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及特点
中国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及特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张神根
※卢锋、刘晓光、李昕、邱牧远.当代中国农业革命:新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系统估测（1952-2011）
【摘要】80年代，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但也走过曲折的历程。?文革?结束以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群策群力，从恢复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抓生产经营管理开始，迅速医治?文革?创伤，恢复生产。在此基础上，大力支持农民的创造和选择，先在微观管理领域取得突破，接着改革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80年代中期，党总结国内外经验，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推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在政治经济出现波动的情况下，党领导进行治理整顿，坚持改革不动摇，最终迎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开创之道不平坦，经验教训犹为珍贵。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流通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
新时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开创了新时期中国改革的成功道路。改革之路是不平坦的，但党和政府推动改革的决心和方向是坚定不移和十分明确的。从发动改革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今天，回顾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历程，总结其中的特点和经验，作为我们今后改革的借鉴，仍然很有必要。
一、1978-1984年：调整经济政策、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
1978年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展开了一场旨在矫正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及与其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业方面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改革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着增加农业投资，较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压缩平价收购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等。
这一阶段，既是国民经济恢复、整顿和发展的转折阶段，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改革是局部地、个别地和分散地进行的，其重心且率先取得突破的是农村改革。?文革?结束后，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其突出，当时有二亿五千万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也是初始阶段农村改革发展的主题。
1、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文革?结束后，广大农村的基层干部、群众都希望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对于怎样发展农业，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存在着分歧。占主导地位的主张是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强调大批促大干，搞?穷过渡?。其结果是，农业生产继续处于徘徊状态。1977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粮食和棉花都比1976年减产。上述?左?的一套虽然不很灵验了，但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列车仍带着?左?的惯性继续向前滑行。另外，从中央到地方，也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在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的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对?左?的一套做法进行抵制。
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针对当时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大力倡导恢复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1977年11月在广东，邓小平指出，民主评分不能普及，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1978年9月在吉林，邓小平强调，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它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他还强调，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2]邓小平的这些主张，是对当时仍很盛行的?左?的一套的有力抵制，迅速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
在邓小平正确主张的影响下，一些省份开始进行恢复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安徽、四川等省就制定了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省委文件。强调要以生产为中心，加强民主管理，改善按劳计酬，落实分配兑现﹔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解决干部违法乱纪问题等。这些地方通过采取上述抓生产和落实自主权等政策措施，开始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生产中见到了效果。
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调整农村政策，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则提出了放松政策、摆稳农民这一头的建议。[3]他们的上述主张，不仅支持了各地的政策调整，也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任务，也提出了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为即将到来的农村改革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全会强调尊重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为农村改革确立了方向。但是，全会制定的促进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以人民公社的存在为前提的，文件重申?不准包产到户?。
三中全会讨论（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25项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措施。主要内容是：提高农、林、畜和水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减少粮食征购指针和缩小农产品统购范围﹔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信贷﹔确立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的地位，任何人不得随意干涉。
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强调保障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和选择权，加强农村基层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使农民在分配方面开始实现多劳多得，并且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有了更多的支配权。
在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政策措施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恢复和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1980年2月，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在中央的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关于农业，他总结道：?去年，根据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我们在全国农村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继续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一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与此同时，我们多进口了几百万吨粮食，降低了全国粮食征购基数，减免了部分农业税，并且，我们还适当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持。?[4]李先念上述的这段话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
在恢复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抓生产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安徽、四川、贵州、甘肃、山东、内蒙古少数省区的部分公社、生产队在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出现，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实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但又突破了三中全会关于?不准包产到户?的具体规定，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需要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就这样突出地将农村改革提上了日程。
