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_兼论从_满天星斗_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

2005年5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y.,2005第34卷第3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34No.3■中国古代史研究

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

王　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尧舜时代是一个社会转折的重要时代,由于史前大洪水,处于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氏族部落都集中到黄河中游的豫西、晋南及陕东一带。由于公共事务的繁多,各种官员的设立便越来越多。到禹的时代,兵

,刑法及管理刑法的官员便出现了;这样派往各方诸侯视察监督的使官也出现了,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赋税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于是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便形成了。同时也出现了由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的格局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转变的特点。

关键词:国家起源;上博楚竹书;史前大洪水;尧舜禹;夏代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5)03-0076-11

收稿日期:2004-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2BZS017);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课题(01JA770040)

作者简介:王晖(1955—),男,陕西洋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中国早期国家是如何起源的?为什么夏商周时代会形成以黄河中游为文明中心的情况,而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区域群星灿烂而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文化特点?我们认为这是尧舜时代遇上了罕见的世界性大洪水造成的。这场大洪水造成了新石器晚期氏族部落的大迁徙,促成了在黄河中游中原地区出现了早期国家,形成了我国东南西北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转变的特点。这种历史的转变是值得我们考察的。有幸的是上海博物馆整理并出版了《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1](图版p91—146,释文p249—293)给我们提供了尧舜禹时代社会生活变迁的许多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资料,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探讨由原始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历史转变情况。

一、早期儒家对人类历史阶段的认

识与战国末期以来的五帝传说 先秦秦汉时期的古文献中叙述先秦时代的历史

发展,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原始氏族社会与夏商周三代之间直接相连,其间没有五帝时代。如《礼记?礼运》篇及《庄子?月去箧》所言即是。其二,在原始氏族社会与夏商周之间加上了五帝时代,组成了原始氏族社会、五帝时代、夏商周三王时代、春秋五霸时代、当今战国历史时代的发展序列。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历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及其功绩,《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中把黄帝、大　、炎帝、少　、颛顼与四时、五行相配;有的则仅仅提到了五帝的名称,如《礼记?乐记》提到了“五帝”、“三王”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周礼?天官?大宰》、

《掌次》、

《地官?大司徒》、

《充人》等提到了五帝之礼,《吕氏春秋?先己》则提到了五帝、三王、五霸、当今之世四个时代。其三,在原始氏族社会与夏商周三代之间加上了唐尧虞舜时代。这种现象在早期儒家的著述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论语》《孟子》中述孔子、孟子所言最早的历史人物不过到尧舜,故《孟子?滕文公上》谓“孟子道性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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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淮南子?主术训》也有大致相近的说法。《淮南子?精神训》还把尧的生活与汉代生活进行了比较,说:“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　,素题不木开。珍怪奇异,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　形,鹿裘御寒。”这些古文献中均描述了尧时代物质生活十分低下、饮食穿戴特别简朴的情况。古文献中把这一切视为尧的节俭之行、仁义之心,而且这些可能都有所夸大。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尧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状况:尧时期剩余物质产品的确不是很多,私有制刚刚萌芽,社会物质财富还不是十分丰富,尧的物质生活因此便比较简朴。《韩非子?十过》曾对尧舜禹时代社会进化情况作了对比性的描述: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

失国何常以?”……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

下,饭于土簋,刑,其地南至交趾,北至

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

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

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

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

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漆①]其外,而朱画其

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

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

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

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

之不服者五十三。……”

这一段文字是韩非子借助由余之口,来观察从尧到舜到禹物质文明的发展变化。既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变化,便有利于我们用今日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尧舜禹三个不同的社会阶段。在尧的时代,“饭于土簋,饮于土钅刑[鼎]”,饮食的簋、鼎全是用土制的,可见是陶器。在舜的时代,饮食是用刷了黑漆的木制食器。到禹的时代,便有了祭祀先祖而内黑外红的“祭器”,有了华美纹饰的“樽俎”,以丝织品作为车席,还有精美的草席,等等。如果说尧舜时代还处于比较低级的社会阶段,那么禹的时代便进化到比较高级的社会阶段,因为这时已经具备了比较高级的祭祀礼器。

