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案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宋邦换的委托，经云南通恒律师事务所的指派，依法担任被告人宋邦换盗窃一案刑事部分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加庭审活动。开庭前，本人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刚才又参加了法庭主持的卓有成效的庭审活动，根据本案的证据及事实，就本案的刑事部分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仅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并希望在认为适当时予以充分采纳。
首先需说明的是：本辩护人所作辩护为独立辩护，仅代表本辩护人对此案的观点。不能因为辩护人的辩护而认为被告人在庭审阶段翻供或认罪态度不好。
结合本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被告人的控诉，在犯罪定性方面，本案定性为盗窃罪，本人不持异议。但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说明：首先，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
本案中两名被告人在案件中是具有共同犯罪故意,是盗窃罪的共犯。在犯意的发起、犯罪工具的准备、盗窃行为的共同实施这整个犯罪过程中，两名被告人都共同参与其中，也就是在犯罪过程中二人作用相当，二人的行为共同导致了是犯罪结果的发生，应当对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共同承担责任，所以在本案中难以区分谁比谁起了主要作用，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疑罪从无、疑罪从轻）
其次，本案被告人宋邦换在此案件中存在以下酌定减轻情节，请
合议庭在量刑上结合《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予以考虑。
1、本案被告人系临时起意犯罪而非预谋犯罪；
本案两名被告人在这起共同犯罪，事因手头拮据临时起意，想通过盗窃些物品缓解生活窘境。因为以前两人在收废品过程中看到过被害人的营业场所，所以才临时起意盗窃临沧印象售楼部。所以在社会危害性方面本案两名被告人为生存而盗窃，所以危害性要远远小于经过周密策划，并有明确分工、以此为业多次作案的盗窃团伙。
2、被告人宋邦换的行为并没有造成被害人损失，社会危害较小；
本案中被盗物品，在案件发生时就被警方控制，随后完整地、全部地退还给被害人，其中被盗物品也没有发生任何损坏的情况，使用价值也没有受到影响，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较小。所以本案引起的社会矛盾较易平复，社会危害较小。
3、被告人宋邦换是初犯、偶犯；
被告人宋邦换一直以来，自食其力，靠劳动生活，一贯表现较好，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这次是由于自己知识浅薄，一时糊涂的情况下参与盗窃，其主观恶性小。
4、被告人宋邦换认罪态度较好，且当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真诚；
被告人宋邦换自从被侦查机关控制后，认罪态度良好，能向公、检、法机关坦白、如实交待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的行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而且在今天庭审中，被告人对公诉机关的控诉罪名及责任，不逃避、不推脱，当庭自
愿认罪，可以看出其悔罪态度真诚，悔改决心坚决。
5、被告人宋邦换愿意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主观恶性较小
被告人宋邦换被捕后，在监所内，曾多次要求其家属找到被害人，对因此次盗窃给被告人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赔偿。据我所知，其兄宋邦维已经找过被害人，也表明了愿意赔偿的意愿，现在就在等被害人将损失数额计算后通知宋邦换家属，其家属愿意马上赔偿。这也反映出被告人宋邦维，积极承担民事责任的态度。
6、被告人宋邦换已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引起的社会矛盾已化解；
被告人宋邦换被捕后，积极悔改，多次要求其家属到被害人出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态度真诚，认真悔改。现被害人对宋邦换已经予以谅解，因本案引起的社会矛盾已被化解。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根据“宽严相济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请求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处被告人杜华勋缓刑，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收到良好积极的法治效果。
量刑方面：
根据10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并结合上述理由，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杜华勋存在以下酌定从轻情节：
1、《指导意见》第七条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2、《指导意见》第八条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
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3、《指导意见》第九条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4、《指导意见》第十条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根据“宽严相济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请求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处被告人宋邦换缓刑，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收到良好积极的法治效果。
云南通恒律师事务所
施晓波
2011年6月21日
辩护词(贩卖毒品罪改判非法持有毒品罪)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四川朱某某犯受贿罪一审辩护词
四川朱某某犯受贿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朱某辉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朱某辉的一审辩护人。经过今天的庭审，辩护人对案件有了清楚的认识，现发表以下辩护词，恳请合议庭予以斟酌并采纳。 一、辩护人对指控受贿罪的罪名有异议的辩护词。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理由如下：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担任的职务为三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老窖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主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简称老窖销售公司）产品部副部长、四川优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派公司）总经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该规定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并列规定，实际上间接说明了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仅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并且该《意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也可以得到推断：“在国有
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在卷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老窖股份公司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老窖销售公司为股份合作制公司，优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公司均非国有独资企业，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因此被告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国有公司中的工作人员。 而要认定被告人是否是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应当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及《意见》中第六条的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来认定。具体而言： 1、被告人担任研发中心主任职务时不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辩护词。 证据卷第4卷第9-10页，泸州老窖发【2007】118号文载明“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聘用朱某辉先生任产品研发中心主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制造毒品罪辩护词
