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

第二章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

●教学目的与要求：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是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在国外已经历了比较长的时期。本讲主要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出

发，着重介绍国外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

和运行机制，阐述区域经济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从而启发学生思考现实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模式与道路。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外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几个有代表性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特别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

难点——经济增长与发展基本理论的分析方法和思路；中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课时安排：10学时。

第一节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状况、生活水平、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等在内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狭窄，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宽广，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包含经济因素又包含非经济因素的概念。

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般而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但有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如果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产出增长的结果是长期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产出有快速的增长，但产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无补于国计民生，而是国民经济的虚耗；为了片面追求快速的产出增长，不顾及广大人民的福利，不考虑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这几种情况的出现，都表明增长和发展并非一致，有增长而无发展，或者说，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二、经济发展观的演变

纵观经济学说20世纪以来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理解。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上个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类文明福利。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W.A.刘易斯(W.Arthur Lewis)把增长和发展看作同义词，他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发展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人口平均的产值问题。W.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一书，就是按照经济增长水平和物质消费水平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所以，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可

见，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同义词，将经济发展看作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基于这一发展观，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加速落后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这一主题上。对于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其对追逐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判断其价值，并由此出发来确定人们的发展行为和发展方式。他们认为资本积累和工业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促进资本积累和实现工业化的途径和战略。

（二）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包含增长加结构变化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发展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l965年，在联合国供职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Hans W.singer)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增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发展是增长加变化，而变化不单在经济上，而且还在社会和文化上，不单在数量上，而且还在质量上。”辛格关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观点已被普遍地接受了。所谓增长就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包含了增长，即包含了人均产品量的增加。但是，它还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运用历史统计方法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式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定义不仅

包括了经济增长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必要条件，经济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括了产品结构、经济结构以及非经济结构的变化。

（三）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强调分配不公、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改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的确实现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目标，然而，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却依然如旧，增长的果实并没有产生“滴注效应”，让低收入阶层和贫困者得到多少增长的实惠，分配不公、失业、贫困变得比过去更加严重了。于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的潮流，甚至出现了“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的口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谴责把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贫困的减少．就业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标志着这一时期发展观转变的重要文献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l969年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发展协会第ll届世界大会上的演讲。西尔斯明确地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变得较不

严重，无疑这个国家就经历了发展。如果这三个中心问题中一个或两个恶化了，特别是三个问题都恶化了，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成倍增长，把这种结果称为是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西尔斯这篇演讲对20世纪70年代发展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文献和国际机构的文件中，再也不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而是把增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在这一时期，国际劳工局提出的《世界就业计划》、世界银行制定的“增长的再分配”方案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起的“基本需要战略”就是这一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目标改变的具体表现。

（四）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口、资源和环境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口膨胀、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资源基础是一个无限大的可以随意利用的资本库，并据此向政策决策者提出宏观经济政策，不断鼓励人们提高消费水平，似乎物质产品的增长可以是无限的。关于长期生产和消费的宏观经济模型很少提及环境资源，可见其隐含的假定为自然资源是不稀缺的，而且在将来也不会稀缺。在这些经济增长模型中，稀缺的要素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资本（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制度（制度经济学）。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边干边学模型、人力资本积累、R&D理论等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是也没有将资源环境对经济系统的约束整合进经济分析模型。这些理论都无法解答经济和环境如何协调的问题。实际上，只在经济体系内寻找经济与环境协调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够的，这需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变，创立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与旧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在逻辑上应该还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理论假设、结论以及政策主张等方面。具体而言，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旧的理论范式。

1、改变经济行为模式

旧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将生态系统看作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不过是经济系统开采和处置废物的场所。在这种假设下，经济增长就变成是无成本的了。新的理论范式则认为经济系统只是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随着经济子系统的不断增长，生态系统从一个“空的世界”转变为一个“满的世界”，这时候自然资本代替人造资本成为稀缺要素（图1-1）。在新的理论范式下，人类的经济行为也必须改变。例如，过去是靠限制渔船（人造资本）来限制捕鱼量，现在却是根据海里剩余的鱼类总数（自然资本）来限制捕鱼量。

2、转变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除了受资源短缺、生产效率低下等供给方面的因素制约外，更主要受市场规模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新的经济学范式认为，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的过程。但是，随着这种转化的进行，自然资本日益从相对丰裕变得稀缺，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充分利用并投资于自然资本。要投资于自然资本，就必须改变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首先，要取消

各种对资源消费补贴的政策，加大对自然资源流量和环境征税，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其次，为了保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人类需要放弃美国式的“奢侈性高消费模式”，而转向一种新的适度消费模式，不能为消费而消费。

