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利益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农民工利益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农民工利益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贫困问题

中国城乡贫困问题 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2) 汪天平3007208218 李佳悦3007208203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以上看我国的城乡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而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不可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

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三产互动促进农民增收的调研报告 近日,市政协组织了调研组,对我市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调查,我市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2748元,提高至2003年的3556元,年均增长4.4%。全市农村税费改革后,当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83亿元,人均减负率达65%。 一、农民增收现状 近年来我市农民收入虽逐年有所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三农”问题日显突出,主要表现在: 1、城乡居民收入反差大。从1997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七年共增加808元,年均增长4.4%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3923元,年均增长9.6%,两者相差5.2百分点。两者增量比较,前者是后者的4.9倍。 2、农民增收渠道少。据调查,我市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于种植业,从乡镇企业及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减少,2003

年农户经营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5%。个别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烟叶,收入结构单一,万一烟叶滑坡,就难以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3、农业增产不增收。据调查,近年来,农业技术没有新的突破,粮食及经济作物的品种没有更新,虽然农产品在量上有新增加,但由于品质结构没有改善,优质农产品少,市场卖价低,造成增产不增收。 4、农民收入不稳定。近年来,由于水灾、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加上市场价格波动大,农业是弱质产业,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能力弱,给农民增收造成不稳定性。 5、农民收入不平衡。调查中发现,凡文化程度高,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多数从事二、三产业致富;而从事纯农业的农民多数文化程度低,增收渠道窄,外出打工的机会少,家庭收入低。调研组在市区对近郊4个村11家农户进行调查。这里条件虽相对较好,但人均收入只有2570元。大田县目前农民人均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村有34个,3.07万人。 6、农民收入入不敷出。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农民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农民收入基本只能养家糊口,生活并不宽裕,有的还比较贫困。特别是农村医疗、教育和人情费支出不断加大,造成收支极不平衡。如现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生小病一般不敢上医院求医,若遇大病就得举

关于信任的文献综述

研究背景 研究意义 文献综述 概念界定 信任 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信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行动者通过对人对物的认知累积、在互动过程中面对风险或困惑时的选择,是一种冒险、投资、期望或判断,发源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变化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 韦伯:特殊信任-普遍信任 齐美儿:坚信 卢曼:人际信任-制度信任 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众在期望与认识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政府信任高低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 腐败 腐败的定义不仅仅局限于它对公共权力滥用,对公共职位的失职,而是将其视为是对于社会法律法规和道德原则的违反和背离。因此,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越轨行为,这是一种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违反社会中法律法规及道德原则,不合理使用自身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其行为主体就是掌握公共权力和资源的公职人员。 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 国外对政府信任的研究的主要着手点是腐败,8篇外文文献中有6篇直接研究腐败现象,探讨腐败行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1篇研究丑闻对政府和制度的侵蚀作用;1篇研究特定环境下教育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国外研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腐败带来的负面效果。L Ionescu(2013)认为,腐败对人际、政府和机构间的信任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对宏观和微观经济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制约了GDP的增长以及福利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进行。丑闻是腐败的派生物,丑闻对于政府和政治机构同样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作用形式为降低对政治家和领导人的看法。Shaun Bowler和Jeffrey A. Karp(2004)通过对美国和英国数据的分析,将公共机构的评价与机构本身的行为联系起来,通过建立公共评价模型与英国数据的模型进行对比,得到更为广泛的结论,丑闻是导致政府信任程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Park H 和Blenkiasopp J基于在韩国收集到的数据作了透明度和信任在政府腐败与公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间关系和发生的作用的研究,指出腐败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通过透明度和一定程度上的信任调解。 更多的学者通过地区性的腐败现象说明腐败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Juha Tapio K??ri?inen在16个欧洲国家中进行了经验观察,旨在找到公众对警察信任程度产生差异的背后的原因,认为社会资源投入公共秩序和安全领域的程度的提

