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小名

中国人的小名中国人给孩子起小名，历来很讲究。

有的人家，为了孩子好养活，特意起个难听的名字，比如狗剩。

意思是这孩子是狗吃剩下的，神灵们就不要了。

希望孩子健康长寿的，就起个宝柱。

以前的医疗水平低，孩子的成活率自然也低。

提心吊胆的父母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名字上下功夫。

一些富贵人家，害怕孩子命薄，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富贵，便给孩子起个平常一点的名字，意图把富贵压一压。

或者起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免得神灵们发现。

万一被神灵们发现了，该把孩子的命索去了。

也有人因为孩子体弱多病，求别人给个名字。

《红楼梦》里的巧姐，就是王熙凤求刘姥姥给起的，她说：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

期盼儿子的人家，便把女儿叫跟兄，来小，招弟。

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儿们，被父母忽略着，连个好听的名字都没得到。

女儿们自己也像做了错事似的，几乎承包了全部家务。

看孩子，做饭，洗衣服，做针线活...... 这么说吧，以前的闺女，结了婚就能操持家务，不用现学。

没有儿子的父母，在期盼中艰难地活着，这一生就在期盼中荒废掉了。

也难怪他们那么期盼儿子。

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儿子，养老送终需要儿子，传宗接代更需要儿子。

在南方，家里如果没有男丁，是进不了祠堂的。

以前女人的地位没有现在高，结了婚就很少回家了。

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家里的事，什么也指望不上她们。

穷苦的农民，企盼下一代过上丰足的日子，便给孩子起个满仓。

可是靠天养活的庄稼们，并不因为有人叫满仓就丰收。

生产力的低下，苛捐杂税的重压，时不时的战乱，各种运动，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

现在我们常说，农民工如何如何苦。

的确是苦，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改革开放以前，还不允许农民出来挣钱呢。

他们的命运，都系在那个小小的户口本上。

持有农业户口的人，进不了企业，所以他们没有条件进城生活。

即便进了城，也没有饭吃，因为他们没有红本粮，也就是城市供应粮。

即使能在市场里偷偷买到粮食，也难以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没有生活来源，那时候不允许个人经商。

即使这些都不怕，硬往城里闯，政府也不允许他们随便进城生活。

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把这些盲流，强制遣送回去。

也就是说，他们生在农村，就永远是农村人，而且世代如此。

除非他考学出来，或者有特殊门路，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简称农转非。

这么一比，就知道了。

允许他们出来了，就是一种进步。

北京，上海，广州，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都可以扛上行李就走。

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那时候，要是没有生产队的介绍信，连旅店都住不进去。

可以想象，这些农民朋友，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第一次给家里寄钱的时候，双手一定在颤抖，那颗心，一定在嘣嘣乱跳。

当然，允许他们走出大山，仅仅是解决温饱的第一步。

他们前方，注定有许多坎坷，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一样。

二还有一种风俗，用爷爷的岁数当小名。

孩子出生的时候，孩子的爷爷七十六岁，这孩子就叫七十六。

如果姓赵，如果没有其他大名，那他就叫赵七十六。

我以前当会计的时候，就在一张支票上看过赵七十六的名章。

他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

后来这个企业被市里关闭了，工人被下岗回了家。

赵七十六花了四十万，就把那个厂子买下来了。

听说，光是库存积压的产品，就超过了四十万，厂房和大院是干赚。

也有按孩子出生时的分量起小名的。

出生时是几斤，就叫几斤。

鲁迅小说里有个人物就叫七斤。

九斤老太是七斤的母亲。

六斤是七斤的女儿。

祖孙三代出生时的重量，一代比一代轻。

这当然都是鲁迅设计的。

对世事不满的九斤老太，便把这个也当做一个不满的理由，动不动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村里人把七斤的女人叫七斤嫂。

