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法发达之成因

古罗马法发达之成因

古罗马法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虽然古罗马法早已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东西，但古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罗马法律的大部分内容却逾千古而犹存，至今仍为我们所适用。正如一位学者所述：“罗马法，死法了，失其强制力者矣；今亡学者何乃研究不懈耶？曰，罗马法影响于现代各国法例最大，且其原理有条不紊，凡各题多能适应社会之背影，向有合理之演进，故各国法科皆以罗马法为必修之课程。”①可见罗马法不仅是罗马人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世界人的文化遗产。

谈及古罗马法主要是从公元前五世纪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十二表法》开始，到查士丁尼主持编撰的《国法大全》为止这一时期的法律。在这一时期古罗马法经历了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民法法系，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法律制度，对于私有制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做了详尽的规定，因此为后世关于商品经济的立法起到了指导和借鉴的意义，比如《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就采用了大量古罗马法律中的概念、原则和制度。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则是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就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②

罗马法从其产生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为何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奴隶制社会会出现如此发达之法律，缘何其能跨越时空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这与古代罗马社会的政治模式，罗马的扩张需要对殖民地区的管理、古罗马繁荣的商品经济，古罗马社会结构、古罗马法律教育的兴起，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及罗马统治者对于法律的重视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笔者将从上述五个方面论述古罗马法律文明高度发达在发生学上的原故。

一、古罗马社会特殊的政治模式—共和制的民主化是罗马法发达的基础性因素。

笔者注意到在谈论古罗马法发达之成因时，多数学者认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古罗马法发达的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从中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发展，但如果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统治者在制度上的允许，这一前提条件，商品经济不可能得到持续的繁荣与发展。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宋朝也曾出现过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最终并未导致宋代法律的繁荣，更未超越前朝唐代的法律。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均为中央集权制国家属于典型的权力型社会。作为权力型社会是排斥财力型社会的，因为社会成员财力的过度积累便可能会由财力转变为权力，如统治者妨碍财力向权力过渡，则财力有可能谋求武力解决这一过渡，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遵循重农抑商的政策，除非在特殊条件下，才会暂时放松对抑商控制，但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公有制的限制商业的发展不可能对统治构成威胁。

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便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与之相配套，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便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存在，因此政治制度的类型对于一国法律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罗马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对外扩张史，更是一部平民和贵族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对外扩张需要组建强大的军队，而承担军事义务的又主要是平民。罗马共和国初期，平民既无土地又无权力，围绕土地和权力的问题，平民与贵族进行了长达二三百年的斗争，不断迫使贵族让步，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的共和体制亦不断得到改革、发展与完善。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获得了选举平民保护官，组成平民会议对国家重大问题决议的权力，因此在罗马初步形成了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相互制衡的二元政治结构。这种二元政治结构为以后罗马法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形成了罗马共和制。在共和政体内民众享有广泛的参政议政权，但由于民众的决议权

有可能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原因在于民意的感性成分往往大于理性成份。贵族政治（精英政治）为防止平民会议无限的扩权，希望能以某种形式将双方各自权限固定下来，而平民也担心贵族势力会妨碍他们权利行使，也希望能以某种权威方式将双方权限固定，因此在双方相互斗争与妥协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对双方权力予以规定。比如，《十二表法》、《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温图斯.荷唏乌斯法案》。这些法律规范的产生使罗马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氏族贵族和平民开始成为法律面前平等的统一罗马公民，市民社会基本形成，财产私有制加以确立。最终使罗马共和政体的民主化得以形成，同时也为罗马以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创造了制度性条件。

二、罗马的急剧扩张出于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促成了罗马法的多元化发展。

由于罗马的急剧扩张，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埃及遂成为横跨欧亚的强大帝国。正所谓得天下难，治天下更难，罗马在被征服地区为了能有效维护统治，建立了移民自治区和行省两种制度。

