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文化

绪论：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隋唐五代文学是指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近四百年的文学，短命的隋代南北文风合而未融，隋代文学只是唐代文学的铺垫，战乱频仍的五代又是唐代文学的延续，唐代文学文学才是这几百年文学的主体。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为我们留不了引以荣的文化遗产。它那休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昌明的学术，赫赫的武功，尽管隔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幕纱，我们至今仍能从各种历史和学术著作中看到它清晰的轮廓，而唐代文学就是这一总体轮廓的一部份。明朝人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我以为一切诗到唐代都做绝了。”这个诗歌黄金时代留下的诗歌一直是历代诗人模仿的典范，其中许多诗歌至今仍是妇孺传诵的名篇。从《全唐诗》上见到的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个，除了李白、杜甫这样蜚声世界的伟大诗人外，开宗立派的诗人就有几十个，如杜审言、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元结、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曹植曾夸耀当时的文坛盛况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以此来评价唐代的诗坛也许更为恰当些。唐代的古文一扫六朝以来骈文的柔靡浮华，产生了韩愈、柳宗元这样为历代景仰的散文宗师。唐代的传奇将我国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高峰，代表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晚唐五代的词虽然没有取得诗歌那样耀眼的成就，但它为后代提供了新的文学样式，宋词是它美好的将来。这里我们将阐述唐代文学繁荣的深层原因、基本特征与发展历程。

第一节唐代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无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必定兼有主客体的双重身份：首先他是那个时代文化创造的主体，同时他又是被那个文化塑造出来的客体。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也不例外他们既是创造唐代文化的豪杰，又是被唐代文化塑造出来的伟人。关于他们创造唐代文化的业绩我们留待以后讨论，我们先看看唐代文化是如何抚育他们的。唐代文化是从哪些方面对他们的精神面貌、气质个性和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呢？

（一）士庶地位的沉浮与诗人心态的变化

魏晋以来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的衰亡，科举制的确立，使一大批出身于庶族乃至下层人民的子弟有可能在政治舞台大显身手，于是一些没有显贵门弟的士人纷纷要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再象六朝士人那样哀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激起了他们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对自己才能高度的自信心。

唐朝开国时，盛极一时的南朝大族如王、谢已趋于没落刘禹锡的名诗〈乌衣巷〉反映了这种政治势力的消长：“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北朝的门阀如崔、卢、李、郑，唐一建国就受到唐太宗沉重的打击，〈旧唐书〉载唐太宗的话说：“我与崔、李、卢、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不知世何以重之？我今特定姓族者，欲崇今朝冠冕，……不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定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原来“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关中之人雄故沿冠冕”，以李唐王朝为首的关中势力夺取全国政权以后，重冠冕（重视现世的官阶爵禄）必然压倒重婚娅（汉魏北朝门阀重视既然婚姻关系）、重人物（东晋南朝以风度品评人物的门阀）和重（入主中原的原少数民族重视血缘关系）。而以皇室为中心的关中势力，武则天当国以后又受到惨酷的摧残。科举制的确立使一大批有

才能的士子冲破世族门阀的笼断踏上了仕途。起宰相于寒门，拔将军于卒伍，现实为大多数有志之士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美好的未来有待遇他们去开拓。

每一个人眼前都展现出希望，谁都想在政坛上大出风头。就是那位自称隐士、逸人的孟浩然并不象李白说的那样“红颜弃轩冕”，他自己更不甘心“白首卧松云”，一直说自己“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李白当然不会甘拜下风，你看他的自我感觉多么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这样的文武全才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难怪他的志向和他的才能一样大得惊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广文〉）。杜甫对自己才能的自负一点也不比李白逊色：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不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这真的有点舍我其谁的气慨，至于他的政治抱负还是由他自己说吧：“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当时的士人狂傲、自信，刚中进士的王泠然给御史高昌宇（御史为唐掌监察、执法的官吏，地位仅次于丞相），不加掩饰地向他要官讨女人，并以有朝一日升台阁相威胁：“仆虽幼末，示未闲声律，辙参选举。公既明试，量拟点额，今年春二月及弟。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有数，自河北以北，惟仆而已，光华藉甚，不是不知。仆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仆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心中不言，君之此恩，预上相戴，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

