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跨国公司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文献综述(国外)

“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文献综述（国外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了企业进入和开拓别国市场的一种重要的方式。通过跨国直接投资，企业能够利用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节省产品运输成本、绕过贸易壁垒等，增强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跨国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不同的影响。目前，国外学者关于跨国直接投资（FDI）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的研究比较多，相关的研究从区域经济的各个方面对跨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就研究方法而言，这些研究中较多地采用了计量分析的方法，同时也有一些学者采用了比较分析等其他分析方法。

本文试图对“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的迄今为止的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综述。对于诸多学者的各方面研究，本文以其研究的最终结论(观点)入手进行逻辑上的分类，从“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积极作用”“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消极作用”“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同时具有正负两面作用且其正负作用难以权衡”“跨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尚不明确(或跨国直接投资作用的发挥对其他因素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四个互斥的集合加上“跨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建设”共五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整合。

一．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企业在东道国投资之后，随着其采购、生产、运输和销售等活动的开展，对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跨国直接投资不仅在总体上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推动作用，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将跨国企业拥有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溢出到东道国的企业，同时还有在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本文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以及其他方面这三个二级标题对持这一观点的文献进行分类。

(一)、跨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不少学者利用包括计量分析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的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普遍认为跨国直接投资可

以通过各种形式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的贡献。

Chenetal (1995)，Harrold(1995)，Lardy(1995)，Pomfret(1997)，Pan(1998)等人对中国的研究；Sengupta 和Espana(1994)对韩国的研究；Yue(1999)对东南亚的研究；Dowling(1997)对亚洲高经济绩效地区的研究和Greenaway(1998)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研究都得出了跨国直接投资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结论。

Whalley&Xin(2006)和Yao(2006)运用两阶段增长核算分解方法，分别验证了跨国直接投资流入对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作用。

Blomstrom 、Kokko(1998) 和Acs et al(2006)认为跨国直接投资通过提供就业、资本流入以及对本土企业产生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Blomstrom(1986)、Rivera-Batiz & Rivera-Batiz(1991)、Aitken & Harrison(1992)、Haddad & Harrison(1993)、Nevin & Siotis(1996)、Blomstrom & Kokko (1998)研究后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Dunning(1993)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从外国市场向国内转移资源，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Shujie Yao采用28省面板数据，Pedroni (1999)运用单位根检验，Arellano and Bond’s (1998)采用动态数据估计方法构造了三个关于产出、出口和跨国直接投资的相关方程，验证了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显著而积极的贡献。

Shujie Yao（2001）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的技术即GMM方法证明出口推动、跨国直接投资与平稳的外汇市场是对外开放的三个重要因素，为产出高速持续增长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Shujie Yao和Kailei Wei（2007）通过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得出了跨国直接投资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和跨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知识有利于推动一国生产力的发展两个方面的结论。(二)、跨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及其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

跨国直接投资在为东道国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各种渠道，跨国企业能够将自身拥有的这些优势溢出到东道国的企业，促进当地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

Romer(1986)、Sala-I-Martin(1996)研究发现跨国直接投资带来明显的的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

Hymei(1960)、Findley (1978)、Borenzstein(1995)认为跨国直接投资不仅扩大了资本的积累量和贸易量的增长，并且通过技术转移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Romer(1993)认为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思想鸿沟。他认为外商投资会减少对较穷国家的技术转移和商业知识。根据这个观点，跨国直接投资会提高所有公司的生产率，而不只是接收外国资本。因此，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可能对整个经济有实质性的溢出效应。

Magnus Blomstrom、Denise Konan、Robert E. Lipsey（2000）认为跨国直接投资会通过增加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多的技术,从而显著地提高生产率。

Blomstrom(1986)的研究发现墨西哥的外资比重较大的部门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Smarzynska（2002）验证了立陶宛1996-2000年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的横向关联与纵向关联。他试图找出企业产量与同行业及下游行业外企介入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横向溢出效应，但下游行业外企与企业产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Aitken and Harrison（1999）运用委内瑞拉1976-1989年的面板数据测试了外企进入对全要素产量增长的影响，得出国内企业在拥有大量外资份额的行业有较高的产量。他们还得出，跨国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主要作用于与跨国公司相关的国内企业。

通过运用英联邦制造业在1973-1992的数据，Haskel等人发现，本土企业总要素产值与外国分公司在公司所在行业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中外国投资增长10个百分点，就会使本土企业总要素产值提高0.5个百分点。但是，与普遍观念相反的是，这个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最主要对落后本土企业(规模较小、技术较落后、非技术密集型)有利，而不是在市场中占主导的企业。