移民区指罗马公民移民的地区，由于移民本属罗马公民故享有法律上的充分公民权利，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移民取得了移民区的自治权，在移民区实行的法律与罗马本土相同。但移民区享有高度自治权颇有现代的联邦制的意味，这对于巩固罗马共和制政体，防止过度中央集权，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罗马所建立的各行省中的城市和地区环境和地位并不一致，它们大部分是向罗马纳税的降服地区，基本上是没有自治权的。此外，在这些行省内的居民大多并非罗马本土意义上的市民，因此其不享有罗马市民很多权利，既然如些对这些地区再实行罗马本土的市民法显然不合适。鉴于此，罗马统治者专门针对该种地区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以区别于罗马市民法，我们将这种法律制度称之为万民法。万民法的产生极大丰富了罗马法律制度的内容，使法律适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这就为法律教育的兴起，法学家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平台，也使得罗马法向多元化方面发展。三、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达是罗马法发达的重要因素。

商品经济本质上讲又是一种交换经济，既然存在交换必然存在交换的主体；既然称之为交换就蕴含一个前提主体间的地位平等，如地位不平等及无交换必要；既然能够交换那么就意味着私有制的存在，如无私有制那么人们也就无必要交换。笔者认为的商品经济发展必须的三个基本条件在罗马法发展的初期（笔者在上文论述过）已经作出了制度上的铺垫，因此商品经济在罗马能够得到快速发展。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各种民事纠纷的发生，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为立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法律多样化和复杂化，会使法律适用产生困难，这就为职业法学家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再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促进了其中体现当事人权利平等，当事人意思自治等观念的流行，这为在古希腊诞生的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罗马法理和私法的迅速发展。

四、古罗马法律教育的兴起促使罗马法不断得以完善。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共和国时代还是在罗马帝国时代，法律一直是作为社会统治与管理的常规方法。为了保证统治更加有序，立法者需不断提高立法技术；为正确适用法律，司法者需在较为复杂的法律中进行必要解释，因此法学便产生了。法学从一开始便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因为国家的立法及法律不容许他人随意解释，必须由国家垄断该项权力更能掌握话语霸权，因此在统治者的支持下法律教育随之兴起。法律教育的兴起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法学家，他们研究解答法律问题，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罗马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罗马统治阶级对法律的重视使罗马法在实践中得以升华。

如果没有罗马统治阶级对法律的重视，则不可能有罗马法律教育的兴起和罗马法典的诞生。而罗马法制史上的每一部法典的编纂都把罗马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查士丁尼皇帝所主持编纂的《国法大全》（又叫《查士丁尼法典》）对罗马法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汇集了罗马法精华，标志着罗马法达到了发展的顶峰。

“在我们的文明史上，罗马法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从最初一种狭小和简陋的农村共同体的法律，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城邦国家法律，接着，又成为一种帝国的法律”。③这样一个不断成熟，以至被称之为发达的法律，其发达的成因肯定不止上面我所论述的几个原因。但不管何种原因，十一世纪后，随着罗马法的复兴，罗马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遍地生花了。正如一首歌所唱得那样“不要问我哪里来”我已经来到你的身边。

罗马法发达成因探讨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

【摘要】罗马法是古代世界最完备的法律，影响遍及全球，并持续到当代，乃至可预见的未来。罗马法之所以如此发达,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与古代罗马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发达的商品经济、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以及自然法的影响和罗马法律人的卓越贡献关系密切。

【关键词】罗马法发达成因

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享誉世界，对当今法律的影响是任何其他古代法都难以比拟的。耶林曾感叹：“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则是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1] 美国学者莫里斯也曾评论道：“罗马人用武力征服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2]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罗马法有过高度评价，称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3]

为什么罗马法能够如此发达，竟能跨越时空，经久不衰，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行为规则？回顾罗马法的发达历程，可以发现，这与古代罗马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商品经济的发达、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以及自然法的影响和罗马法律人的卓越贡献关系密切。本文试就此切入，讨论罗马法发达的主要成因。

一、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是罗马法发达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一千年，意大利半岛处于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织的时期。罗马人所属的拉丁族就是“古意大利人”中的一支（“古意大利人”还包括萨宾人、翁布里亚人和萨莫奈特人等）。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又增加了两个新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上述多民族逐渐演进为意大利半岛的主人——多元化的罗马人。他们起初过着游牧生活，抵达意大利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并持续到罗马文明衰落。

