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论析

中图分类号:B 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2)06-0055-05

　收稿日期:2002-06-08

　作者简介:刘秀萍(1967-),北方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聂锦芳(1966-),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论析

□刘秀萍1

　聂锦芳

2

(1.北方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44;2.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摘　要: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70年代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80年代的“新发展观”、90年代的“文明冲突论”等理论形态的更迭;此外,旨在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颠覆”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以其鲜明的特征为发展理论带来新的景观。这些学说或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学”特征,拓展了发展问题的界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是这一发展进程在理论上曲折的反映;然而,它们在发展观上所达到的科学程度是有限的,其走入误区的症结就在于:研究视角的单一与框架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及学院式研究成果缺乏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等。关键词:发展;现代化;发展观

一、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嬗变的历史轨迹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 heory )又称发展学或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y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社会科学分支,其主旨在于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示向。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发展学家们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世纪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基本的立论依据,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为基础,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法、德等国的历史经验作了分析,探讨了现代化的动力、特征、模式等问题,形成了包括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在内的早期发展理论。

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等。他们把“发展”视为经济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刘易斯主张把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工业部门,通过资本的自身增殖推动工业部门比重的上升

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1]

但对于有限的资本来

源于何处,又如何实现自身增殖等问题,刘易斯做不出明确的解释。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以刘易斯的理论为基础对二元经济的发展道路及其动力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他们肯定了工业的重要作用,同时特别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提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2]

应该说,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当他们试图进一步回答劳动生产率怎样才能提高时,又回到了刘易斯投资决定经济发展的老路子上去了,实际上重新陷入了迷途。

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注意到了发展经济学只注意发展的经济内涵的偏颇倾向,试图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为样板,并从社会进化论角度描绘出一个内容更加宽泛的现代化图景。美国著名

社会学家、现代化理论的开山始祖塔尔考特?帕森斯认为,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那一套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向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美国化。[3]

我们看到,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尽管立论角度不同,但两者本质上都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近代以来西欧、北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单层次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归纳,并且把所描述的经验事实视为现代化的最佳模式和落后国家学习的样板。正因为如此,以这两个流派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理论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早期发展理论的立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许多观点也受到了“修正”乃至否定,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进入到新的演变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和模仿战略的影响下,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社会系统功能失调,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拉大,使人们不得不对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过程及其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发展理论家们也开始把考察的视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向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出现了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新的发展学派。依附论把西方发达国家叫做“中心国家”,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叫做“边缘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边缘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基础上的,并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性和从属性。因此,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脱离西方控制,实现自主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全球视野,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统一的大体系来考察,探讨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条件,分析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

与早期发展理论相比,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的原因,表达了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发展主体地位的深切关怀。然而,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中仍然只有一个主体、一个中心,第三世界很难摆脱受控制、受奴役的地位。这种发展观是不完善的。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由于西方工业国的经济衰退、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兴起,以及一系列内外矛盾的激化,经典发展观和现代化学说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批判;同时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对传统工业化造成的弊病进行反思,认为工业化不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于是“发展”的内涵突破了早期阶段的狭义性,逐步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诸层面。

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发展观,即以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的增长观念开始形成。法国学者F.佩鲁较早提出这种新发展观,他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上重新审视社会发展问题,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认为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中,文化价值起决定作用,它决定加速或减缓增长的必要性,并检验增长目标的合理性。罗马俱乐部前主席A.佩西也明确指出:“任何进步(不论是科学进步还是其他),如果不同时使道德、社会或政治也取得进步,即就毫无价值可言。”这种新发展观把人的发展作为核心,引入了新的价值参照系,凸现了原来隐藏在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是西方学者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异化进行批判性反省的结果。

佩鲁等人将发展视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过程,这必然要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世界总体的发展中,各种文化、文明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一关系又在当代全球的发展中居于何等地位?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作了阐释。他认为未来全球发展的基本模式,不再是“西方中心论”或任何单一主体论,而是多极主体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而未来走向的核心方面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将文化的因素引入对社会发展的诠解中,显示了当代发展观向更隐性层次的深化和拓展,他确认了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发展中与西方文明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顺应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但仔细分析,他立论目的仍是为了“西方的利益”,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文明间的主要关系是冲突、对立,他没有认识到不同文明、文化之间还有和平交往、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导致了他勾画的全球图景与全球发展的实际格局有明显的矛盾,因而颇遭非议。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发展的诠解

除了公开以“发展研究”自命的上述流派,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对现代化、发展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与论析。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产生了关于现代主义的“危机”与衰落的论调。从理论的直接性上看,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用后现代主义的术

语说就是“颠覆”与“解构”。

现代主义观念体现的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最能刻画这一点是两位伟大哲人的两句格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前者否定了上帝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的谬说,把人的存在的证明建立于人自身、人的自我意识之上;后者则表明理性不是用于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而是为了认识自我、控制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这就揭示了人的至上性和理性的工具性。