Kui-yin Cheung和Ping Lin(2002) 认为跨国直接投资通过逆序工程、技术工人转移、示范效应，和供求关系等溢出渠道影响东道国的创新活动。跨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最明显的是在次要的创新(尤其是外设计专利) 上。相对于沿海和

中心城市而言,西部城市的跨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更强，因为西部的跨国直接投资在空间上更加集中。跨国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在中国各省还是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

M. Blomstrom、H. Persson(1983) 研究发现墨西哥一个产业中国内的私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该产业中的外国子公司的出现是相关的，外国企业对东道国的企业有溢出效应。

Simeon Djankov、Bernard Hoekman(2000)通过捷克和斯洛伐克在1992-1996年间公司层次的数据研究表明外资对投资接受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积极影响。

Andrea Fosfuri，Massimo Motta，Tooma Ronde(1998)通过建立跨国公司的雇员流动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的模型，说明了当地企业可以通过雇佣跨国公司的经理而获得技术溢出效应。

Garrick Blalock(2001) 运用印度尼西亚1988-1996年制造业的数据集，测试了跨国直接投资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提高的影响，发现供应商可以从跨国企业那里得到技术的溢出。这个结果表明垂直供应链是跨国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的一个渠道。

Brian Aitken, Gordon H. Hansonb’d, Ann E. Harrison (1997) 应用墨西哥制造业的截面数据，找到了跨国公司行为溢出效应的证据，但对于一般的出口行为，却没有发现溢出效应的证据。

（三）、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其他影响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和溢出企业的先进技术以外，跨国直接投资对于区域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收入分配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Yih-chyi Chuang和Pi-fum HSU（2004）研究表明，总体上看，由于先进国家的开放贸易向国内企业提供了学习和获得新技术的渠道，跨国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企业的产值。所以中国的经验为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战略。

Martin和Ottaviano (2001) 建立了一个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的模型，所以交易（包括交通成本）可能会导致更高增长与产业集聚。

Porter (1990) 认为“产业集聚”是理解经济增长与思考发展政策的重要理念。集聚的产生以“马歇尔外部性”（表示企业能得益于区域内相关与相同产业其它

企业的生产与创新活动）为前提。

在OECD 国家，Choi (2004) 认为双边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下降。

Magnus Blomstr?m和Ari Kokko(1997)认为跨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生产率和出口的增长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Liu et al. (2002) 通过研究证明，在经济增长、出口、进口与跨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在对外开放政策下，经济发展、出口与跨国直接投资相互促进。Shan (2002)运用向量自回归法和中国季度数据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D Karthik(2005) 研究发现跨国直接投资对印度的出口表现没有显著地影响而对印度的国内投资有双向的影响；在印度，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和新加坡，跨国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的投资在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跨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孟加拉，韩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泰国，跨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积极的影响。

Walter Elberfeld, Georg G?otzy 和Frank St?ahlerz证明了内资的和跨国的公司可以共生；仅有内资或仅有跨国的公司可以具有活力；垂直跨国直接投资将会显著地降低价格，而只有在自由市场准入的情况下总福利将会明显的上升。二．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跨国直接投资在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的同时，由于跨国企业的公司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等众多方面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一定完全一致，因此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与大多数的学者不同，国外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这些观点主要是从跨国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扭曲区域经济结构、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扭曲资源配置方面进行论述的。

Kokko（1994）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制造业的调查，研究了溢出效应怎样影响跨国公司技术以及东道国企业与外企分公司的技术差距。研究表明，产量与外资份额的巨大差距共同造成了溢出效应的明显障碍，于是外国分公司经常将本土竞争者挤出市场。在技术、产品与产业结构与本土企业完全不同的地区，这些巨大差距可能会激发跨国公司实施“飞地”战略。

William Miberg (1990)对跨国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具有净收益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根据实证分析，对内的跨国直接投资引导型的发展缺少成功案例的支持，相反，对内的跨国直接投资通常拖延了经济的发展，以低下的人力资本和环境标准作为吸引外资的手段通常是无效的。

Chyau Tuan、Linda Fung-Yee Ng（2001）认为由于跨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性，地区差异与不平等会持续存在。

Robert C. Feenstra、Gordon H. Hanson (1995) 通过研究认为墨西哥工资不平等的上升与与国外的资本流入有关。

Boyd and Smith(1992)认为跨国直接投资在贸易、价格、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扭曲会不利于资源配置并降低增长率。

