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文化趋于市场化世俗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文化趋于市场化世俗化

2011年02月01日 21:58

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作者：李肖霞何志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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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趋于市场化、世俗化，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面对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文化现象，我们该如何去审视？如何批判地进行阐释？

本文摘自：《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作者：李肖霞何志钧，原题：《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人们对审美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和学术积累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审美文化研究由于切合了新的时代语境，使美学研究贴近了现实人生和市井大众，显示出了一种文化新走向，所以近20年来，国内的审美文化研究蓬勃发展，占尽风光。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美学理念，改变了传统美学研究偏于思辨的范式，将审美与文化、理论与应用、玄思与生活连通为一体。审美文化研究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处处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对审美文化研究进行回顾、梳理也就显得格外必要。

一、审美文化：渊源与内涵

“审美文化”一词最早由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在这一术语中洋溢着他的审美救世的启蒙情怀和精英主义的审美追求。马修·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对高级文化的崇奉、主张依靠文化拯救陷于边沁—技术主义的现代社会的理念与席勒的审美观可谓一脉相承。难怪乎赫伯特·斯宾塞把阿诺德所主张的文化也称为“审美文化”，在《教育论》中，赫伯特·斯宾塞把建筑、雕塑、油画、音乐、诗歌等关乎闲暇、易于增进人生乐趣的艺术门类都归于审美文化。[1]20世纪90年代，随着审美文化一词经由金亚娜从俄文舶入神州大地，审美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迅速升温，成了人文社科研究中的“显学”。从周宪、姚文放、陶东风教授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到陈炎教授等人的多卷本中国历代审美文化史述《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和陈炎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传媒大学张晶、范周生主编的《当代审美文化新论》，一横一纵，国内学者对古今中外的审美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阐析和梳理。足见审美文化这

一说法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世纪之交的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关注社会人生、市井红尘，改变了传统美学研究局限于学院空间，孤高自赏的境遇，使美学研究得以更好地走向现实人生，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审美”逐渐从纯粹超然、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一步步走向生活、日用，与商品为伍，与红尘相伴。审美向文化领域的渗透与文化向审美的靠拢、提升使当代审美与文化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随着审美文化研究在当代的深入，关注文化的诗意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渐成风尚，审美文化的提出其实是文化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要素，人们的审美观念因应社会生活世俗化潮流进行相应调整的必然结果。

叶朗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里从审美介入社会、审美物化、审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审美文化进行了界说，指出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人创造出来的，又通过一代一代的“社会遗传”而继承下去。

[2]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等先生通过全面分析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而对审美文化作出了界定：审美文化“是人类发展到现时代所出现的一种高级形式，或曰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把艺术与审美诸原则（超越性、愉悦性以及创造与欣赏相统一等）渗透到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使偏枯乃至异化了的人性得以复归”[3]。林同华先生结合美学与文化学定义审美文化，指出美学文化学的整体性结构由“审美文化哲学、审美艺术哲学、审美行为哲学、审美科技哲学四大部分组成”[4]。而周宪先生《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所说的“审美文化”则主要指当代中国在消费文化背景中的审美形态。姚文放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审美文化的界说与周宪类似，同时更为具体细致：“‘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5]3

不管其对审美文化如何界定，从学者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尽管当代审美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多数学者认为审美文化绝不等同于大众文化、视觉文化、媒介文化，而是这类文化中具有审美意蕴的部分。当代审美文化深受当代大众文化、视觉文化、媒介文化的影响，但仍与之不同，它始终秉持着愉悦性原则和精神性诉求。可以说，审美文化的灵魂在于它既有别于抽象的美学玄思，也有别于具体的物质文化，而是介于道器之间，关注文化的审美化、诗意化与审美的文化化、物质化。实质上是美学应对文化世俗化生活的一种选择。

二、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与呈现的特点

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复杂多样，对此国内学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探究。概而言之，不外以下几点：

首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趋于市场化、世俗化，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面对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文化现象，我们该如何去审视？如何批判地进行阐释？显然，传统的美学范式、美学话语、美学观念因为过于执着于审美的非世俗性、非功利性、非商品性，过多古典文化理论的视野局限和观念局限已无力应对，显得捉襟见肘。审美文化研究正是作为一种对此类文化转型的积极回应方式，作为美学研究自我调整的一种积极努力应运而生的。

其次，是科技力量的影响，在现代科技水平影响下，影像娱乐产业迅速兴起，文化走向视觉化与图像化，新兴媒体文化甚嚣尘上，影视、广告、互联网、大众畅销读物取代文学成为文化新宠。这使得美学研究面临新的对象与任务，联通审美与媒体文化、技术文化的审美文化研究日益显示出自己的理论优越性。

再次，文化产业的兴起使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文化生产消费与传播成为文化扩大影响、实现文化的价值效应和商业效益的重要手段。如大量的怀旧经典、红色经典改编剧、奇观影视、玄幻文学已经成为媒体产业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创意、审美风尚的策划等都成为促进消费的有效手段。而审美文化研究在这一结合中表现出一种应用研究的操作性和实效性，使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人生价值、社会责任感重新凸显。这样，以强烈的实用性、参与性、实践性以及跨学科性为特征的审美文化研究就为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文化批判、促进社会审美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视角与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阐析。这些研究成果也显示出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发展的新特点。

