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

摘要：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违法刑讯的惩罚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的立法现状

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先后签署了许多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并且在1986年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条约》。在本国范围内，除了宪法对“保障人权”赋予了公民根本权利外，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称两个《规定》）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中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立法过程，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我国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非法证据”规定不清晰。过去条文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认定“刑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

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可看出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它包括: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如前所述,现今刑事诉讼法是一国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前提,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

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https://www.360docs.net/doc/557978166.html, 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侦查人员在讯问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是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严重的还会构成刑讯逼供罪。那么，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赢了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刑讯逼供作为刑事抗辩理由之一，用得好或许就能免除牢狱之灾。如何保留被刑讯的证据或者线索? 1、尽可能不要承认自己没干过的事情;

2、尽可能保留自己被刑讯的证据; 3、抓住一切投诉的机会; 4、找个好律师。如何更有效地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1、提出申请的时机：在签收《起诉书》或开庭审理时 2、提出申请的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内容 3、找个好律师。刑讯逼供一直是冤案的重要原因，它的危害并不仅仅是遭受暴力时身体所承受的痛苦，更大的危害在于被取证之后可能要承受的罪名和牢狱之灾。以往，对刑讯逼供的处罚，只能以“刑讯逼供罪”追究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而认定犯罪事实的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地位不对等、司法人员有所偏袒的情况下，遭受刑讯的嫌疑人很难证实“自己被刑讯”这个事实。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内容，这一程序最大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嫌疑人证明“被刑讯”这个事实，只需要证明“可能存在刑讯”。这就大大减弱了遭受刑讯的人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他们不需要提出确切的依据来证明一个事实，只需要提出可供调查的线索来证明一种可能。那在遭受刑讯时，如何尽可能地保留证据或者线索，如何更有效地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以避免刑讯之后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 重要前提 1、侦查行为不文明不属于刑讯逼供。侦查行为不文明的情况，比如态度粗暴、说脏话、拍桌子甚至侮辱嫌疑人等，都不属于刑讯逼供。此外，有些时候，警察使用暴力往往只是因为嫌疑人不老实、耍滑头，打他们一顿是为了发泄，而不是为了取证，也与本题无关。 2、不争论有没有刑讯逼供、是多是少这个问题。如有些警察叔叔回答的：现在调查取证越来越规范，很多地方都是全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献综述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献综述学号：201228010140 班级：2012级法学二班姓名：李树斌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刑事诉讼以人权保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准则。强化对证据规则的研究，是改善司法制度的着手点。[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正文] 近年来，诸如佘祥林此类案件频繁发生，引起了人们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高度关注。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像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社会舆论压力等等方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证据的可采性原则。也可以说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证据作为审判和定案的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证据规则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应用都必须严格的依照其规定。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人权还可以遏制非法取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如何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国外注重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强调法治和正当程序，非法证据将被排除在外，不能得到采纳。由此，我们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将可取之处应用到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一）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作为最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发展的较为完善，“其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刑事诉讼中被告的基本权利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其主要内容有：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其核心内容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被告人供述。 2、违法证据（违法获取得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即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予以排除，并且直接或间接产生与非法搜查的其他证据，包括言词和实物证据，其最著名的极为“毒树之果”规则。（二）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英国对非法证据采用倾向于总体上适用的原则。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衡量裁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

引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案情回顾（一）案件基本事实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二）本案的争议点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_