2、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农村改革首先从改变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开始，在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初期的核心内容。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到农民的家庭，变集体统一组织劳动和集中管理，为由农户分别承担不同地块的劳动和管理。但是，整个生产的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体组织统一进行。?大包干?，就是农户对承包土地上的产出，不必再交由集体组织去搞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而是直接承担起每份承包土地应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收购任务，并向集体组织交纳土地的承包费。?大包干?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但它破除了在农业生产中滋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所谓集中劳动、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体制，使农户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因此，大包干最受农民的欢迎，包产到户在许多地区试行一段时间后，大都稳定于包干到户这种形式。
但是，家庭经营不符合当时中央的要求。众所周知，部分地区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几次被打压下去，许多人被错误地进行了组织处理。长期以来干部群众谈?包?色变。?文革?结束后，即使在率先调整农村政策的安徽和四川两省，一开始这两个省委的领导也不得不提出要反对包产到户。[5]
三中全会后，形势有了大的改观，总体上有利于改革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
搞包产到户，先是在农村由农民自发地搞了起来，接着得到基层领导的支持。地方同志再向中央提出，并希望得到承认。1979年，在比较早出现包产到户的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同志主张允许个别地区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试验。在试验的过程中，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没有表态。1979年6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当万里再次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时，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6]1979年6月18日，万里征求陈云意见，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7]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对安徽的包产到户试验是非常关键的。
包产到户在安徽部分农村试验的结果是，搞了试验的增产效果都很明显。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乃包产到户。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它一些地方也开始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试验虽然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但在中央并没有得到?正名?，围绕它的争论仍很激烈。1980年，邓小平同志两次就此发表重要谈话。在1980年5月31日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8]谈话旗臶鲜明地支持了改革试验。这个谈话当时就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向下传达，从而对改革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印发了1980年第75号文件，这份文件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认为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二是主张除深山孤门独户、特别困难地区外，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允许继续实行。文件发出以后，许多省委的负责人发表谈话，公开支持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形势朝着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展。
由于1980年75号文件还有很多局限性，中央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推进农村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定颁布了五个著名的?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央印发了80年代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是：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坚持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198 3年初，中央印发了第二个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从理论上阐明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初，中央又印发了第三个一号文件。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是：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决定将土地承包期从原来的三年延长到十五年。这些文件都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
通过以上三个一号文件，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得到基本确立，微观经营体制改革得到顺利推进。这项改革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作为被动体的从属地位，不仅在那些生产生活停滞不前的贫困地区得到热烈拥护，在那些生产发展生活较好的地区，农民由于希望摆脱人民公社的束缚、希望进一步富裕，因此也拥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新时期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制度变革，也是80年代农业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9]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个别地方仍坚持其它经营形式的，党和政府也允许它存在，不搞一刀切，在比较中并存。
3、重建农村基层组织
对微观经营组织进行改革，必然牵涉对农村整个的基层组织的重新改造。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体制，出现于1958年。其后经过反复整顿，但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20多年时间里，人民公社存在的干活大呼隆和分配吃大锅饭等弊端，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速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新政策，开始了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总结。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推广，农户实际上成为生产经营和效益核算的基本单位，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根据这种情况，中央部署对人民公社进行改革。1979年8月，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四川省广汉县进行了改革人民公社的试点。按照党、政、企分工的要求，将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乡政府﹔取消生产大队，改设行政村。随后，吉林、河北、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等省也进行了改革试点。
通过总结地方试点的经验，中央逐渐明确了人民公社的改革内容和目标。1982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指出：?人民公社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将从根本上改变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政社分设更是直接要求改变政社合一的种种弊端。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争取在1984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改变以前农村不同程度存在着的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通知》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
经过两年多的改革，到1985年5月，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完成。同年底，全国共建乡、镇政府91138多个，成立村民委员会940617个。[10]
通过实行政社分设，我国建立起了适应农村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新型组织体系，使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经营体制得以真正确立。实行政社分设，就是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实行政权机构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离，国家政权管理经济的职能同合作经济的经营职能之间的明确划分和明确分工。把人民公社中属于政权的那部分职权分出去，建立乡政府。对于公社原有的经济职能，各地改革形式不一。有的设农工商联合公司，有的还建立跨社跨县的联合经济组织。这样就使农村各级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农村基层组织的改革主要是设立村民委员会行使原来生产大队的行政职能。在村民委员会下还建立了基层群众性合作组织村民小组。取消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经济职能，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小区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乡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只是不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不是过去公社、大队、生产小队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从而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然而集体经济如何巩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如何实现，特别是如何发挥集体的作用，仍然有待不断探索和完善。