关于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XXX的委托，担任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二审阶段的辩护人。现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作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考虑采纳： 一、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制造毒品的罪名没有异议。 二、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系杨某制造含甲基苯丙胺液体21135克、含甲基苯丙胺固体3393.98克原料即麻黄素提供者与事实不符（一）辩护人认为，目前检察机关并未直接查获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具体数量，因此直接参与麻黄素交易的被告人李某与被告人杨某对于数量的供述对案件的认定应当起着关键的作用。 1、李某在向办案机关供述中仅供述共向被告杨某提供2公斤麻黄素。在一审庭审中李某当庭认可其向杨某提供9—10斤麻黄素，二审庭审中李某当庭陈述中表示?具体数量记不得了，大约是13—14斤?。 2、杨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提及其从李某处获得的麻黄素数量约为10公斤，每公斤价格大约为1万元，大概花费为12—13万元。在一审庭审中向法院供述李某向其提供的麻黄素约为3—5公斤，二审中被告人杨某表示记不清被告人李某向其提供了多少麻黄素，但大约为4.5公斤。
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被告人杨某向其支付报酬，双方衡量麻黄素价格的方式是称重。因此，麻黄素具体的重量直接关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李某表述其在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前均会进行称重，按照每斤1万元的价格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其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的供述与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差别不大（均在4.5公斤左右），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数量约为4.5公斤。 （二）被告人任某、黄某、张某虽然参与了部分物品的接收，但从未进行过称重、检验，并不清楚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的是什么。 1、被告人任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称2014年8月向被告人杨某提供了四公斤麻黄素，对于麻黄素的总重量其并未进行称重，但估计约为12000克。在一审庭审中其供述被告人李某大概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十公斤左右，在二审庭审中供述其并未对运送的物品进行检查，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还有一些估计是麻黄素，但具体多少麻黄素被告人任某并未称重，也未见到被告人李某或被告人杨某称重，因此对具体数量其实是并不知情的，所有的数量均系其猜测得出的。 2、被告人张某虽然参与过接收物品，但在二审中陈述其并未直接打开包装看过包装里面的物品具体是什么。 3、被告人黄某在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所供述的?他一般四五天就来一次，来的时候就会拿四五条（一条就是一公斤）来，其他的配料也要顺带一起带来，都是一件一件的送来，最后12月份的时候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委托，指派XX律师担任被告人XXX被指控犯有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共犯，应对XXX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首先，被告人与甲某没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双方事前并无通谋。被告人与甲某在集市上约定接到甲的电话到某地点收牛的行为不属于事前通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12月28日关于对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本案中被告人只是与甲某约定被动地接到甲某的电话到事前不知道的不固定的多个地点去收牛，且约定时被告人并不知道甲某是否要实施盗窃以及可能实施盗窃的具体的盗窃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如何盗窃等内容。可以认定被告人XXX与甲某并没有事前通谋。 其次，被告人与甲某并没有共同的盗窃行为。 被告人并不知道盗窃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并没有到犯罪现场，也没有帮助甲某实施犯罪行为。而只是在甲某的盗窃行为完成后才被通知到某一地点收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特征，应当对被告人XXX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揭发了甲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XXX有立功表现。请法庭依据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对XXX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 1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不掌握其具体犯罪事实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使得本案得以迅速侦破，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2 被告人积极主动地退还全部赃物，减少了被害人的损失。 综上所述，被告人XXX的行为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构成盗窃罪，同时XXX又有立功情节，请合议庭对以上事实和情节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辩护人： 山东XX律师事务所 年X月X日
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 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 (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质证，以辨别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实际上主要凭被告人的口供来认定这30万元，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只要重口供不重证据的现象存在，就很难排除诱供、逼供的可能性，从而就不能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 3、本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先后五次会见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改变态度，争取从轻处罚，均受到徐的断言拒绝，并且双泪长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委屈状。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辩护词(贩卖毒品罪)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未成年人犯罪辩护词
未成年人犯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X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XXX的委托，由我作为本案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辩护人认真研读了《起诉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结合今天的庭审查清的事实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首先，被告人XXX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服法。被告人在本案中具备以下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恳望法庭能对被告人xxx给予减轻处罚并判处缓刑，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xxx是未成年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被告人xxx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根据《刑法》第17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xxx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1、被告人xxx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可认定为从犯，从被告xxx以及同案犯xx、xx的供述中可以证实本案的犯罪起因、犯罪地点和犯罪对象系本案第一被告xxxx提议和决定的，犯罪所得亦是由被告xxx收取而后分配的，而被告人xxx在共同犯罪中仅是起到次要辅助的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可以减轻处罚。 2、被告人xxx在归案后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具有良好的悔罪表现。被告人xxx被抓获之后，主动如实地供述了其他犯罪行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xxx当庭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9条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xxxx的犯罪情节轻微，犯罪所得数额较低，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根据公诉机关的证据材料以及今天法庭查清的事实，其犯罪行为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主观上的恶性不大，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5、被告人xxxx系初犯，而且无前科劣迹，平时表现尚可。案发后，如实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供述犯罪事实，xxxx本人已充分认识了自己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对法律有了进一步的正确认识，多次表达悔恨和改过的心情。 综上，被告人xxx具有以上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恳请法院在对xxx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与采纳。 三、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涉嫌受贿案辩护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