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许亚珍从法制尚不健全的建国初期到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刑讯逼供总是屡禁不止，文章从人权问题、举证责任、和监督力度三个方面探讨刑讯逼供一直被“保留”下来的原因。长期以来，刑讯逼供一直是困扰着我国刑事司法的工作，成为最难治愈的顽疾之一，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对社会主义法制造成极大损害，严重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声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虽然在理论上刑讯逼供的不正当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且我国法律也明令禁止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似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笔者阐述以下几点：一、人权问题在我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虽然人权入宪，但我国的人权保障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普通民众对于人权保障问题常常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而司法工作人员也没有因为人权保障问题而收敛自己的暴力行为。在大多数侦查人员看来，犯罪嫌疑人就是被镇压的对象、被打击的客体，是已经被打上罪犯烙印的“异端”。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的罪行，服服帖帖的接受改造，哪有什么人权可言？所以，只要能够快速破案，打几下又有什么关系？而这种刑讯逼供似乎也被普通民众的潜意识所接受，罪犯就是“坏人”，被代表正义一方的侦查人员打几下是应该的，没有人会因为人权问题而对其提出质疑声。这种纵容刑讯逼供的意识形态就会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是一个没有人权的诉讼客体地位，其犯罪与否与其身体的强壮程度直接相关，并导致“身体强壮的罪犯被释放，软弱的无辜者却被定罪处罚”的结果。二、举证责任不明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许多被告人会提出其供诉受到侦查机关或检查机关的刑讯逼供，借此要求排除侦查机关或检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过获取的证据。由谁来对被告人的刑讯逼供主张的基础性事实进行查证就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由公诉机关一方还是应该由被告人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在立法上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对刑讯逼供事实的证明问题同样语焉不详。对于举证责任归属问题，各国的做法和论点各不相同，但却出现以下共同特点：那就是检控方对刑讯逼供事实存在与否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而被告人一方一般承担的是说明责任。这种责任分配模式的形成大体上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拥有强大侦查力量的监控方相比。被告人处于极为不利的落实地位，被告方在举证能力、举证条件等方面都受到制约以至于不能够有效地对刑讯逼供事实进行举证；而检控方不仅拥有国家强大的资源作为后盾，而且直接掌控被告人本身，因此由检控方对刑讯逼供事实进行举证更具有可行性。（2）控方本身负有的对供述自愿性的举证责任。供述自愿性原则是被告人供述成为案件事实认定证据的重要前提。检控方要以被告方的供述来证明案件事实，就必须首先承担起证明被告人供述乃系自愿的证明责任。换言之，检控方承担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本身乃是其所承担的案件事实证明责任的应有之义。控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完全掌握主动权，要收集一些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据实非难事。但笔者更倾向于录音、录像，照片等客观证据，反对用控诉方自己制作的证明，制作者的不中立性使得这些书面证明无法真正回应被告人的辩解，不能独立证明刑讯逼供行为不存在。三、监督力度不够在我国，尽管检察监督一直受到理论上的重视，在实践中，却由于缺乏可行的手段而流于空谈。从我国现行立法看，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手段十分有限。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缺乏发现侦查违法的有效途径。根据现行法，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违法的途径主要有二：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发现侦查违法；通过审查起诉发现侦查违法。然而，由于上述审查的根据主要是侦查人员制作的卷宗，因此，几乎不具有发现侦查违法的效果。第二，缺乏有效的制裁机制。根据现行法，人民检察院制裁侦查违法的手段应该说还比较充分，包括：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对侦查违法提出纠正意见、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人员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发现侦查违法往往距离违法活动时间久远，收集取证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而，上述制裁手段往往因缺乏证据而难以付诸实施。并且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和诉讼理论，除非构成了犯罪，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只能是侦查机关，由于检察机关一般无权对侦查人员直接进行监督和制裁，在“侦查机关”的庇护下，检察机关对直接办案人员几乎不具有任何威慑力。而且就如笔者上文所说，很多时候，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都处于与被告人完全对立的同一立场，为了能够达到将被告人治罪的目的，检察机关对与侦查机关以何种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诉，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虽然我们已经走到了依法治国的今天，虽然《证据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所得口供不鞥作为证据，但是多少大刑正在默默地进行着，多少呈堂的口供滴着被告人的鲜血，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我国的人权保护意识，明确举证责任，加大监督力度，使我国专门的监督机关真正派上用场，等等。从而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文明的法治社会。参考文献: [1]参见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许亚珍（1991.2-）,女,江西景德镇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学生。）法律视角 226 -- 群文天地·2011年第11期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是怎样的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是怎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尚未规定，由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派生出来的其他实物证据(毒树之果)、通过非法搜查或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予以排除。在司法案件中，司法机关需要提取证人的证词来进行判断案件，证人的证词在对案件的判断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提取证词的时候可能有的证词属于非法言词，那么哪些属于非法言词需要排除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一、非法言词种类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立法的分类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在理论上，非法言词证据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非法言词证据包括三种：