（《与御史高昌宇书》）

《南部新书》还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屡举不弟，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这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对功名事业的热望。王昌龄的《闺怨》也同样表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价值取向：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当然，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更直接地表现了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貌。

（二）浪漫的时代氛围与诗人豪纵个性的形成

唐代尤其是盛唐浪漫狂热的时代气氛养育了一代士人浪漫使气的个性，不仅使李白这样的诗人狂放不羁，也使杜甫这样个性稳健的诗人充满了豪气。

近百年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清明、军事的强大，使整个大唐帝国处处洋溢着浪漫的激情和青春的情调。风平浪静的日子过得太久了，人们耐不住按部就班的单调，更受不了安然无事的寂寞，与成天在血雨腥风中度日的南北朝人民希望安定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的青年喜欢寻求精神与物质上的刺激。这不是一个注重思辨的时代，如魏晋南北朝；也不是一个注重感官感受的时代，如宋元，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澎湃着青春的激流，谁还有心坐下来死啃经书和子书呢？人们把眼光投向了沙漠边疆：“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高适）到大沙漠中去吧，那景象是多么开阔！“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边塞是多么吸引人，那里的风光多么使人感到新奇、刺激！连杨炯、王维这样的书呆子也高喊“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岂学书生辈，空前老一经”。因而当听到李白叫“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时，我们就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了。

在盛唐轻身勇敢的侠士与骁勇善战的将军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人们崇尚的是强梁豪迈的

气概：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王维《少年行》只是到了中晚唐以后，时代精神才由边塞走进闺房，偶像也由侠客变为小白脸：“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元稹《离思五首》“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羸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遣怀》

盛唐的狂放浪漫与中晚唐的风流蕴藉存在着重大差别，中晚唐的风流中失去了盛唐狂放的那份豪健，我们来看看李白的《流夜郎赠辛判官》：“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归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李白是大诗人，才气纵横，豪迈奔放，同时他又是侠客，逞勇好斗，豪侠仗义，“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这还不够强梁吗？“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还不够浪漫吗？不仅李白如此，盛唐的大部分士人都有一股狂放的豪情，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是盛唐士人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豪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杜甫本人比起李白虽然要老成得多，但他心中同样鼓荡着盛唐人那特有的豪气与热情，看看他的名诗《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种目空一切的气概就知道他是如何自负如何傲兀，他说自己青年时“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儒家文化的薰陶固然使他比一般人要稳健和理智，但这并不是说他失去了刚强与豪气，他也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的清狂岁月。如果没有盛唐文化孕育的英风豪气，他就可能被后来人生的坎坷不幸压垮，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中，我们仍能看到他那尚泯灭盛唐豪情。

（三）开明的文化政策与诗人创作的自由

唐代包容各种思想、各种宗教、各种学术、吸收各种外来文化营养的宏大气魄，养育了一代士人博大的胸襟，也培育了他们宽容的气度。

唐代没有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唐三百年始终没有定于一尊的思想信仰，儒、道、释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它的典章、制度、文化也兼有南北朝之长，兵制、官制、刑法、田赋继承前代而又有新的发展。在宗教、音乐、艺术、舞蹈、杂技、绘画、雕塑、服饰、器皿等方面，受到印度、南亚、中亚、西亚的影响。当时的宫迁内外都可以听到胡乐，看到胡舞，还有不少人身着胡服。张开双臂迎接八面的文明，从来不耽心会被异质文化所奴役，用一种自信的心态来融化和改造异质文化，不像明清统治者那样神经衰弱，面对西方文化胆战争心惊，时时害怕成了别的文化的俘虏。杜甫六岁时在家乡附近的郾城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老来还忘不了那刚健的舞姿：“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兼收并蓄各种文化这种开明的文化政策，不仅刺激了李、杜、韩、柳、元、白等人丰富的想象力，更培育了他们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杜甫能广泛地吸收前人的艺术成果，“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艺术借鉴，使他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集大成诗人，如果没有地

