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考试题讲课稿

历史文献学考试题

历史文献学考试题

1.蝴蝶装

中国古代的装帧形式之一。五代到宋盛行。雕版印刷的特点是一页一版。蝴蝶装就是将每一张印刷页有字的一面依中缝向内对折，然后把折叠好的一叠单页牢牢地粘到裹背纸上，再将这张纸的外面包上一层硬纸，就成了一册蝴蝶装的书。这种装订形式，对折过的两个单页看起来很像蝴蝶的两个翅膀，故名。宋版书除佛经外，基本上采用蝴蝶装。

2.校勘四法

校勘四法，即陈垣总结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对校法：就是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来对勘。其方法要求先选择一个适当的版本做底本，然后用其他异本逐字逐句地进行校勘，并记其异同。

本校法：没有获得异本可供校勘，或异本无校勘根据可寻，而对所校之书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本书的思想旨趣，对本书中同类内容记载的乖迕情况，对上下文义的相舛情况，对章节文法结构的矛盾情况进行前后互校，归纳分析，考证异同，以校正谬误。本校法有很强的考证性质。运用它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认真把握全书内容及主旨，不能臆断是非，随意地以此校彼，要有严谨负责的态度。

他校法：他校法中所言的他书，是指除了所校勘的本书及其注疏以外的各种与本书相关的典籍类书。具体来说，他书引用本书作为思想理论资料或历史资料，其文辞内容相同或大致相同，那么它们均是他书中可以作为校勘本书的依据。用他书校本书，通常是在对校法和本校法不能取得校勘证据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他能够解决对校法和本校法不能证明的疑误。

理校法：理校法是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不能有效地校勘古籍的条件下，依靠相关知识分析考证古籍文辞正误的校勘方法。理校法中个人主观因素作用很大，但是也有客观因素，而这样的理由来自与书中疑误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文学等知识。

3.类书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内容和性质编排，便于寻检、征引的工具书。类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由于它博采四部，且分门别类，所以便于查找各种资料，对于考索事物源流、校勘、辑佚都有很大意义。《皇览》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

4.善本

古代书籍经辗转传抄，错误、脱漏常易发生，后人对这些版本经收集、比较、订正后重行刊印的，就称为校正本或善本。古称：“精校细勘，不伪不缺之本”，为善本。后人对善本的要求是：一要“足本”，即不缺不漏，不经删削改写的原本；二是“精本”，即精

校、精注，无讹的；三是原刻或旧刻本、旧抄本。其它如手稿、孤本、旧拓碑帖等亦统称为善本。

汉代以来目录分类的变化以及其与社会学术之间的关系

西汉汉成帝时期，朝廷到各地广求遗书，增加官府的藏书量，随着书籍数量的增大，朝廷开始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西汉刘氏父子主持编制《别录》与《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在历史上具有首创的意义。《别录》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书目解题目录。《七略》首创的六分法，将群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是目录学史上的第一种图书分类法，是中国古代目录分类法的开端。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后经几十年战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给国家藏书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光武即位后，重视文化教育，网罗儒生，访求遗书。班固即是史籍所载最早的一位兰台史令。东汉班固的《汉志》基本保存老人《七略》对典籍的分类方法，即六分法，并且对其中的“辑略”部分做了较大删改；在书目著录上，采用“出”、“入”、“省”的方法对图书分类做出适当的调整。《汉志》是中国目录学发展中第一部史志目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图书分类目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分裂混乱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自由。玄风、清谈大行其道，儒释道三家相互竞争，而统一强盛背后是思想文化的整合，儒释道经典都出现了官定的注本。在学术思想上，儒家章句注疏之学到东汉末年已经走向末路，史学开始摆脱经学的控制，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大量出现，引发了图书分类上的一场变革。西晋初，秘书监荀勖《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打破传统的六分法。四分法逐渐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同时，专科目录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官私目录中传录体、辑录体开始出现。但是同时王俭的《七志》以及阮孝绪的《七录》也尝试着用其他图书分类法。《七志》实际上仍然奉行的是六分法，真正实行七分法的是《七录》。

隋唐时期，之后的《隋书?经籍志》对确认四分法的主导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四分法成为之后一千多年官私目录的惯例，魏晋以来的图书四分法正式确立下来。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成为图书生产的主流，文献的编撰、出版、流通、阅读也更加便捷，也推动了官私图书收藏和目录学的发展。宋代的目录学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并存的面貌，一方面汉唐时期出现的四部分类、提要目录、专科目录等思想和方法为两宋官私目录所采纳、整合；另一方面宋代学者又通过学术的发展对传统目录学加以改造，调整四部分类，设置语孟、史评等类目。将版本载入图书目录；对图书编目进行方法和理论上的初步总结。

元明时期，元明时期，是传统目录学演变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这一时期，官修目录整体水平走向衰落，私家目录则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并在类目划分及收录范围方面有所突破。元朝文化事业并不是很发达，其中《宋史·艺文志》是唯一的官修史志目录，依据唐以来的经史子集分类法。明朝的官修书目主要有《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书目》《国史经籍志》图书分类依旧，仍有参考价值。而此时私家藏书在印刷术、造纸业兴盛的影响下，发展极快。

