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馥蔚：破产清算案中撤销权与破产临界期强制执行的冲突

破产清算案中撤销权与破产临界期强制执行的冲突

——以某破产清算案为例浅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

甲乙两公司因货物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甲公司胜诉后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获得了乙公司的少部分债务清偿。三个月后，乙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此时，破产管理人能否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关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权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上述强制执行行为，从而收回已然成为破产清算案债权人的甲公司三月前所获得的清偿财产呢？笔者团队近期代理的一起破产清算案中便遇到了上述问题。

要抓住问题的根源，首先应充分理解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的破产撤销权制度。破产法坚持公平清偿原则，基于此而设置的破产撤销权意指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定期间内（学界一般称其为破产临界期）进行的欺诈债权人或者损害对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的行为，有申请法院予以撤销并追回财产从而纳入债务人财产的权利。其目的在于防止债务人在缺乏偿债能力、符合或即将符合破产原因的情况下，通过无偿转让、非正常交易、偏袒性清偿等行为来破坏公平清偿原则、损害其他或整体债权人利益。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分别对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相关行为和六个月内相关行为规定了两类破产撤销权：第一，破产受理前一年内可撤销的债务人行为。《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第二，破产受理前六个月内可撤销的债务人行为。《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子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通过文义解释和比较分析，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五类情形中，“无偿”、“明显不合理”、“担保”、“提前”、“放弃”等非正常概念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反常行为的主观恶意。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破产撤销权的法定行使要件从形式上看则均可归属于客观要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破产临界期六个月内实施个别清偿行为时必须具有主观上的恶意，而是直接推定其存在恶意，即只要客观上符合了上述四个客观要件，破产管理人就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由此，本文案例中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所导致的债务人乙公司的被动个别清偿行为就面临被撤销的风险。诚然，这一相对苛刻的规定是为了充分保障全体破产债权人的整体权益，维护公平清偿的基本原则。但对于债权人甲公司以及做出强制执行行为的执行法院而言，自然是难以接受的。

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讲，破产撤销权源于民法上的撤销权，新颁布的《民法总则》将行使民事撤销权的事由限定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自始显失公平四种情形，而这四类行为无疑都存在主观恶意的因素。因此，破产法也理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而仅从形式意义上理解第三十三条，就会导致仅从程序上考量是否便于法官或管理人判断、操作，而忽略了推定恶意本身的合理性，主观恶意的主体究竟针对的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抑或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两者共同串通的恶意？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仅采用程序判断原则绝不可能完全排除债权人并不知晓债务人已然达到破产临界状态，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债务人达到破产临界状

态后继续善意经营的主观心态，这无疑是为了追求整体公平而忽略了个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既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也背离了《民法总则》确立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回答《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提问时指出：“由于一些债务人出于种种利益动机，往往会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竭力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对个别债权人进行偏袒性清偿，一些债权人也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争夺财产，从而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以致破产法公平清偿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可见，该条文的立法本意也是为了制止恶意清偿的行为。

从做出强制执行行为的法院角度来讲，强制执行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法领域的公法行为，除了执行行为程序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合法性之外，法律对于强制执行行为的否定一般集中在“执行回转”制度领域，而执行回转的原因则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的“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本文讨论的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要件中显然不存在上述情形。笔者以为，破产临界期的强制执行行为实质上也是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从实质上侵害了债权人的整体受偿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承认其可撤销性。但是，若在毫不区分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的情况下就任意撤销破产临界状态下具有公法性质的强制执行行为，无疑会对人民法院公法行为的司法权威产生破坏效果，亦会对愈发紧张的司法资源特别是执行领域极其稀缺的司法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此外，形式意义上理解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也使得善意债权人受偿的到期债务存在可依破产管理人请求予以撤销的风险，从而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的所有交易行为的效力均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这无疑大大损害了交易安全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符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

《企业破产法》出台后，对于上述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均存在较大争议，如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长王新欣教授持肯定观点，认为需要考虑主观恶意因素；而徐根才法官在其实务畅销书《破产法实践指南》中则引用美日等国家立法例，持相反态度。经过各方博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颁布施行使得该问题得以解决。该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增

加了破产临界期撤销权的主观行使要件：“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并在第十六条将客观除外要件明确为三种情形，即“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二）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三）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

由此，我国破产法在立法层面明确了主观恶意是对破产临界期强制执行行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条件。而在实务层面，一方面法院及破产管理人对破产临界期法院强制执行行为导致的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权应当慎重行使，不但要严格审查是否符合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四项客观要件，更要关注债权人在申请执行以及债务人在强制个别清偿时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串通；另一方面，对于律师（主要针对债权人的代理律师）而言，面对撤销权之诉时，则可从主体要件（无证据证明破产受理前六个月债务人已符合破产原因）以及主观要件（强制执行过程中不存在主观恶意：如债权人当时不明知债务人已出现破产原因、债务人在强制执行中的被动身份导致其不具有主观恶意以及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等等）两个角度来抗辩破产撤销权的行使。

注：特此感谢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张漫律师在实务方面进行的有益探讨。

【作者简介：蒋馥蔚：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资产评估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具有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从业资格，擅长金融投资、经济犯罪、商事纠纷、破产清算等类型的法律业务。多次参加高校、行业协会组织的课题研究、论著编写工作，并在各类专业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