(1)主体不合法的言词证据，即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取证主体资格的人收集提取的言词证据，例如，纪检人员提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 (2)形式不合法的言词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诉讼中法定形式的言词证据，例如，证人忘记签名的证人证言; (3)取证方法手段不合法的言词证据，即使用法律禁止的手段获得的证据，例如，通过刑讯获得的口供或证言。而从狭义上看，非法言词证据则仅指广义说的最后一种，即取证程序不合法的言词证据。二、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是否排除最高法院《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1、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现状与不足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现状与不足王其林摘要：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价值的博弈与衡平的结果。新《中华人民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严格执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于虚置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或许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保障人权，推动刑事司法程序的进程。分析我国法学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看法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意义、现状与不足，认为必须有限制地在刑诉法中正式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确立非法搜查、扣押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秘密侦查监听排除规则。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现状;不足目录：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现状； 3、不足； 4、参考文献； 5、致谢； 6、附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被采纳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的在于通过将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防止限制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确保刑事诉讼依法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随着世界各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世界各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不少非法取证行为导致的“佘祥林案”等冤假错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建立和完善是当代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违法取证危害性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名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了法典，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完全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工正，且不能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予以排除，可以说，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1、现有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独立并没有得到真正彻底的贯彻执行。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公安机关是属于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是一种准行政机构，人员编制、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财政给付都是参照行政机关进行。这就使得在部分案件的侦查、审判、执行阶段要受到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影响。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诉讼立法存在的问题，现行法律只是笼统地规定刑事侦查机关不得违法行使职权采用非法手段获取案件证据，但对于非法证据是否可以在案件审理中使用、以及证据的证明效力有多大、何种取证手段构成程序违法、违法取证的监督机关是谁等在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明确的定义。 3、传统观念上存在的问题，首先，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对于言词证据的采集非常重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使得依口供定罪这一判案传统对以后的案件审理规则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次，我国长期以强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则重视不足，这种情况的存在对于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很容易使一些冤假错案滋生，也与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 4 、司法资源有限性导致的问题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法律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必然会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维护稳定的大的社会背景下，某些司法侦查机关过于强调案件的侦破率，甚至不惜借助非法证据使案件获得侦破，非法证据也因此变得“合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消除刑讯逼供的治本之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消除刑讯逼供的治本之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消除刑讯逼供的治本之策刑讯逼供作为中国有几千年传统的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存在下去，自然而然地着它的合理之处。一般地说，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司法人员往往会面临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因此急于侦破案件就会成为司法人员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案件的侦破一般都是从案件的现场、当事人的动机等诸多的因素进行分析开始的。一个非常现实现实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司法人员与嫌疑人并无个人的恩怨，排除了司法人员公报私仇、对被害人打击报复的因素之后，司法人员之所以将此人作为嫌疑人，虽然仅仅取决于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但这种判断基于与案件的关联性以及以往的司法经验，自身就具有非常大的合理性；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以刑讯逼供侦破的案件，大多数都能够得出客观的、公正的结果。笔者认为，虽然近期媒体报道出了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个别冤枉或者造成了错杀，或者影响到了被冤枉者一生的幸福，但这些案件相对于使用刑讯逼供得出了客观的、公正结果的案件而言仅仅是冰山一角。因此，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刑事审判的手段，它自身就是一把两刃剑：当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实施了犯罪的时候，刑讯逼供是以最低的司法成本打击犯罪、实现社会公正的有利武器；而一旦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的时候，它又是导致冤案的罪魁祸首；是否适用这项制度，关键在于刑诉法自身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刑事诉讼以打击犯罪为侧重点，此项制度就是合理的（虽然会造成一些冤狱）；而如果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此项制度又是不合理的（虽然这样会放过罪犯）。而现在的刑诉法之中坚决地摒弃这项制度，并非这项制度没有可取之处，而是在刑法的实施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方面，我们选择了以侧重于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冤枉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必然地就会导致刑事案件侦破率的降低。还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刑诉法之中对于刑讯逼供作出禁止的规定，刑法之中也对此现象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其中仍然在现实中难以杜绝。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刑诉法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效力存在着弊端。一是，虽然刑诉法规定了禁止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所有非法的方式取得证据，但对于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的效力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二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将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因刑讯逼供获取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却未明确规定应当排除在外。首先，由于我国的刑诉法之中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因此，司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证人证言等仅仅是司法人员刑讯供逼的目的之一，他们对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更为主要的目的往往是逼迫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其他证据，从而使得其他证据与获得的口供相吻合。如果不将与刑讯逼供相关联的证据排除，使得司法人员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当事人犯罪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仅仅将非法获得的口供及证人证言排除了，但司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动机并非仅仅是获得口供，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消除司法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动机。其次，根据我国宪法与刑讯法的规定，公、检、法三个机关在刑事诉讼之中