债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债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 最早的罗马法,认为债是连结债权人和债务人之法锁,如果变更任何一方,将使债失去同一性,因此否定债权转让。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债权人变更,为因应此种需要,罗马法最初采用了因债权人交替之更改、诉权之让与及以收取债权为目的之为自己之委任等制度,逐渐地债乃法锁的观念发生动摇,债权转让获得承认。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债权转让为资本流动所必需,因此债权转让不仅被广泛承认,而且允许转让的范围与自由也不断扩大。[1]我国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均规定了合同权利的转让,为相关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实践总是走在立法前面并且是丰富多彩的,不断地提出挑战,因此,在理论上对债权转让加以研究,为司法者提供参考,具有很大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一、关于债权转让的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了合同权利的转让,但是,我们知道,合同之债仅仅是债的一部分,按照债的发生根据划分,除了合同之债以外,还有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那么,债权转让的对象只是合同权利,即债权转让范围是否仅限于合同债权?其他债权能否作为债权转让的对象,也就是说是否属于债权转让的范围?自然也就作为问题显现出来。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支持前一种观点,也有人支持后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债权转让的范围不因仅限于合同权利,其他债权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宗旨下也可转让。理由如下: (一)债权的本性决定了债权转让的对象不应仅限于合同权利。债权的核心是财产权,具有价值性,在市场经济社会,债权的流通成为满足当事人利益的必然要求。正如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所指出的,债权表现的权力欲和利息欲,在今天都是经济目的。债权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经济价值不是暂时地存在于物权,而是从一个债权向另一个债权不停地移动。[2]因此,除了少数不以经济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债以外,原则上均具有可转让性,除非受到法律或当事人约定的限制。如《俄罗斯民法典》规定,属于债权人的债权可以根据契约或者法律移转于他人,与债权人人身不可分割的权利,包括抚养请求权、因对生命或者健康损害而引起的赔偿请求权不得移转。[3] (二)债权转让一般无损债务人利益。对于债务人而言,债权转让的结果是其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发生变化,义务内容与原债务同一,责任限度也仍然在原债务限度之内,也就是说,债务人向受让人所承担的责任无论在质与量方面,和向原债权人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区别。“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4] (三)并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合同权利的转让,没有规定其他债权的转让,但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一概禁止合同权利以外债权转让的结论。因为,《民法通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没有充分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施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措施,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所以,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影响 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及家庭收入增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情况看,边远地区、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居多。这些地区都有生产、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教育文化、工农业不发达,信息闭塞、商业网点不健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不畅,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微薄的特点。这些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也是扶贫开发项目效益低下的最直接原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几乎都在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所以,中国的贫困明显带有区域性的特点,并且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包括其中,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各种自然灾害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由于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东、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富裕程度的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多,比重大,程度深。贫困人口比例在全国约占到8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约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

农民增收问题论文综述

中国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增加农民收入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新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相关学者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了详尽的分析。【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必要保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农村、农民也已摆脱了贫困状态,基本实现了小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呈现出一片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渐凸显。为此,很多学者关于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见解。 农民税收政策对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村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终结了实行2000多年的农业税。相关学者关于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提出了相关的看法。戴天放①研究认为取消农业税在短期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相当明显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其长期趋势却表现为农民增收效应递减,主要是农业税减免引起市场交易成本如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增加和引起政府农业服务职能萎缩等。贺景霖②分析了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税费减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业税取消后,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但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 ①戴天放,罗莹.取消农业税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报,2008,20(11):148-151 ②贺景霖.农业税费减免周口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J].2008,25(6):118-120

基于信任机制的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算法研究文献综述(全)