公元前753年，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城，开始了罗马国家的历史。短期急速扩张和早期罗马文化发展的相对不足，使罗马人不可能同化这些异邦人，那些被征服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大多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并成为多元罗马社会的一部分。在征服意大利半岛的过程中，罗马人精于管理被征服的领土，使用了开明政策，通常并不破坏被征服的城市，而是给与他们一定的权利。一些城市，几乎全部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还有一些城市则结成同盟。这样，多元化的社会社会结构和文化在罗马得到了世代传承，并成为罗马政治、法律赖以建立和发达的社会基础。

政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多元化的社会是民主政治生长的必要环境条件。在漫长的民主化过程中，市民社会始终是民主化过程最坚实可考的能量源泉和民主化过程所依托的“良性生态环境”，并为民主化过程提供信息、价值、精神等资源。使民主这一包容着理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的“实心种子”健康、茁壮成长，最终成长为制度果实。[4] 古代罗马多元社会结构和为贵族共和政治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进而为罗马法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和发展空间。

二、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罗马法发达的经济条件

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5] 这是说，罗马法对简单商品社会的本质性法律关系都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如实地反映了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假如没有古罗马商品经济的发达，罗马法要实现其发达，实在难以想象。换言之，古罗马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罗马法发达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

公元前3世纪后，共和国统治集团崇尚武力扩张，通过持久、大规模的战争征服聚敛大量财富，大大刺激了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得古罗马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商业得到较大发展。公元1、2世纪，除边疆地区外，罗马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呈现出“和平局面”，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这时期，古罗马的社会经济有进一步发展，整个帝国呈现出繁荣景象：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生产普遍进步；手工业生产在帝国各地都有进一步发展，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空前发达，罗马商人足迹遍布四方。在西部，罗马商人沿莱茵河、多瑙河、维斯杜拉河到北欧进行贸易，并把北欧等地的产品运往其他各地。在东部，不仅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商旅络绎不绝，而且罗马商人，通过阿拉伯、伊朗和中亚的商路，和印度、锡兰甚至中国进行贸易。[6] 公元5—6世纪时，帝国的继承者———东罗马帝国，农业、手工业继续发展，国内外贸易更加发达，罗马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古罗马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直接导致社会生活与经济关系的纵深化、复杂化发展。此时罗马社会上借贷、抵押、租赁、买卖已相当普遍，经济主体（自然人、法人等）之间因经济往来而出现的纠纷也日益突出，这一切都需要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来规制。罗马法正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才能有的放矢地对商品经济中最本质的关系作出规定，因为任何一种法律“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7] 这说明，罗马法所以能够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第一部比较完善的世界性法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发达商品经济的需要。换言之，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罗马法发达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

三、自然法是罗马法的思想源泉

罗马法的进步和发展与自然法的影响关系重大。自然法的概念最早由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提出来，其后斯多葛学派对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罗马共和国末年，自然法思想从希腊传入罗马。到罗马帝国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并与法律发生了密切联系。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西塞罗之后，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等罗马法律人也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倡导者。

自然法是罗马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显著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法律，是一种理想色彩的观念体系，基本原则是理性、平等、自由和正义。西塞罗说：“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合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它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8]

正是在自然法理论的指导下，罗马法才得以理性地迅速发展。这反映在适应各民族的法律———万民法的产生。可以认为，万民法正是自然法理性、平等观念在实在法中的贯彻。随自然法观念的深入，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区别逐渐消失，统一于公元212年。诚如梅因所言，“从整体上讲，罗马法在改进方面，当受到自然法理论的刺激时，就发生了惊人的进步”。[9] 的确，罗马法成熟的黄金时期正是自然法在罗马最活跃的时期。显然，罗马法是从自然法的发展和成熟中获得思想源泉的。

四、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是罗马法发达的制度保证

人类历经世代的发展史显示：法律要在社会现实中得到实现，必须以民主政治机制作为制度保证；而专制体制所需要的不是法律，是以暴力为支撑的权力。这就是人类社会运作的基本游戏规则。

