,如说“关于张三丰的生活年代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1、根据《王征南墓志铭》他主要活动在北宋末年;2、根据《明史》记载,他是元末明初人”,这里就只写“张三丰”,其实在《王征南墓志铭》中写的是“张三峰”。

第二个做法是直接把黄宗羲所写宋之张三峰的事迹变成明之张三丰的,如说张三丰在洪武初,召之入朝,路阻武当,夜梦玄武大帝授以拳法,旦以破贼。另一个做法更是可爱,它干脆堂而皇之地将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合二为一,彻底解决问题。说张三丰居宝鸡金台观时,面前有三山峰,挺秀仑润,因号三峰。所以常見张三峰之說,实为一人也。

现在武当派传人仍然坚奉张三丰为太极拳祖师。2005年6月29日,央视《今日说法?太极拳寻宗》节目中,用肯定的语气谈到陈家沟创太极拳,并且说写进了教科书,写入了武术史;谈到张三丰创太极拳则说是文艺武侠之说和太极拳爱好者之说。《武当》杂志在2005年第9期上就发文表示不满,说:“事实是张三丰创太极拳无论是史料、著作,还是当代太极拳广大传人承认程度,都远远多于和早于陈家沟创拳说。制作该节目应作社会调查,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更有人撰文批驳唐豪道:“《明史?方伎传》和《大岳太和山志》,都记载张三丰“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兴来穿山走石,倦时铺云卧雪,能一日千里。行无常行,住无常住,人皆异之,咸以为神仙中人也。”这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张三丰,无疑是位武艺超绝的高人,他内丹功高超,达到了数月不食的“辟谷”境界,有着铺云卧雪的金刚不坏之身,而且能穿山走石,一日千里,武功了得!有人说没有张三丰会武功的记载,这里记的是什么?

唐豪为什么要否定呢?这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1930年前后,正是学术界“疑古”思潮泛滥之时。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对古代的人和事,都要怀疑否定,不管你是儒是释是道,不管你是孔夫子、达摩,还是张三丰,一概怀疑,犹如‘文革’中的‘怀疑一切’。……唐豪自然受这种疑古思潮的影响,难怪敢发表否定数百年来万千弟子尊崇的太极拳祖师张三丰的欺世文章了。”

明眼人可看出,他所说的张三丰是武林高人十分牵强;而接着又将唐豪的科学考证说成是类似于文革中的怀疑一切,这更是有点“居心叵测”了。

有人嫌这还不够乱,又说“张三丰,本名张阳,字三凤,宋元时候人。中岳武当山道士,中岳慈云寺佛徒。”他创内家拳,又创张阳拳和二路通臂拳。又有人说湖北通山县九宮山所传有南宋张三峰,名道清,字得一。

我总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黄宗羲的那几句话。没有他的宋之张三峰为内家拳祖师之说,明史中的张三丰便无从成为武当派太极拳的祖师了。

谜之三:内家拳与太极拳

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中说:“三峰之术,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魁。由是流传于四明。四明得近泉之传者,为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陈贞石、孙继槎,皆各有授受。……而思南之传则为王征南。”

黄宗羲所述当为内家拳武学源流,可是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竟然与太极拳混淆起来了,或者说是太极拳附会到此源流之中。造成这种混乱,大约也是因为张三峰和张三丰的缘故。内家拳祖师和太极拳祖师混为一谈了,那么自然内家拳源流也就和太极拳源流混为一谈了。同时,因为两个张三峰(丰)都为武当道士的缘故,所以内家拳和太极拳混起来还不算,又和武当拳混起来了。民国时武当道总徐本善所传的八路一百零八式武当太极拳,其总歌云:“武当拳,有渊源,武当道士传在前,张松溪,黃百家。武当道总徐本善”,“武当派有嫡传,首推武当內家拳”。

《武当》杂志主编、武当山拳法研究会秘书长谭大江说:“武当功法的主流是明代张三丰采集各家之所长创立的武当内家拳。武当拳自太极开派,逐渐发展为太极、八卦、形意三大门,称为武当派的三大支柱。”

《武当》杂志上欧阳学忠所写《太极拳的源与流》一文也说:太极拳源于武当山,为张三丰祖师创造,是武当武术的一项重要内容。武当武术是中国内家拳派武术。“太极拳”,或曰“武当内家拳”,是武当内家拳的母拳,以后的形意、八卦,以及后来的各种门派的太极拳,都是从张三丰创造的这套太极拳中派生出来的。太极拳的传承,在历史上主要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即:张三丰——王宗——陈州同——张松溪,张松溪开创太极拳南派;张三丰——云游道人——王宗岳——蒋发,蒋发开创太极拳北派。这种说法颇有代表性。

更早有陈炎林著《太极拳刀枪剑散手合篇》记载:“陕西王宗,温州陈州同,海盐张松溪,四明叶继美,山右王宗岳,河北蒋发相承不绝,其间虽分为南北两派,但拳式原则均不离乎太极。厥后蒋氏传河南怀庆府陈家沟陈氏。”杨式太极传人杨澄甫著《太极拳体用全书》自序也说,:“先大父更诏之曰,太极拳创自宋末张三丰,传之者,为王宗岳、陈州同、张松溪、蒋发诸人相承不绝。”

就这样,黄宗羲所述的内家拳源流反而被纳入了太极拳源流之中,这似乎是前后颠倒、源流倒置。本来是先有内家拳再有太极拳,可是到此内家拳却成了太极拳的一支。究其因,就是张三丰这个人在作祟。明朝张三丰是太极拳祖师,宋朝张三峰是内家拳祖师,明朝张三丰和宋朝张三峰是同一个人,那么内家拳就是太极拳,这个推理足以把你的头脑搞晕。内家拳被太极拳所同化乃至消化,也是从民国初太极拳盛行之时起。流播广大,影响深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大陆广泛传播,武当派及武当功夫终于声名鹊起。

在提及武当笔墨颇多的金、古、梁武侠三大家中,金庸笔下着墨最多,而看似写实。他的《倚天屠龙记》全书以张三丰及七大弟子为故事情节展开的基础,处处涉及武当。在书中他还注道:“据旧籍载,张三丰之七名弟子为宋远桥、俞莲舟、俞岱岩、张松溪、张翠山、殷利亨、莫声谷七人。”

这本“旧籍”,原来正是所谓宋远桥手记的《宋氏家传太极功源流及支派考》,民初有一个叫宋书铭的为袁世凯幕客,善太极拳,自称为宋远桥后代,藏有此书。金庸在创作《倚天屠龙记》的过程中,大量借鉴了这本书中的内容。然而,这本书经唐豪等学者的考证,证实是伪书。

此书张三丰及七个徒弟中,张三丰和张松溪是真实史料可考的。据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内家拳大师张松溪生平辨误》一文的考证,在沈一贯《博者张松溪传》中,明确说张出名在嘉靖末,其生年最早在嘉靖初;而《明史》中的张三丰洪武二十四年时已名声大噪,使得朱元璋“遣使觅之”,那么他生年最晚也要在金末明初。如果张三丰真的是张松溪的师父,那他教张松溪时起码是一百五十岁以上的人了。更何况《明史》中根本没有说张三丰会武术。

