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中国模式_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于金富

［内容提要］目前，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其经验有两种概括：一是官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二是学界的“中国模式”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理论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涵义、在实践上全面推进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构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鲜明中国特色内在统一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1-0080-04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及其经验，主要有两种概括：一是官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二是学界提出的“中国模式”理论。目前，这两种概括不仅都是较为权威、较为流行的观点，而且二者还有融合的迹象。那么，这两种概括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今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趋势与方向是什么？笔者认为，对此应高度重视并进行科学的研究。

一、“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据此，一些中外学者认为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崭新的经济社会模式———“中国模式”已经诞生。根据学者们的概括，“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中国发展模式，包括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模式。雷默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高速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务实灵活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和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快速增长，创造“中国奇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大大减少了贫困。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30多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应归功于中国。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开放、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显著。中国经济增长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快速增长，同时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的出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

2.中国改革模式。许多学者认为，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改革道路，形成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改革地位方面，中国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推进改革。二是在改革次序方面，中国推行了渐进性改革方式，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后城市改革，先体制外、后体制内改革。三是在改革内容方面，中国大胆、快速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十分慎重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中，中国选择了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双轨制的改革战略，十分审慎地进行体制内的存量改革。

3.中国制度模式。一些学者认为，在社会制度上，“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在经济上，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上，中国坚持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总体来看，许多论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民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1年第1期

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有四个主要内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中性政府+彻底的财政分权+从基层开始慢慢发展的新民主化道路+务实主义的路线与政策。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涵义及其实现形式

有学者认为，就其社会性质来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笔者认为，要弄清“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涵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党的十七大报告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体现中国特色二者之内在统一、有机结合的现代社会主义。根据这一科学涵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基本前提。离开这一前提，就抽掉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偏离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因此，“自由人联合体”包含着“个人自由”与“社会联合”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个人是主体，个人自由是基础，联合是联结纽带，社会是构成形式。“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原则包含着“个人自由发展”原则与“走向社会联合”原则两方面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与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原则。

从实现形式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产品生产与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体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适应产品生产与计划经济的客观要求，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实行社会对生产过程统一的民主管理，实行社会总产品的集中分配、个人消费品的按需分配。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以行政协调与行政命令为基础、以国家为主体的行政社会主义模式、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行政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公有制形式、行政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和行政化的产品利益方式。在这种高度行政化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剥夺了个人自由，扼杀了公民各种形式的社会联合，形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形态。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脱离本国国情照搬了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形式，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构造了行政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认真总结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构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内在结合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三、“中国模式”发展的正确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从总体上说，我们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与发展要求，构建以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为基础、以公民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体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公民社会主义”模式。“公民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特征是：市场化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自主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股份化的公有制形式、公司化的企业制度、科学化的管理制度、要素化的分配制度（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公民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特征是：以公民为主体、以公民权利为核心、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以公民产权为基础、以自主经营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营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权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持公民本位的社会主义“民本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治社会”。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从传统行政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转变为公民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扬弃和自我发展。只有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公民社会主义”模式，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制度基础、创造必要条件。

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切实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努力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使人民群众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裕起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二是提出尊重与保障公民权利，发展民主，走向法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在经济权利与自由方面，赋予公民广泛的经济权利与自由，包括投资自由、经营自由、就业自由与消费自由，承认公民的产权主体、经营主体和利益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横向的社会经济

联合，建立各种经济联合体。在政治权利与自由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广泛发展公民的社会自治，努力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扩大民主、保障人权与实现法治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与积极成果。三是注重提高人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倡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总之，我们党在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努力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努力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党根据“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想，克服照抄马克思某些具体结论、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坚持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不断地提出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观点，不断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一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二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们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克服教条主义观点，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一方面，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不断调整与完善所有制结构，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而且可以多样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三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现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突破单一按劳分配的格局，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突破否定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传统观点，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贯彻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四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30多年来，党和国家努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不断扩大社会民主，保证人民管理社会；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的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总体上看，经过30多年的奋力开拓与努力探索，我们党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公民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迄今为止，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成就，但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模式”还存在矛盾与问题，与中国特色现代社会主义模式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距。一是在目标定位上，“中国模式”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近年来，虽然我们提出了应当以人为本，但许多地方政府仍然实行以GDP为纲的政策，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关心劳动者的利益与全面发展。二是在价值

取向上，“中国模式”坚持国家本位而否定公民本位的基本价值观。对“举国体制”的过度赞扬、对“强势政府”的过分肯定和“国进民退”现象的发生，都说明我们在基本价值观方面仍然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位的价值观，仍然否定个人本位。三是在体制改革与制度结构上，“中国模式”仍然坚持政府主导论、国家中心论的理念，维护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与进程的主导权，维护政府对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与社会生活的控制权。政府主导经济不仅导致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违背甚至破坏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引起了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出现“寻租”行为，滋生腐败现象，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四是在利益关系上，“中国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低，资本收入比重过高；工资收入行业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再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政府收入所占比重过高，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由于收入与财富过于集中在企业与政府手中，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内需明显不足、国内市场狭小。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表明目前“中国模式”的内容与特征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它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因素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折中调和的混合物与矛盾体，因而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因此，我们应当拨正“中国模式”发展的航向，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以往改革发展已有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兴利除弊，全面实现制度创新，努力构建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夺取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彻底胜利，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

注释：

①姚洋《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载于《绿叶》2008年第6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吕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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