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含义梳理解读

刑法解释的含义梳理

摘要：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由于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内涵、外延结合法律解释的含义展开，尽可能的对刑法解释的含义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使刑法解释的含义有一个立体的架构，方便更好的学习刑法学，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刑法解释含义分类现实使用

Abstract: the explanation of criminal law refers to the criminal law contains paper. Due to the criminal law article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abstraction and stability, determin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the correct understand legislation intention, accurately apply the law of necessity.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nnotation, extension combined with the meaning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n, as far as possible to the explanation of criminal law the meaning of comprehensive carding, make the meaning of the explanation of criminal law have a solid structure, convenient better learning science of criminal law, its have more deep understanding.

Keywords: the explanation of criminal law meaning classification real use

一、我国刑法解释的现实品相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而在我国，刑法解释具体可以分为三种解释，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

（一）刑法解释之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当然也有权对法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

目前刑法解释的立法解释从内容来看一共有九个种类，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刑法规范的明确化和具体，例如对刑法第313条的解释，该解释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范围和“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这一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理解进行了明确和具体化。另外一类刑法立法解释在本质上则超越了刑法规范，具有了补充立法的意味，例如关于刑法第9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依照刑法第93条和第9章的规定，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根据宪法第三章的规定，国家机关是指组成国家机构并行使国家权力的部门，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因此，渎职罪的主体应当是在上述五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一个机关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国家机关，只能按照单位的本来性质加以认定。但立法解释却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和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是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和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解释为国家机关，通过拟制和类推超越文本最大含义而扩大了国家机关

的内涵。

立法法第42条第2款规定，立法解释包括两种情况：“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所谓“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显然是指在法律颁布实施后，发现法律规范的含义模糊不清或司法机关各方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产生严重分歧，需要对法律规定及语词的含义给予确定和明确化，需要通过立法解释延伸、扩大或改变现有法律的语词含义，以适用于新情况。

刑事立法解释对于弥补刑法规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规范适应复杂多变的犯罪活动，维护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二）刑法解释之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多功能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经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调整社会关系、指导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对我国法律具体条文的补充与扩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司法解释由于诸多原因，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但是不可否认，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进行审判解决错综复杂的种类诉讼案件确存在一些实际难度，实际的审判活动不能没有司法解释。

我国的司法解释就内容而言，可以分为规范性解释与个案性解释。规范性解释通常以《规定》、《解释》等形式发布，而个案性解释则通常以《批复》、《答复》等形发布。此外，还有以座谈会纪要的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也同样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逊于正式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的解释，其适用的时间效力依附于刑法的效力。此外，具有新旧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解决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具有立法效能，这是我国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法律特征。我国的司法解释从理论上来讲，司法解释权非常有限，现有的法律的立法原意做出一些补充或者具体适用方法的一些解释。司法解释理论上也不能超越立法规定的范围。司法解释的立法效能中包括着法律出台前的以司法解释先行在审判实践中尝试探索的功能，这样就使今后的立法的具备了前瞻性。我国的司法解释具有替代法律的效能，当司法解释的规定与法律规定一致时，适用问题实质上不存在冲突。但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不同时，此时适用司法解释无疑是替代法律。既然司法解释具有立法与替代法律的效能，理论上讲，它就不应再具有修改法律的效能，或者说这一效能已包含在前两效能之中，但是当在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时，也常遇到司法解释也具有直接修改法律的效能展现。

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应当加强基本法律的立法与修改，加强对司法解释的正确适用的管理与监督。

（三）刑法解释之学理解释

如果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称为有权解释，即其法律解释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么，学理解释就是一种无权解释，但具有学理上的参考价值。

尽管学理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刑法学理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首先，这与刑法学理解释的基本任务相一致。刑法学理解释的任务就是从刑法条文的表述中发现刑法规范，明确这些规范，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的审判规范，为国家公民提供具体的行为规范；从刑法条文中明确定罪量刑的基本条件，指引司法活动，也说明公民自由的边界。刑法适用中的大量问题不是全部依赖于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很多问题要靠刑法学理解释来说明，而刑法学理解释必须对刑法条文中的

内容进行整理，按照一定的理论进行合理说明，比如刑法典第15条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而刑法典第133条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该罪的犯罪主观要件是什么，但是按照刑法学者共同一致的看法，该罪是过失犯罪。

刑法学理解释是指刑法学者根据刑法研究的基本规范对刑法条文进行阐释和说明的旨在明确刑法规范，确定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机制，指明刑法适用技术问题和刑法罪刑条文未来修正方向的研究活动。这说明刑法学理解释不仅仅是一种刑法学者阐明刑法条文最终结论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刑法学者进行这样阐释活动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刑法学者有着自己的出发点、操作对象、基本依据等等。

刑法解释中的学理解释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在刑法适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刑法解释的界定和实践

西方两大法系的法律解释传统与其对理性主义的法律观是分不开的，不同的理性观念决定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法律解释传统。这样的区别是由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条件决定的，包括以下因素：法官在社会进步中历史角色不同，程序正当性的实践水平和认同感不同，司法自治程度不同，社会对议会和法官的理性和权威的认同感不同，法典化的程度和水平不同等等。

