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傅斯年中华民族形成理论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第一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者，无论是呼唤对外的国民运动，还是从海外引进新观念、传播新思想，他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1月19日是梁启超逝世80周年纪念日，回顾他的学术成就，梁启超无疑为近代中国民族观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上世纪初期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持续高涨，而引入“民族”、“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等一套相应话语体系的正是他。

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启发民智和国魂

1899年12月，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奉其师康有为之命，正从日本赶赴檀香山。在茫茫的大海上，梁启超写下这样一篇诗章抒发胸臆：“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

正是基于“问政求学观其光”的想法，让梁启超开阔了眼界，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人”。在流亡海外的14年间，梁启超效法法国的伏尔泰、日本的福泽渝吉，向国人广泛传播新学术、新思想、新语汇，并对种种新学说都做出了生动精彩的阐述，成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时代的执牛耳者。

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的梁启超，早在26岁时就与其师康有为并称为“康梁”，成为彪炳千秋的戊戌变法领袖。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流亡到日本。即使在流亡生活中，梁启超仍没有放弃他的思想活动。在定居日本两个月后，梁启超就通过当地中国商人的集资，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份报纸尽现了梁启超的政治和文艺态度，《清议报》创刊后不但扬名日本，更是震惊了中国大陆。

在《清议报》第33期上，梁启超发表了《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显而易见，梁启超提出的“中国魂”、“国魂”，就是指中华民族精神。而这段文字，当属国人最早提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鼓舞革命斗志的文字。

1901年，因一场大火，《清议报》不得不停刊。第二年，梁启超又着手创办一份名为《新民丛报》的半月刊（后在1907年停刊）。《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先后游历檀香山、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后创办的，思想更新、影响更大。尤其是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

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的《新民说》，洋洋11万字，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并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对国内知识界，特别是广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若干年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坦言他在1918年4月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正是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这些报刊搭建的平台，梁启超发表时事评论，撰写政论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并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

研究西方民族主义论著，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在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的自觉的认识。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近代中国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的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不可磨灭。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民族”这一词条里解释说：“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又译为伯伦知理——编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

在流亡日本的生活中，梁启超通过不断的学习，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他不但将“民族”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从梁启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逐渐形成的脉络。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历史分为3个时代：“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

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中华民族”以较为科学的内涵，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9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8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不仅矫正了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狭隘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而且也为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及满清开明贵族所接受，为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实现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就其基本精神而言，已接近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黄兴涛■刘正寅

阐述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代表人物

●梁启超最早提出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并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李大钊是自觉而公开地标举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期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在致力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因此弄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由来，是很有必要的。

“中华民族”观念的起源：夏夷一统

刘正寅（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巩固、发展、壮大。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中华整体观念也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它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整体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三代。中华民族还在其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至西周，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一统思想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即是夏夷一统。

黄兴涛：不错，西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原夏人、商人、周人为基础，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最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战国时期，旧的夷狄已成华夏，夷狄的概念包含了新的内容；周室沦为大国的附庸，一统于周的观念已成过去。于是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等当时亟待解答的问题，在战国时期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映大一统理想制度的著作及学说。其中《礼记·礼运》更首倡“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是大一统理想的极致。

民族整体观念的发展：华夷一体

刘正寅：秦统一中国后，一统由理想变为现实。汉承秦制，实际是秦一统制度的延续与发展。秦汉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发展起来了。大一统的现实使大一统思想进一步完善，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最终确立下来。而其表现于民族关系上的“华夷一统”思想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华夷一体”的观念。这种观念强调汉族与非汉族、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统一，中华整体观念已

经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

黄兴涛：大一统的局面在东汉末年发生了转变，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陷入分裂割据状态。正统之争和“华夷之辨”就突出出来，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分裂时期的思想特点。“正统”源于《公羊传》，统一天下，一脉相承的政权被称为正统；反之则被斥为“闰统”或“僭窃”。正统政权在精神上就成为天下一统之所在，即天下一统于这个被尊为正统的政权。按照“大一统”理论，“华”、“夷”是可变换的，而区别“华”、“夷”

的最高标准是文化，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华夏”，不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夷狄”；“夷狄”可进而为“华夏”，“华夏”亦可能退而为“夷狄”。因此大一统思想很容易为内迁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并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与汉族认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在境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并加入了正统之争。

刘正寅：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的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得到加强。从隋到唐，统治者特别是唐太宗，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表现出非常开明的民族观，造成了“四夷宾服”的空前统一的辉煌景象。这一时期，“华夷一体”的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宋朝文弱，常为强敌压境，但仍以华夏正统自居。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在族源等方面制造舆论，认同中华。女真民族建立的金朝，在接受汉文化，推行汉法的同时，以中华正统自居。他们的汉化与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

黄兴涛：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它结束了民族间的对立，突破了民族间的政治界线，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熔炉中，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加强。元灭之后建立的明朝，宣称“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这固然是明朝统治者出于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统治的政治需要，但它也充分说明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从自在的整体到自觉的整体刘正寅：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必须正视“华夷之辨”思想的挑战，从理论上破除“大一统”思想中的“尊王攘夷”观念。乾隆皇帝，将“尊王攘夷”改为“尊王黜霸”，在正统论上推尊“大一统”政权，凡“大一统”政权，无论何种民族建立，何种方式建立，都被视为正统。其理论特点在于全面剔除传统正统论中的民族偏见成分，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之中。