负海含的胸襟气魄这是不能想象的。李白也是在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才成为李白的。

（四）民族、文化的融合与盛代文学的繁荣

唐代文学同时也是南北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我国的南北不仅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它同时也标志着民俗、民风、民众心理、学术风格的巨大差异。南北不同学风的特点《颜氏家训》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唐代初期更有不少学者探讨各自的差异和优劣，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则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者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南人的学风长于抽象的理论思辨，北人则善于翔实细密的语言训诂；南人推崇儒雅的气质和飘逸的风采，北人强调品行的端庄和为人的稳重。北方的文风粗犷、刚劲、凝重而双朴实，南方的文风则细腻、委婉、空灵而双华靡。大家不妨比较一下南北朝的民歌。南方的民歌一般都是写爱情，风格大多细腻、妩媚、缠绵，如《子夜四时歌》中的《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秋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北朝民歌则给我们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境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境界是何等辽阔，情调是何等粗犷。即使描写爱情，北朝民歌也直率、强烈、奔放，全不像南朝民歌那样写得缠绵悱恻扑朔迷离：门前一株柳，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折杨柳枝歌》唐代经过长期南北文化的融合，南方的细腻的文风中充实了北方刚劲的骨力，北方的质朴粗犷中又增添了南方妩媚的风韵。李白与杜甫恰恰生逢南北文化融合成熟的历史时期，历史造就了这两位诗歌史上的巨人。

南北文风在李、杜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综合。李白从小生长在扬雄、司马相如、陈子昂的故乡，青年时期又在江南一带漫游近十年，中年以后又长期在北方游历，这使他既能感受南方文化中委婉妩媚的风韵，又能体验到北方文化中强悍粗犷的气慨。否则就还会有《蜀道难》的气势，还会有《长干行》的细腻了。比较一下《静夜思》与南方民歌《秋歌》，就不难看出两诗不仅有些意象相同，二者之间的神韵也非常相近：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南方民歌《秋思》杜甫虽然青少年生长在中原北方，北方的儒家文化和民情风俗使他更多地赋有北方人稳重深沉的气质，但他二十多岁时漫游吴越的经历，使他得以领略江南文化的神采，到老来他还忘不了这段愉快的经历：“东下苏姑台，已具浮海航，至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庐丘暮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老来又在四川、湖北、湖南一带飘泊，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国力的强大、生活的安乐、精神的自由，不仅鼓舞了人民高昂的生活热情，也刺激了诗人们丰富的想象，恰巧又逢南北文化融合成熟的时期，李杜在这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各种历史机缘巧合的结果，也是我们民族的活力达到顶峰的象征。盛唐前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往后退一步是上官仪、沈、宋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的时代，这时南北文化开始融合，但远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要么还带有北方文化的干枯和僵硬，如魏征、陈子昂等，要么还未脱去南方文化的浓艳华靡，如沈宋和初唐四杰等，这是一个艺术尚未成熟的时期‘往前走一步是白居易、元稹、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贾岛、李贺的时代，随着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大破坏，随着经济的凋弊和国力的衰微，人们的生活热情和想象力开始衰退，人们的审

美趣味也开始出现病态，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自然也发生了变化，从盛唐的开拓进取一变而为封闭内向，从盛唐的豪迈奔放一变而为细腻敏感，他们虽然推崇和仰慕李白、杜甫，但既缺乏杜甫那博大的胸怀和深挚的情感，更没有李白那开朗的性格和豪迈的激情，有些诗人的想象力虽然丰富但带有病态，如李贺，其诗只能在风格的奇崛、平易、鬼怪或通俗上与伟大的前辈一较短长，却完全没有盛唐诗歌那种宏伟的气象和壮阔的境界。晚唐诗人更是走进了感官享受，细腻然而小巧，优美然而并不崇高。

