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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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的资本过度深化
一、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相关原因探究
目前，国内外通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21年为0.481，2021年为0.477，2021年为0.474，2021年为0.473。我国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限度。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行业间收入差距大，垄断性、资本密集型等行业收入偏高;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虽然近些年来城乡居民
收入普遍提高，但二者差距仍较大;第三，区域间收入差距大，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第四，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政府因素、市场因素、人力资本和灰色收入等多方面角度对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探究，政府也从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角度的政
策措施努力改观现状。然而，这些都未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
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在生产方式之中引起的。
二、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的资本深化与政府投资偏好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即资本深化，会造成收入差别的扩大。而反观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条资本不断深化的发展之路。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我
国的工业化发展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导，并高度依赖大规模的资源投资。在资本积累和技术
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得以取得长足的发展。政府连年扩大财政支出，兴建很多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资
本劳动比都在不断提高。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进入了以能耗性为主的工业重工
化发展趋势。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了显著而快速的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资本深化”。
三、资本过度深化后的行业、城乡、区域收入差距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由效率低的部门和地区会流向效率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促进了后一类部门和地区的快速发展。而这种生产要素在城乡、行业、地区及资
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国收入分配上的不均衡。
长期以来，金融、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垄断行业，凭借其优势地位获得高额垄
断利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21年度，12家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中央企业，其
员工工资是全国工资水平的3-4倍;如果再加上工资以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将可能在5-10倍。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农民收入长期低于镇市居民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854元和2210.3元，收入差距为2.65倍;2021年分别为17175元和5153元，收入差距为3.33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超前发展，东、中、西部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从城市来看，1981年，城镇居民收入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收入比为1.2：1：
1.18;1991年，三大地区的收入之比为1.48：1：1.10。从农村来看，1978年，三大地区
农民收入之比为1.36：1.09：1;1999年，三大地区的收入之比为2.13：1.35：1。
四、资本深化的适度是缩小初次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根本方法
一般来说，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会通过再分配政策缓和并缩小不平等，但是，这种修补和弥合是有限度的、不可持续的。从根本上来讲，要解决收入分配的
差距悬殊问题，从初次分配领域就着手是更具根本性、可持续性的。
首先，资本深化应该适度。资本深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驱动性，然而资本
深化过度带来的行业发展差距，会影响不同行业、区域、阶层居民收入分配，这是国民收
入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的根本性差距。因而，当前我国提倡资本优先、技术优先等应该适
度发展。
其次，政府应减少权力的寻租、收租。政府官员的非正常收入，不仅会拉大与社会其
他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腐败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会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这种不
公平会影响社会收入的分配均衡。
再次，完善城乡、区域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的差距，切实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
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解
决公共服务资源失衡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实施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宏观就业政策，增强人力劳动资本的创造力与竞争力。
浅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十三五”期间，是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生态保护面临重大转型、经济
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时期。经济的新常态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历的新的常规性
的经济发展态势。然而，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要想使
社会发展处于新常态的之下，就必须准确定位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争取最大范围
内取得互利共赢。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资源环境脆弱性也成为我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在经济新常态下，从传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向资
源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最重
要目标之一。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是中国
的基本国情。人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供水能力紧张，能源紧缺愈加深重，矿产资
源不足，后备资源基础薄弱，资源总需求迅速扩大，各类资源供应长期紧缺，是我国人口
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资源短缺将长期成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和克鲁格等经济学家把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应用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当中，于1995年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也都证明了它的存在。该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到达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如图1所示。
从我国环境污染情况来看，根据统计资料，没有经过处理或不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的排放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先污染，后治理”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模式，然而我们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末端治理上。我们的总体判断是环境污染还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且离拐点还有一定距离。
环境问题不仅是环境经济学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1]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学根源，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环境资源的有限性。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在有限资源的各种可供利用组合中，进行选择的科学。中国多项重要资源面临短缺并且人均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供水能力紧张，能源紧缺愈加深重，矿产资源不足，后备资源基础薄弱，资源总需求迅速扩大，各类资源供应长期紧缺，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资源短缺将长期成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存在，决定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不可同时兼得。
其次，环境问题的公共资源的悲剧。一种物品，如果不具有排他性，则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会尽可能多的利用它，同时，如果该物品又具有竞争性的特点，即所谓的“公共资源”，则它可能很快会被过度使用，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学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问题”。在一个乡村里有一块公共土地，村民们在这块公地上放牧奶牛，如果每个村民都能够花无限制的使用公地，则实际的均衡奶牛数量将远远超过它的最优水平，引起的后果就是：公地将由于长期的超载放牧而日益衰落。这就是著名的“公地的悲剧”。搭便车问题：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消费而不用额外付费，也就产生了“免费搭车”问题，私人不会提供该物品进而导致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在公共资源博弈的结果也表明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
最后，经济利益的驱使。厂商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在片面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也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21世纪提倡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环境作为经济成本的一个部分，因为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