基于信任机制的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算法研究文献 综述 一、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把我们带进了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信息的同时呈现,用户很难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传统的搜索算法只能呈现给所有的用户一样的排序结果,无法针对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提供相应的服务。信息的爆炸使得信息的利用率反而降低。同样,随着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网站在为用户提供越来越多选择的同时,其结构也编的更加复杂,用户常会迷失在大量的商品信息空间中,无法顺利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 个性化推荐,被认为是当前解决信息系统超载问题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推荐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代替用户去评估其从未看过的产品,使用户不只是被动的网页浏览者,而成为主动参与者。准确、高效的推荐系统可以挖掘用户的偏好和兴趣,从而成为发现用户潜在的消费倾向,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个性化推荐系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营销手断,更重要的是可以增进用户的黏着性。但是推荐系统存在各种缺陷,Rashmi等人提出,相对于使用推荐系统来说,人们更愿意从自己认识的朋友或者熟悉的人那边获取推荐信息[1]。这体现了在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更加倾向于从自己信任的人获取推荐信息。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包括个性化推荐系统的概述、常用的个性化推荐系统算法分析以及信任概念、信任模型。 二、个性化推荐系统概述 个性化推荐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系统的正式定义由Resniek&Varian在1997年给出: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系统是利用电子商务网站向用户提供产品信息和相关建议,帮助用户决定购买什么产品,通过模拟销售人员帮助用户完成购物过程的系统。这个定义现在已经被广泛的应用。推荐系统的使用者是用户(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用户),推荐的对象是项目。项目是推荐系统提供给用户的产品和服务,也即最终的推荐内容。 个性化推荐系统是指根据用户的兴趣特点和购买行为,向用户推荐用户感兴趣的信息和商品。它是建立在海量数据挖掘基础上的一种高级商务智能平台,以帮助电子商务网站为其顾客购物提供完全个性化的决策支持和信息服务。购物网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 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 (一)政治信任的涵义 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宋少鹏、麻宝斌, 2008)。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沃伦, 2006)。奥弗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 (1)公民彼此间的信任,这在社会资本研究的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的阐述; (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这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3)政治精英对其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Yang, 2005)。其中,第二个维度的信任即本文所提到的政治信任的涵义,即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但是政治精英只是政治系统中的一种。 卢曼(2005: 73)所言,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文献肯定了政治信任或是不信任这种态度的存在,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信任被看成是和不信任相反的,就像是一盏灯,或者是亮的,或者是不亮的一样。”(Tucker, 2004: 53)由此导致了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到一种二元的分析框架中。但有趣的是,哈丁直接指出了这个议题的荒谬性:“有关当代社会公民应该信任政府(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的话,那么要么公民要么政府中的一方就是有问题的)的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同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沃伦, 2004: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增加农民收入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新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了详尽的分析。 [关键词] 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必要保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农村、农民也已摆脱了贫困状态,基本实现了小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呈现出一片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渐凸显。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农民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水平。江宁区也同全国一样,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据目前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自身因素 等。 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转让,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抛荒)和有人无田种的怪现象。个别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示范”旗号,转租农民承包田,变“示范园区”为部门和单位增收的“小金库”。另外,还有的以发展为名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如某某专业种(养)植园地等,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从全国来看,1991年~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七五”期间为5.3%,而“八五”期间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门受到金融体制的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局部地区又回到了“刀耕火种”时代。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其一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费用。有统计资料表明,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供养人员的71%,而财政收入只有全国的21%,七站八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因官设位,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江宁区乡镇由原来23个减为17个,行政村由343个减为248个,精简各级干部1000人,为此每年可减少农民负担3000万元。其二是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人数中70%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虽由中央、省、市、县、乡镇几级共同承担,但乡镇承担高达78%之多,而最终农民承担达80%左右。其三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农民除应缴农业税等外,基层政府和各部门乱开口子,巧立名目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市场因素。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面对市场,应对国际农产品出口竞争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从客观上讲,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震荡,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占比是3∶7,而农产品是7个人生产,3个人消费,卖方市场自然转向买方市场。“卖难”现象尤为突出,依靠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潜力极其有限。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生产上注重的是数量上的扩张,而忽视质量上的提档.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数额有限。从主观上讲,在生产和经营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单兵作战,而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冲击。