现代主义解放了人的个性和尊严,引发了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工具体系的建立。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主义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杀死上帝”之后,开始“牵制”人类自己了。具体地说,科学技术在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给人类的幸福带来巨大效应的同时,也开始越出自己的适用范围,将自身的思维方式、操作方式变成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楷模和终极标准。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之所谓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形态的“牵制”。更有甚者,商品和金钱成了一切价值标准的终极裁判,思想、道德和精神都丧失了自身的标准。换言之,人“平面化”了、异化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义的误区就在于,盲目地相信只要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就可以据此来改善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后现代主义所要摧毁的,就是用这种理性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形而上学信念。

在发展观上,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三种值得关注的观点。

一是“后工业社会文化矛盾论”。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喧嚣声中就发出异样的声音,他透过大工业生产的高效高能,看到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并将这种社会命名为“后工业社会”。1973年,贝尔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主义文化。1978年他又推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更进一层地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他认为现代主义付出了重大代价:失掉了文化的一致性;颠覆传统文化秩序的同时,也影响了文化标准本身;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以至消融;整个社会向享乐文化偏航。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们感觉方式的革命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

但实际上,反文化也被证明是银样蜡枪头,它试图把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推出一个现时遂愿、夸耀炫乐的世界,结果既未产生什么文化,也没能反掉任何东西。看来,走向后现代主义并非人类的福音,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获取的并不是灵魂的栖居,而是一种灵魂的虚空。怎么办?贝尔在其晚年殚精竭虑,为步入后现代社会的人类找到一条精神救赎之途:向后工业社会的“新宗教”回归,通过传统信仰复兴来拯救人类。这便更加虚妄。

二是“发展所导致的衰落综合症”。奥尔利欧?佩奇1968年创建罗马俱乐部后,集中一批世界有名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未来学专家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和“发展困境”作过广泛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报告,并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世界性疑难问题”,剖析了现代人类的“衰落综合症”。[4]概括地看,罗马俱乐部所论及的现代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可分为三类:一是国际社会的“困境”,主要指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磨擦、冲突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的抗衡问题,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问题,克服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即全球性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等。二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困境”,主要指全球普遍存在的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粮食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三是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困境”,主要是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进步、人口发展、道德信念、健康与人格发展等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然而对于如何解决这种全方位的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也乏术可陈,其提出的“零增长”模式既不切合实际,也太悲观。尽管在晚年,佩奇悲观论调稍有改变,提出“实施全球性的政策和战略、把世界引入可梳理的状况、学会如何治理世界须先学会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等观点,但这些想法还是过于宏观与抽象,于事无补。

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论”。哈贝马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完整的危机论体系,但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批判性的解构,还致力于建设性的重构。因此,与他的危机论相辅,他还提出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的变革方案,探讨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的“动因”(为什么要变革)、“目标”(通过变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体”(依靠谁去进行变革)、“对象”(究竟变革什么)、“道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变革)的完整方案。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

并不根源于“无产阶级的贫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革命化的条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在这一社会中“乌托邦力量”已经“穷竭”,“理想主义已被现实主义所取代”,因此不能在“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基础上去寻找新的革命动因,而应着眼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与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化的矛盾,揭示人的本质遭受压抑,人的交往行为被扭曲的病症。于是在变革的目标上,他反对把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作为目标,主张把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目标,即让对话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求得相互“谅解”,也就是说使交往不受限制,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里。在变革的主体上,他否定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把新左派当作新的革命主体,并主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即“是补天而不是拆天”。在变革的途径上,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二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其中,建立道德规范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万应药方,而一种万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环境”的建立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决定因素。

哈贝马斯的变革方案,体现出一种建设性向度,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方案本身却仍是缺乏实践基础的理论推演。另外借口时代变化否认“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对解释当代社会问题的有效性,表明了哈贝马斯根深蒂固的理论偏见;而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奢谈主体间的对话与交往,则更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三、西方发展理论的总体特征与困境

无论是拉起旗号、公开榜示的“发展研究”,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涉及的众多的问题,都反映了当代西方学者对社会发展的强烈关注。

首先,我们看到,西方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学”特征。他们反叛传统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哲学思维方式,将现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兴起,原因就在于学者们看到了二战后刚刚从长期的殖民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民族和国家,尽快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成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论在指导发展实践时,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又促使西方学者注意到,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进化过程,从而他们的发展观也由单纯经济增长论进入到全面发展的理论。后现代主义则是在工业发展登峰造极、理性逻辑试图僭越一切的景象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了自己的反叛。遗憾的是,他们在一针见血地揭露问题、酣畅淋漓地分析问题的同时,又陷入问题的汪洋大海之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其二,西方发展理论拓展了发展问题的界域。早期发展经济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现代化进行了分析;60年代后在突破只对发展过程的某一方面做粗泛的宏观分析的旧框架之后,又开始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化学等多种学科角度进行探讨,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分支和流派,如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文化发展观,以及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有的学者还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做了具体的个案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后现代主义则以其融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为一体的特征,更宽泛地涉及到很多深层的问题。这些都使西方发展理论自觉不自觉地达到了过去不曾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比如,在发展目标上,几经波折,发展学家们终于认识到:无论是经济目标、政治目标还是别的,目标的实现与否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问题;在发展道路上,提出一条突破“西化论”和“本土论”而建立一套科学的“普遍化”的发展理论体系的思路;在发展模式上,也开始摆脱对模式的盲目崇拜,而更注重它的方法论意义。

