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概论复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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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史德章学诚在其史德篇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他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论断是否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认为“史德”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清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尽可能地如实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真相。

中国文化二周说

雷海宗认为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有中国文化独具两个生命周期。从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走完了文化的第一周，其后受了外来思想的刺激，从南北朝隋唐五代起至清末创造了文化的第二周。第一周之末有淝水之战，第二周末有抗战，中国文化能否重获新生，顺利进入第三周，成败利钝全系于此次抗战，实在不能稍有懈怠，而致纵失良机。

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1958年，随着经济“大跃进”的发展，史学界也提出了“大跃进”的要求，“史学革命”应运而生。“史学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倾向的恶性复活，历史主义原则在这时丧失了任何约束力。总的来看，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革命”。“写农民的历史，为农民写历史”，是这次史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史学界在如何估价阶级统治的历史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无不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生的。后果：一是摧残、伤害了部分传统学人的自尊心；二是通过“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使人把正常的学术研究当作“白专道路”，把钻研业务、努力学习视为反动行为，造成了此后史学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三史学沦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婢女，史学为实用主义所支配。到1959年初，“史学革命”就很难以原来的规模进行下去了。其为时虽然短暂，但影响却至为深远。特别是它埋下了此后史学界所有冲突的根，导致史学界上层的深刻分化。

五朵金花

指建国初期，学者们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五朵金花”的共同特点：“以论带史”，用中国的史料与事实来印证西方历史模式或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的某些论断，将西方模式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中国历史和史料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五朵金花”虽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并承担了相应的使命，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厚今薄古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

新史学：最初专指针对具“四弊二病”之旧史学而言的“新史学”，其后含义逐渐扩大，一指经何炳松引进的美国史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二指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史学，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称为“新史学的曙光”。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新史学”逐渐转指有别于旧史学的新兴史学，既包括20世纪初提出的“新史学”，又包括后来形成的唯物史观史学，但不包括国外传入的历史学派。50年代以后，当唯物史观史学成为史学主流之后，“新史学”概念逐渐变得单一起来，专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包括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再包

含唯物史观史学了。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概念又转而用来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国外各种历史观与历史学派，或包括唯物史观史学，或不包括唯物史观史学。

简答题：

1.简述《隋书·经籍志》的史书分类

《隋书·经籍志》中把史书分成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所收图书按经、史、子、集分为四部四十类。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计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计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后附佛、道两录。全书有总序、大序、小序四十八篇。总序一篇，置于卷首；四部之后有大序四篇，四十类各有小序一篇。另外，佛、道两类各有一序，未有后序一篇。《隋书·经籍志》不仅对确定四部分类法起了主导作用，而且标明经、史、子、集四部名称，自此而后，图书目录几乎都依此法而编制。《隋书·经籍志》的历史地位，与《汉书·艺文志》可谓齐肩并重。

3.简述新历史考证学的主要特点。

答：一、史学研究对象：史料。二、史学任务：整理史料（陈寅恪发展到“讨论问题”）。三、史学方法：科学方法。四、史学目的：把历史学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五、史学态度：主张“求真”，反对致用。新历史考证学是新史学贯彻“科学”的产物, 其宗旨是“求真”。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学融汇中西的结果。新历史考证学的选题和研究动机与现实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历史考证研究成为五四时期以及五四以后的通史、断代史、专史等其他历史撰述的基础。贡献是科学精神与方法及扩展史料范围。根本缺陷：（1）以史料为历史本身。（2）以史学为自然科学而忽视史学自身的特点。（3）以个别或局部为对象，缺乏对历史的理论或宏观阐释。

4.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发展阶段。

答：一、1919—19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要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为代表作。大体上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

二、1930—194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时期。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史纲》；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都是主要奠基之作。此时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全面展开。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人，在进一步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确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某一阶段在东方或中国社会的特殊表现。

三、1941—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发表；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概要》、《先秦诸子批判》，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为重要代表作，近代史研究取得相应成果。它已经构筑起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

5.简述兰克史学的特点与缺陷

特点：以实证性和经验性为主要特征。认为历史研究应限于政治和军事，研究对象应是历史上的精英人物。口号：“如实直书”

根本缺陷：A. 研究对象过于狭窄，忽视了政治和军事之外的丰富社会内容，把历史简单化、贫乏化了。同时将历史变为伟人传记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B. 研究方法过于强调文献考证和事实描述，实际上排斥了概括、解释和理论。C.忽视了历史认识论问题，把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完全割裂，表现出机械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立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忽视历史认识特点的缺陷。

7.简述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要点

（2）现代化的基础：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

（3）现代化的关键：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

（4）现代化的完成：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

材料分析题

1.材料一：“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唐高宗：《简择史官诏》）

材料二：“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

材料三：“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焏去其位。”（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请根据以上材料，谈谈对史家修养的认识。

答案：简略：1、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等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

2、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争论涉及史官的职责、命运、建制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千百年来引起无数史家的争论

注重史家自身的修养，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唐人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家必具的修养。清人章学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史德”。从此，才、学、识、德遂成为史家自觉修炼的品德和评价史家的重要标尺。此外，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具的修养。唯有如此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详实：材料一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灼然为众所推"、"亦恐泄漏史事"五个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它不仅是当时一个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