《容成氏》简6“不刑杀而无盗贼”表示其时还没有刑法制度,这时社会上还没有盗贼。《尚书大传》也有相同的说法:“尧舜之王天下,一人不刑而四海治。”[3](《太平御览》卷80《皇王部五》)这时仍实行禅让制,尧选舜而让位于舜,舜选禹而让位于禹:“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贤者莫之能受也。”(简10—11)与其后禹的时代相比,这一时期无百官长吏,亦无兵戈战争。所以《礼记?礼运》等把尧舜排除在出现了私有家庭、具有城郭沟池的城市、刑法战争、阶级阶层、礼仪制度等国家形态的禹汤文武周公“小康”时代之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其时社会的基本特征仍与前述氏族部落时代相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唐尧虞舜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时正处于历史突变的前夜,因为尧舜时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

三、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

游中心文明转变的原因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青甘的齐家文化,严文明先生称这一时期并为“龙山时代”,并把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时代过渡的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期和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文化等,划归于龙山时代早期,认为这一时期当是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左右,持续时间达1000年。这个时代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夏代之前的唐虞时代,其社会发展阶段大约相当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时期。[4](P107)苏秉琦先生便以现今人口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同时他还提出了“满天星斗”说[5](P35—37,P101—127)。但安志敏先生则提出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的说法[6]。表面上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但仔细考察这两种不同说法,实际上是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各自特征,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满天星斗”说反映了龙山文化末期之前文化区系的特征,而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则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之后文化区系的特征。造成这两种不同时代特征的转折点就是尧舜时期的大洪水。

《容成氏》记述了这场洪水情形说:“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序,水潦不氵皆。”(简23)此说正可与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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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依据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卷三改。见《诸子集成》第5册,《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49页。

献中有关尧舜时的大洪水记述相互印证。《书?尧典》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 滥天下”;《滕文公下》亦云“当尧之时,水逆行,

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

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警”者,惊也。这场大洪水的浩大与危害在我国历史上是惊人的,是空前绝后的。《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

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尧舜时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促使了这一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氏族部落大迁徙,迫使长江、黄河下游地区的氏族部落急剧集中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豫西、晋南及陕东一带。这一点王国维曾指出过:“古昔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不足信。尧舜之前如神农、黄帝、太昊、帝喾皆居东方。尧舜之后,如桀之太京即在今山东定陶。又如尧葬成阳,近今之济南。亦云:舜东夷之人也。夏时虞国约在今河南归德府一带。足证尧、舜建都东方,其平阳、蒲坂等处,或时遭洪水,暂徙高丘,非必

恒居也。”[7](P262)

王氏此说虽有可商之处,但所言迁徙之大势是对的。上博所藏楚竹书《容成氏》、《书?舜典》及《孟子?告子下》、《万章上》、《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篇中所言尧舜及其众官中,除了鲧、禹及后稷弃在黄河中游的今河南中部嵩山一带和陕西关中或晋南一带之外①,其余尧、舜及商先祖契等都是从四面八方迁徙到黄河中游的豫西、晋南和陕东一带。

1.尧从河北唐地迁居平阳。传说中的尧都有两说。《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纪》谓尧号为“陶唐氏”,称“唐侯”,其初封地在“今定州唐县也”。魏晋的定州唐县在今河北省中部的唐县一带。但正义又引《帝王纪》又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又引《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笔者认为尧初都在河北唐县一带,后迁徙于晋平阳一带,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左传》哀公六年述孔子引《夏书》佚文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今《尚书》中《夏书》已无此文。孔子引《夏书》佚文中的“陶唐”就是尧的氏名国号。依此可知,尧在“冀方”平阳是后来从其他地方迁徙去的②。

2.舜从东夷迁居晋南。《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依正义舜属唐蒲州河东县一带,即今晋南永济之西。实际上司马迁所说是舜在大洪水时期的居地,并非最初居住地。《孟子?离娄下》

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舜出生地诸冯不可考,但据孟子可知他为“东夷之人”。由于大洪水舜时曾频繁迁徙:《管子?治国》云“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三)徙成国”,此说亦见《吕氏春秋