（一）英美法系对刑法解释的界定和实践

从刑事法治历史上看，英美法系国家更崇尚经验理性、进化论理性、司法理性，认为文明是经由不断试错且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它是经验的总合，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传统，而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或设计的产物，立法者不能充分预见未来并为未来完美地设计好一切。因此，并不要求刑事司法以制定法的文义为唯一依据，明确承认法官在法律适用解释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由于人们对法的适应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追求是永恒的，法律解释必须兼顾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实质合理性，并且二者也存在权衡或妥协的余地。因而，有限度的实质解释论成为刑事司法的必然选择。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实质解释立场。为了保障法的安定性，英美刑法中已经废止法官创设新罪名权力，但是，当制定法并未改变普通法的表达术语和含义时，普通法上原有犯罪并不当然废止，而且必须借助普通法准确理解制定法上的犯罪，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还享有司法审查权。

以美国为例，美国现代法律的真正性质并不简单在于形式主义，而在于其和法律实用主义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长期处于一个相对宽容的政治社会制度中，通过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而多元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此，刑事司法中，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实践长期处于共存状态。现实司法实践中，英美法系国家也主张，原则上应在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文义之内解释法律，“刑法解释，应当在刑法体系范围之内根据法条所用语言进行严格解释，解释方法应予语言解释为主、系统解释为辅。刑法条文所用文字必须是标准字典中所指出的涵义，只要标准字典中的涵义是清楚的，就必须作为所代表的立法机关的意图被接受，而不能以立法机关有别的意思的证据来改变它。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解释始终采取相对宽松的实质解释论立场，对于我国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二）大陆法系对刑法解释的界定和实践

大陆法系对于刑法解释的态度与英美法系不同，大陆刑法更崇尚建构论理性、立法理性，认为人的具有知识和道德这一秉赋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文明，因此，立法者有能力预测未来并做出相应设计，要求刑事司法必须以制定法的文义为依据，强调刑法适用解释应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对法官释法持严格限制态度。

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法治建立之初，强调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和严格的形式解释原则。但随着法治的成长，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由强调形式侧面转向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兼顾，严格的形式解释立场发生松动，转向有限度的实质解释立场。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解释总体上经过了严格形式解释立场发生松动、合理的实质解释逐渐被接受的过程。

法系国家强调严格的形式解释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僵化的绝对主义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社会不再满足于对公民消极自由的保障，对刑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对罪刑法定主义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从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到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完全取消司法裁量到有限的司法裁量; 从完全否定类推解释到容许有利的类推解释; 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普遍增加了刑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司法中严格形式解释转向一定限度的实质解释，以求得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更好的平衡，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双重机能。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解释的历程，呈现出由单纯形式解释论向合理限制的实质解释论的转化。对于我国的刑法解释的界定和实践也同样有着很深的借鉴意义。

三、刑法解释应有议的立体架构

（一）刑法解释不仅是解释法律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一应刑法规范均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的形式、通过书面条文的方式清楚明白地叙明。特别是经修订后的现行刑法，条文更加

详细、条理，分则特殊犯罪构成也规定的愈加确切，完备，刑事法网因之更加严密、具体，但是这并不代表刑法解释的价值变小，相反刑法的解释，不仅对我国刑事立法、司法有价值，而且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刑法解释有利于对刑法规范、规范与法律事实的符合性及其刑法价值的统一把握，从而有助于全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得当统一。我国刑事立法虽然是成文法，但其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需要解释。刑法规范只是对一般犯罪定义、刑法的适用范围、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要件等规则的科学抽象，因而它只能就上述规范的最一般的属性作出共相性的规定。

刑法的解释有利于特殊刑事法域对刑法的变通适用。这里所谓特殊刑事法域，是指适用我国现行刑法典的我国民族自治地区，不包括享有独立刑事立法、司法权的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刑法解释有利于刑法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刑法理论既来自于实践；又是对实践经验的升华。司法疑难的提出，一方面为刑法解释特别是学理解释提供了超脱于规范之外的活生生的对象；另一方面为刑法理论的更新注入了活力。因而可以说，没有服务于刑事司法、执法的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就没有刑事法律理论的生机和活力；就没有理论刑法学、规范刑法学、沿革刑法学等刑法理论的生息发展。

刑法解释还有利于广大公众理解掌握刑法。刑法解释的正确定向及其施行，对刑法的通俗化、易懂化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有利于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动员起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全社会的遏止、矫治犯罪的工作。

（二）刑法解释应与法律适应相结合

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指解释者通过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所要探明的法律规范的意旨。理论界历来聚讼纷纭，有主观论和客观论的对立。主观解释论认为，法律解释应当以探寻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当时事实上的意思为目标。而客观解释论认为，法

律解释的目标应当是存在于法律规范中的客观意思。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主观说占据支配地位，二十世纪以后至今日则以客观说占主导地位。

刑法以保护法益为其目的，因而法益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具有指导作用。但刑法条文大多没有明示所保护的法益，因此解释者须根据法律的精神，运用各种方法确定恰当的法益。例如，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处罚的规定，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认为：“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其中“其他器械”不能仅以文字作机械理解。法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行为人携带凶器进行抢夺，对被害人构成潜在的人身侵害危险，与抢劫罪类似。这就决定了凶器应当是行为人准备用于对被害人进行人身侵害的器械。实施抢夺的交通工具、钩子虽亦可归入“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的器械”，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凶器。当然，大部分案件属于典型的而非特殊的，是否有意识地作价值判断不影响对案件性质的认定。但在为数不少的边缘地带的案件，价值判断就尤为重要，故刑法解释与法律适应相结合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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