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昌邑市检察院研究室桂召学内容摘要：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刑诉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该规则的有关内容。改变了相关规则的确立将有效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保障人权、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缺陷及应对等进行阐述。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同法系国家之间法文化传统、价值基础、司法状况的差异,有关非法证据的界定各不相同。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程序、方法及手段等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它包括:证据的内容不合法、证据的表现

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身份或资格不合法、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与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之一,就是非法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笔者同意狭义的界定。因为这种定义比较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蕴含的保障人权的根本精神。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目的来看,其初衷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个人合法权利。这种界定比较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从我国当前保护人权、诉讼民主的现实国情看,侦控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仍然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顽疾之一。所以,将非法证据界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更有现实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其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抑或“可采性”问题,即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采纳并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摘要：刑讯逼供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一项痼疾，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规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多年的惯常司法实践和既定司法体制下，应冷静分析《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本身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瑕疵，以期有助于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治、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2010 年5 月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或《规定》）共15 条，主要包括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两方面的内容。司法界和法学理论界均对该《规定》作出了较高评价这次‘两个规定' ，尤其在刑事诉讼法制方面，实现了对违法诉讼行为实行程序制裁的最终目标，反映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然而，与当下多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通过状况相同，人们有理由思考这一规定将来的执行状况，拷问其实践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不同机关基于其不同职能、立场的考量和博弈，也反映在“两个规定”制定的过程中。仅从目前该规则的文本出发，该规则在复杂的刑事司法体制与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前景不容乐观。、《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分析）非法言词证据的含义与范围《规定》第一条将非法言词证据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列举了非法手段，但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用一个“等”字作为兜底描述，在被告人供述这一方面，这个证据规定明文规定了刑讯逼供，除此之外，比如说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被告人供述，算不算也应该排除的范围？通过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要不要排除？在规定中都没有具体说明。陈卫东教授提到“非法证据除了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外，还来源于以下违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以及饥饿、疲劳、声光刺激、冻晒、精神折磨等软性的刑讯逼供的方法和使用麻醉剂、违法窃听等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徐博（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如何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和分类，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然后又从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对我国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 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构建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一）非法证据的概念非法证据是证据理论中的特有概念，《牛津法律词典》解释称“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手机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1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中队非法证据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2由此可以看出，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泛指才有违法的方法收集的一切证据材料，即收集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等都不合法。从狭义上讲，非法证据是指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有学者称之为“非法取得证据”。3 （二）非法证据的分类对于非法证据的类型，学术界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1.收集或提供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若由上述主体作证人提供证据，将不符合法律对于收集、提供证据主体的规定，是非法证据。 2.取证程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这是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非法证据。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若以上述方法收集证据，将因为不具备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而成为非法证据。 3.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也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4.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列出了证据的七种表现形式，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非法证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 1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2何玉波：《试论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3李学登：《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湾教育部出版，1982年版，第243页。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与认定(初稿)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与认定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解释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认定设置了过高标准，对“等非法方法”的解释进行了不当限缩，不利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皆通过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刑讯逼供”须使受害者“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却没有明确判定“疼痛或者痛苦”是否达到“剧烈”程度的标准，应当引入“客观标准”辅助“主观标准”对痛苦的“剧烈性”加以判定，减少实践中认定“刑讯逼供”的理解分歧。 [关键词] 司法解释；刑讯逼供；剧烈；特殊标准；客观标准期刊：法制与社会作者简介：杨希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63-03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刑讯逼供” 近些年来，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刑事冤案纷纷浮出水面，不绝如缕，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因此，为有效预防、规制违法审讯行为尤其是刑讯逼供，从源头上杜绝冤假错案，建立并健全一套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成为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注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重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只宣示性地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但未明确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机制，故不具有实行性和可操作性。与该法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却又没有设计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欲排除非法证据，根本不知“何以下刀”、“从何下刀”。为补缮程序疏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刘香玲