通过以上改革，广大农民作为农村经济主体，摆脱了过去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束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经济实现全面发展。1979-1984年，农业出现了持续6年的超常规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7?6%，大大高于1952年至1978年间的2?7%的年均增长速度。1978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货币纯收入年均递增近百分之十五。这两项都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11]农村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少部分人开始走向富裕。
在这一阶段，改革首先由贫困的地区发起的，可以说贫困地区走在了改革的前面，比较发达的地区紧随其后。
二、1985-1988年：改革流通体制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中国进入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最初阶段，改革基本是在计划体制下进行，从计划体制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但到80年代中期，改革和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不突破计划体制的束缚，不进行行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就难以继续发展。从农村来说，随着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改革也出现由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延伸的趋势﹔其次，由于农民获得的农业剩余明显增加，投资能力增强，国家开始积极引导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改革计划体制，改变原先的经济结构，为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成为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改革的主题。
1、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这种体制，到改革开放后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随着农产品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统销价格却保持不变，政府财政补贴负担迅速加重。1984年农业历史性大丰收导致了全国性的?卖粮难?，政府陷入买不起、存不下、调不出、卖不动的境地。改革流通体制，势在必行。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就逐步提上日程。198 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中实行合同制，通过合同把国家计划和农民生产协调起来。1983年和1984年，中央陆续制定了调整农副产品购销的政策，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统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并采取多渠道经营。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主要品种以外的农副产品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既给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也增加了更大的压力。1985年起，国家决定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步伐。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12]
根据上述文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统派购制度的改革文件，农村粮食供给制随之取消。同时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烤烟、蚕茧、糖料等大宗农副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后，可以自由购销。国家定购的粮食，统一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定购的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棉花也允许农民自由上市自销。其它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
农产品改为合同定购和自由上市以后，我国以后实行的农副产品流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双轨制?便开始产生。经过改革，主要由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逐步地进入稳定增长阶段，而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却在改革之后出现生产下降，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改革只涉及了收购体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财政补贴比1984年以前增长更快。为了控制补贴数量，确保定购任务的完成，又将合同定购变为任务，实际成为?统购?。与此同时，国家放松了对农业生产数据价格的控制，并逐步取消了对农用工业的补贴，农业生产数据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的趋势。由此，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急剧下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随之下降，农业生产进入新的徘徊状态。
2、实施经济结构调整
80年代中后期，农村第一产业特别是种植业中的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出现徘徊的同时，农村第二、三产业却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之所以出现这种好势头，就在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的政策。
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改革以前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人口大量增加，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求状况一直很紧张。按照当时的想法越紧缺就越要统一计划安排，结果越统越紧缺，直至提出?以粮为纲?。农村推行?以粮为纲?，搞得无论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还是所有制结构都十分单一，这种做法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国农村过去十分贫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粮为纲’?。[13]在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先是鼓励和支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接着主张发展多种经营，允许多种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逐渐地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明确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指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通过制定上述文件，多种经济形式的地位逐步得到确认。与此同时，国家还出台了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精简、调整计划指针项目，调减统购品种，对农民实行税收和生产数据价格优惠，农产品收购任务包干、一定三年等多项政策，从而有效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
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发展，打破了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使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趋势。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开始出现雇工，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允许具有雇工剥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对于这些争论，中央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剥削制度存在。但是我们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尤其在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商品生产不发达，允许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利的。[14]文件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以下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 5]从此，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被纳入法制轨道，进入了合法的发展阶段。
到80年代中后期，农村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据统计，198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份额为68.86%，非农产业份额为31.14%，到1992年农业的份额下降为35.79%，