三．跨国直接投资具有正负两面作用，其正负作用难以权衡由于跨国直接投资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两个方面的作用都是存在的，但是总体作用的大小(这涉及到对跨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难以权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基于对过去跨国直接投资相关文献与发展，研究了跨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损害了产品生产效率。

Chung Chen, Lawrence Chang, Yimin Zhang (1994)认为跨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的总量有积极作用，跨国投资促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制造企业的出现，他还有另外三个作用：①、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速②、收入分配的不均③、意识形态信奉程度的降低。

Robert E. Lipsey(2002)的研究表明了一下的观点：①、跨国公司导致发达国家更多地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生产劳动密集型，尤其是非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但由于瑞典和日本例外，故这一点不能认为是普遍现象；

②、外资企业的工资高于国内企业；③、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可能决定于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和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④、生产力的影响和引进新的产品都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⑤外资为东道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有效的产品和服务，并削弱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

Nigel Pain, Katharine Wakelin(1997) 证明了对外投资对母国的出口绩效的较

小程度的消极影响，被对内投资对东道国的出口绩效的相对积极的影响抵消了。

Tamim Bayoumi, Gabrielle Lipworth(1997) 认为①日本在国外的投资导致了日本贸易结构的变化，从1994年到1996年中的贸易结构反映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的增长和制成品在进口份额——尤其是来自日本国外子公司的逆向进口的增加；②日本国外生产的转换刺激了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特别是制成品在总进口中的份额增加了；③跨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跨国直接投资流动对出口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跨国直接投资的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④很难确定跨国直接投资是否会导致总出口在长期中的增加或减少，但是跨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是更加清晰的——资本品的出口增加和消费品出口的减少。

Robert Lensink, Oliver Morrissey(2001)采用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技术建立了一个包含跨国投资和波动性因素在内的标准模型，得出结论：跨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效应而跨国直接投资的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却有负面影响。四．跨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尚不明确

虽然众多的国外学者对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有明确的结论，或是积极作用，或是消极作用，或是两种作用都存在。但是有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对一些区域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计量研究并没有发现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

Aitken和Harrison(1999)通过委内瑞拉的1979年到1989年数据的研究没有找到外国公司对本地的公司的积极的技术溢出的证据。他们没有发现委内瑞拉的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之间显著的后向关联。他们得出外国投资对本地上游企业产量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消极的。外国公司大部份依靠进口性投入以及少量的本地投入，因此本地供应商可能不能从潜在的规模经济中获益。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个结果可能会受所选取样本的影响，包括该地企业还没能与外商企业建立贸易联系。

Dimelis and Louri试图通过测试与本土企业的产量相当的外企的影响而找出产量溢出效应。他们选取三个典型变量：外企在一个行业销售额、就业、资本中所占份额进行研究后发现，虽然希腊制造业企业发展与总的外企的溢出效应之间是正相关且显著的，但是与选取的上述变量却是无关的。

Blomstrom, Kokko and Zejan研究了墨西哥与乌拉圭制造业，发现在外企分公司产量较高、市场份额较大的行业，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该研究同时也证实了大量的可能会对本土企业产生积极溢出效应的因素。

Haddad and Harrison通过对1985-1989年摩洛哥制造业溢出效应的分析，发现外企进入并没有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也证明了技术溢出效应并不会发生在任何行业，Haddad and Harrison (1993)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国家没有增长促进的溢出效应

Lichtenberg &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1996)发现1970–1990这一时期，在经合组织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然而对同一时期，Hejazi & Safarian(1999)发现了美国对经合组织国的直接投资有显著的R&D溢出效应。

Jonathan E. Haskel, Sonia C. Pereira,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2002)运用英国1973-1992的面板数据，根据一个较大范围的观测，估测出国内企业的TFP和与外资相联系的领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意味着跨国直接投资的正溢出效应，但并没有一般性地找出这一正效应。

Zhaoyong Zhang(2002)通过使用中国1984-1997的省际数据研究，认为在跨国直接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相关，这意味着跨国直接投资密度的变化会导致生产率的变化，反之亦然。并发现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外资导致的固定资产的增加。但跨国直接投资对劳动力生产率有一定影响，但不十分显著，因此，跨国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尚不明确。

Dongsheng Zhou、Shaomin Lib 和David K. Tse(2001)跨国直接投资在地区水平上与在产业水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各地区的国内企业吸引了更多的跨国直接投资或者有着跨国直接投资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的更长的历史，然而国内的公司在产业水平上拥有更多的跨国直接投资或者有着跨国直接投资创造出较低的生产力的更长的历史。