研究综述的几个基本问题及范例

研究综述的几个基本问题及范例 ●研究综述的几个基本问题 研究综述,又叫文献综述。 对综述的理解和表述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综述,就是根据需要,把收集到的反映某一时期、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或某项课题、某项研究在某一时期内的研究发展状况、研究成果的材料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整理、分析、研究而写成的综合叙述。它的特点是“述而不评”,即不加评论地综合介绍已取得的某一专业、学科、课题、专项研究的实际情况或研究成果,属于三次文献。另一种认为:综述,是对大量文献经过阅读、思考后,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再把这些看法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就是综述。它不仅仅是对文献的综合概括,而且在表述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评论、观点和见解。综述的信息量大、覆盖面广,能真实地反映某一学科、专业、课题项目研究的整体状况,参考利用价值高,特别有助于研究人员开拓视野,把握关键,做好选题,避免重复,节省时间,利用线索,深入研究。 一、综述的类型 综述一般有以下几种: 综合性综述。是指根据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某一问题、某个会议等文献材料情况作出综合性的叙述。如某一学术会议的综述,就是根据某一学术会议的大会发言材料、上交的论文材料,以及讨论情况而写成的综合性报告。 专题性综述。是指对某项课题或某项研究的研究状况或研究成果的系统阐述。如撰写某项课题研究的综述,可在全面系统地介绍该课题的研究背景,主要解决的问题,研究过程的方式、方法,当前研究的进展情况,或已取得的成就,在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该项成果的各种意见和看法等如实叙述出来。 文摘性综述。是根据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某一问题、某项研究在某段时间发表的文献信息内容,用少量文字摘录出来,然后按一定的顺序进行综合排列和叙述。文摘性综述要求逐一标注所引用的文献。 二、综述的基本内容、结构与写法 1、综述的基本内容 一般来说,综述要包括以下内容:标题、综述的主要问题、原因、目的、使用对象、收集资料的范围、主题内容,文献材料的主要观点、成就、各种看法、发展趋势、基本结论、附录、作者等。 2、综述的基本结构与写法 (1)标题。标题应是综述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能鲜明地表述该综述的主要问题,重点一目了然。 (2)提要。简单扼要地阐明本综述的主题内容,包括目的、背景、意义、现状、解决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以及本综述所收集的资料的范围和来源。 (3)正文。是综述的主要部分,必须全面系统地从各个不同的面把所收集到的文献材料的观点、做法进行详细的叙述,包括所要叙述的某个学科,或某个专业、某个课题、某项研究的历史,目前状况,主要观点、措施和方法,突出成果、发展趋势,并综合阐明各种不同观点,还有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等等,让读者对他所要了解的学科、专业、课题或研究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4)结束语。是作者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及综述的主题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并概括性地阐明该课题研究的意义,尚待解决的问题,发展趋势等。 (5)参考文献。一般来讲,要求详细逐一列出本综述所引用、参考的文献,也可以在综述过程中引用的时候加以说明材料的出处。标引参考文献要符合国家著录标准,标明作者、篇名、出版单位、时间,等。 综述可在标题的下面或全文的最后标上作者的姓名。 3、综述应注意的问题 定好题目。定题前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选取当前读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充分考虑它的时代性、针对性、创新性、理论性、学术性和价值性。 选好材料。确定主题后,迅速确定收集材料的范围、检索途径和方式方法,尽可能做到大量地占有较全面、系统的,与主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人力资源外包 Lever觉得外包是一种管理策略,将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专家执行,使公司能专注于本身核心业务发展,以提高竞争优势[3]。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则是一种特殊的外包形式。greer认为,外包是由外部伙伴在重复基础上从事原来由企业内部从事的人力资源任务[4]。 对于人力资源外包,许多国外学者认为,对许多企业来说,外包浪潮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性很强,往往对适合的企业才最好。 在总结外包优势的基础上,Rodriguez和Carlos指出与专业的雇佣组织签订合同来处理企业的人力资源职能是一个可变的结论,专业雇佣组织可以与他的顾客建立一个雇佣合作关系。Greet认为有五项竞争因素使企业将人力资源部分或是全部外包,分别是企业精简、快速成长或衰退、全球化、竞争增加以及企业再造,而在这些竞争因素背后的根本因素其实就是降低成本与增加人力资源的服务品质。 关于人力资源外包的风险,Quelin认为一个是企业在外包过程中对外包商的过分依赖,他们认为外包后企业就不用再过问这部分工作了,全部由外包商负责就行,很少进行沟通。另外一个是外包商的工作效率及能力不能达到既定目标,影响组织绩效的完成,把工作交给外包商后,企业失去了对这部分工作的控制,至少不能完全控制,于是当外包商的能力及效率不能达到原来期望的时候,就会