第二节唐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

唐代文学的主体是世俗士子，他们向往的是意气和功业，六朝贵族所津津乐道的“无为而治”与他们的思想情感格格不入，他们又重新找回具有入世品格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唐代虽然儒、释、道并行，但在大多数士人的心目中儒学仍然是正统，释、道只能算作旁门，有的把它们当作寻求政治出路的手段，有的把它们当作政治失败后的补尝。唐代文人的心态与六朝文人的大不一样，我们随便来看几首六朝与唐代的两首代表作：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咏史》之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之五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颧雀楼》

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孟郊《登科后作》唐代士人既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对现实生活也十分热爱和留恋，大家都盼望在现实社会闹得春风得意。李白完全不能理解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对他的人生抉择和生存方式尤其轻蔑，公开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如果说，魏晋文学着力表现的是士族个体的觉醒，他们对存在的珍惜与依恋，如果说南朝文学表现的是支现实的享受和占有，或者竟是对世俗声色的沉醉与迷恋，那么，唐代文学表现的则是一代士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介入精神，以及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在唐代散文中碰不到超脱世事的“大人先生”和淡泊洒落的“五柳先生”，也找不到南朝散文中那种“情无所治，志无所求，不怀伤而恨，无惊猜而自愁”无生活目的的病态闲愁（萧纲《序愁赋》）。唐代散文中的主旋律是“辅时及物”的济世精神（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是“修辞明道”的热忱呼喊（韩愈〈争臣论〉），是“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介入态度（白居易〈与元九书〉），个人的情感因素在唐代散文中退居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萧颖士、李华、柳冕、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散文自不必说，就是李白的散文也主要是抒写“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鹏程大志（〈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从初唐的魏征到晚唐的皮、陆，无一不把散文写作看成一种严肃的事业，有唐一代的散文中几乎找不到爱情或调情的文字。

唐诗中吟咏的不是〈古诗十九首〉中那种对死亡的恐惧，不是抒写厌倦避世的消极情怀，也很少描写迷恋感官享受的浮情浪语，相反，它表现的是对功业的肯定和渴望，追求的是在现实社会的春风得意，从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的狂热呼号，到

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与坚定，再到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气魄与执著，直到韩愈复兴儒学，柳宗元的永贞革新，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甚至杜牡那“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抱负（〈郡斋独酌〉）无一不是建功立业的豪迈歌唱，他们的追求、憧憬、向往都落实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唐诗之所以比以前任何时代的诗歌更为动人，除了艺术上的成熟外，它所抒写出的情感更切近现实人生，因而能更直接地打动人心。唐代诗人羡慕的既不是潇洒出世的风神，也不是低俗语的感官享乐，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洋溢着青春的欢愉与冲动，充满了对事功的执著与企求。