此书内容也为许禹生采入著作,许禹生于民国十年著《太极拳势图解》一书,在王宗岳《太极拳论》篇后添注:“此论系三丰先生入室弟子王君宗岳所作”;谓三丰之技传于陜西,元世祖时有西安人王宗岳者得其真传,温州陈州同多从之学,由是由山陜而流于浙东,为南派,有张松溪、叶近泉、王征南、甘凤池等名家;其北派所传由王宗岳传河南蒋发,蒋传陈家沟陈长兴,长兴传杨露禅云。唐豪早已驳道:“盖臆说张三丰创太极拳,复臆测王宗岳为元末明初张三丰之弟子。……张三丰为元末明初人,王宗岳为清初人,两人相去四百年。此说显系妄加牵连,不值一驳。”

“三丰”系伪造,黄宗羲所说的百年之后的陕西王宗,却有其人。这个王宗,是内家拳与太极拳混淆的关键人物。

欧阳学忠在《太极拳的源与流》中说“张三丰首先传拳于陕西王宗”,而黄宗羲明确说三峰之术,百年之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欧阳先生既要用黄宗羲的王宗,又把黄宗羲

的宋之张三峰改为明之张三丰,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他又据胡转运、黄玮著《太极拳与气功》载,说王宗为陕西西安坝桥官厅村人,祖居浙江余姚。王宗之子王守仁,号阳明。王宗是否祖居余姚,未考,但擅自将王阳明父王华换成王宗,极端好笑。他又说南派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张松溪,正德元年(1506年)前后生于温州,泰昌元年(1620年)左右卒于贵州玉屏。此说是根据《武术拳种和拳家?张松溪小传》中的旧论。但张如安教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内家拳大师张松溪生平辨误》一文,据四明丛书本《四明文征》卷十六沈一贯所写的《博者张松溪传》,正确地考证出张松溪为宁波人,晚年仍蛰居宁波,老死乡里。《博者张松溪传》一开头就说:“我乡弘正时有边诚,以善博闻。嘉靖末,又有张松溪名出边上。张衣工也,其师曰孙十三老,大梁街人,性粗戆,张则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这里明确指出张是宁波人,出身裁缝,拜艺于拳师孙十三老。孙往在大梁街。大梁街今仍存在宁波市中心。张是温州人纯属无稽之谈。沈一贯又说:“张终身不娶,无子,事母以孝闻,死于牖下。”所谓张卒于贵州玉屏,皆为托附,绝不可信。可是,欧阳先生是知道沈一贯的《博者张松溪传》的,却仍信口雌黄。由此文的谬误看,欧阳先生治学不太严肃。

但是欧阳先生还是将内家拳王宗与太极拳王宗岳分为两人,还有一种说法,更是采用将宋之张三峰与明之张三丰混为同一人的做法,将内家拳的王宗与太极拳的王宗岳混为同一人。此说在台湾的太极拳界具有代表性。据说在1968年市面发现一本名为《王宗先生南传太极拳》书,引录浙江温州陈州同所著《钓罢集》所载之王宗先生传,谓王宗字岳崎,因慕岳武穆之为人,又字宗岳,创阴符枪云云。于是有人就言之凿凿地说:这足以说明王宗岳与王宗确为一人。陈州同据黄宗羲说为王宗弟子,那么陈州同说王宗是王宗岳当然就是王宗岳了。可惜的是,连持此说的人都承认他没看到过陈州同的这本《钓罢集》,更何况有谁考证过这本书是否伪托呢?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唐豪就已考证,王宗是明初内家拳传人,他是陕西人;而王宗岳则是山西人,活动于清乾隆年间。明明是张冠李戴,企图以此证明太极拳是内家拳,并在明初就在传习。《清史稿》有“王来咸(征南)传”,误以关中王宗为山右王宗岳,但关中王宗为陕西人,山右王宗岳为山西人。撰此传者显系采自许禹生先生《太极拳势图解》和陈微明先生(清史馆编修)《太极拳术》,两书中误以王宗岳为明代内家拳家王宗。于是后来有人便以《清史稿》“王来咸传”为根据,认为太极拳创始于明代。

据唐豪考证,王宗所传拳术系内家拳。内家拳不是太极拳,只能说明内家拳早于太极拳。戚继光《拳经三十二势》普遍吸收了当时民间十六家拳法,却未曾讲到太极拳。可见当时并无太极拳。而戚继光在明嘉靖年间在浙东宁波等地抗倭,肯定熟悉当时正盛行于这一带的内家拳,也许也听到过张松溪的大名,也会将内家拳法收录到他的拳经中,近来有人认为,戚所收录的“绵张短打”即是张松溪内家拳法,但凌耀华《明清浙江传统武术》中说:洪武初江山人吕红精短打,其法主刚;及至武宗时金华人章瑞,亦精短打,其法多柔,以巧取胜,人许之以绵,故吾浙中拳家,有刚吕绵章之谓也。这两个“绵张(章)”是不是一回事,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有意思的是,太极拳昔称绵拳。此后温县陈家沟陈王庭编造的太极拳五路,长拳一百零八势一路,炮锤一路,采用吸收了戚氏《拳经三十二势》中的二十九势。

这也许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内家拳与太极拳混合起来了的一个原因。因为内家拳对太极拳有着一种影响与传承的关系,“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的内家拳与后起的太极拳有着十分相似的一些原理,据自称松溪派内家拳第二十代传人王维慎在《松溪派内家拳的本源与发展》(见《武魂》1983年第1期)一文中所阐明的拳理,简要地对比一下传统太极拳的拳理,就会发现,二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说同出一源,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于是,从清末民初,直到现代,有人把形象近似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统称为内家拳,认为内家拳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即指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与黄百家《王征南先生

传》中的内家拳法中所述说的内家拳;广义即指与内家拳有相似原理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拳法的统称。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内家拳含义的扩大,才使内家成为了武当派或武当拳的代名词,有人说,武术界常言:“外家宗少林,内家宗武当”,这是在清朝末年形成的,当时太极、形意、八卦盛行于北京、天津一带,与社会上本来流传的各门派武功有明显的风格差异,武术界为了区别这种现象,就称上述三门武功为内家拳(武当),其他的武功全部属于外家拳(少林)。自此,外家宗少林、内家宗武当就成定局。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即分设少林、武当两门,少林门长王子平擅长查拳、炮拳、弹腿、摔跤等;武当门长高振东擅长形意拳等。这种人为的内、外家分法及组织形式,明显地标志着门派的对立,以致酿成了王、高两门长的比武事件。此外,由于武当山位于湖北均县,属长江以南地区,故武术界均称“南尊武当,北崇少林”。这一论述是比较中肯的。

谜之四:四明内家拳与松溪内家拳

内家拳这一名称最早出自宁波人黄宗羲之口,所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内家拳法也是宁波人黄百家所记;尤其是,说到内家拳必提的两位内家拳大师张松溪和王征南,都是宁波人。宁波古称四明,黄宗羲说,内家拳从张松溪传四明叶继美,“由是流传于四明”,传到王征南。由此看来,内家拳最应该称为“四明内家拳”,然而,实际却一直没有这个称谓,反而在清末民初出现了“松溪内家拳”这个名字,一直影响至今。

