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看中国人(精)

外國人看中國人

對于西方人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神秘的國度。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傳教士陸續來華,通過他們,歐洲喚起了對這個東方古國的熱情,至十八世紀中期尤為熾烈。這時,中國贏得歐洲人普遍的欽敬和頌揚;但是,十九世紀以后,原先

較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對中國的介紹,最初偏重于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后來轉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贊美。這里包含著對制度優劣的價值判斷在內,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驕蠻與愚妄。

在塑造中國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穌會傳教士起到“領唱者”的作用。由于這些傳教士都是經由嚴格挑選的著名學者,因此影響特別廣泛。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最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便是

權威著作之一。其中,他這樣說到中國人:“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頌。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成就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們便越自卑。”

法國傳教士多說中國的好話,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大受影響,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認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雖然中國在科學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權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強烈反對伏爾泰的看法,他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他說,中國人生殖過快,子孫繩繩,但都傾向于“奴隸性的服從”。又說,中國施行“人治”,一種道德至上的政體,其特質是有規則而無精神。他還特別指出:中國開國之初尚講道德,其后則整個制度屈從單一的個人意志,戕害人性,腐敗成風,由是興替得以不斷循環下去。經濟學家、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贊同伏爾泰而反駁孟德斯鳩,他出版《中國的

專制主義》一書,認為中國的政治是合法的專制政治,為中國統治者的專制主義和絕

對權力做了辯護。《社會契約論》的作者、被稱為一代民主政體之父的盧梭(1712-1778,在中國文化問題上,則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態度。

“遠看成嶺側成峰”,其實都是同一個中國。

著名的人道主義者、法國詩人雨果(1802-1885在圓明園被焚次年,致信八國聯軍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兩國為“強盜”,最后呼吁說:“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國能擺脫重負,清洗罪惡,把這些財物歸還被劫的中國。”

英國思想家羅素(1872-1970也曾表示說,準備起草一份控訴書,控訴每一個列強。

西方人有種種,不可一概而論。

對于中國,英國人先揚后抑,同歐洲的整體態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羅素始終是友善的。同《魯濱遜飄流記》的作者笛福稱中國為“可悲的民族”相反,羅素稱之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國家之一”,盛贊中國的國民性:善良、安順、禮貌、耐心,“愛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

中國喜作“梟鳴”的魯迅對羅素的贊辭并無好感,他曾針對羅素贊美中國轎夫的言論,作出尖銳的嘲諷。

對于中國及其國民性,德國人同樣有褒有貶。

其中推崇中國文化最力的,要數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他在《中國新論》中,對中國的道德和哲學贊揚有加。魏瑪樞密顧問官歌德(1749-1832稱贊的也是中國的道德和禮儀,中庸、保守和節制。本來,在德國這樣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國

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國的專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識階級中,從赫爾德到黑格爾到馬克思,批評者還是占壓倒性多數。

赫爾德(1744-1803在《關于人類歷史的哲學思想》中,對中國有所論述。

他說:“無論是戰斗精神還是思維精神,都是與這個終日守著爐火睡覺,從早到晚喝著熱茶的民族無緣。”

他說:“他們的天文學、音樂、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舊是他們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可笑的政體的孩子。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著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并且用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所以,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采取隔絕、窺測、阻撓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愛,終日沉湎在自我比較的自負之中。這是地球上一個很閉塞的民族。”

他說:“對我來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名字,盡管我得立即承認它是一副枷鎖,它不僅套在孔子自己的頭上,而且永遠強加給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層民眾和中國的整個國家機構。在這副枷鎖的束縛之下,中國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兒童期,因為這種道德學說刻板機械,永遠禁錮人們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發展……”

黑格爾(1770—1831對中國哲學、宗教、道德、律法、科學,以及社會政治制度是從根本上否定的。他從“絕對精神”出發,認為中國的民族性缺乏屬于“精神”的一切,缺乏個人性、主觀性,缺乏內面的自由。他認為,中國人崇拜權力,自視卑賤,只有一種順從聽命的意識。

他指出,中國這個國家是以家族關系為基礎的——一個父權制的政府。這個政府用了謹慎、勸諭、報應的,或者簡直可以稱為紀律的刑罰,來維持它的機構。從家庭到社會,培養并貫徹“家長政治”的原則,其實幾乎等于一種奴隸制度。

馬克思(1818-1883青年時期接受過黑格爾的影響,雖然他的政治思想后來有了獨立的發展,但是對中國的態度,仍然同老黑格爾差不多。

在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做時評時,他分析過中國,中國革命和鴉片戰爭。他稱中國為“活的化石”,說:“歷史好象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又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

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

對于英國的侵華戰爭,馬克思從黑格爾式的客觀歷史精神的視角出發,給予正面的肯定。他描述說:“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他還表示說:“我曾感到很奇怪,鴉片沒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其實,在這次中國革命中奇異的只是它的體現者。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不知道自己負有什么使命。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對民眾說來比對老統治者們說來還要可怕。他們的使命,好象僅僅是用丑惡萬狀、毫無建設性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相對立。”文中所采用的方法和達致的結論,同他對英國對印度——另一個東方大國的殖民統治的論述《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頗相一致。他說:“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如果對亞洲的社會狀態不來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么,英國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其實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無情的歷史辯證法。

對太平天國起義,即所謂“中國革命”,馬克思起初是抱有希望的,后來

的態度趨于現實,明顯發生了改變。他分析說:“太平軍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人想象的那個兇神惡煞下凡。而這種兇神惡煞是只有在中國才可能有。它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我們的學者把歐洲人對中國及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態度,歸咎于“歐洲中心論”和“殖民心態”。在這里,不妨看看馬克思的評論——至少,他是一個流亡者,世界主義者;對于中國,我們總不至于懷疑他存有殖民者的成見的罷?