波利比乌斯(PO1YBIUS)在其名著《历史》中，将早期罗马在短期内得以强盛的原因归结于其实行了一种优良的政体，即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政体的因素和优点结合起来，实行混合政体，从而克服了政体循环所带来的动荡不安。波利比乌斯曾详细考察了古罗马时期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权力，其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变革为古罗马时期这三项基本的政治制度结构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他不同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主要思考的是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的混合与平衡，波利比乌斯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权力的混合与平衡。这种国家权力体系各组成部分和机构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才真正属于古罗马共和体制的本质与特征。

米辰峰先生也在对比同时期东西社会发展历程后发现：古罗马发展、形成了特有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帕特里丘斯贵族”和“普布兰斯平民”两大集团）并列和权力分享机制，奇特的无冕之王保民官制度，以及多个议会和官职分享国家权力的分权体制，并最终确立起分权制衡的“共和政体”。[10]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机制下，罗马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分配和平衡，社会行为的规范，以及社会纠纷、社会矛盾的解决都更多的依赖于理性与正义的化身——法律。这也正是罗马法、罗马法律人能够迅速发展，不断完善，并最终繁荣，达至人类古代法律光辉顶点的制度保证之所在。可以说，没有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罗马法不可能发展和完善到如此辉煌的地步，更不可能能够穿越时空的限制，演为数千年来全世界人民共享的法律瑰宝。

五、罗马法律人的卓越贡献

罗马法发达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罗马活跃着一个成熟的法律人共同体。有法谚曰：“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 [11] 罗马共和国后期，“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 [12] 归纳起来，罗马法学家的贡献主要有：[13]

一、从事理论活动，著书立说，开展法学研究。罗马法学家著作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为世界上所罕见，特别是罗马法的“古典时期”。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编纂《学说汇纂》时就参考了二千多部法学著作，这还只是罗马法学家的部分著作。罗马法学家从理论上探讨了法的本质，法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对法律作了精辟的定义，还首次阐明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及划分的标准。正是罗马法律人的理论活动，使罗马法沿着理性的轨道日益向着抽象化、精深化、体系化发展。

二、积极参加法律实践，将法学理论贯彻到社会生活。罗马法律人没有满足于理论上的成就，而是积极投入到各种法律实务中，用自己的行为践行着罗马法。罗马法学家往往既是积极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又是国家的立法、司法活动的参与者等。当时有名的法律人除积极协助国家进行立法工作外，还担负着解释和答复法律上的疑难问题、指导当事人起诉等任务。公元426年，东、西罗马颁布《引证法》，宣布帕

比尼安等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和著作以及连同被他们引用过的其他法学家的著述具有法律效力，是罗马法的重要渊源。正是有这样一个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法律人群体，罗马法才得以在系统性、完备性等方面不断提升，成为古代社会最为发达、完备、精深的法律体系。

三、开展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才。共和国末期，罗马法学家获得了举办法学教育的权利。此后罗马法学家便广收门徒，传道授业，为罗马培养了大量精通法律的专业人才。罗马法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办案实际能力，除讲授理论知识外，法学家常令学生参与办案，以使教育联系实际。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法学人才，不仅通晓理论知识，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罗马法律教育的发展，使得罗马法律界人才辈出，各种学说相互竞争，不同流派相互对峙，使罗马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完善和繁荣，并经受住了时间与空间的考验，演进为世界性的法。

综上所述，罗马法正是以罗马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为前提，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条件，充分吸收自然法的思想成果，通过罗马法律人的积极行动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并通过分权制衡的政治构架最终实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罗马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历经千年流转仍勃勃生机，最终成就辉煌的罗马法神话。

参考文献：

[1] 江平、米健著，《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2] [美] 莫里斯著，王学文译，《法律发达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3] 马克思《马克思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4] 李柏光《市民社会：结构——功能的分析》，载《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5] 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9页。

[6] 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7] 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122页。

[8] (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1页。

[9] (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页。

[10] 参见米辰峰《多元并存与分权制衡：古罗马社会结构政制机制初探》，载：《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1] 周楠著，《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12] 马克思《马克思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页。

[13] 参见谭建华《罗马法发达之成因探析》，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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