非农产业份额上升至64.21%。[16]1992年从事农村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2%，比1978年的6.8%，增加了15.2个百分点。[17]1992年农村个体工商业登记户数、从业人数，分别由1981年的96.1万和121.9万增加为1057.35万户和1727.54万，增长了十几倍。[18]私营企业萌芽于70年代初中期，80年代以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92年农村私营企业户数为7. 36万户，从业人数为134.06万人。[19]
3、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
在发展多种经营和多种经济形式的过程中，农村还出现了一种令人鼓舞的现象，那就是乡镇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它萌芽于50年代。但长期以来被作为农业的附属企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发展较为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并进一步明确了社队企业的地位、作用、经营范围等，制定了一些扶持政策，使社队企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到80年代中期，农村微观经营体制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农业生产获得高速发展之后，在支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经济形式的过程中，农民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
针对这种情况，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将社队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它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从此，国家对乡镇企业制定了更为积极的引导和扶持政策，企业在组织生产、产品销售等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乡镇企业出现了全面高速度的发展。1 984年乡镇企业数为607万个，从业人数达5208万人，总收入达1268亿元，到1988年末，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乡镇企业数年均增长52.8%，从业人数达9545万人，年均增长20.8%，总收入达4232亿元，年均增长58.4%。[20]
乡镇企业不仅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引领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为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找到了一条新路。因此，被称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加快城镇化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有利于节约土地，有利于产生规模效应，有利于环保，好处很多。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两个部分。但是，由于中国在建国后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化相对滞后。城镇中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大的问题十分突出，也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后在大力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党制定了推动小城镇发展的战略。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这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21]1980年12月，国务院在下发的《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22]
上述文件的出台，确立了80年代小城镇建设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并相应制定了政策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小城镇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次建设高潮。1984年-1988年，全国建制镇由6211个增加到了10609个﹔小城镇累计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近2700万个，占同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53.6%。[23]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再度加快。1992-1994年，建制镇数量增加了4551个，其中，仅1992年就增加了2253个。[24]
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迅速发展，但农民收入增长却不快，我国的农业生产进入波动期。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但是，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国内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大量向工业、服务产业领域倾斜。在1984年粮、棉大丰收，出现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由于对农业形势估计不正确，政府出台了既不利于增加农业总产值，更不利于增加农业收入的政策。1985年以后，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都呈下降的趋势，致使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加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过急过快，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出现了连续几年徘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出现年度间减产的现象。198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2820万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9年粮食减产最多的一年，1 986年、1987年粮食总产量有所回升，1988年，粮食总产量再次回落890万吨。[25]棉花情况也是如此。粮食减产，粮食价格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全国零售物价水平开始迅速上扬，与上年同期相比1988年初全国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突破两位数。农业生产的徘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
在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发展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从这一阶段开始，南方地区，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好，比较善于抓住机遇，用好政策，因此乡镇企业、小城镇实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结构得到较合理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逐渐拉开了与内地的发展距离。
三、1989-1991年：努力实现农业增产稳步推进体制改革
以1988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方针为契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在这一阶段，社会上出现怀疑改革的苗头，因此改革的主题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继续深化改革。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这次经济调整的重要
目标，是压缩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把过高的工业速度降下来，千方百计将农业搞上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国家首先压缩了投资规模，调整了投资结构，使投资明显向农业倾斜。
国家还采取了其它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强调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二是组织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制止乱占滥用耕地﹔三是加大科技支农的力度﹔四是要求各行各业都要支持农业﹔五是建立起专项储备粮食制度和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政策﹔六是推动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上述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80年代中后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在保持农村第二、三产业继续发展的同时，农村的第一产业特别是种植业的粮食生产，1989年起开始得到恢复，1990、1991、1992年粮食生产实现连年丰收。[26]农村各方面经济继续发展。
在治理整顿期间，中央对乡镇企业提出?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经过整顿，乡镇企业过快的增长速度得到控制，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轻工业比重上升，重工业比重下降，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有所提高，总体上保持了适度健康的发展。