3、修正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在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看来，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将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及对生态功能、环境状况的损害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经济增长的真正成本，也不能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以GNP为主要指标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有害的“指挥棒”，它鼓励人们掠夺地球，自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对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纷纷进行修正。1972年，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了“净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 NEW）指标，主张把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NP中扣除。皮尔斯（Pearce）等人认为，为了全面反映环境资源的价值，产品价格应反映完全成本，而完全成本由三部分组成：资源开采或获取的成本；同资源开采、获取、使用有关的环境成本；使用者成本。戴利提出了“可持续的社会净国民生产总值”（SSNNP）概念，并认为SSNNP=NNP-DE-DNC。（NNP是净国民生产总值，等于GNP减去固定资产折旧，DE是防御性支出，DNC是自然资本折旧）。1992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并于1993年出版了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将环境资源核算正式列入了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目前，许多国家已开始进行绿色GNP的核算的实践。

（五）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的发展，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总的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关于发展所包含的内容，在学术界并不总是一致，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包含有三个核心内容：生存、自尊和自由。生存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无法维持生存。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提高收入、消灭贫困、增加就业以及减少收入上的不平等。这些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自尊是指人要被作为人来看待，包括真诚、个性、尊严、尊重、荣誉等。一个人在社会上要能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和受人尊重，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自由就是要把人类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自然、无知等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扩大社会及其成员在经济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

人类发展与古雷特的发展概念相类似。它着重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认为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类发展才是目的，一切以人为中心。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于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这些能力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拥有充分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提高当然需要有社会总产品的增加．需要有经济增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不断增加生产性就业和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一般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没有经济增长，这些能力的扩大是有限的。但是，有了经济增长，不等于就自动地导致人类发展。《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是讨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该报告指出了5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情况：

1、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工作意味着生活保障，没有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活能力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当然，缺乏工作机会可能是经济增长缓慢造成的。但是，即使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也常常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例如．在巴基斯坦，

l975—1992年间，实际GDP每年增长6．3％，而就业只增加2．4％。，更糟糕的是，加纳在1986年至1991年间，GDP每年增长4．8％，而就业反而减少了13％以上。

2、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始终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扩大。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还远不是民主和自由的。民主和增长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倾向于相互加强的。民主也能促进增长。

3、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了，增长的利益大部分落人了富人的腰包，而穷人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有的反而日益恶化了，穷人的数目和比重甚至上升了。在1970至1985年，全球收入增加了40％，而穷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7％。1965—1980年间，收入下降的人数为2亿，而在1980一1993年间，这个人数已超过了l0亿。

4、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世界上有10000多种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使各个民族和种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增长模式能够培育和增强文化传统，使不同种族和民族享受着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一种具有排外性和歧视性的增长模式却能够毁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传统文化看作是现代化和发展的累赘，从而压制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如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就是这样。结果是严重的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发生．甚至演变为残酷的战争。同时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以及通讯和宣传媒介的迅猛发展也使先进国家的文化传统渗透到落后国家，结果导致本地文化被外来文化所掩没和同化。

5、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不顾自然资源耗渴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也不值得持续下去。它不仅损害了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损害。现在不少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毁坏森林，污染河流，毁灭生物多样性和耗竭自然资源。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们的经济发展观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经济发展观演变到今天，经济发展的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它还包括政治和社会。其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构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或基本的因素。一个社会必须要进步和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社会和谐之根基。发展与和谐两者紧密相联，互为因果。社会因发展而和谐，也因和谐而发展。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得不好，社会不进步。要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必须采取发展的办法，而发展又必须讲科学。如果发展不科学，带来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结构的失调、失业的增加、贫困的加重、分配的不公、民族文化的毁灭、诚信的缺失、民主的践踏、法治的淡化等等，那么社会不仅不会和谐，而且会造成混乱和倒退。因此，要加快发展，而且要坚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第二节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理论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最初是从国外兴起并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中比较常用的理论模式主要有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区域分工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对于一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下面分别介绍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评析。

一、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

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应的两种不同模式。

（一）均衡发展理论（balanced development theory）均衡发展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中，产业间、区域间及区域内各地区基本保持同步和同一水平。它不仅强调产业间的协调平衡发展，而且主张区域间及区域内各地区的平衡部署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发展经济学中，均衡发展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主要有大推动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1、大推动理论