?贵因》及《尸

子》[3](《太平御览》卷81《皇王部六》)等。说明舜部族曾经有

过多次迁徙③。综合舜早期活动在古文献各种传说,一说舜在上虞南乡,即今浙江余姚一

带[3](《太平御览》卷81《皇王部六》)。一说在今山东定陶至郓

城之间,古为大野泽周围一带,《五帝本纪》正义引

《括地志》中所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莳)于负夏”中的地望多在这一带。笔者以为后说是对的,舜部族大概就是从古东夷一带逐渐向西迁徙而到达晋南的。3.商族先祖契从东夷迁至洛水上游今商洛一带。商族的来源古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其一,古人认为商族来源于西土陕西。《史记?殷本纪》谓商始祖契“封于商”,集解引郑玄云“商国在太华之阳”,引皇甫谧云“今上洛商是也”,正义引《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　所封也”,还说“古子城在渭州华城县东北八十里”,《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说“京兆杜县有亳亭”。从《六国年表序》所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之语看,司马迁盖以为汤所兴之亳在陕西商洛一带。可见古代学者从司马迁、郑玄、皇甫谧、徐广等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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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史记?五帝本纪》引述这些古籍时,把《管子?治国》等书言舜多次迁徙而壮大的情况,改为时间上的跃进:“(舜)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不对的,他未认识到舜曾有过多次迁徙的情况。

清人顾炎武以为此“冀方”是泛指“中国”(见《日知

录》卷2《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笔者认为不妥,顾氏首先把此佚文理解为夏后氏太康之时,把“陶唐”理解为“夏”,遂有此误。此“陶唐”明显是指唐尧,“冀方”应是山西的的代称。此《夏书》佚文是指以尧为首的陶唐氏迁徙到山西一带的古文献记载。

鲧与其子禹的古国居地应在河南嵩山一代:《国语?

周语上》有“有崇伯鲧”,《逸周书?世俘》篇记夏人乐章有“崇禹生开[启]”,这说明鲧、禹时代的国名为“崇”,“崇”古文献中常与“嵩”通用。后稷弃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及《诗?大雅?生民》及释文等,周人先祖弃在“有邰”,即今陕西武功县一带。近来有的学者认为先周族最早来源于晋南,见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6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92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42页等。

为商族起源于陕西商洛一带。其二,近现代学者起源于东方或东北方①。近代王国维认为商族最早的居地商是河南的商丘,亳在今山东曹县;丁山认为商当在漳水流域,在今永定河与氵寇河之间;徐中舒认为商民族起于东北并“由东而西渐”,初为“环渤海而居”之民族;金景芳认为商人起源于东北方,其远祖昭明所居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昭乌达蒙克腾旗的白岔山;邹衡则认为先商文化的早期是漳河型文化,其分布中心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笔者认为近现代学者的探讨是对的,商建国之前先商族居地虽屡有迁徙,但多活动在东方、东北方或者北方[8](P20);东北方的朝鲜夫余、辰韩等古国均为商人的故族或移民之族[9](P55—56),而高丽国以及满洲古老神话中,均有天或天帝命玄鸟赐鸟卵于高妣或高妣感日影而生始祖的神话[10](P32—34)。商族多在太行山及嵩山之东的华北平原一带活动,故商人把偃师之亳称为“西亳”、

“西邑”②;,便把后来占有的洛邑称为“东都”,称偃师一带的音乐为“东音”③。同是偃师,周人视之为东,而商人视之为西,说明早期商族的活动地域偃师之东。但古代学者所说商先祖契曾经封于陕西商洛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书?尧典》、

《史记?五帝本纪》、

《殷本纪》以及新出土的《楚竹书(二)》中的《羔子》、

《容成氏》等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看,契活动年代正是在舜、禹之时,这正是大洪水的年代,故商先祖契从受水灾之害的华北平原一代④,后迁徙到地势较高的陕西东部的商洛山区,正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生存选择,可见古代学者说契封于陕西商洛而有商族之名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契的确曾迁徙过,《水经?渭水注》引《世本?居篇》就说“契居蕃”,如前所说,邹衡先生曾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认为其分布中心地区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可见契是从原居于蕃地的华北平原迁徙到黄土高原商洛一带的。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云:“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遂[逐⑤]高而居。”此言是对的。尧舜时代因为大洪水,处于平原低处的人民财产田地,被泛滥的洪水淹没,于是人们只好向高处迁徙。上面所说尧、舜、契等东方或东北方氏族部落,纷纷迁徙到黄河中游的晋中南、陕东部及豫西一带就是如此。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上一个世纪特别是建国后的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文化遗址呈现了“满天星斗”现象。大约与中原仰韶