2004年,宁波市武协主席、太极拳名家蔡天彪对又重现宁波的古内家拳命名为“四明内家拳”,这是一个还内家拳以本来面目的命名,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可是,已经颇有历史甚至是已经既成事实的,是“松溪内家拳”这一名称;而源出四明的内家拳,却在四明匿迹已久。

沈一贯《博者张松溪传》中,言明张松溪从师父孙十三老处传得内家拳秘诀只有三字,曰:勤,紧,径;而他自己又增添二字:敬,切。于是形成至今著名的内家拳“五字诀”。因此,内家拳是否宋之张三峰所创已不可考,但内家拳传至四明后,是张松溪将之进一步发展,具备了新的内容。雍正《宁波府志》曰:“内家则松溪之传为正,其法主于御敌,非遇困厄则不发,发则所当必靡,无隙可乘,故内家之术为尤善。”所以,说“松溪内家拳”是不会有太大错误的;说张松溪是松溪内家拳的祖师也是对的。而宁波则是松溪内家拳的祖庭。但这个由宁波人所创的拳法,却扬名不在宁波;而在宁波,这个松溪内家拳的发源地,却直到最近几年,内家拳才重现江湖。这个内家拳和扬名已久的松溪内家拳究竟有着什么不解之缘呢?

谭大江说:“实际上,张三丰七大弟子中只有张松溪和张翠山是真正的入室弟子。而张松溪则是最真实的武当弟子,他是浙江宁波人,得张三丰真传,创南派太极拳,有松溪六步拳、白虹剑、春秋刀等,包括金庸《射雕英雄传》里出现的九阴白骨爪,都源自张松溪。他艺成后游历四方,博采众家,一脉相承,世称‘松溪派’,后世传人有单思南、王征南、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如今在上海及四川南充,松溪派门人很多,上海著名拳师王维慎即该派传人。”

对这段话中的其他内容不说,说张松溪是宁波人,传人有单思南、王征南、黄百家这是对的。松溪所创内家拳传至王征南时已衰落,黄百家在《王征南先生传》中写道,他在铁佛寺跟王征南练拳时,将师父所授内家拳法记录了下来,并作了诠释。王征南见了后笑着说:我终身练这拳法,还往往要费脑筋追忆,你怎么把它写得这么简单。看来你的武艺学不精啊!学拳大约不到一年,黄百家就听从父言,“学为科举”去了,内家拳自然没练好,而王征南所授徒弟仅黄百家一人。后来王征南从同岙到宁波城里来,还找到黄百家传授其内家拳真谛,说到内家“存心之五字”即“敬、紧、径、劲、切”。这五字诀,比之近一百年前张松溪所传的五字诀不同仅一字,改“勤”为“劲”。也有一说,宁波方言说用力做事为“勤

劲”,“勤”与“劲”为一字或同义。雍正《宁波府志?张松溪传》言:“其尤秘者,则有敬紧径劲切五字诀,非入室弟子不以相授”,可见这百年间,内家拳一直比较完整地保留在在宁波;而黄百家所记内家拳法也是松溪正宗。黄百家还指出,其师王征南有独创之秘,即“盘斫”。他说:“拳家惟斫最重,斫有四种:滚斫、柳叶斫、十字斫、雷斫。而先生另有盘斫,则能以斫破斫。”再看王征南五字诀的一字之变,他是将内家拳向前发展的一代宗师。可是,黄百家说道:“先生之术,所授者惟余,余既负先生之知,则此术已为广陵散矣!”早在七年前,其父黄宗羲也叹道:“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终不鬻技,其志可悲!”自黄百家后,内家拳在四明似乎已经失传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四明内家拳之名没有出现之根本原因。

但是,张松溪所授非只传到王征南一人,而征南所传已失并不代表内家拳全失。沈一贯说,松溪所教徒仅仅一二,黄宗羲说,松溪之徒三四人,不管怎么样,张松溪所授非一人,而得其高徒四明叶继美所传的就有五人。这些人再传,尤其当内家拳流传到民间后,所授就更加广泛。虽说内家拳历来禀承师训,择徒极严,但还是会流传出去的。

据四川南充松溪内家拳传人说,清朝末年,内家拳宗张松溪第九世孙张午亭护镖到顺庆(今南充),结识了集四川峨眉八门武功于一身的武术家陈晓东先生。晓东先生与张午亭交流之后惊服张之技,接到家中虚心求教。张午亭感其诚,将松溪内家拳不传之秘尽数传于陈晓东。至此,松溪武术扎根南充。

此说当是谬传。沈一贯《博者张松溪传》中明白说了,张松溪终身不娶,无子,老死牖下。他怎么会有什么九世孙?大约是当时有浙东一带的内家拳师到了四川授拳,为了表示其得松溪真传,假托是张松溪的后人。

内家拳入川又有一说,清朝末年,天津兴顺镖局镖师张午亭护送府官戚年入川上任,抵达顺庆后,张午亭便拜访当地武术名流陈晓东,切磋武艺,交手未几,陈连跌数跤,遂求其术,张感其诚,遂尽传其松溪内家拳械9路。此说就未说张午亭为张松溪九世孙。

在《武术拳种和拳家》一书中,称“晚年的张松溪足迹遍及川、鄂、湖、黔、滇一带,一则行执门规,格除为非作歹的门徒,二则传武授徒”,此书说张松溪为温州人,死于贵州玉屏,皆为依托附会,绝不可信。沈一贯所载,张松溪性格“常自匿,人求见,辄谢去”,雍正《宁波府志》也说张松溪“人求其术,辄逊谢避去”;他择徒极严,沈一贯说他“所教徒仅仅一二”,黄守羲称其徒三四人,他怎么会在晚年跑那么多地方去授徒?沈一贯谓张松溪终身不娶,膝下无子,以孝敬母亲闻名乡里,故其生平行踪,多不出宁波一府。他七十岁时被一帮小青年困在月城中,一定要他亮一下武功,他不得已,只好将三块数百斤的石头累起,“举左手侧而劈之,三石皆分为两”。也足证其晚年仍蛰居宁波。而上海的松溪内家拳传人王维慎先生考证,松溪晚年曾云游川黔、川湘一带,四川秀山人何氏得其真传。怕也是听从了附会之说,此考证并不牢靠。但是,这里的事实是,内家拳没有失传,的确传到了四川。

著名武术家顾留馨说1932年时,他跟寓居上海精武会的四川南充人林济群学过松溪内家拳。林老师教授拳械都着重身法、步法、手法,轻巧圆转,变化多端,用法连环,滔滔不断。打法着重穴位。这些特点的确与松溪和征南武学非常相似。他引用了许多戚继光《拳经捷要篇》理论,但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看过戚继光的著作。他教的“囮拳”,见于戚氏拳经所举当时名家拳法之一,但他不知道这是明代流传下来的拳套。这也可见内家拳传人多不太通文墨,张松溪是裁缝,而王征南则没读过书;也可看到内家拳与戚氏《拳经捷要篇》的密切关系。因戚氏拳经与太极拳的密切关系,内家拳因之也与太极拳有了不解之缘。林先生谈到他幼年在成都从陈姓老师学内家拳,这位老师功夫了不起,但不大肯传人。这也是内家拳择徒之严的师承。