《经济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摘要：文章以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为视角，通过考察英国的“预先审核程序”、美国的“排除证据的听证程序”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在我国要设立独立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从程序启动、法庭初步审查、控方证明取证行为合法性、法庭处理程序、对被告人的救济机制等方面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进行具体设置，旨在为司法实务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操作程序。关键词：言词证据非法证据瑕疵证据中图分类号：ＤＦＯ－０５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９１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７８－０３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已经达成了共识，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也从司法解释上升到基本法层面。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尚不多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全面确立和实施。究其原因，一是规定的原则性太强，缺少较细化的具体操作程序，导致司法机关在实践中难以贯彻和施行；二是实务部门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有一个熟悉的过程，需要向司法工作人员多宣传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为“纸面上的法”到“行动中的法”提供程序保障。因此，有必要解决目前各级法院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方面存在的空白现象，从程序启动、法庭审查中的自由裁量权行使、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法庭处理程序、救济程序等方面探索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从而为司法实务部门建言献策。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独立性分析在西方国家的审前程序中，对于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有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如英国的“预先审核程序”、美国的“排除证据的听证程序”。其中，司法审查的申请人承担告诉职能，相当于普通诉讼程序中的原告；司法审查的被申请人，即实施强制性侦查行为的侦查机关和控诉机关承担抗辩职能，相当于普通诉讼程序中的被告。①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５条第１款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该条规定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程序审查优先”原则。这也为我国确立独立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供了法律依据。若被告人提出足以让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证据线索或材料，则会导致暂时中止审查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等实体问题的审理，优先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并裁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法院可以尝试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便于被告人在庭前了解指控证据的具体情况，进而对某项特定的证据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避免庭审时提出拖延诉讼的情况发生。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设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５４条至第５８条用５个条文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用１５个条文专门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规定。这些内容构成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一整套制度。（一）程序启动１．权利告知。为避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落空，合议庭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用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对非法言词证据有申请排除的权利。另外，为充分保障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法官在开庭审理时，对被告人应进行再次告知。权利告知时要使用一种规范的权利告知语言。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与江苏盐城法院共同设计了一段规范的告知语言：“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用于对你指控的证据应当是合法收集的。如果在侦查中有使用侵犯你权利的方法收集证据的现象，你有权利申请排除。” ２．提出排除申请。新《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条规定不仅赋予了有关诉讼参与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权利，同时规定了其提出线索或者材料的义务。这里的当事人通常应当是被告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也是源自被告人。（二）法庭初步审查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７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便可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由于被告人在讯问中的弱势地位，对被告人提供证据线索或材料的要求不能过高，当被告人能详细描述刑讯逼供的过程、场景与侦查人员，且前后表述明确、逻辑清晰时，法院可考虑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如在谢亚龙案中，在谢亚龙提供了殴打的内容、时间、地点、殴打人的姓名等刑讯逼供的证据线索之后，法庭即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同时，在证明标准上也不宜过高，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只要其能在盖然性占优势的基础上证明其主张，使法官产生薄弱的心证，相信事实大概如此，就已经履行了举证义务。② 在具体审查中，法官不能机械地要求犯罪嫌疑人提供上述所有线索，而要重视被告人在庭审中对非法取证过程的描述，注重从细节上辨别真伪，从而判断能否足以使法庭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产生怀疑。③另外，鉴于某些刑讯逼供行为的隐蔽性，应赋予被告人对刑讯逼供情况申请鉴定的权利。（三）控方证明取证行为合法性一旦辩方提出排除申请且提供了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即应由控方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１．证明方法。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新《刑事诉讼法》第５７条明确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而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７条，检察院证明的方式有多种，包括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讯问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必要时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证明讯问取证过程合法性最好的方法是向法庭提供讯问时的录音、录像。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１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所谓在讯问时“可以录音录像”，意味着也可以不录音录像。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在许多国家是普遍的作法，在我国过去的十年中，一些法学研究部门和司论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 ●刘香玲 ●经济与法 78 ——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讲解

摘要 (1) 一、引言 (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2) 3、“毒树之果”的排除 (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5) 2、引发的社会问题 (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7) 六、结束语 (7) 参考文献： (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关键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司法实践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一、引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