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毒品案件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赵XX，结合今天法庭调查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在主观方面，赵XX没有和张XX等人共谋盗窃电瓶三轮车，赵XX的主观意愿是想用购买张XX等人的三轮车再进行出售而牟取利益； 2.在客观方面，赵XX没有实施盗窃行为； 3.张XX等人的盗窃行为和赵XX的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如果收购赃物是张XX盗窃集团的组成部分，那么赃款也应由犯罪集团统一分配。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赵XX接收电瓶三轮车后，由其丈夫陈XX 高价卖出，从中每辆赚50-60元钱，并不存在销售赃物后与张XX等人共同分配赃款的事实。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盗车行为与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收购赃物构成盗窃罪共犯必须具有事前通谋，并且对盗窃必须具有共同协商的行为，事后对盗窃分子所窃赃物予以收购。对“事前通谋”，应理解为“事前共同商议盗窃”。只是连续多次收购赃物不足以认定是事前通谋。本案中，张XX等人盗车前，与赵XX不存在谋划或合谋，赵XX只是知道张XX等人可能要去盗窃，但对张XX等人去盗车的时间、地点、作案的具体目标等均不知情；张XX等人盗车时，赵XX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就每次特定的盗窃行为对张XX等人进行教唆、组织、或提供帮助（如指示作案目标、时机，提供作案手段，指引作案路线等）；张XX等人是在每次作案得手后才联系、商谈销赃。所以，赵XX主观上与本犯张XX等人事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我作为金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现就本案部分事实和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一起贩卖毒品定性和数量有异议。 (一)，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海洛因数量为0.09克，但对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是否也认定为贩卖毒品的数量不明确。但辩护人认为在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9包）不应当认定为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数量。 1，从证据角度来说，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认定为贩毒数量的证据不充分。 (1)，根据被告人金某供述可知，2014年1月8日下午15时许，被告人金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海洛因约3克左右。2014年1月9日下午14时许，被告人金某将前次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中部分（即海洛因0.09克）又贩卖给证人张某。可见，首先，毒品交易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和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均来源于证人张某，证人张某是其上家。
其次，被告人金某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而不是为了贩卖。其三，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给证人张某也有其原因在内，毕竟其毒品来源于证人张某（包括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因为证人急需要少量毒品，被告人金某为了更容易笼络证人张某，增加其一条毒品来源的途径。因此，其贩卖毒品本身比较消极，其本意不是为了获利，主要是担心双方关系破裂，其贩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可知，第一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0点30分），证人张某主动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即有人贩卖毒品，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将贩毒人员抓获。证人表示其对贩毒的深恶痛绝，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贩毒的电话号码。第二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5点40分）证人为了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而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整个交易过程。第三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9点40分）证人在2014年1月8日与被告人金某没有见过面。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证人张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认识卖给其毒品的被告人金某，并互留号码。证人胡某告知被告人金某是贩毒的，以后买毒品可找被告人金某。证人张某主要是陪证人胡某过来的，其与被告人金某没有毒品交易。整个过程均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双方交流，证人张某在小区外面等待，对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交流内容不清楚。由此可见，首先，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是特情引诱产生的贩卖故意。其次，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不管是否是存在贩毒交
未成年人犯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对被告人刘子豪参与聚众斗殴的定性没有异议，现就量刑方面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刘子豪具备应当从轻、减轻和可以从轻、减轻的情形 1.属未成年人犯罪 被告人刘子豪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预防和教育为主的原则，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早在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中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制度》报告向全世界昭示，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中，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中，都充分体现了上述精神。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 2.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案发后能自动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参与聚众斗殴罪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但一审在量刑上还有待商榷，恳请二审法官予以考量。 3.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 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二款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 二、被告人具有很大教育挽救的空间 1.未受“圈子”沾染，止于聚众斗殴一罪 根据一审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刘子豪为李阳所收拢，且与胡中华、李培岸、吕嘉诚、张浩、姜维亿、魏子豪等人为同门。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上所列人员除被告人刘子豪止于聚众斗殴一罪外，其他或犯数罪（涉及强奸罪、强迫卖淫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等）或犯相较聚众斗殴更为恶劣的一罪（如强奸罪）。 被告人刘子豪作案时仍处于未成年时期，好胜、冲动、叛逆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行为特征。加上被告人刘子豪父亲忙于运输盈利养家，母亲疏于管教，导致青春期好胜、冲动、叛逆的行为特征不断放大，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和被告人未成年时期的行为特征有着很大的关系，主观上对社会公序无较深的认识，
辩护词(贪污受贿罪)
辩护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 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