陈晓东也说,数年后,他又遇四川酉阳人何铁庚,知其精于松溪内家拳法,遂与之印证,

其功法套路与张午亭所授甚为吻合,始信其实。

1926年,陈晓东先生在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创办了“四川精武体育第一分会”,并开设了精武体育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才,为弘扬内家拳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晓东先生后,精于此技者不乏其人。1988年,松溪内家拳法研究会在四川南充市成立,顾留馨先生专电致贺。现已整理出版的功法套路有《擒摔秘技》、《秘传内家拳》、《武当秘传短打绝技》、《武当秘传短兵绝技》、《武当松溪内家拳》等。

1937年,唐豪先生为考证松溪派内家功,专程与友人从上海到宁波,来到王征南隐居教授黄百家内家拳的宝幢同岙,访求王征南之内家拳法及文献,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因此他断言内家拳早在宁波失传。其实,内家拳一直流传在宁波民间,只可惜没有出现过像陈晓东那样的人物,将之发扬光大。

证据在2003年时公开浮出宁波。奉化剡源人夏宝峰,拿出了他祖父夏明土所写的《示后昆篇》,此文为民国三十七年所写,写在一张清嘉庆四年的旧地契上。夏明土说:“家传有绝技,曰行字,俗名‘鹅头颈拳’。斯术原名剑术,因书剑同理而成,故以行字名之,曰行字拳势。余姚黄不失(即黄百家)谓张三峰即精于少林,复从翻之,故又名内家。……都不外敬、紧、劲、径、切五字诀”。这里明确说了内家拳在宁波民间后又名为剑术、鹅头颈拳,仍奉王征南传黄百家之五字诀。夏明土还说,祖上藏有秘本《拳勇论语》,为吴祖昆山所遗。吴昆山是张松溪的再传弟子,文中精奇妙法六十三篇,有“十二成一”等等。黄百家《王征南先生传》中说道,先生对他说,拳由博而约,由七十二跌、三十五拿以至十八,由十八而十二,由十二而总归之存心之五字。故精于拳者,所记止有数字。可见吴昆山虽非王征南嫡师,但所传与其嫡师单思南相同。而单思南、吴昆山师兄弟同出松溪一派继美一门是事实。此也证明了夏明土为内家拳后人。

在清嘉庆五年的一张地契上,夏明土又写了《源流》一文,言“从孙十三佬后,有鄞县人张松溪字敬伯名某美,克承绝传,为十三老之徒,十三结义兄弟之最。技集大成,开五字诀先河”。这里所说有沈一贯所未说的内容,如张松溪的字与名,以及张松溪有十三结义兄弟等。这也许是史实但未被沈一贯采入,或只是民间传说。夏明土说,张松溪传叶继美,叶继美传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陈贞石、孙继槎等等,皆与黄宗羲所言一致。他还说:“我剡源始祖清流太公,王清畸山夏人,修文备武,得艺于宗人枝溪之流,故亦精于技击”,这就是说,张松溪的三传弟子夏枝溪为夏明土同宗,夏明土先祖清流太公得夏枝溪内家拳法,又一直传到夏明土。据此推算,夏明土为内家拳宗师张松溪第十一代传人。

夏宝峰从小就跟父亲练拳,长大后还遍访民间的老拳师,查阅收集各种与内家拳相关的史籍和资料。他奶奶一点不会拳,却教他“十二成一”,这是内家拳最为精髓的内容。他妈妈不要他学拳,说这拳是“强盗拳”,意思是它太凶。“犯者应手即仆”、“发则所当必靡”的内家拳,是有点太凶的意思。夏宝峰十三岁时,在祖屋的墙里发现了二十多张发黄的老地契,地契上便有爷爷记述内家拳内容的文字。张松溪、王征南内家拳五字秘诀被传了下来,黄百家所传内家拳法也经夏明土保留了最核心的内容,如小九天(阴阳十八法)、十二成一、玄功绝技(吕祖式)等等。

2004年3月,张松溪第十三代传人夏宝峰来到宁波市武术协会,申请成立内家拳分会。武协主席蔡天彪将之命名为“四明内家拳”。我与同事拍摄了专题片《四明内家拳》,于2004年5月在宁波电视台播出,这是“四明内家拳”一名首次公开出现。2004年6月3日,在黄宗羲曾经讲学的白云庄黄过草堂,举行了首届内家拳文化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中国武协副主席吴彬、国际文化交流教授乔然、浙江省武协专业委员会主任吴忠农、宁波市武协

主席蔡天彪等嘉宾。自此,四明内家拳由隐踪而重现中国武林。

然而,四川南充松溪内家拳传人却说:松溪内家拳是我地独有的武术拳种,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拳术,松溪内家拳作为一门古老的拳术,因其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保守的传衍方式,目前仅在川北一带少有传人。因此,松溪内家拳在武林中又有“武林活化石”之称。他们得知宁波又出现四明内家拳后,专门来人考察,认为宁波四明内家拳不同于四川松溪内家拳。祖师都出自张松溪一人,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拳术,这是为什么呢?

《武魂》1983年1期上,四川南充松溪内家拳传人王维慎著文《松溪派内家拳的本源和发展》,所述张松溪生于浙江温州,卒于贵州玉屏,此为谬误;又言松溪晚年到过川黔、川湘一带传内家拳,也不可信;又言张松溪在长江和黄河流域一带接受了“僧、岳、杜、赵、洪、智、慧、化”八家的拳术,把八家拳术加以走化,形成了武当松溪派拳术,这无从考证。事实可能是,内家拳在流传过程中,吸纳了各门拳术精要,传到四川南充后,便形成了所谓的松溪内家拳;而据陈晓东传人说,在师从张午亭学内家拳前,陈先生自家就是练峨嵋杜门的,取八门功夫于一身了,这也可能就是陈晓东将自身的八门功夫与张松溪所传内家拳融合了,出现了松溪内家拳一名。而四明内家拳流传虽也有变化,但因为是在发源地,变化不如传至四川后变化大,仍保留了黄百家内家拳法中的核心和精华,因此便形成四川南充松溪内家拳与四明内家拳的不同

拳法在传承过程中,必然是要变化和发展的,就是传承四川南充松溪内家拳的王维慎,与同样传承南充松溪内家拳的游明生,其拳法也大不一样。那么流传于宁波的四明内家拳与流传于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的松溪内家拳不同,也不难理解了。

内家拳五字秘诀,师传三字,张松溪加二字,内家以五字诀为标准,而五字诀为张松溪所创,张松溪为内家拳松溪派祖师,宁波为内家拳祖庭。松溪派真正内容是黄百家所述内家拳法。照理说,在宁波的内家拳应该称为松溪内家拳,四川松溪内家拳只是别类。但是由于历史的缘故,松溪内家拳一名已为四川南充所用,宁波的内家拳只能称为四明内家拳了。