绍兴新建的鲁迅故里，有一个卖土特产的女人，很会经商，她把自己的摊位叫七斤嫂土特产，以此吸引鲁迅的崇拜者们。

很多人只有小名，没有大名。

父母给的小名无论好听与否，一用就是一辈子。

有的人甚至连小名都没人叫。

韩家的老大，人们就叫韩老大。

关家的老三，人们就叫关老三。

什么王老六，张老五，刘老七。

结了婚的女人不但名字没人叫，连姓都隐去了。

嫁给了韩老大，女人就叫韩老大媳妇。

孩子大了，她又是孩子他妈。

半老的时候，也叫老韩婆子。

再老点，就是韩大妈。

彻底老了，就是老韩太太。

忆起小时候的街坊邻居，老太太们本身姓什么，我一个都不知道，更别说名字了。

可见大多数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以前的以前，更没有。

她们只属于她的家庭，只为一个家庭活着。

再具体地说，只为传宗接代活着。

我大娘没有大名，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就在户口一栏写上：包马氏。

包是我们家族的姓，马是大娘本人的姓。

那个年代有不少这样的名字：张刘氏，王康氏，关卢氏。

这其实不是名字。

三我母亲的大名，也是登记户口的时候起的，起的是正式名字。

她小名叫陶拉，蒙古语的音译。

我知道母亲小名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这个名字，显得人很年轻。

想起这个名字，就想起母亲年轻的时代。

母亲年轻时生活的地方，属于伪满洲国。

母亲的婚姻，与一次招募女兵有关。

伪满洲国军队到村里招募女兵的时候，听村长说母亲符合当兵标准，就领着人到母亲家里征兵。

外祖母听说征兵来了，吓坏了，赶紧说：我闺女要结婚了。

征兵的人知道外祖母在撒谎，就问：和谁结婚？外祖母哪见过这阵势，腿都吓哆嗦了。

可是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圆谎。

她突然想起陈窑有个26岁的木匠没结婚，在城里的木匠铺工作，还是个姻亲，说闺女和木匠结婚，木匠家里指定不能否认。

于是就说：和陈窑的木匠。

村长也认识那个木匠。

听外祖母这么一说，便信以为真，把征兵的人领走了。

躲在豆角架里的母亲，被外祖母喊出来的时候，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后来真和那个木匠结婚了，并且生育了我们。

许多年以后，我走在陈窑的路上，曾有人问我：城里来的？谁家的？我说老包家的。

奥，木匠的丫头。

那个人羡慕地说。

我便因此自豪起来，再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包木匠的丫头。

父亲的小名叫喜柱，16岁的时候，便带着自己的小名进城学徒。

木匠铺的师傅给父亲起了大名。

他们这茬徒弟都犯风字，属于风字辈。

1951年，几个木匠铺合资成立一个木材加工厂，父亲便随着木匠铺进了工厂。

我不知道父亲和那些风字辈的木匠们怎么建设的工厂，但我知道很多人的手指，被电刨子刮断了。

父亲的手指也断了两根。

他们都没有工伤待遇，他们也没想享受工伤待遇。

因为他们是为自己建设的工厂受的伤。

可这个工厂后来被卖掉了，和赵七十六领导的工厂一样，被卖掉了。

父亲不知道工厂被卖掉。

很多风字辈的木匠都不知道工厂被卖掉。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就离世了。

父亲和那些早逝的风字辈木匠，是不幸的，没赶上改革开放以后的好日子。

但他们又是幸运的，没经历下岗的阵痛。

他们是带着满腔热爱，离开的人世。

下岗的阵痛，风字辈的子女们替他们经历了。

一垛一垛的木材，一架一架的机器，一排一排的厂房，一库一库的产品，连同用过的办公桌椅，突然间，变成别人的了。

嘶鸣了几十年的电锯，在厂长宣布关闭那一刻，戛然而止。

风字辈的子女们，一时间不知所措。

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突然不要他们了，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他们在厂长办公室门前围着，不肯离去。

他们想弄明白，好好的工厂，怎么说黄就黄了。

他们舍不得扔下这个工厂，这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起建设的工厂。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

他们在这里上班，不仅仅为了谋生。

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年教化，使他们觉得，人必须得有个正式工作。

有正式工作的人，才有社会地位。

而这个正式工作，只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单位。

他们以为，这个正式工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里工作，也就是为国家工作。

他们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了工厂，工厂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并且主宰着他们的灵魂。

他们不知道离开工厂之后，生活怎么往下进行。

要是他们想单干，早就单干了。

有些人这才后悔，早知道这样，不如早点下来了。

守着守着，倒把工厂守黄了。

这种挫败感，令他们懊恼不已。

他们在工厂院里站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吵吵着，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他们的心，丝丝地痛着。

那种痛，与断指不同，那是一种撕心的痛。

他们终于拿着几千元下岗补偿费回家了。

他们只知道自己手里的钱少，却不知道如何解决。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企业的资产，是否有他们一份。

四很多人像父亲一样，走出大山之后，才有了大名。

他们荣归故里带回来的不仅是荣誉，还有一个高雅响亮的大名。

也有很多人一去不回，只把一个小名留给故乡。

萨日朗的前夫，就是一个留下小名的人。

萨日朗只知道他当兵走了，却不知道当的是什么兵。

萨日朗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以后，萨日朗便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四处流浪。

走到一个小村子的时候，再也走不动了，就靠着一截院墙，坐下来歇息。

一个老太太从院里走出来，把蓬头垢面的萨日朗让进屋里，拿出饭菜让她吃了。

见萨日朗的体力恢复过来，老太太又端出一盆热水，让萨日朗梳洗。

一个年轻美丽的蒙古族女人，顿时把屋子照亮了。

那个老太太是我外祖母。

萨日朗后来成了我舅母。

解放以后，萨日朗舅母托人打听过那个留下小名的军人。

她带来的婴儿长大以后也四处打听，都没有那个军人的消息。

那个留下小名的军人，一直也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