其三,西方发展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是这一发展进程在理论上曲折的反映。以发展观念为例,作为发展理论和发展科学的前提与核心,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第一阶段,是从发展的客体论到发展的主体论,即从把发展归于人之外“物”的发展观转向以人本身的现代化为发展动力和根本标准的发展观;第二阶段是主客体相关论,包括“中心—边缘”理论或依附论以及佩鲁的发展主体、文化价值和世界交往的整体结构论;第三阶段是从消极的多极主体交往所造成的“文明冲突”转向多极主体模式所体现的全球化发展理论。之所以发生这种嬗变,就在于20世纪现代化实践宣告了下列观念的破产:把增长等同于发展,以经济取代其他方面,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建构框架用来指导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对人作抽象化的理解,对人的现代化的判定脱离了本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的主体地位、发展的内生性持否定态度,或者希望第三世界摆脱奴役,支持其为争取自己的主体资格而进行斗

争,但又不相信其自主发展的能力;将发展问题视为文化问题,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冲突,陷入文化绝对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实践在使上述发展观破灭的同时,呼唤一种多元化、平等性、开放性、交往性的发展观,使世界能在一体化进程中呈现出飞速发展而又多姿多彩的画面。

当然,西方发展理论在发展观上所达到的科学程度是有限的,他们触及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常常是现象罗列、平面化议论、情绪化指责,多数分不清主要与次要、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他们也提出一些方案,但这些方案多是由此及彼的理论演绎,缺乏实现的基础,也缺少必要的手段;在发展理论的建构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模式,但又陷入了新的困惑,正如一位西方发展学家所说,发展理论“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解答,然而每一个答案本身又是一个引起许多争议的问题”[5]。

西方学者研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问题,极易陷入这样两种误区:一是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成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经济增长之所以长期受到发展学家们的青睐就是这一原因所致,而当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犯罪、吸毒等问题成堆时,他们又把社会发展归结为道德与秩序问题。其二是总从自己国家的观念、习惯出发,认为自己的即是最好的,总是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与别国的情形。西方学者越到后来越感到“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对其学说有所变更,但根本上无法拔出这一泥淖。这种研究框架与视角上的痼疾归结到方法上便是形而上学的机械性、片面性与极端化。再从西方发展学家的身份看,他们大多是学校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因其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在学院度过,他们的研究也就充满了学院式的特征。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精确的数据、明了的图式、严密的逻辑推导,而这些也不能说全是凭空臆造,但它们与现实之间的诸多中介环节却并不为发展学家们所重视。因此,当他们直接面对现实时,常常力不从心、沦为空谈。可以说,缺乏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是当代西方理论的一大通病。

参考文献:

[1]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C].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4.17.

[2]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9.

[3] A.Hoo gv elt.The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M].M acmillan Publisher s L T D,1978.

[4]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罗

马俱乐部主席的见解[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1985.41-84.

[5]Bjo r n Hettne.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M].Helsing bor g,1987.7.

(责任编辑　袁吉富)

Abstract:　In its half a century’s evo lution,t he mo der n theor y o f w ester n development has go ne t hr oug h the a lter natio n of a number of the or etical fo rms,namely,t he development eco no mics o f the1940s,t he mo der nizat ion theor y of the1950s, the att achment theo ry and w or ld system theor y of the1970s,t he new development t heo ry of the1980s,as w ell as the the-or y o f civilizat ion conflict o f the1990s.Besides,po st-mo der nism,w hich aims at co r recting,ov er tur ning and disinteg r ating moder nizat ion pr oblems,br oug ht dev elo pment theor y a new appear ance w ith its distinct features.T hese theo ries and doc-tr ines w idened t he scope o f dev elo pment issues and confo rmed to the stream o f so cial development pur po sefully or inadv er-tently and theor etically reflect ed this st ream.N ever theless,the scientific deg ree that these theo ries and do ctr ines r eached in the o utlo ok of dev elo pment is limited.T he cr ux of t heir pr oblems lies in the sing ular ity and nar ro w ness of their resear ch perspect ives and fra mewo rks,the metaphysical tr aits o f their r esearch met ho ds,and their inability to tr ansfo rm resear ch pro ducts into pr actice.

Key words:　dev elo pm ent;mo der niza tion;the outloo k of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