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的时代,有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红山文化后期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以苏南浙北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有以山东、苏北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有以青海东部、甘肃西部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等等。这些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基本上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本土文明,大约相当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属铜石并用时期。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满天星斗”的现象在青铜器时代的夏商周却基本不存在了,以黄河中游为主的文明中心区出现了。安志敏先生指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区与周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从历史上看,夏、商、周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为长期的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因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并且很快地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更广阔的地带。但周围的某些地区直到较晚的时候才逐渐结束氏族制度。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6]表面上看,这是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与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的争论。但笔者认为,从时间的发生上看,这两说并不矛盾。“满天星斗”说显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遗址所呈现的状况,既有中原的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也有周边东南西北方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后期及夏家店下层文化,确实呈现群星璀璨的“满天星斗”格局,很难说这时的中原地区就是文明中心区;而黄河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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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周生春校注云:“‘遂’,疑当作‘逐’。”见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契本居住在“蕃”(见《水经?渭水注》引《世本》),在今漳河与滹沱河之间。

《吕氏春秋?音初》云:“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　山……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水经?河水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东阳　山”即“东首阳山也”,乾隆年间编修的《偃师志》卷3亦有同说,并谓其地在偃师县城“西北二十八里”。

《礼记?缁衣》引商书《尹吉[告]》佚文“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胡厚宣先生指出“西邑夏”就是夏朝晚期的都城斟寻,也就是殷墟卜辞中常见的“西邑”。参见(《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

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516—522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第14—21页;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份,1930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8页,第212页。

文明中心区的说法是夏商周以来的情况,这是周边地区的文明与中原地区相比确实衰落,夏商周三代皆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建都,中原地区的文明呈现辐射式的状态向周边地区发展。夏王朝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其时东方及东有山东、苏北沿海地区的岳石文化;东南部有以上海马桥遗址中期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北方东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西部是朱开沟文化;西方主要是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的齐家文化。这些周边地区的文化显然不仅比同时期中原二里头文化落后一些,而且也比其地之前的文化衰落了。“岳石与马桥、湖熟诸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的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又皆远远小于或低于龙山、良渚文化。”[11]在商代,中原中心文明圈与周边文明圈之间的关系,李学勤先生概括有三种情况:一是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与地方特色相融合,成为带有地方色彩的商文化,如东南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二是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而在同地共处,如北方的辽宁地区。三是以地方文化为主,吸收中原来的影响,如西南四川成都地区。到西周时仍是如此,“西周中心文化圈仍向周围散播影响,其主要方向似在北方与东南”[12](P318—320)。如长江中游的黄陂盘龙城商城城墙夯筑技术、陶器、葬俗、青铜器等文化遗存,与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岗上层文化相同,显属商文化系统。四川广汉堆出土器物,也证明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国也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12](P228—232)。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反映的礼制和琮、璧、璜、瑗、环等玉礼器的使用,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商王朝的礼仪制度”[13](P292)。

为什么会出现由新石器晚期的“满天星斗”向夏商周及其之后的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转变呢?俞伟超先生曾分析过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倾[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主了。……对大河、大江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13](P292)王巍先生也有大致相同的分析[14]。俞、王两位先生所说是对的。4000多年前尧舜时期世界性的大洪水,造成了氏族部落的大迁徙。黄河和长江下流的纷纷向高原山丘一带迁移。四方文明急剧汇聚中原,造成了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此即河南偃师等地的二里头文化以及嵩山之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如果说4000—5000年之间是以东方的龙山与东南方的良渚文化代表了其时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这时的黄河中游及长江中游的龙山文化各个文化遗址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但到了尧舜之后的4000年以来,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湖熟诸文化,却不仅远落后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而且其遗址的规模面积、分布的密度以及生产水平,也远低于在此之前的龙山、良渚文化①。可以说,黄河中游文明中心区的形成以及山东龙山文化、苏南浙北良渚文化之后的文化断层现象是尧舜时期大洪水的产物,三代以来中原文明中心区也是四面八方文明汇集中原而促成的。