Sourafel Girma、David Greenaway 和Katharine Wakelin（1999）认为外国公司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对国内公司的溢出效应往往导致政府对外国公司提供金融方面的激励，外国公司确实比国内的公司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工资。他们没有发现产业间(intra‐industry)溢出效应的明显的证据。然而，生产率较低的公

司、和外国公司的竞争不激烈的领域从外国企业获得的溢出较少。

Brian J. Aitken, Ann E. Harrison(1999)应用委内瑞拉工厂的截面数据，发现外资参股对工厂的产出有积极的联系，但是这种关系只是在小企业是显著的。外国投资对国内的企业的生产率有消极的影响。考虑这两个相互抵消的影响，外资的净影响是非常小的。

Ping Lin and Kamal Saggi（2002）认为外资作用的发挥和自我保护有关，跨国公司的进入对国内产业后向关联的程度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这样的进入降低了后向关联的程度，因为一个典型当地公司的产出水平由于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导致的保护而收缩(竞争效应)。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在本地采购中间产品并且增加对中间产品的需求(需求效应)。结果是跨国公司对当地经济的后相关联程度的净影响决定于跨国公司和当地竞争者之间技术不对称。当跨国公司对当地的公司只有中等程度的技术优势时，它的进入增加后向关联的程度和当地供应商的利润率。然而，当跨国公司对当地的企业的优势很大时，它的进入只有反面的影响。

Lipey and Sjoholm（1999）归纳，在某些国家，研究者发现了在某些产业有积极的溢出效应的证据，但是国家和产业的特殊的因素似乎很重要以致于结果并不支持跨国直接投资导致对整个经济的实质性的溢出效应。

Arena、Reinhart和Vazquez (2006) 为了比较外资与国有银行行为，研究了从1989至2001年跨二十个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银行行为，并未发展显著证据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东道国信贷市场的稳定。

五．影响跨国直接投资作用的发挥的因素

跨国企业在一定的区域投资的时候，要能够正地发展和成长壮大，不能只靠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还必须与当地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运作起来。有一些学者认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是否发挥或发挥程度对诸如区域的劳动力结构、金融市场、外贸开放度、汇率、地理位置、文化等许多因素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些都是跨国直接投资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Borensztein, De Gregorio 和Lee （1998）认为当一个国家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能够从跨国直接投资溢出进行吸收时，跨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Borensztein et al. (1998) 运用经合组织国对69个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跨国直接投资仅仅对达到一定人力资本国的人均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对单一国家，如印尼(Sjoholm(1997))、墨西哥(Blomstrom & Persson(1983); Kokko, 1994)、美国(Branstetter, 2000、Chung,2001)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对地方产出有积极影响，而对摩洛哥(Haddad &Harrison(1993))、委内瑞拉( Aitken&Harrison(1999))研究，并没有发现跨国公司对地方企业产出有积极的影响。

Magnus Blomstrom, Ari Kokko(2003)认为国际投资的促进作用仅仅在外资企业中被体现，并且在总体上不对国家福利产生积极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内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上的金融推动作用，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的结果。

Blomstrom, Lipsey 和Zejan (1994)没有发现教育是关键的证据，他们认为当一个国家足够富裕的时候，跨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Alfaro et al. (2003) 发现当一个国家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时，跨国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Balasubramanyam, Salisu 和Sapsford(1996)认为贸易开放对于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效应是最关键的。

Nuno Crespo, Maria Paula Fontoura（1999）认为①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区域的发达程度是获得跨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利益的前提；②跨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溢出效应决定于与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跨国公司、投资接受国经济、部门和企业相联系的大量因素，这些因素经常在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导致难以产生全面的影响；③跨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力加速在国家水平的融合，也会造成每一个国家内的不平等。

Huang(2001, 2003) 认为传统的观点——快速增长的市场和大量的劳动力在主流分析中被认为是跨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更应该由制度基础来解释，他主要的论点是中国大量吸收跨国直接投资不是中国经济强大的象征而是中国基础的薄弱。

Zhang(2000) 以美国和香港的跨国直接投资都投向了中国的大市场为例，证实了市场规模和对内的跨国直接投资之间的积极关系。

Liu et al. (1997), Dees (1998)和Wei and Liu(2001)提供证据显示了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和相对大量的出口额在外国公司的投资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Liu et al. (1997), Dees (1998) 和Wei，Liu (2001) 研究了汇率和跨国直接投资内流的关系，东道国货币的贬值有利于外国公司购买东道国的资产并利用东道国相对便宜的劳动力的优势。因此，贬值对跨国直接投资内流有积极影响。