内家拳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拳种,正是宁波给了它最辉煌的历史。宁波诞生了内家拳一代宗师张松溪和内家拳大学王征南;研究内家拳最权威最重要的典籍——沈一贯的《博者张松溪传》、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黄百家的《王征南先生传》都出自宁波;内家拳一名源出宁波。内家拳虽然一度在宁波衰落直至隐踪,但是它的流传和影响十分广大而深远,影响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梅花拳、咏春拳等等拳种,内家拳成为与外家相对的武学范畴,其内涵如同海洋一样深广。内家拳成为宁波历史中价值非凡而又带有许多神秘色彩的文化,其中许多历史之谜值得深入探讨。

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胡凡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近20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 对于80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其四,历史原因(远因)为主说。具体有三点:第一,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转为“经世致用”的学术工作,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二,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其五,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讨论中,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就会看到,无论中外,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1] 进入90年代以后,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认识又有深入的进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多种因素说。漆永祥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发表了《乾嘉学术成因新探》一文,认为乾嘉学术的发达是多种因素所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数千年来文献典籍讹谬相传,非校勘不可卒读;乾嘉学者以校理群籍、恢复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从而构成乾嘉学术的特殊价值和人才主体;同时,这一时期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深厚的家学师承渊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导致乾嘉学术全盛的重要原因。在此研究基础上,漆永祥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立足于“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 [2]的观点,以二章近6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11级图专二班徐清致 学号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3] 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

中国古代十大历史名窑排行榜

中国古代十大历史名窑排行榜 一、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其器物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且呈黑色,釉为淡青色,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二、南宋官窑

南宋官窑南宋官窑,开始于绍兴十三年。是由皇家自己投资,并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建立的制瓷窑场。宋朝以后的官窑,则是国家机构的官府投资建立的制瓷窑场。民窑,是百姓投资建立的窑场。官窑与民窑的根本区别是窑场的所有权属性,而不是产品的形状和产品的归属对象。 官窑瓷器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在官窑中烧造出来的瓷器,这是完全意义的官窑瓷器;另一种是在官窑建立以前,由官方出具设计样式,规定质量标准和数量要求,并由宫廷太监专门监制、督造,在民窑中烧制好后,经过挑选,上品供应御用,中品供应宫廷用瓷和外交用瓷以及赏赐有功大臣,下品配发给地方官府作为公用。后者并非官窑中生产,所带“官窑”二字,与窑场的所有权不符。村夫认为,此类瓷器冠以“官用型瓷器”的名称比较准确一些。 另外,由民间自己设计烧制的精美瓷器被皇家所采用,只能叫做贡瓷,不能称为官窑瓷。其中,专门为皇帝烧制的瓷器叫贡御瓷器,而为宫廷陈设和皇室成员烧制的瓷器,就只能称为贡瓷,不应称为贡御瓷。宋朝官窑遗留给后世的问题很多,比如“汴京官窑”、“汝官窑”和“郊坛官窑”的概念是否正确的问题,贡御汝窑烧造的时间是宋神宗时期还是宋徽宗时期的问题,南宋修内司建立的“新窑”和“旧窑”的关系问题,龙泉官用型黑胎青瓷是贡瓷还是仿官窑瓷的问题,《坦斋笔衡》

19年历史考研各院校论述简答真题

先秦: 1、新石器时代中国农业革命有何特点(东北师大简答) 2、商代文化成就(华中师大简答) 3、西周周公摄政和共和行政(天津师大简答) 简述周公旦在周初政权巩固中的历史功绩(陕师大简答) 4、对比周秦汉晋分封制异同(北师大简答) 先秦到魏晋的分封制(江苏师范简答) 5、春秋霸政的历史成因,历史意义和影响(南京大学古代史简答) 春秋争霸的影响(苏大论述) 6、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经济措施(曲阜师范简答) 商鞅变法内容性质影响(山师大简答) 7、简述百家争鸣(社科院古代史简答) 孔子思想和教育成就(黑大简答) 轴心时代(云大论述题) 评述西周至秦汉的爵制(南开论述) 异姓受命(云大简答) 秦汉: 8、秦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苏大简答) 秦初巩固统治的文化措施(江西师大简答) 9、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上大简答) 论述西汉中外朝制度(中国政法简答) 汉武帝中央集权(黑大论述)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苏大简答) 10、盐铁会议(中国政法简答) 《盐铁论》(东北师大简答) 11、今古文之学(上大简答) 12、王莽改制(江苏师范论述)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陕师大简答) 13、简述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三公九卿到尚书台的变化(西北师大论述) 14、党锢之祸(中央民大简答) 东汉,唐,明宦官问题严重,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点(河北师大论述) 15、试阐述从秦汉到隋唐的赋役制度发展变化(厦大论述) 魏晋南北朝: 16、论述汉晋门阀士族的发展变化(统考论述) 简述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社科院古代史简答) 论述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以其影响(天津师大论述) 门阀制度(江苏师范简答) 东晋南朝士族门阀的兴衰(首师大论述) “王与马共天下”、“与士大夫共天下”是怎么回事?分析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人大论述) 17、冯太后、孝文帝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影响(南京大学古代史简答) 北魏孝文帝改革(兰大论述)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河北师大简答) 简述北魏均田制(中央民大简答)

论《大学》里的治国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 《大学》里的治国之道 学号:xxxx 姓名:xxxx 专业:xxxx 学院:xxxx 日期:xxxx

《大学》里的治国之道 要想成教于国必须守孝悌、施仁慈。一家仁,一国才能兴仁,一家让,一国才能兴让。《大学》又分别以尧舜和桀纣为正反两面的例证揭示了修身和齐家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 (一)絜矩之道的重要意义 继齐家、治国之后的第十章,平天下是《大学》修为的最高目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修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由内向外生发扩展的过程,即从修身、齐家、治国到最后的平天下。平天下的平是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平天下是中国儒家伦理中很重要的思想。平天下的基础在齐家,对整个社会的治理要从整饬家庭伦理开始:一屋不扫,无以扫天下;一家不宁,无以宁天下;一家一族不太平,无以让国家和天下太平。《大学》能从小见大、从微见著,认识到起点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人生修为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老老”是说国君或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要孝敬老人,“而民兴孝”,而后全国民众都兴起重视老人的孝道。“上长长而民兴弟”,在上的人能够以长者为长,老百姓才会尊敬长者。“上恤孤而民不倍”,领导人能够抚恤孤寡,去爱惜那些飘零于世道之人,这个国家才会有爱,才不会违背人伦和人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指的是量围长的绳子,而“矩”就是量直角的一种角尺,就是讲究方圆规矩,可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君子有方圆,就是有了遵循道的标准。絜矩之道就是一种达到道的方法。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你厌恶上级那些对你不好的行为,就千万不要再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下属。你所厌恶的下级那些毛病,千万不要故伎重演地用来面对上级。后面的先、后、左、右与前面的上下是相同结构,正好构成共同环境空间,呈现上、下、前、后、左、右六个纬度。意思是说,所有这些都要合乎絜矩之道。这样,一个君子才具有平天下的可能性,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可能性,他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中正之心。 《大学》非常清楚地说明,只有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天下平定,因此治国是平天下的前提。而作为国家领导,其德行修养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二)仁政重民的施政原则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经?南山有台》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只,语气词。全句是说,快乐的圣人君子啊,那就是人民的父母。真正去做一个君子,他是快乐的。君子有发自内心的和谐仁爱,并且拥有爱民如子的心性,可以作为民的父母。其原因就在于,“民之所好好之”,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他也喜欢,“民之所恶恶之”,老百姓所厌恶的抵制的拒绝的,他也厌恶抵制和拒绝。“此之谓民之父母”,就是说,他的心和老百姓想到一起,命运和老百姓连在一起了,这样的人才能叫老百姓的父母。今天还有父母官、清官的说法,就是说爱民如子的意思。再如子弟兵,也是说他们和老百姓亲如一家,有这种深层的关系,老百姓才会放心,才会听从你的指挥,否则,国家就会出现动乱。