由于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引起不同氏族部落在黄河中游一代集中、融合,引起了矛盾与冲突,众多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需要成为当务之急。楚竹书《容成氏》却谓任命禹治水、契治民、弃教民务农在舜的时代:“天下之民居奠(定),乃饬食,乃立后稷以为盈。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于野,复谷豢(换)土,五年乃(简29)穰。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为李(理)。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三(简30)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乃立夔以为乐正。夔既受命,作为六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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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约相当于五帝传说时代的良渚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确已进入国家阶段(李之龙《良渚文化社会形态探析》,《考古》2002年第9期);》而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虽已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但与夏商文化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时“军(王)权未能高于神权”,“在政治上于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笔者认为后者的说法是对的。我以为良渚文化虽达到文明阶段,但还没有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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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也证明虞舜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可视为早期国家的时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2000年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首次发现了传说中尧舜活动区域的大型古城遗址,面积多达280多万平方米,年代距今月有4200—4500年之间。古墓中发掘出了最早的青铜器、有文字的陶片;城内大中小型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有无以及数量质量方面的差距已经相当悬殊。有古城、青铜器与古文字以及很大程度的阶级分化情况,基本符合早期国家条件了[18]。可见中华文明的国家起源要比人们所认可的夏代更早,早期儒家把有虞氏和夏、商、周并举而称之为“四代”,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笔者认为,舜或尧舜时代确实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大转折的时代。在这一转折时代,它是旧时代的殿军,故像司马迁《五帝本纪》那样把它归之于上而称之为“五帝”时代亦可;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于是像早期儒家那样把它属下而称之为“四代”并与夏、商、周并列亦无不可。因为,有虞氏时代确实是一个处在历史转折的特殊时代。

从上博馆所藏《楚竹书(二)》中孔子与弟子的相互问答之词来看,其时代应在战国中期偏早。春秋末至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林立,却无如儒家学派重视古籍文献的整理、保存与研究。儒家著述中谈古史传说时代“祖述尧舜”,盛赞唐虞,而很少提到尧舜之前的黄帝、颛顼、帝喾等传说人物和时代。此因不是近代顾颉刚等学者所说的这些后来出现的古帝王是“积薪式”的编造,而是如《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孔子所谓“禹、汤、文、武、周公可胜观”,黄帝却因时代太遥远而“先生难言之”,宰我也说“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 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史记?五帝本纪》所说“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然而依《容成氏》“轩辕氏”应即黄帝部落。在早期儒家看来,尧舜之前的时代是氏族部落林立的时代,尧舜之后才由部落联盟的社会过渡到早期国家的时代。

四、夏禹治水与早期国家的起源

近现代西方历史学者和研究国家问题的学者们,通过对国家目的问题的研究有“惊人之处”的新颖地方就是“为引水和治水而进行的斗争”,并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与防卫同等重要的(而且也是同样古老的)国家目的”。“诚然,人们一直都知道古埃及王国就从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来看也与尼罗河洪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就已经是费了很大力气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了,直到最

近几年才看到了这一点。但是,要说在历史上这两种国家制度开始建立起来之前四千年世界上就已经存在着一个像杰里科那样的类国家机构,把保障外部安全和完成引水任务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事实在那里的考古发掘结果披露之前是任何人也意想不到的,再者,要说这种围绕着水的问题而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保卫那为了生存绝对必需的水源,而且同时也极可能包括建设供水所必须的基础结构,那么,这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发现了。”[16](P94)古埃及国家的产生与尼罗河洪水的治理有关,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而现代考古发现也表明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国家机构组织的出现,也是与引水、用水的需要和斗争有关。