同為東方國家,日本同中國比較如何呢?

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在《文明論概略》中,有一段扼要的評述:“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中國是一個專制神權政府傳之于萬世的國家,日本則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以武力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如果從這個問題來討論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在美國,討論中國國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響力的著作,當是史密斯(1845-1932的《中國人的氣質》。

這位中文名為明恩溥的傳教士,在華生活近五十年,他在書中詳細記述了他所觀察到的中國人的二十六種“特性”。其中首要是“面子”問題,其余為“蒙昧”、“輕視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義”、“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與良心”,以及后經刪除的“裙帶關系”、“缺乏利他主義”等等。在整體上,全書的色調是偏于灰暗的。

作為一位美國宗教人士,他不可能不持西方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的觀點。當他要堅持這種觀點而力求“改革支那”的時候,難免表現出一種優越感,而這樣的評論,對于一貫愛國的中國人來說,容易造成情感上的傷害。事實上,史密斯對中國的態度是友善的。上世紀初,美國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用以資助中國的文教事業,特別是供給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就是出于他對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

研究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是整個十九世紀美國漢學研究的主流傳統。這期間,產生過一些重要的著作。但是,要說對中國有更深入的了解,還是在交往愈趨頻密的二十世紀。

政治科學家白魯恂(1921-

出生于中國,并在中國接受早期教育,對中國的認識頗深。1968年出版《中國的政治精神》。正值中國文革期間,他對中國和中國人作了介紹,其中論及中國文化傳統與現實政治的關系,說:“在歷史上,中國人總是喜歡單一的、明確的權力。”

“對中國人來說,理想的情況就是等級制度結構不存在混亂。存在權力競爭和政治多元化時,便是他們最感糟糕的時期。他們把皇朝穩定時期歷史地理想化了……中國人對混亂有一種古典的反應,就是去相信一個統治者、一個政黨和一種思想。”

“傳統中國的基本特征——對道德意識的強調、對嚴格秩序和等級關系的要求、對領袖德行的強調,教育人們有正確行為的必要,恰當的行為和禮節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結合起來,壓制了任何攻擊性的表露。和諧是舊中國的最高理想,同樣起著禁止攻擊性的作用。”

“在中國文化中存在著一種緊張狀態——一方面承認權威主義的本質,另一方面又需要形式上、精神上家長式的支持。統治的權利并沒有受到質疑,但人們期待著從依賴中得到好處。”

“權力主義和對權力依賴的混合意味著,一旦當政府出現軟弱和失敗的情況時,老百性就會轉而反對它。一般而言,他們總是信任最高人物,但總是看到他周圍人以他的名義所犯下的罪惡。在歷史上,中國人相信必定有一個有魔力的政府存在,從而也易于相信:皇帝是好的,但被貪官污吏搞壞了。”

歐洲人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的批判,多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一、

穩定性或稱不變性。所謂堅忍性,無非給保守性給換了一種好聽的說法罷了。

二、自大,即史密斯所說的“面子”,把國家稱為“天朝”、“中國”,其實由此而來。文革時,大力宣傳北京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輸出革命,這種“中國中心論”可謂民族自大的登峰造極之作。三、視等級為天經地義。四、國族、家庭、群體大于個人,頌揚個人的順從和義務而忽略權利。對等級的遵從與對個人的卑視,結合為奴性,自然這同專制政治密切相關。五、漠視社會和他人的存在,對何為正義和真理這些帶有終極性的理念,由來缺乏追求的熱情。

應當把帝國主義及殖民勢力的政治行為與西方的基本價值觀分開。雖然兩者不無聯系,但是也應看到相互間的悖離、矛盾與沖突。

西方人文主義傳統是一個不斷延續、發展的過程。殖民主義的產生,無疑是對這一傳統的挑戰,但是在西方歷史上,它只是一個短時段,存在之鏈中的一個環節而已,不能據此否定人文主義傳統本身。事實上,西方人正是依靠這一傳統而戰勝了殖民主義。對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斗爭,西方宗主國有不同的人群予以積極的回應,或直接加入其中,所以未嘗不可以把斗爭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一種自我救贖和自我戰勝,體現了人文主義自身的力量。

西方人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因身份、視角、觀念的不同而不同,并非一律出于“侵略者慣用的文化毀滅、精神奴役的文化侵略”,不完全構成“權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