大国崛起之谜及大国崛起对中国贸易的启发

河北工业大学 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作者:沈兴学号: 094257 学院:河北工业大学廊坊分校 系(专业):经济系(国际贸易实务) 题目:大国崛起之谜及大国崛起对中国贸易的启发 评阅者: 成绩: 2011年 1 月 10日

摘要:文章通过对十五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英国、日本崛起之谜的介绍,重点总结了科技与人才对大国崛起作用,指出中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大国崛起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同时,提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改善方法。 关键词:中国国际贸易科技人才 1 大国崛起 国际贸易是从海洋开始的,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几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1.1 英国崛起之谜 英国是个岛国,它的崛起在于它优先发展工业。1688年,英国爆发了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资产阶级确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及政府逐渐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封建专制的君主统治在英国结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完完全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家出现在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这个国家注定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从1733年,兰开夏的钟表匠凯伊发明了飞梭,到1769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机械修理工詹姆士·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在琢磨怎么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商品经济最终取代了自然经济,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生产的工厂,这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对英国的经济和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英国对外贸易跃居世界首位。 1.2 日本崛起之谜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

考据学

考据学——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亦称汉学、朴学,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 又叫“乾嘉史学”或乾嘉学派。他们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治学严谨,不尚空谈,重视证据,消除了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错漏、误解和故意的篡改。 《通典》: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该书所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也涉及到代宗以后的变革)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九门,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综惯古今,溯源明流。该书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中进士,任湖北应城知县,以疑狱失轻免官。后以为人幕僚、讲学、编志为生。一生穷困潦倒。其代表作为《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书中阐发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主张史家要有“史德”,要求史家“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提倡编写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主张把国史建筑在方志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主张和意见。“三通”:泛指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通典》是我国古代保留至今的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历代典章制度。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三皇,下迄唐朝的历史。纪传部分全部抄写旧史,无甚创新。惟有“二十略”记载的名物、典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历朝典章制度。全书分成《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等二十四门,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广泛,所分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所著,共12卷。卷1至卷4,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详述各地的山川、交通、风土、特产、民俗、文化等;卷5至卷7记叙公孙述、刘焉、刘璋、刘备、刘禅事迹;卷8记载晋平蜀以后的蜀事。卷9记李氏成汉政权的历史;卷10至卷11,记载西汉以来贤人的生平事迹。卷12为本书的序言。是一部著名的地方史志。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阳)衒之,北魏北平人。该书共5卷,以记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55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易及各国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可算作是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作者写洛阳佛寺的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北魏王朝的兴衰。其中记载了高祖迁洛、女主临朝、胡太后佞佛、王公贪暴、官吏枉法、沙门侵渔民财以及外国商人的活动等,可补《魏书》、《北史》之缺。《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书16种75篇。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看到该书,所以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订正《史记》的某些错误。 实录|——所谓实录就是按时间顺序专门记载某一皇帝大事的编年体史书,并附有该皇帝时期死去的大臣的人物传记。最早见于南朝梁。是“国史”的长编,史料价值极高。 崔浩史狱——北魏太武帝命崔浩撰著《国纪》。崔浩出身于北朝汉族门阀第一大族,在《国史》中贬低鲜卑拓跋部,美化汉族门阀士族。书刊刻后,鲜卑贵族以“暴扬国恶”罪名,把崔浩及其三个姻家皆夷族。反映的是汉族地主阶级和鲜卑贵族的矛盾,也说明了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正史——所谓正史就是最正规最重要的史书,是指由封建统治机构专门总结各朝各代治乱兴衰的、并经过皇帝批准的、以本纪和列传等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编年体——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孔子删定的《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体例经过《左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是南宋袁枢在编撰《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创立的。该书的编纂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读《通鉴》的困难,详明历史事件的始末。袁枢将《通鉴》分年叙述之事统一集中起来,分为239个标题,不动一字的加以抄录。每事各详起讫、自为首尾,详细记载事件的来龙去脉。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王俊义 前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一、倡导经世重视实证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鲜明而突出的特色,主要是针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而重视实证与博学,倡导具有批判求实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以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等命题。这些思想和命题,既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和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自宋元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至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良知之说风靡海内。降至明末,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学,又日趋颓废没落。流风所及,一些封建士子孜孜以求功名利禄,为求捷径,不读经书本文,只是捧着“语录”讨生活。充斥学术界的是“置四海穷困于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然而,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变动,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些学者和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则被视为祸国误民的重要原因。在对之进行抨击的同时,他们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如朱之瑜提倡学术要“经邦弘化,康际时艰”;李颙主张“匡时要务”,“学贵实效”;颜元更大声疾呼:“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这些思想主张,汇集成为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而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尖锐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顾炎武提出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他研究探讨的问题,多是“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以及“六经之旨”、“当世之务”,举凡兵、农、财赋、典制、舆地等等。 为了改变明末以来弃经书于不读的空疏学风,顾炎武又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这是顾氏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既涉及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也反映了他对理学中不同流派的态度。在《与施愚山书》中他明确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就是说宋以前尚无“理学”。接着又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理学,禅学也。”2换言之,也

《中国古代治国通论》2014-5-4(崔茂崇)