清朝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末清初时期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在学术本身内在矛盾运动的逻辑发展和清统治者推行的笼络与镇压交相为用的文化政策的作用下，逐渐演变成汉学复兴乃至鼎盛的局面。学者普遍强调通经，重视实证，致力于汉代经说的发掘和研究，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扩展到对古代典籍以及传统文化的清理和总结。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堪称传统目录学发展的高峰和丰碑，详细的书目提要，严密的书目体系，系统的部类小序。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科学文化不断被介绍和引进中国，尤其是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号召之下，出现大量介绍或者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自然科学的书籍，这就使得新的学科不断涌现，中国传统的学术门类不得不有所突破。在这种形势之下，传统目录学分类已经无法反映近代学术文化的新发展；再加上此时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入，其图书分类思想和体系也让传统的目录学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因此，在近代学术文化背景之下，传统目录学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变化。从晚清开始，西学传人对目录学形成极大的冲击。新的分类法与旧的传统目录结合的典型就是清末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书目》，试图抛开四部分类法，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分类方法为框架，将书籍分为学、政两部。这实现中西融合，开拓了图书分类的新途径，也反映了此时中国学术的变迁。《古越藏书楼书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转向近代目录学发展的重要著作。随着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传入，刘国钧试图将传统四分法与十进法结合，分为九部十类，并采用数字代表部类，代表作为《中国图书分类法》。此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近代目录系统。

评述明以来辨伪思想的变化

元明时期的辨伪学，承唐宋之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辨伪范围的扩大，专书考辨的深入。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风靡一时，士子热衷言心言性，学风日益空疏。但仍有一些学者不废训诂考据，扩大辨伪范围，深化个案研究，推动辨伪学的发展。如宋濂、梅鶩。

宋濂的代表作是《诸子辩》，集中考辨先秦至宋40余种子书的真伪，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考辨方法和具体结论上又有所推进和创新。但是，在涉及子书立说的是非问题上，宋濂却表现出浓厚的卫道思想。

在辨伪方面，梅鷟最大的贡献是对伪《古文尚书》的考辨，其代表作为《尚书考异》。其考辨方法主要有其一，考察传授源流。其二，考察材料来源。其三，考察文章体例。其四，考察相关史实。

晚明时期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是当时最有标志性的成就，是对辨伪理论和方法的初步总结。《四部正讹》考辨了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在内的100余种著述，并在

考辨基础上，进而把具体的结论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伪书产生的原因和辨伪的方法作了初步的总结和分析。

其一，考辨群书。其二，分析伪书情形及产生原因。其三，总结辨伪方法。在中国辨伪学史上，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辨伪学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也标志着辨伪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成立

清代辨伪，在普遍批评心学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原典、辩证伪书的风气。学者们崇实黜虚，主张经世致用，学术风气由空疏玄虚相朴素平实转化，学者重视对专书尤其是经书的考辨，以阎若壉对《古文尚书》、胡渭对《周易》的以及姚际桓对《诗经》的考辨。在群书辨伪方面是姚际桓的《古今伪书考》——考辨群书，分析伪书产生的原因，总结辨伪方法。

辨伪之风的作用和意义：其一，廓清迷雾，动摇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其二，解放思想，开启新的研究途径。其三，回归原典，为汉学的兴起铺平道路。

二十世纪初期学者上承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成果，同时结合在西风东渐热潮中传入中国的新史学方法，对辨伪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梁启超在提倡新史学思想的背景下，以求真求实眼光，总结前人的经验，初步构建了辨伪学的理论框架。既有对中国古代辨伪历史的系统梳理，也有对辨伪的意义和作用、伪书的种类、伪书产生的动机和原因等问题的理论阐述，尤其是对旧的辨伪方法进行补充和改善，提出并论证了新的方法，使得辨伪学开始具备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效的研究方法，成为一门古老又新兴的学科。

胡适引进西方的存疑主义、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方法综合，提出辨伪也要有科学的方法，要证据。梁启超则对辨伪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论述，集中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时代》，对历代辨伪经验做了总结。

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发现的四种重要文献资料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殷墟甲骨

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

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

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

五、随着甲骨文资料的不断出土，研究甲骨文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界统称为甲骨学，甲骨学除了从古文字角度考释甲骨文字，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也包括利用甲骨文来研究商代的历史与文化。

敦煌文书

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佛教道教书籍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古典文学资料儒家典籍诗歌语言学资料科技史料雕塑等等

1. 打开了丰富多采的敦煌文化的视窗。

2. 促进了敦煌学的诞生。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出土，引发了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热情，很快形成一门新兴的学问，人们称之为“敦煌学”。

3. 为中华古代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莫高窟藏经洞古代文献的发现，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新鲜资料，从而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4. 在中西方之间架起了—座学术研究方面沟通互补的新通道。敦煌学的材料不仅限于中国和汉民族，还涉及到我国境内不少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朝鲜、日本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

内阁大库档案系指明清两代秘藏于内阁中的档案，包括历朝诏令。奏章、表章科举殿试卷子等。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无不皆备其内，虽然目前明清史资料汗牛充栋，但作为研究明清历史的第一手史料，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居延汉晋简牍

居延汉简是指中外学者在我国西北居延地区发现的大量汉代木简。简牍的大量出现，使得简牍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崭新的学科，即简牍学。居延汉简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简牍学的发展。同时，居延汉简广泛记述了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