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

游牧文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及历史根源的探究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像一串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给它自身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在造就自己的同时，也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华夏文明。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灿烂的华夏文明中，昙花一现的游牧文明以其自身的特点，似乎以最恰当的方式适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它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深刻的。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如此，它最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逐渐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只能从民族大融合中找到它的些许痕迹，它留给我们的除了独特的文明，就只有无限的遐想了。

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以华夏文明继承者的身份，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吧。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游牧民族统一中国的历史时期。一个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另一个就是满族建立的清朝。曾几何时他们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令中原王朝闻风丧胆。它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民族的强悍。而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游牧文明的基础上。所谓的游牧文明，就是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建立起来的文明。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

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当《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蒙古族的民间诗歌中，有这样两句诗：“牧人爱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如此直白地表述人们有保护大自然的责任的话语，在农耕文明中是绝难找到的。即便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最倾向于天的道家，也不能如此自觉而清晰地表达出人应当保护自然的观念。这还是在农耕文明的惰性因素没有完全强化，原始采集狩猎文明遗留的及与游牧文明交互影响而存在的活性因素仍旧占有一席之地的先秦时期。秦汉之后，随着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定胜天的观念和消极企求神灵保佑的世俗观念逐渐盛行，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的声音，除了宗教的影响外几乎就不再能够听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难怪有学者慨叹，西方文明的血统来自于游牧文明，只有游牧文明的活力，才能发展出对自由的强烈

追求。

文明对立的根本原因就是粮食，农耕文明种植的作物，较肉类易于储存，因此可以囤积大量粮食，受气候影响小，加速了社会分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而游牧文明存贮的是活体肉类，受气候影响较大，到没粮食的时候为了生存都是迁移到有粮食的地方或直接掠夺粮食和手工艺品，自己本身则没有过多的粮食来支撑社会分工。

对于军事力量上，游牧的生存技能传承，就是练兵的过程，而农耕文明，耕作和工艺的技艺，只能依靠过量的生产来支持相对专业的军队。

游牧文明的代表之一，蒙古族对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和华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没。她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其面积超过汉唐，而另一个游牧文明的代表——女真满族建立的大清朝尽管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然而，她却以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建立的大清朝；统治了几亿汉族人口；打下了仅次于蒙古元朝大帝国的巨大疆土；而且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康乾盛世。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画了个句号。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

12世纪初，女真族异军突起，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并迫使高丽朝贡称臣，在东亚大陆构建起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由金、南宋、高丽三方结成的关系网络中，金军事实力最强，且最具攻击性；高丽为求自保，对金称臣纳贡；南宋偏安一隅，苟且偷安，无意进取。东亚局势的变化，

使南宋对高丽充满疑虑与防范意识，对高丽的政策也愈益趋于保守，宋丽关系渐行渐远，最终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断绝官方外交往来，东亚三国博弈的地区局势遂告终结。

10至13世纪，在东亚大陆以“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区秩序发生裂变。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东亚世界的主宰，而中原汉民族建立的宋朝实力非但不足以制驭东亚地区，而且常常面临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与欺凌。在宋、高丽、辽（金）三足鼎立、彼此制约的东亚地区，任何一方政治力量的消长，都足以引起地区局势的变动。12世纪初女真的迅速崛起就猛烈地冲击着东亚旧有的、以辽为盟主的地区秩序，促使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整合，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最终得以建立。

无论从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上看，游牧文明都或多或少的伴随或者影响相应的那段历史，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突出的作用源于游牧生活内部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十分普遍。而严酷的竞争，却磨练出了坚毅的民族性格。反之，农耕文明却缺乏这样的竞争。而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正是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因此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才有了不屈不挠，勇敢坚毅。在每一次面对外敌入侵时，我们才能表现出视死如归，游牧文明带给我们的潜能也就会随时迸发出来。并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虽然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限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的统治者能让自己的江山万古流芳，尽管它曾经有多么强大，但最终只能淹没在浩如烟海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只能是记忆。但不可否认的是，游牧文明的确为中原的农耕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中

华民族成为具有了一定民族性格的民族。

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伟大贡献，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贡献。而刚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则是创造和支撑中华文明的支柱。如果说华夏农耕民族是创造古代中华文明的脑与手，那么游牧精神和游牧性格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脊梁。

实验小学吴英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