同样,我国从虞舜时因为大禹治水的需要,而直接促成了对早期国家公共事业管理职能的需要,逐渐出现早期国家。这一点不久前童恩正先生曾指出“从大量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的第一王朝———夏王朝的建立,确实与水利有密切的关系。……从史实看来,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极可能与防御和集体的水利事业有关,亦即与控制集体劳动的人力有关,而与土地所有制没有直接的关系。”[17]童先生所说夏王朝的建立与集体水利事业有关是对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证。从古文献以及新发现的《容成氏》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禹时代连年阴雨,《墨子?七患》引《夏书》云“禹七年水”,《荀子?富国》说“禹十年水”,《庄子?秋水》言“禹之时,十年九潦”。连年阴雨造成了大洪水到来。《容成氏》记载在舜三年,“山陵不序,水潦不氵皆”(简23),于是禹奉命于危难之际:“乃立禹以为司空”(简23)。这与《书?舜典》记述大致相同的是,《容成氏》谓禹亲执耒耜率民众治水,于是夹州、徐州、竞州、莒州、　州、荆州、扬州、豫州、　州(这与古文献所说的“九州”不同)等九州始可居处。《孟子?滕文公上》亦云“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滕文公下》亦云“《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时大洪水是历史上罕见的,禹因此建树的功劳也是无与伦比的:《吕氏春秋?爱类》云:“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左传》昭公元年述刘定公高度评价禹的丰功伟绩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尧舜时期由于大洪水而引起社会组织形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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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东汉班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汉书?地理志上》曰:“尧遭洪水, 山襄陵……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治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此言因为禹治洪水,平水土,制九州,然后设立诸侯臣服等级度规定和贡赋制度,产生了早期国家。据楚竹书《容成氏》记载,当时禹治水工程的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禹亲执木分(畚)耜,以陂明(孟)诸之泽,决九河(简25)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居。禹通淮、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居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简26)海,于是乎　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伊、洛,并里[廛]( )、干(涧),东(简27)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居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　州始可居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简28)汉以北为名谷五百。”这一段文字与《书?禹贡》语义相近但所言九州又不相同。若依《容成氏》与《禹贡》来看,禹治水就已经遍及黄河及长江中下游的大小河流和九州之域了。

不过,禹治水主要还是在虞夏时代的文化中心区。《孟子?滕文公下》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史记?殷本纪》引古《尚书?汤诰》之文谓禹、皋陶治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有居”。这里似乎告诉我们大禹治水,东边只到长江下游———即今苏南浙北及安徽南部的一部分,但主要应是传说中会稽一带;北边只到济水一带,西方只到晋陕之间的黄河流域,主要是晋南一带,《墨子?兼爱中》、

《吕氏春秋?爱类》等古文献所说凿龙门,开吕梁,治理西河一带;南方只到淮水流域以及汉水流域。实际上这正是传说中夏人所活动的地区:以今河南为中心,东到长江下游苏南浙北的会稽一带,西到黄河中游的晋南一带。这几个地方也恰好与今天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新石器晚期几个重要的文化遗址的区域一致: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以及晋南的陶寺文化。这恐怕不只是一种巧合,说明古文献所记是有历史根据的。

即使禹治水是以东江、西河以及淮水、济水、汉江为主,这样的水利工程不仅是史前时期,就是今天也应是相当巨大的工程了。禹治水的工程量之大,动用人力之多,工程时日之长,应是历史之最了。禹治水活动是相当艰苦的:《容成氏》简25言禹“面干腊,胫不生之毛,□□氵皆流,禹亲执木分(畚)耜,以陂明(孟)诸之泽”。《论语?泰伯》言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水时,“劳身焦思,

居外十三年”。《史记?孝武本纪》称禹时“河溢皋陆,阝是繇(徭)不息”,正义引颜师古由于修筑堤坝,因而“徭役甚多,不得休息”。其时治水动用人力有多少,古文献未明言,我想应超过了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以及隋代开凿南北大运河。《汉书?沟洫志》记述说汉武帝年间,“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治理瓠子河,曾“发卒数万人”。隋代大业元年修建通济渠动用人力100多万,大业四年修建永济渠征调民工100多万,这两大工程造成了当时“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局面[18](下册P1420)。以禹治水时的巨大工程,应该是动用了当时天下所有氏族部落的人力资源。禹时代天下氏族部落的人口,据《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有1 355万多人,不知此说有何根据?假设此数有一定根据,则这时禹也可统领相当庞大的治水民众。那么,当时天下氏族部落的首领和民众,本来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各个部落独立治理这样的大洪水显然力量单薄。面临来势汹涌、任意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洪水,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听从从事农业生产并具有治理水土经验的夏族首领禹的调遣指挥,才能治理这场大洪水。