这一时期，农村改革虽然有所放慢，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仍有所突破。期间，针对粮食销售财政补贴不断增加的情况，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减少平价统销粮数量、提高统销粮价格、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减少订购数量等措施，开始触动统销体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同时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此基础上，1991年10月，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进一步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粮食价格方面，通过几次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基本实现了购销同价﹔在粮食经营方面，中央提出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前提下，长年放开经营﹔在政府宏观调控方面，决定建立中央和地方的专项储备粮制度，实行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对于这些改革，各地反映平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改革粮食统销制度的信心。
1993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提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推进。按照中央的这一要求，到1993年底，放开粮食购销价格的县(市)占到了98%[27]。全国各地基本取消了粮票和统销制度。
由此，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入由?双轨制?向单一由市场调控体制加速转变的新阶段，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农副产品市场不断发展，城乡集市贸易日益兴旺，批发市场逐步建立，形成了农副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除棉花外，粮油流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其它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基本实现了市场调节。
在这一阶段，由于出现了苏联、东欧剧变，国内也出现了政治风波，改革如何进一步推进，发展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包括农村的改革发展如何深入，成为重新摆在人们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
四、改革的成就和特点
通过80年代改革的步步推进，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具体的说，通过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了生产者的经营自主权，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农产品基本实行市场交换，要素市场也在建立之中﹔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乡镇企业等发展迅速﹔适应生产和市场的要求，形成了灵活多样的新的经济组合，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政府宏观管理包括对农业生产支持保护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以上这些方面，共同形成了农村经济新体制的初步框架，开始对农村经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
这套新体制框架的初步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从1980年到1992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由279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5386亿元，农业总产值从1922亿元增加到近9085亿元。[28]农民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近191元增加到1992年的近784元。[29]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确定了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发展目标，给深怀期待的人们以满意的回答。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农村改革进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新体制的阶段。
80年代农村改革率先突破，走过了不平坦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下几点值得特别强调：
一是要始终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首要位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说明，中国经济社会能不能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从改革一开始，党中央就决定?首先解决农村问题?[30]。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31]这个论断，明确指出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所具有的战略意义。80年代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再次印证了邓小平的论断。
二是要不断推进思想解放。改革就是对旧的体制及与其相联系的思想观念的更新，需要不断地推进思想的解放。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32]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不断的探索。从破除人民公社到发展商品经济，无不如此。
三是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依靠群众，走自己的道路。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它的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智慧，离不开中国的实际。在领导农村改革进程中，党紧紧依靠农民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发展乡镇企业，一步步打开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3]?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34]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概括了农村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群众，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改革前进的实际情况。
四是要采取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中国的改革不仅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还要实现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既实现体制转轨，又实现社会转型，在这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至关重要。党和政府在领导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很注意将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考虑。往往是试验、总结、提高、推广，不断地反复，不断地探索。邓小平同志对此强调指出：?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35]
80年代农村改革的上述特点和经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吸取，以便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注释：
[1]本文所述内容的时限为1978年至1992年这一段时间。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378-379页。
[3]《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36页。
[4]《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 7页。
[5]分别见《人民日报》1978年3月17日和1979年1月31日关于两省农村政策的报道。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7]《陈云年谱1905-1995》（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页。
[9]据林毅夫计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这一时期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9%，大大高于其它因素的贡献。见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4页。
[10]《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11]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41页。
[12]《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页。
[14]《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16]《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19]《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20]国家统计局：《成就辉煌的二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22]宋洪远：《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3 9页。
[23]宋洪远.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24]宋洪远：《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4 4页。
[25]《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页。
[26]《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7]韩俊等：《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28]《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29]《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8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68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