上述导致了唐代文学不屑于只在技巧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唐代的政治家重新肯定“词义贞刚”（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诗人要求诗歌具备“风骨”，语言要“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陈子昂《修竹篇序》），散文家呼唤文章的“雄气”（柳冕《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韩愈强调文章应“气盛言宜”（《答李翊书》），柳宗元力戒文章中的“昏气”和“矜气”（《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刘熙载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除尽文章的“耗气”（《艺概·文概》）。总之，唐代作家在诗歌散文中推崇的是淋漓贯注的生气，呼唤雄肆刚健的力度，鄙弃齐梁纤巧柔弱的诗风和文风。唐朝的一切艺术都与六朝不同，书法中张旭豪放恣肆的狂草，颜真卿气势雄伟的楷书，柳公权笔力劲健的行书，都与王羲之父子婀娜妩媚的行书异趣。诗中李白的豪放浪漫，杜甫的沉郁顿挫，文中韩愈的浑灏流转，柳宗元的峻峭幽深，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都十分罕见。中国古典诗歌体裁至唐代已经完备，乐府诗、古体诗此时仍充满生机，并在艺术上有所发展，李白将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近体诗在初唐便已成熟和定型，并已成为诗人们抒情写意的主要手段，杜甫的五律和七律代表了我国近体诗的最高水平。韩、柳倡导和创作的古文一直封建社会后期主宰文坛的文体，他们两人更是后世的典范作家。自然，唐代文学是秦汉与六朝的一次综合和发展。虽然唐代的诗人和散文家都鄙薄齐梁，但他们又广泛地吸取南朝的艺术营养，没有南朝对语言形式的艺术探讨，不仅近体诗不可能产生，唐代的古文也是不可想象的——古文本来就是对骈文的反拔。最后还得谈谈唐代的传奇，它将我国的文言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唐代诗歌的发展历程

唐诗的发展历程一般都将它分为四个阶段：初唐诗坛、盛唐诗坛、中唐诗坛和晚唐诗坛。这种分期始于宋代严羽，明代的高棅表述得最为完备清晰，他在《唐诗品汇总序》中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

详而分之，贞观、永微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李峤）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燕、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王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皇甫冉），秦公绪之山林（秦系，公元？——800），李从一之台阁（李嘉祐），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唐文宗年号，836——840），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特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也，而流风余韵，犹有存焉。

从唐开国的武德元年至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618——713），近一百年的时间为初唐诗

坛，这一历史时期主要的诗人有王绩、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刘希夷、张若虚、杜审言、初唐四杰、陈子昂。

唐初诗坛仍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中，宫廷诗人上官仪还将六朝以来积累的对偶、音韵等技巧程式化，提出的“六对”、“八对”等名目，一方面使诗风趋于轻靡浮艳，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格律诗的形成。只有王绩能自拔于时流，诗风朴质真率。当然，真正显示出时代特色的是稍后的“初唐四杰”，虽然他们并没有廓清“积年绮碎”，遣词的“华靡”仍“沿陈隋之遗”，但其“骨气翩翩，意象老境”已“超然胜之”(王世贞《艺苑卮言》)，更重要的是让诗歌走出了宫廷，面向广阔的现实社会，歌行的笔力恣肆奔放，律绝的音韵也趋于圆美和谐。沈亻全期、宋之问总结前人有关诗歌形式的艺术经验，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律诗在形式上基本定型。陈子昂结束了初唐诗坛，并为盛唐诗坛拉开了序幕。他在诗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上批判了齐梁诗歌“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流风，明确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在创作上继承了从《诗经》到汉、魏的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质朴刚健的诗风，从而把唐诗的发展引向了健康的道路。

从开元初年至大历初年（713——766）为盛大唐诗坛，这五十多年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除李白、杜甫是两座诗国的高峰外，还有著名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这一时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712-762)这半个世纪是唐诗发展的顶峰，文学史家把它称之为“盛唐”。在这之前诗人的技巧还不娴熟，诗歌的色彩不是失之干枯就是过于浓艳，词藻要么堆垛华靡要么质木无文；在这之后诗人的精神失去了平衡，他们的艺术趣味也因此显示出般般病态：不是追求轻俗就是追求险怪，或者崇尚奇僻或者偏嗜苦涩。恰恰这半个世纪中诗人的精力弥满趣味纯正，诗歌生气贯注博大浑厚，并完善了各种诗歌体裁，创造了各种诗歌风格，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流派。