禹治水工程使天下重要劳动力归禹统一调配使用,是便使天下十分分散的星罗棋布的氏族部落迅速产生了向心力、凝聚力,这应是后来夏王朝发展成为早期国家的主要原因。由于治水,禹在天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左传》昭公元年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同时这也提高了禹在氏族部落首领之中的地位:“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禹的权威便是在率领民众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土山,执玉帛者万国”,表示众多的部落首领已臣服于禹的统治。《史记?夏本纪》言“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皋陶以执法官的身份要求民众效法禹的德行;禹的言语就是法令,不听从,便要以法律刑处。表明经过治水之后,禹的绝对权威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这与《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所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舜时代大不相同了。夏王朝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形态,也就是在禹率领民众治水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了。

五、夏代早期国家政治制度

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建立

如前所说,上博《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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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禹治水成功后,舜年老“视不明,听不聪”(简17),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禹。禹即位后,便创建城邑,开垦农田,制作兵器,设立赋税制度:“禹立听政三年,不制革,不刃金,不铬矢,田无蔡,宅不功,关市无赋。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乃因迩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夫是以近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简18—20)此言禹即位初年,“不制革,不刃金,不铬矢”,实际上是说禹之前不制作兵革武器,此与《容成氏》谓□卢氏、赫胥氏等氏族部落的原始社会“而寝其兵”之说相合。《礼记?礼运》说由禹开始的三代“兵由此起”,《越绝书》卷11言禹时“以铜为兵”,均说明从禹开始才制作兵革武器。

《容成氏》简文谓禹即位初年“关市无赋”,意谓禹之直关市才有赋制。此与《书?益稷》、

《禹贡》言禹时有“五服”之制以及九州有九等赋制的说法相应。《史记?夏本纪》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此言虞夏之前,纳贡缴税的制度并未健全。《书序?禹贡》云:“禹别九州,随山氵睿川,任土作贡。”郑注云:“‘任土’谓定其肥硗之所生。”依唐孔颖达疏可知“肥”是指低下处的肥田,“硗”是指高处的薄地。这就是说禹治理山川、划分九州后,便根据土地的肥沃、硗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缴纳贡赋之制。新出土　公　铭为此作了有力的证明,其铭文云:“天令禹敷土,堕山氵睿川,乃差地设征。”[19]这是说禹根据不同的土地规定各自的贡赋。《国语?周语上》引《夏书》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表明夏王朝能使用关、石等衡器去征收赋税,也表明夏代贡赋制度的建立。“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表明已经产生了初步的分封制,也有了城市。禹之时有了兵革武器,也就有了军队;设立了赋制,产生了分封制,有了城邑,早期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

而且这时治理天下不再是《论语?卫灵公》中所说舜那种“无为而治”、

“恭己正南”的方式了,而是用一定的法令刑律来治理天下了:《容成氏》简22云:“禹乃建鼓于廷,以为民之有欲告者鼓焉。撞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冫仓辞,夏不敢以暑辞。”《左传》昭公六年正式制定了《禹刑》来治理刑事犯罪事件,与《容成氏》简22所说是一致的。《史记?夏本纪》记载说皋陶命令民众以禹的言行为准则,不听禹言语的,“刑从之”,可见这时禹的权力地位与刑法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庄子?天地》篇记述一则寓言,说尧舜时期伯成子高“立为诸侯”,禹时子高却辞诸侯而耕于田野之中。禹便去询问原因,子高便说:“昔者尧治