影响企业的整体绩效。Bahli,Bouchaib等根据交易成本的观点,归纳了外包所具有的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有以下两点:交易的不确定性;委托的不确定性和所提供服务的不确定性。 以上研究表明国外的人力资源外包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包决策、外包作用与外包风险上。主要关注的是企业人力资源外包在实际运用中的可行性与实践中的问题。在人力资源外包中引入信任的研究不多。国外学者对信任的研究集中在信任的作用、类型与建立上。这里只摘录其中的一部分。 2)信任 梅耶、戴维斯、斯库尔曼认为:信任是指一方在有能力监控或控制另一方的情况下,宁愿放弃这种能力而使自己处于弱点暴露、利益有可能受到对方损害的状态。Sabel认为:“相互信任就是合作各方坚信,没有一方会利用另一方的脆弱点去获取利益。”胡孔河将信任定义为:在一定情境下,一方凭借自己对对方的了解,认为对方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或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是小概率事件。Robert认为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McKean认为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如果在交易活动中缺乏信任,就必须花费大量资源,进行度量与监督以防受骗。 Sako把信任分为契约型信任、能力型信任和善意型信任,契约型信任是一种依赖契约的信任。契约越细致,越能形成交易当事人的信任。Margreet F. Boersma 等从公共信息考虑,把信任分为能力的信任、承诺的信任和友善的信任等类型[5]。 Nigel Slack等(2002)认为信任有一个过程,从计算的信任,经过认知的信任再到感情的信任[6]。Giddens认为信任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交易双方甚至更多方共同建构起来的;zucker认为信任的出现与这三个因素分不开:制度背

农民增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任务放在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上。发展农村生产力,核心是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来抓。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解决农民持续增收难题,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也是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为此,我们就通许县的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调查。 1 通许县基本情况 通许县总面积767平方千米,总人口63万人,其中农村人口58万人,耕地面积5.5万公顷,辖6乡6镇,304个行政村,5个居委会。2009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96.9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48.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603元,同比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951元,同比增长7.6%。 2 农民人均收入现状 2.1 5年来农民收入情况 2009年全年总播种面积13.0万公顷,较上年增加0.7万公顷,增幅5.97%;其中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5.9万公顷,棉花、花生、瓜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7.0万公顷。在经济作物中瓜菜等高效经济作物占75%以上,复种指数达到2.43。全县春马铃薯―春玉米―秋菜花、小麦―越冬菜―无籽西瓜―辣椒等一年多熟高效种植模式发展到3.3万公顷,较上年增加0.3万公顷,增幅11.1%,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1.1 2005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4669.6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558.7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37.34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208.03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31 3.12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2.0%;家庭经营收入4011.8元,种植业人均收入266 4.84元,林业收入26.33元,牧业收入1088.17元,建筑业收入31.44元,交通运输业收入50.12元,贸易餐饮业收入131.62元,社会服务收入18.11元,文教卫生收入1.16元,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8 5.9%;财产性收入17.24元,占总收入的0.37%;转移性收入81.91元,占总收入的1.8%。 2.1.2 2006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4688.8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695.96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92.63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281.07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322.26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4.8%;家庭经营收入3764.81元,种植业人均收入2679.61元,林业收入39.7元,牧业收入872.23元,建筑业收入41.44元,交通运输业收入49.92元,贸易餐饮业收入6 3.77元,社会服务收入12.91元,文教卫生收入0.08元,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80.3%;财产性收入131.94元,占总收入的2.8%;转移性收入96.16元,占总收入的2.1%。 2.1.3 2007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5621.8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96.43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79.80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389.19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527.44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7.7%;家庭经营收入4496.90元,种植业人均收入2901.61元,林业收入30.21元,牧业收入1338.30元,建筑业收入0元,交通运输业收入34.90元,贸易餐饮业收入318.85元,社会服务收入 3.20元,文教卫生收入0元,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80.0%;财产性收入27.10元,占总收入的0.5%;转移性收入101.40元,占总收入的1.8%。 2.1.4 2008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653 3.4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158.46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12 4.54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50 5.3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528.61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7.7%;家庭经营收入5051.69元,种植业人均收入3039.31元,林业收入7 6.24