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材料二、材料三：韩愈和柳宗元，都不以史家著称，但他们关于史官问题的争论，却引起历代学者议论纷纷。这场争辩，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制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是对近千年以来编篡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

对史家修养的认识：所谓史家修养, 就是指史学家的自身素质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孔子。他说:“董狐, 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注重史家自身的修养，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曾对史学家修养作了严肃认真的总结：唐人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学家必具的修养。清人章学诚在刘知几所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史德”。从此，才、学、识、德遂成为史学家自觉修炼的品德，同时也是人们评价史学家的重要标尺。除此之外，史家还应有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史胆有助于发挥史学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惩恶劝善。史责有助于调动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忠于史职、通古联今，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自觉地、有意识地用之于社会。对当代史学理论研究颇有深度的瞿林东曾多次撰文强调史学家责任心的重要性，并将史责具体地分析为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史学家的责任感强，就能严肃认真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史学工作。当代史学家只有培养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才能做到不媚俗，甘心坐冷板凳，以成就自己的名山事业。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就是希望当时的皇帝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当代史学家只有修炼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计身家利害，有意识地发掘古代史学成果的现代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让所学知识在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史家修养而言，除德、学、识、才外，似乎还应加之以“情”。

2.“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旧唐书?刘子玄传》）请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

答：答：所谓“史才三长”，包括：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史家的才干，包括史家应有的搜集、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所谓“史学”，是指史家应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掌握十富的史料;所谓“史识”，是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即史家应具有独立的历史见解、“彰善贬恶”的立场和“善恶必书”的态度。刘知几认为，一名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方向的素养。刘知几这一史学理论的提出，是对唐前和唐初史学的总结，也是有关“良史”问题。刘知几在《史通》里也多次地论述了这三方面在史学上的相互关系，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观点，其贡献在于把对史家修养问题的认识提到了理论的高度，但他对史才这个概念没有做具体的解释。只是说“有才无学，犹

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学识没才能，就像愚蠢的商人手里有钱但却不会赚钱；“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能干但没有学问，就像巧工匠没有好木材和好斧头，是做不出房子的。刘知几认为这三者是搞好历史必不可少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但三者当中，他又最重视“史识”，认为史才、史学都离不开它。

论述题

1．试论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

答：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明末由于王阳明心学的盛行，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引起一部分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的不满。而且明末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也引起了学者的忧虑与关注，使他们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1、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总指导思想是“文须有益于天下”，指出“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亭林文集》等。

2、黄宗羲思想中的历史批判精神将对君主的善恶之评推进为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评：君为天下之大害。同时提出抑佛巫，崇工商，认为工商皆本。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3、王夫之的史论：《读通鉴论》、《宋论》。体现了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理”与“势”

故论史当“参古今之理势”。对兴亡论的辨析精辟，体现出以史经世的致用论

4、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以探索国家治乱之源及生民根本之计为研究重点，以治明史和南明史为主要内容，以“建万世之长策”为经世目标，主张“立言不为一时”。

评价学术：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家,在经世致用的宗旨下,富有求真的学术态度。他们治学严谨,心胸开阔,所表现出的优良学风和优秀的学术品德,很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明清之际的史学,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求真的学术业绩是一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经世致用的为学精神。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社会改良的要求,虽然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为当政者所采纳,甚至不如他们的学问在历史上影响之大,但他们表现的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救民的学术精神却是永恒的。

2.试论十七年史学

1、十七年史学除了理论问题上的进展之外，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历史文献整理和考古发现，都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为了促进历史研究的开展，中国史学界从五十年代起，集中专门的学术力量，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历史文献。截止“文革”爆发，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已经组织点校、出版了一大批历史典籍，主要包括类书、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

会要、史评史考。这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资料。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整理出版了二百多种历史资料，包括几套大型史料丛刊。特别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中国史学会主编，共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十二个专题（后两种待编辑），总字数达二千多万，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发现、发掘了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和数以万计的历史文物，这都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史前史、先秦史的深入研究。

2、在广泛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学术研究，一大批历史著作脱颖而出。其中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专题研究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3、世界历史研究，比中国历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在“文革”前十七年，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1）编辑出版了一批成套的参考资料，其中《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由该丛刊编委会选辑，原拟编成三十四个分册，实际完成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等十四个分册，还有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的翻译出版，对世界历史研究的开展，都起到了铺垫作用。（2）编撰出版了一批世界通史、地区史，如《世界通史》、《亚洲各国史纲要》等。（3）对世界历史究竟有没有中心、如何打破“西欧中心论”等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所有这些成就，不仅填补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历史的空白，拓宽了广大史学工作者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视野，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4、伴随历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历史知识的普及受到应有的关注，被摆在重要的位置。为了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历史读物，把历史知识普及到社会大众，吴晗提出“使人人懂得点自己的和别人的国家的历史”的目标，并且发起成立了编委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选题，编写和审定每一部历史读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尽管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并不局限于历史读物的编撰，还应该包括各种宣传和教学活动，但通过编撰一定数量的历史读物，熔学术性和知识性于一炉，系统地普及到社会大众，不失为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