黄兴涛：是的，清朝前期诸帝的“大一统”思想，对清朝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初诸帝皆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分裂割据出现，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中华各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刘正寅：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华各民族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对立者，其整体性更加突出出来，各族人民由自发联合走向自觉联合，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整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整体。在“自在”的中华民族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对于其共同的利益安危、内在联系和一体性有了更为明确、自觉的体认，并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

谁最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黄兴涛：是的，这种民族自觉化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但如果只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它则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从萌生到最终在全社会确立起来的过程。在“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当中，对于同一个民族符号或称谓的认同的内容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它乃是现代民族自觉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

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且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可能均为梁启超。早在戊戌时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各民族团结的民族意识。进入20世纪后，梁氏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发展成了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必须一体化的观念。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之主张，认识到了实现民族双重自觉的必要，认定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以建设一个以“小民族”有机联合为基础的“大民族”。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很杂，基本上属于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的“大民族”认同观。

如何称谓这种共同体性质的所谓“大民族”？它与过去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联合体又是何种关系？对此梁启超等人起初并不十分自觉。1901年梁氏作《中国史叙论》一文，多次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指称汉族，有时则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而后者实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所凝成的某种一体性和整体性的涵义。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氏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两词，后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内。20世纪初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并不限于梁氏一人，它的出现和初步使用，正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生时在语汇上的最初体现和反映。

刘正寅：“中华民族”一词的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它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涵义。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可能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但它在该文中所指的还是汉族之意。

至1905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再次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则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涵义，虽然他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但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说明此时梁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已有相当的价值自觉。在他那里，“中华民族”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还将是中国未来民族共同体的名称。可以说梁氏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使用，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阶段性。

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也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他在梁氏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含的“民族”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在他那里，融合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应当说，杨度此处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涵义。

黄兴涛：在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和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清末立宪派继承了戊戌时期康、梁等维新派的“平满汉之界”的思想，又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满族留日学生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他们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创办了性质相同的《北京大同日报》与《大同报》，专门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他们中甚至有人分析指出，满汉并非两个民族，实际“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整个“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此种观点，实开日后顾颉刚等人有关“论断”之先河。

刘正寅：概而言之，清末“中华民族”一词和“大民族”观念即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共同体观念虽然都已经出现，但这两者还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者间合一过程的完成，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得以实现的。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黄兴涛：是的，中华民国的建立，为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发展创造出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条件。首先，辛亥革命的胜利，促使革命党人转变角色，全力贯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合的事业。而中华民国的建立，特别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则的宣布和实行，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从而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更加强大、民族进一步凝聚融合的强烈愿望。其次，就民族融合的实际效果而言，当时部分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行径，促使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识之士放弃狭隘民族意识，生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动因。最后，“中华民国”这一国号，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使得人们在考虑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确立各类组织和事物的名称时，往往喜欢用“中华”字样和符号，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中华民族”一词或观念的逐渐流行和传播，同这种用语习惯有着重要的联系。

就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实诞生于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吴贯因、袁世凯、梁启超、夏德渥、李大钊、常乃德及东、西蒙古王公这一时期都多次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并对其涵义进行了阐释。与此同时，一些以推动民族平等融合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如“中华民族大同会”和“五族国民合进会”也纷纷成立，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建立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另外，这一时期的《申报》、《民立报》、《民国日报》、《中国同盟会杂志》、《庸言》和《东方杂志》等报刊杂志，也都刊登了有关论述中华民族历史和涵义的文章。

刘正寅：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可能是李大钊。他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中，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合一的新“中华民族”，主张以此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至此可以说，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基本上形成了。

“中华民族”观念的普遍认同

黄兴涛：就观念认同的社会化性质而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政治界、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传播开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反帝口号和任务的提出，对于民族整体意识的认同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进一步奠定了国内各民族实现一体化的发展基础。三是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混战、蒙藏部分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以及“民族自决”说和“民族解放”说的传入，在国内交互作用与激荡，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一体化的愿望。孙中山也在此时明确倡扬开放性的“大中华民族”理念；梁启超则以历史研究的学术方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和阐释。孙中山和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从历史功能上看正好形成一种互补，可以看作在政治思想上和学术思想上“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了某种有效的联动态势。另外，当时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等其他政治、思想派别和人物，也都在中国各民族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

刘正寅：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人们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于是一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渗透到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大众的心中，最终蔚成一个不言而喻、不可动摇的神圣信念。这一时期，顾颉刚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阐释有着较大的反响，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中，顾氏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共同体，而是由历史上许多种族不断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后来罗家伦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观念进行了认同和发挥。需要说明的是，国共两党在关于“中华民族”的观念

上也存在着差异，中共并不像国民党那样，追求实现一种现实的“单一性民族”的“民族一体化”，而只是认同一种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的“复合性民族”之一大“民族共同体”而已。但在认同“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民族符号上，双方又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最终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国人和海外侨胞脑中与心中的，正是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