盛唐社会为一大批士人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释、道盛行又激起了他们对山水林泉的向往，对于已入仕的诗人来说，徜徉山水或者是政治失意的补偿，或者是功成身退后的归宿，对于未入仕的诗人来说，它可以作为踏入仕途的“终南捷径”(《新唐书·卢藏用传》)，因此，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应运而生。他们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的艺术传统，发展和丰富了前人刻画山水的表现技巧，不过，王、孟等人的山水田园诗与陶、谢的山水田园诗在思想情感上有诸多差别：包括陶、谢在内的六朝山水田园诗产生于对现实的灰心失望，诗人们以自然的优美来反衬社会的污浊，盛唐的山水诗人却深感“端居耻圣明”，通常不满足于在现实生活中扮演“坐观垂钓者”的角色(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这时的山水田园诗主要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介入”和肯定，热爱自然与热爱时代在这些诗中获得了有机的统一，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和谐宁静的一面。孟浩然善于从平常的景物中发现隽永的诗意，用白描的手法创造蕴藉含蓄的诗境；王维善于应用各种体裁和驾驭各种题材，尤其是山水诗的取景构图别具匠心，创造了“诗中有画”的优美境界。

相比于山水田园诗，盛唐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更能反映那个积极昂扬而又热情浪漫的时代，他们在边塞诗中抒发了战斗的豪情和民族的自豪感，讴歌了戍边将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刻画了“四边伐鼓雪海涌”的战斗场面(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记下了将士们“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誓言(王昌龄《从军行》)，揭露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军中腐败(高适《燕歌行》)，也留下了“胡儿眼泪双双落”这种被不义战争所造成的惨象(李颀《古从军行》)。边塞诗人笔下多的是悲壮景象，多的是塞外奇观，多的是宏伟的场面，多的是浪漫的气息。高适往往直抒胸臆，前人称其诗“尚质主理”(陈绎曾《吟谱》，引自《唐音癸签》)，对战事的反映严峻深刻，诗风粗犷厚重。岑参表现了当时普遍的尚武热情，以急促、多变、高亢的语言描绘奇特壮丽的边塞风光，呈现出奇峭奔放的美学风貌。王昌龄的边塞诗则专拣短小的七言绝句，描写征夫思妇缠绵的思念和将士

为国立功的壮志，深挚婉曲，格调天然。

“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无疑是李白和杜甫，他们同为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诗国伟人，同样具有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魄、健全的人格、深厚的同情心以及对祖国对人民无私的爱；他们的诗歌同样具有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技巧；他们以不同的创作方法反映了盛唐的兴盛与衰微，表现了我们民族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心灵的骚动。他们身上那种巨大的艺术创造力，那种不可替代的天才，那种对时代走向和本质的敏锐直觉和深刻把握，在中国古代诗人中罕有其匹。他们各自个性、气质和才情的不同，他们诗歌内容、风格和创作方法的差异，正好揭示了他们所处时代文化内在的丰富性。李白为人热情奔放，豪迈不羁，他的诗歌表现了那个时代蓬勃向上浪漫豪放的精神；杜甫为人稳健节制，博大深沉，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盛唐由盛而衰的痛苦历程。在李白那里的纵情欢乐、无限憧憬、恣意幻想，在杜甫那里则表现为忧心忡忡、痛苦的反思和大胆的揭露，因而，李白的诗风豪放飘逸，杜甫的诗风却表现为沉郁顿挫。李白的笔力变化极于歌行，特别是在七言长篇歌行中，他把神话、幻想、夸张融为一体，语言上随意挥洒，结构上大开大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雄伟奇幻的艺术境界。他同时也是五七言绝句的圣手，喜欢用口头语来写眼前景和抒胸中情，却别具弦外音和味外味。无论是其歌行还是其绝句，都兼有他那天马行空般的豪气和艺术上行云流水般的高妙，只是歌行体的笔势酣畅淋漓，一气奔涌，绝句的笔势则自然流走，含蓄不尽。杜甫集古今诗歌艺术之大成，前人称其诗“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长篇、短制和古体、近体无不曲尽其妙。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导中唐元白新乐府的先路；五古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内容汪洋浩瀚，结构往复回旋，被后人誉为建章之宫千门万户；他尤能在格律严整的律诗中出奇制胜，五律七律属对精切但不堆砌死板，针脚绵密却又挥洒自如。杜甫的诗歌是我国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从代宗大历初年至文宗大成初年（766——836）为中唐诗坛，在这约七十年的历史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像李白、杜甫那样的大家，可仍是诗歌史上群星灿烂的时刻，此时有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还有韦应物、刘长卿、皇甫是、柳宗元等著名诗人。