中国古代治国通论崔茂崇2014-5-4 1、“当时而立法”的社会历史观。 法家的观点是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历史上的种种伟大创举只是在特定时代方具有其意义,如果把它原封不动拿到后世,决不是对历史的尊重,而只是一种“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式的愚蠢可笑行为。法家“不法古,不修今”的变革观念,是历史上所有从事社会改革实践人们的理论纲领。 2、简述一下老子的思想。 (1)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及其运动规律的本体论;(2)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朴素辩证法:(3)“无为无不为”、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的策略论;(4)“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 3、道家治国思想的几大要素(灰色的字是我想删掉的内容) 一、海涵宽容,虚静处下。 “道法自然”,这在治国上,就要求统治者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谦卑居下,永不自满。在上者虚静无为,在下者循理而为,各不逾矩,彼此相安。由此可见,统治者虚静处下,海涵宽容,任人之能,是道家主张建立和谐统治秩序的重要前提。 二、顺遂民情,因循为用。 在治国上,道家主张顺遂民情,也就是顺从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用道德仁义等外在力量去强行改变什么,规范什么。在道家眼里,治民如同种庄稼,要顺遂其性而深耕细芸,否则带来的只是报复,意味着治国上的彻底失败。可见,顺民之情,因循而用,是道家所极为推崇的治国之重要秘诀。 三、去奢节俭,省刑慎罚。 道家认为治国的重点是统治者必须首先从自身做起,而统治者的修身又必须以按“道法自然”的原则以恢复人自然本性为要务。这落实到具体细节上,一是要节俭,二是要知足常乐,进而荣辱皆忘。三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法令刑罚手段在治国上的巨大局限性,反对以暴力强制的方法进行管治。 四、实腹虚心,愚民为术。 道家认为社会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组成的,回复人的自然本性,固然首先取决与统治者“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但同时也要求民众无知无欲,返朴归真。指出只有双方共同致力于“无为”,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立起朴素自然的社会管治秩序。因此,道家主张对广大民众采取愚民政策,既不能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能使其拥有知识,更不能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 五、贵柔守雌,以弱制强。 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是老子以及整个道家学派对待事物,掌握主动的策略原则,也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使道家的治国理念 与方法带有浓厚的阴柔特色。 4、“性恶论”与尚法用刑的必然性。 “性恶论”的观点缘于儒家的荀子,而在法家眼里, 人性之丑恶根深蒂固,绝对不可能通过教化等手段加以改造,而只能用严厉的法制予以约束与控御,使具有作恶倾向的人类不敢逾越规矩、为非作歹,而只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接受君主的统治。 5 、法家治国思想的要点 一、“因人情利害” 的基本观点是立法必因人情、合人心,并把这作为实施治理的重要指导原则。 遍认为 “赏罚”是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一再强调“赏罚”在管束民众方面的极端重要性。法家认为,要使重刑厚赏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制定具体的标准,辅之以必要的方法。 三、“尊主卑臣” 专制的积极讴歌者,他们都主张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法家对于治国所追求的理想格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君主只要“抱法守势”,再辅之以必要的“术”,那么就可以轻松愉快地管治天下,长久维系其专制独裁统治了 文化虚无主义者,是一批讲实用、求功利的技术官僚。 他们轻视前人的文化创造,仇视礼乐文明,必欲灭绝而后快之。这种观念意识,体现在法家的治国思想中,便是主张禁锢思想与言论自由,提倡“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提倡用强权“统一思想”、“禁锢言论”。 理国家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之一,是经济发展,军力增强,即所谓富国强兵,具体地说,富国强兵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前提,共同促进。要强兵,首先必须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在富国的基础上,法家提倡强兵,认为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也是国家强大、君主专制统治巩固的显著标志。 6、论述一下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家治国的哲学原理。“道”是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其哲学上的最高范畴。道家认为,“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它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言说的,人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的这种自然属性,按道家的理解,便是自然。 在道家看来,“自然”就是道,就是规律,事物都应该顺应它自身的情况而存在、而发展,治国也不能例外。 具体地说,治国也应采取顺应万物自然本性的方式,即追求最纯真的自然——“朴”的状态,反“朴”归真,而切不可勉力人为,以致“朴散真离”,陷入不可自拔的 1

辞章之学

义理、辞章和考据之学的辨别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 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钱穆、义理、考据、辞章 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 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 ”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 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阐述。 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 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本的语境来作具体分析。

第一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不同的学术或学科。 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 ”“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 ” 在这一层面上,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即是三门学科的内涵。 钱穆往往不将义理之学称为哲学,认为这是西方的传统和用法,而是称之为经学,或心之学。 关于考据之学,他将其对应为史学,也称治平之学。 。 他说,“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 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 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又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 ”也就是说,两者的研究对象和功能是不同的,“史事其变,经道其常。 ”而辞章之学,相当于传统四部分类中的集部,“集部,即辞章之学。 ”也就是文学。

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综述

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 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胡 凡 k 大连大学文史学院 辽宁大连 ttysutl 清代乾隆! 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o 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o 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o 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o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 us 世纪{s 年代以来o 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o 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o 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o 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o 仅就近us 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o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 对于{s 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o 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o 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o 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法o 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o 屡兴文字狱o 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o 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o 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o 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o 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其三o 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o 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o 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o 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其四o 历史原因k 远因l 为主说?具体有三点}第一o 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o 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o 转为/经世致用0的学术工作o 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二o 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o 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o 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其五o 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o 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o 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o 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o 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o 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o 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讨论中o 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o 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0o 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o 就会看到o 无论中外o 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o 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o 而是 u ussv 年第u 期中国史研究动态

中国古代史明清部分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复习资料【精心整理】

中国古代史期末复习资料之 名词解释 《大札撒》札撒是古代蒙古部落对众人发布的命令。1219年确立,形成初步的成文法。它来源于蒙古社会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或行为规范。为适应开疆拓土的需要,成吉思汗十分重视法律风纪的作用。《大札撤》即是成吉思汗召集制定的,其内容共65条,涉及国家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役税制度、军事法、行为法、诉讼法准则等。作为蒙古部族初创期的法律规范,它既不完备也不系统。(大札撒》的特点之一是刑罚严酷,大量使用死刑,二是具有原始性,生活习惯与迷信禁忌在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三维护贵族特权,取得贵族广泛支持。《怯薛》蒙古、元朝禁卫军的称谓。突厥、蒙古语,汉译为「宿卫」。1204年秋,铁木真建立怯薛,成为他亲自控制的精锐部队。蒙古见过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元太祖)加强怯薛的地位和实力,将数量由550人增加到1万人,挑选万、千、百户长及白身人中有技能,身体强健者为怯薛,负责大汗的保卫工作,作为大汗亲率部队参战。怯薛长由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杰)家族世袭。元朝建立后,仍保留怯薛制,重要官员多由怯薛出身的人充任。五卫亲军建立后,替代怯薛守卫皇城。《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朝初期郑和奉命出使7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郑和是明代著名航海家,1405年,明成祖为了追踪建文帝下落,扩大明朝影响,同时为了发给西洋各国诏书,以完成他构建一个理想和谐的世界秩序,即“天朝礼制体系”,遂派遣郑和下西洋。到1433年郑和先后7次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郑和庞大的舰队对沿海海盗进行打击,扫清了海上交通。郑和等人的著作如《航海图》等,记载了所到各国的概况,增进了中国对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了解,是研究中外关系史和远洋航海史的重要资料。但是,明政府实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体制,导致“中国未至费亦不资”《站赤》驿站的译称,蒙语音译,本意为司驿者,即管理驿站的人,兼指站官及站户。元代以前,中国早就有了驿站制度,成吉思汗时已在境内开始设驿站,元代在全国交通线上都设臵了站赤,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驿站分陆路和水路。元政府为了维持驿站的运行,特设站户专门承担此役,站户固定在驿站上。乘驿凭证有圆牌(专为紧急军情用)、铺马圣旨和札子。元代了驿站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人称“阳明先生”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生活在明朝中期人心弊坏的时代,但程朱理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于是王阳明创立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作为维护明王朝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挽救明王朝的政治危机。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学术渊源来自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故此一学术派别称为“陆王心学”。王守仁的思想有: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他认为“心之本体无