Wei (1995.2000), Liu et al. (1997) and Wei and Liu (2001) 讨论了地理距离对跨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东道国和母国地理位置的接近减少了信息和管理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监督和运输成本，也减少了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距离变量的相关系数在Wei (1995,2000)的决定因素检验中数显著的，但是在Liu et al. (1997)和Wei and Liu(2001)的检验中不显著。他们不一致的检验结果是因为在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样本。

对跨国直接投资流动有积极显著影响的因素还有成人识字率（Wei，1995）、外国投资公司在专利注册方面的改变（Dees,1998）、语言上的联系（Wei,2000）、借款成本和进口（Wei 和Liu, 2001）

对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消极影响有：腐败和调整的负担（Wei，2000）、国家风险和文化的差异（Wei 和Liu, 2001）

Wei et al. (1999) 、Wei 和Liu (2001) 研究发现用GDP增长衡量的区域市场增长对吸引合同的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在统计数据上显著。

Zhao and Zhu (2000) 发现一个城市的市场规模明显带来来自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但是对于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却没有这么重要的作用。

Sun et al. (2002) 把全部样本分成了两个子样本，1986-91和1992-98，发现在1991年前GDP对跨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作用，但是从那时开始两者有了积极的关系。他们认为这反映了跨国直接投资的动机自1991从出口导向转向了占有市场。

Gong (1995), Head and Ries (1996), Chen (1997), Wei et al. (1999), Berthelemy and Demurger (2000), Cheng and Kwan (2000), and Kevin Zhang (2001a)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证明了集中化对对内的跨国直接投资有积极的影响。

Lu and Zhang (1995) 基于95家在中国的新加坡公司在1990到1993年的调

查认为新加坡的跨国直接投资主要由公司的具体竞争优势决定。

Hou(2002) 指出台湾人在中国的投资繁荣是中国比较优势加上海峡两岸文化和语言的相似性以及台湾经济结构转变创造的因素。

Rong (1999) 支持日本跨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独特模式是因为两国的历史经历和爱与恨的政治关系这一论点。

Linda S. Goldberg (2007)总结前人研究发现，金融行业外国直接投资应该可以带来更快地经济增长，但这一结论的成立是建立在信息完善、技术进步以及更好的风险管理规范化的基础上。

Raymond MacDermott(2006)考察了像北美自由贸易区一类的区域贸易协定与跨国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一个重力场模型对经合组织自1982年至1997年面板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贸易一体化有利于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六．跨国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建设

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在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建设。目前，这个领域的理论建设还很不完善，需要更多的学者的智慧去完成这个领域的理论建设。

John Dunning 认为企业国外投资是因为O（ownership）L(locational) I(international) 优势。所有权优势指跨国公司与对手竞争的能力，位置优势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而不在其他国家投资的意愿相关。最后，国际优势指的是跨国公司内化O和L 优势的能力。

Terutomo Ozawa(1992) 定义了TNC-assited发展动力模式，将国际直接投资促进制度进步和经济发展用经济发展理论概念化。

Arellano and Bond (1998)将平板协整检验、动态平板数据仪器法用于克服在回归模型中产生的内生性、异方差与非平稳性。

关于出口与跨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三个理论解释：工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内生性增长理论。工来组织理论表明了出口与跨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与外生影响。它研究了跨国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在技术转移与扩散和它们在市场结构与竞争中的影响(Caves(1974), 1996; Hymer(1976); Globerman(1979); Dunning(1993); Blomstrom and Sjoholm(1999))。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跨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以及在出口中如何选择以及跨国直

接投资进入模式(Brainard, (1993) ; Ethier and Markusen, (1996) ; Barbosa et al.(2004); Janicki and Wunnava, (2004))。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出口与跨国直接投资是资本增长、技术改变与溢出效应增长的重要来源(Grossman and Helpman, (1995) ; Jensen, (2002))。

Robert E. Lipsey(2006)在研究对内的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的过程中经常是用基于收支平衡表的流量和存量方法。

七．结论

国外学者对于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很多的方面的研究。在积极的作用方面，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是跨过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对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外贸结构都有积极的影响；在消极作用方面，跨国直接投资有着挤出本土企业、扭曲区域经济结构、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扭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有观点认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都是存在的，但是总体作用的大小难以权衡；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确；最后，在跨国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建设方面，国外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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