政治信任研究(20110614)

政治信任研究 ——北京初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信任的衰落成为西方国家公共治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对4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全球41亿民众对诚信问题存在忧虑,对各类机构的信任程度下降,对政府机构表示不信任的人占到47%。政府信任缺失问题已经对各国政治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2011年初北非各国所发生的政治动荡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于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在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但在经济体制转轨,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有些制度不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再加上政府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民众质疑精神开始浮出水面,质疑的声音愈发增多,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权威性日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政府信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从孙志刚案、SARS爆发初期政府公布疫情不实事件、陕西虎照门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巴东邓玉娇案到听信谣言抢购食盐事件等此起彼伏,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其发展态势基

本可以概括为: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不断延展。而这均反映了公众对政府质疑感和不信任感的增强,积极的一面是它彰显了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是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为社会进步的体现。而消极的一面是它对政府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从而增加了社会风险,使得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显著下降,于2011年3月发生的抢购食盐事件便是例证。 基于上述考虑,对政治信任流失这一现象进行综合审视,归纳其形态和特点,分析其内在机制和演变趋势,对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探究。 一、概念界定 政治信任这个概念由于使用层次的不同,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也有不同的侧重,不少西方学者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中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其研究的范式是参照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因此首先梳理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学者的观点,对研究问题和维度作了基本界分,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参考了我国学者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综合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政治信任更多地被定义为公民对于政府或者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或信念(Easton,1965;Miller,1974;Hetherington,1998;Citrin,1974)。政治信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它指公民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态度(公民所属国家),此可以由对国家政治理念的信任体现出

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研究综述 韩佳宏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 6500092 ) 摘要: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总结与评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该问题研究的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排斥;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9639 (2008) 02-0054-04 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和破解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协调与处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关系,促进城镇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对近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总结与评析,以促进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 1.研究现状 1.1.社会排斥概念的界定 学界目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研究中的社会排斥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王刚认为:社会排斥是部分社会成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使其被排除在主流群体之外的一种系统性过程,其结果是这一部分群体丧失参与主流社会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机会,从而处于一种被孤立、被隔离的状态。 周奎君认为:社会排斥是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排斥。 杨冬明和张卉认为:社会排斥由游戏规则造成,研究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修订游戏规则,使其尽可能惠及下一个社会成员而趋于更合理更公平。 景小芬认为:社会排斥是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集团等施动者的作用而使全部或部分社会成员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 张家伶指出:社会排斥是指由于制度机制系统化地拒绝向某些社会群体提供资源,使之不能完全参与社会生活,因社会制度安排等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过程,国家在一些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上没有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而往往给予了很不公平的待遇,使之处于边缘化状态。 成华威和崔永军认为:社会排斥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排挤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又累积与传递。 李景治和熊光清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各种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 学者章娟认为:社会排斥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而被主流群体排斥及边缘化为劣势群体的机制、状态和过程,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单指物质层面,而且拓展到政治、社会关系、文化和福利制度,以及个人、群体、空间、精神、理与符号等层面;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状态和过程。 1.2.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式 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形式是学术界研究中讨论比较多的领域,研究中主要涉及以下九种形式: 1.2.1.经济排斥。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别对待、消费市场的拒入和经济收入困乏即贫困三个方面。 第2卷第2期铜仁学院学报 2008年 3 月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收稿日期:2007-04-10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参加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农民参与机制研究——社会政策的视角”(批准号:07BSH025)的子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佳宏(1983-),男,云南禄丰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07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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