中国灯谜谜格解读

中国灯谜谜格 中国灯谜谜格谜格也称谜律,就是在某些谜语制谜和猜谜的时候,必须遵守的各种特殊格式。不是所有的谜语都要用“格”,但凡是用格的谜语就得按各种格的规定来猜,否则就无法猜中。谜格在清朝中期逐渐兴起,到晚清,根据各种谜书来考查,谜格实不下数十上百个。至今有的谜格已被淘汰,但也有的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仍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常用的迷格有:解铃格解铃格来自“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成语。明代瞿汝稷编的《指月录》里有段记载:有个法眼大师问众和尚:“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铃,谁能解下来?”泰钦禅师回答:“原来系铃的人能解下来。”解铃格是它的借义。古代是用圈读的方法来处理四声的变化和改读本音的。凡是改读字的本音,就要在字的右上方用朱笔圈上红圈,好像铃铛,一看就知道应该改读他音,这叫做圈读。解铃格就是把应圈读的字,故意取消圈读,仍读本音。还有一种不读本音而故意圈读即改变四声的,叫系铃格。如:劳动竞赛(打一古人名)谜底是“比干”,“干”字读平声gān;与谜面扣令的“干”字应圈读为去声gān。皓首格李陵与苏武诗有一句“皓首以为期”,皓首是年老发白之意。所以谜底的首字是白字,叫皓首格,也叫白头格,素冠格,冠玉格,谜底的前两个字都是白字叫双皓首。如:废品(射水浒人名一)谜底是“吴用”,首字是白字,应是“无用”。素心格陶潜《移居诗》有一句“闻多素心人”,素心是心地洁白之意,所以谜底中间的字是白字叫素心格,也叫玉带格、玉腰格。谜底必须是三个以上的单数词。如:分外眼红(打一京剧名)谜底是“一箭仇”,中间“箭”字是白字,应是“一见仇”,与“分外眼红”相扣。粉底格谜底最末一个字是白字。如:垂钓(打一数学名词)谜底是“等于”,末一字“于”是白字,应为“鱼”。梨花格岑参在《白雪歌》里写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格就是借用了这诗意,谜底全是白字。如: 不容易湿(打一历史朝代名)谜底“南朝”,是“难潮”的谐音。 丹心格阮籍诗:“丹心失恩泽”,丹心谓忠正之心。所心谜底中间的是正字,余皆白字的叫丹心格。如:手拿泥鳅(打一外国地名)谜底是“渥太华”。谜面意扣“握太滑”。虾须格谜底的第一个字左右分离为两字,如:欲言又止(打一词汇)谜底是“味道”。第一个字“味”左右分离成口未二字。口未道即嘴没说。碎锦格谜底每个字都拆开成两字或三字。如:众口一词(打一邮电用物)谜底是“信筒”。把信筒二字拆开读成“人言个个同”与谜面相扣。徐妃格《南史后妃传》里记有徐妃的一段故事:她因为梁元帝萧绎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每当元帝要进宫的时候,就半妆等候,元帝见了之后大怒而去。因此,谜底去掉每个字相同的左或右偏旁,最后只剩下每个字的一半,叫徐妃格。谜底每个字必须是相同的偏旁。如:夜梦肥猪拱门(打一植物名)谜底是“核桃”去掉半边成为“亥兆”,亥是猪,梦乃预兆。摘遍格谜底每个字去掉上半截相同的部首,叫摘遍格。谜底每个字必须是相同部首。如:夏到三庚(打中药名一)谜底是“茯苓”。去掉相同的“艹”头,便是伏令。 放踵格谜底每个字弃下半截同旁部首字,叫放踵格。如:十厘之积 (打名词一)谜底是“忿懑”,弃下半截“心”字,成为“分满”。 摩顶格谜底删去首字,不入谜意,叫摩顶格,或升冠格、落帽格。如: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11级图专二班徐清致 学号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3] 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 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涉及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专著主要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国学概论》,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余英时《历史与思想》,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任嘉禾《考据学新探》等。而20年来专门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本文就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在以上著述的基础上作一粗浅的

以史为鉴:中国古代十大舆论“铁律”

以史为鉴:中国古代十大舆论“铁律” 最早的舆论称为“舆諤”,还出现了“民瘼”、“民心”、“舆诵”、“公议”、“民意”、“清议”等说法,后来才称为舆论。中华民族自古重视舆论,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尊重舆论、遵从民意的言论,时日旷久,积淀为许多“铁律”。千百年来,这些规律一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律动。政息人亡,江山成败,千古苍茫,无不受这些规律的影响。 一、问政于舆论,还政于民心 问政于舆论,还政于民心,是我国最古老的舆论规律。尧帝曾在宫外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言,舜帝在要道上立木桩,让百姓在上面写出批评意见。此类问政于舆论、求谏纳谤的传说,散见于诸子各书。明君求言主政,以示济世爱民,中国古代就有这个优良传统。 到夏朝末期,有“采诗问政”制度,帝王设置史官到民间巡访,搜集民谣,以观执政。周朝继承了这一制度。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述说:周朝“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诗经》就是一部“采诗问政”的大成,《诗经》中的民谣让天子知道人民的疾苦和意见,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心愿。 政为民心之声。问政于舆论,才有为民的政治和政策。用今天的话说,民众不愿干的事,硬要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民众要求做的事情,不组织、带领他们去做,就是落后于他们的认识,违背他们的意志,其结果也要失败。政治历来应体现民

众呼声,体现人民的意愿,还政于民心是千古不变的政治定律。 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听到的。这是说民为贵,民众的意见重于一切,民众的意志不可抗拒,最早出自《尚书》。 《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上天的意见都是民众的意见,上天恩赐好人、惩罚坏人,都来自老百姓惩恶扬善的意愿。上天和民众是相通的,只有尊天敬民,才能保卫国土。 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历史定律。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皇明经世文编》记载:“盖民心之向背,系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结民心,而欲久安长治者难矣。夏、商、周、汉、唐、宋,俱有天下数百年,而历世之绵远者,固结民心之所致也。”中华五千年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为贵”,尊民、畏民则长治久安。 三、炮烙压民怨,百姓无言国家亡 古代许多典籍记载了残暴统治者镇压舆论的骇人事件,商纣王炮刑压民怨,导致国家灭亡,就是最古老、最严酷的舆论遗训。 商朝西北部是周朝的天下,许多躲避商纣王残害的官民纷纷逃到周,请周武王派兵攻打商纣王。周武王派人打听商纣王的情况,一天探子回来报告说:“现在朝歌混乱不堪,政治黑暗,人民个个怨恨、痛骂。”大家听了都说:“这样腐败,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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