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庄子所言虽为寓言,但庄子借子高之口说尧时尚无奖赏刑罚制度,禹时产生了赏罚制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与《容成氏》简30以及其他古文献的说法一致。就赏罚制度看,禹与尧舜时期不同,也反映了禹时代社会组织形态方面的跃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楚竹书《容成氏》,“于是乎治爵行禄”(简32),说明禹时有了爵禄等级制度;“(禹)方为三使,寻声之纪:东方为三使,西方为三使,南方为三使,北方为三使,以卫于溪谷,济于广川(简31)”①,是说夏王朝向东西南北各派三位使者,表明以夏王朝为中心的监察巡视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了。而且,“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简21),这是说禹为四方方国部落以及自己的夏王朝设计了各自的徽号旗帜。这也表明以禹为中心的夏王朝在四方氏族部族的辅佐下具有一定的向心作用。《论语?泰伯》云:“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致孝乎鬼神”表面是说禹孝敬鬼神,实际上表明禹是借助神权来治理国家;“黻冕”不同于一般的“衣服”,“致美乎黻冕”是说禹努力建立“黻冕”一类的官阶等级制度;“尽力乎沟洫”是说禹尽力从事治水方面的公共事业。禹用神权来统治天下,建立了一定的官阶等级制度,同时又用治水的公共事业来团结天下的氏族部落,这也表明一个新型社会组织形态———早期国家就逐渐诞生了。

正因为大禹时因治水而产生了新型社会政治组织形态———早期国家,权力地位也因此大大地加强了,与尧舜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公共的治水事业,客观上促成了夏族在部落联盟中的威信和权力。于是,传统的禅让制便遭到了破坏。《容成氏》简34说:“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禅让制为什么会在夏初遭到破坏?夏启为什么会继承其父建立起父子继承制度?先秦时便有不同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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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引文中“使”,原整理者释文释“亻告”而疑读为“调”,非。此字左“亻”右“吏”,“吏”与楚竹书中“事”的上半部完全相同,如《容成氏》第36简“天地四时之事不攸(修)”及第46简“唯君无道,臣敢勿事乎”中的“事”,特别是《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第14简“事亡(无)事”中“事”的上半部与《容成氏》第31简中“使”的右半部全同。读“为三使”则文通字顺,而读“为三亻告(调)”则文义不顺。

答:《孟子?万章上》认为这是上天之志与民意的选择,另一种认为启与益在争夺战争中取胜而夏启即位。后一说谁为正统还有两种不同的版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意谓益继禹为正统,后为益用武力夺走了天下;《晋书?束皙传》引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意谓启继禹为正统,益谋图篡位而被杀,启才稳定了政权。《容成氏》简34的说法属于争夺说,而且与争夺说中《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之说一致①。启攻益自立为王,夏王朝世袭制度便形成了,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王权统治便进一步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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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正文]

①过去蒙文通先生曾提出晚周史学流派分为齐鲁东系、三晋西系与楚国南系“三系说”,认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与《竹书纪年》关于启与益争夺权位之说属于三晋西系说(《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241—246页)。然《容成氏》属战国南方楚人的竹简,而且出于儒家之手,却亦有启益争位之说,这使我们看到了先秦学术思想的复杂性,也表明儒家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The G reat Flood in Yao and Shun’s Days and the

Origin of the E arly State in China

———A Co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from“the Starry Sky”to the

Center of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AN G Hui

(History and Civiliz ation College,S haanxi Normal U niversity,Xi’an710062,S haanxi) Abstract:The period of history when Yao and Shun ruled marked an important turning-point of Chinese society.Infected by the prehistoric Great Flood,those clan tribes inhabiting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rowded in the region of western Henan,southern Shanxi and eastern Shaanxi.With the increase of official affairs,more and more officials were a ppointed.Down to Yu’s rule,because of more frequent use of weapons and more wars,criminal law was introduced and officials in charge were appointed.Besides,officials began to be sent to inspect and supervise the lord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Especially with increasing growth of production,rules of taxation were gradually developed, which gave the last touch to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early state.Meanwhile,the situation of “the starry sky”of regional cultur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started to transfer to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here the cent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taking shape.

K ey Words:origin of the state;the Shangbo Bamboo Slips of the K ingdom of Chu;the prehistoric Great Flood;Yao,Shun and Yu;the early kings;the Xia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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