其一，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陈炎先生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和《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对中国历代审美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非常注重对审美文化现象的考察与对历代审美文化产生的背景、基于的理念、发展的前景结合起来进行论析。《中国审美文化史》穷尽了上自上古，下至清季历代的审美文化状况，建构了一个有别于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审美文化史。《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一书则以15章篇幅洋洋50万言从服饰、建筑、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网络、广告等诸多方面展示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不同侧面和不同景观。姚文放先生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则以上、下两编对当代审美文化的背景、当代审美文化所包含的各种特质和属性作了考察，反思了当代审美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基础、根据和条件，在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代构成和中西比较上对之进行定位，进而分析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并对其文化特征作出明细界说。其他众多审美文化著作也均从具体的审美文化现象出发进行解说与探讨，内容翔实，具有可操作性。

其二，众多学者从各种视角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进行了多维透视，对审美文化与传统文化、媒介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广告文化、都市文化、青年文化、审美教育、文化工业等的关联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析。朱立元、陈炎、仪平策等先生都非常重视研究中国自身

的审美文化问题，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一种审美文化，要自觉搜索和梳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学理脉络，对中国本土审美文化理论资源进行批判继承；主张“当代审美文化的崛兴……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之间保持着某种深刻的历史性关联”[6]，应当将“道不远人”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审美文化建设结合。应当积极借鉴儒家依靠“中庸之道”的原则来平衡人与自然、理智与情感之间辩证关系的审美文化理念，认为儒家的审美观念以“仁学”为核心，确立了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并设计出一套“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贵人贱物”、“爱有差等”的生态价值体系。形成了一种以“善”统“美”的伦理本位立场，并通过“君子比德”的方式赋予自然界的审美对象以社会价值，通过“微言大义”的方式赋予艺术作品中的自然情感以伦理价值。[7]李衍柱教授借鉴加拿大传媒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强调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媒介革命使人们的审美和文化生活可以超越时空限制，但它也加剧了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的矛盾[8]。谭德生在其博士论文《自由与控制———电子传媒时代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则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电子传媒时代的审美文化进行剖析。认为电子传媒时代的审美文化存在着自由与控制的双重逻辑，自由的让渡和控制的图谋交织构成了这一审美文化形态的典型的霸权式的运作方式。但当代学者也普遍承认以网络文化为标志的当代信息文化潮流对当代审美文化建设有着积极意义，“它催生了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和审美关系，凸显了许多新的审美问题，孕育了新的审美精神，拓展了审美文化空间”[9]。李红春博士则以“私人领域”为理论视角来反思当代审美文化，力图在新的维度上揭示当代审美文化的现实根源、发展源流、本质属性、价值功能及其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复杂关系。他的博士论文《私人领域视野下的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为审美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伴随着当代审美文化从生产本位向消费本位的转变，不少学者也开始强调“人们对文化的接受也属于一种消费行为……通过文化消费建立起大众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无疑是审美文化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5]241。姚文放先生认为当代审美文化成为一种消费文化反映了当今文化话语权的转换。也有不少学者从审美教育的角度强调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感官化、形式化、物欲化、商业化等等消费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审美活动中的形而上意味和理性主义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审美教育应致力于培养新型的文化人格，使人们“学会审美地生存”。

[10]

三、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反思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研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在它呈现出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对此，学者们也在探讨中不断地进行反思和纠偏。针对当前审美文化中感官化与享乐主义的流弊，朱立元教授提出“当代的审美文化应当以人为本”，应重视人文内涵不足的缺陷。[11]另外，视野的偏窄也是审美文化研究的一个瓶颈，面对当代审美文化，无论是研究者、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改变，部分研究者所坚持的精英主义套路早已不适合于现实，因此，需要拓宽视野，强化美学面对现实发言的力量和能力。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中，国内学者研究借鉴的一般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然而，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和理论根源的不同使这一理论与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现实有所隔膜。[12]对于

审美文化研究不足的反思，李红春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从思维方式、价值观、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几个方面做过非常系统的总结，为今后的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研究思路。

在我们看来，面对上述不足，当代审美文化研究首先要站在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强化人性关怀意识。当代审美文化面临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转型，所应对的问题很多，但始终不该丢掉对精神家园的守护意识。只有对人性，对社会人生体现出一种终极关怀的悲悯意识，才能从深层次发掘出文化中的审美意蕴。其次要高度重视审美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积极倡导审美文化批评。审美文化批评只有立足于当代实际，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敏锐、及时的深度阐析，才能不流于孤独玄思，不瞠乎现实之后，发挥应用研究的实效，提升全社会的艺术和审美品位。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当代审美对象的转变，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念也必须转换，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只有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直面市井人生，坚持学以致用，才能实现审美文化研究的社会价值。

三要重视跨学科研究，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的后现代性征。这是由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性质所决定的，受后工业文化的影响，当代审美日益向日常生活领域蔓延，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态势，更多地转向视觉化，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性趋向。审美主体、客体、方式、特征、情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行审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的后现代性征方能推进中国美学、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正常交叉与融通，从而实现中国美学的当代话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