“安史之乱”惊醒了一代士人的美梦。大历前后的诗人多数已失去了盛唐诗人那种慷慨豪迈的激情，忙着去追求宁静闲适的生活情调。元结、顾况则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艺术上偏爱古诗而轻视近体；李益以边塞诗著称，多写将士久戍思归的幽怨；其他诗人如刘长卿、韦应物和“大历十才子”或抒羁旅之愁，或赋节序之变，或写闲适之情，其中虽不乏玲珑精致的佳作，但从整体上看这些诗歌“气骨顿衰”，诗风由盛唐的明朗壮大一变而为萧散清丽。

从贞元到大和初40余年的是唐朝诗发展的又一高峰。李白、杜甫之后，有创新精神的诗人大都在为诗歌寻找新的突破口，元、白朝坦易这个方向发展，韩、孟朝奇崛这方面探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流派——一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张籍、王建、李绅等为羽翼。元、白等人提倡“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创作中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批判了创作中“嘲风雪、弄花草”的倾向(白居易《与元九书》)，他们的新乐府“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诗风通俗、平易、畅达。此外，白居易的感伤诗具有浓郁的抒情味，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细腻委婉，音调更和谐流丽。元稹的悼亡诗以浅语写深情，以其至情至性打动人心。一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韩孟等人强调不平则鸣，主张诗歌要抒发真情，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奇险古拙，创作态度上重视苦吟。韩愈的诗风雄健奇崛，孟郊的诗风瘦硬精警，贾岛清冷奇僻，李贺瑰丽奇诡，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韩愈以文为诗，抒情写意铺张扬厉，给后来的宋诗以巨大的影响。这两派之外，刘禹锡在当时有“诗豪”之称，其诗音节响亮明快，风调酣畅爽朗。柳宗元与韦应物并称“韦、柳”，其模山范水之作峻洁澄澈。

从文宗开成初年至昭宗天祐三年（836——906）为晚唐诗坛，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诗人

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等。

晚唐的诗人们一方面把眼光从现在移向过去，一方面又从社会缩回闺房，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咏史诗和爱情诗。这时诗坛上杰出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的古体诗多写社会政治题材，风格豪健遒劲；近体诗多写爱情和咏史，诗风俊爽轻利。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七律和绝句。律诗通过华丽的辞藻、繁密的意象和婉转的音节，构成了一种朦胧优美的意境，但少数诗流于晦涩难解；绝句以措辞婉谐而寄托遥深见长。另外，温庭筠的近体诗也时见精彩，设色浓艳而意象精巧，在当时就与李商隐并称“温李”。

唐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藩镇之间混战连年，中央完全失去了号令全国的权威，民气消沉，精力耗尽，诗人的创造力自然日渐枯萎。其间只有杜荀鹤、聂夷中、皮日休等用明白朴素的语言来倾诉时代的深重苦难，来喟叹人生的悲惨凄凉，而韦庄、司空图、韩亻屋等或遁迹山林，或沉溺声色，追求幽约的情致，表现末世的悲哀。此刻，唐诗已和唐朝一起走到了尽头。

参考书目

1 蘅塘退士编（孙洙）、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

2 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中华书局

3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4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5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6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古代散文选》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7 陈贻焮：《孟浩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8 陈贻焮：《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9 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萧涤非：《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1 王汝弼：《白居易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2 安徵大学中文：《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3 缪钺：《杜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和谐宽松的政治氛围与士人人格的完善

民族、文化的融合与盛唐之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