大推动理论是均衡发展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它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于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１]提出来的。该理论的核心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均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大推动理论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建立在三个“不可分性”上。一是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资金系数K的值越小，则收益越大；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投入产出过程中的不可分性能够增加收益，并对提高资金产出比作用更大。在基础设施的供给方面“社会分摊资本”就具有明显的过程上的不可分性和时序上的不可逆性。比如能源、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且必须先于直接生产性投资；由于其资本形成的特点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持久性，一旦形成规模和能力，要改变这种资本存量结构就比较困难。这是它促进外部经济产生的前提，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瓶颈”。二是需求的不可分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各产业是关联互补的，彼此都在为对方提供要素投入的能力和需求市场的容量，从而形成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以共同突破市场瓶颈，降低市场风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产业的资源配置在空间上同时具有一定规模。三是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居民储蓄相应低下的困境，另一方面即使最小临界投资规模也需要大量储蓄。在此种情况下，要打破“储蓄缺口”，就必须在投资提高诱发的居民收入增长时，使边际储蓄率高于平均储蓄率，否则，储蓄的不充分将使投资规模受到限制。

为了克服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限制，罗丹认为必须以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外部经济效果”。大推动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大推动理论的目标是取得外部经济效果。外部经济效果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相互补充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能够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这样就可以克服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在需求方面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二是对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

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为增加储蓄、提供再投资的资本创造条件，有助于克服在供给方面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不仅可以增加单个企业的利润，而且还可以增加社会净产品。

（2）实施大推动所需的资本来源于国内国际双向投资。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其所需的资本是巨大的。因此，罗丹特别强调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即小于此规模，则地区经济不能实现腾飞启动。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这些资本从何而来呢？罗丹认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内。在不降低国内原有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本增加投资。二是国际。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决不能仅仅依靠国内资本，还要依赖大量的国际投资和资本引进。

（3）大推动的重点投资领域集中于基础设施和轻工业部门。大推动的投资方向并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而是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的初期，应把资本主要投向经济社会基本设施，以及具有相互联系的轻工业部门，而不是重工业部门。

（4）大推动过程必须通过政府计划而非市场调节来组织实施。因为投资的目标是取得外部经济效果，而非利润；其次，投资数额巨大；再次，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因而必须由政府来承担。

自大推动理论面世以来，已为多数发展经济学家所接受，并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印证和反映，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和治病良方。但它也存在不足之处。大推动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三个不可分性”。但在实际中，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可分趋势，而且忽略了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其次，在实践中，大推动所需巨额资本难以找到。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自身无法筹集，国外支持也难以保证。再次，大推动理论过分重视和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组织作用。因此，大推动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没有成功的案例。

2、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拉格那·纳克斯（R.Nrukse）于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的。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使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实现。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使经济增长率迅速达到一定高度，人均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突破低收入所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

该理论提出后，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储蓄能力和水平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市场容量不足也有其片面性，这是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前景抱有相当悲观的态度。

3、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综合了前两种理论的有关论点，既强调扩大投资规模对于克服供给方面“不可分性”和需求方面“互补性”的作用，也强调取得工业、农业、消费品与资本品等各经济部门间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它既主张国民经济各部门按不同的比例全面发展，以实

现平衡增长，也主张在达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可以依据各个产业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来安排不同的投资率和增长比例，通过个别部门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梗阻问题，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适当的比例平衡增长。在这里，平衡增长属于长期的过程，不平衡增长是短期过程。因此，该理论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增长理论。要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一定比例平衡地增长，只有依靠政府宏观经济的计划，才能担当平衡增长的重负。（二）非均衡发展理论（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eory）非均衡发展理论与均衡发展理论相对立，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具备全面发展的资本和资源，均衡发展是行不通的，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发展一部分产业或区域，以此带动和扩大其他产业或区域经济的发展。

1、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艾伯特·赫尔希曼（A.O.Hirsch man）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主要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认识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他认为，无论是增长过程还是发展进程，其本质都是不平衡的。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的稀缺性，若实行一揽子投资，则资本稀缺这一瓶颈无法突破，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平衡增长，只能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性地投入到关联度大、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即首先发展主导产业，才能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发展的路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产业通向其他产业。经济发展通常采取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一种不平衡走向新的不平衡。因此，发展政策的任务不是取消，而是维护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限的资源在社会公共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之间的分配具有某种替代性，这就会产生两种不平衡增长的途径：一是“短缺的发展”，即首先增加直接生产的投资，这会引起社会公共资本的短缺，并增加直接生产的成本，进而会迫使投资向社会公共资本转移，以取得二者的平衡，随后再通过对直接生产成本的投资引发新一轮的不平衡增长过程。二是“过剩的发展”，即首先增加对社会公共资本的投资，这会降低直接生产投资的成本，从而促使投资转向直接生产资本，当二者达到平衡后将重复下一个不平衡的增长过程。后一条发展途径比前一条发展途径要好，值得提倡。但无论哪一条发展途径，投资在社会基础设施部门和直接生产部门都是交叉进行、蛙跳式前进的。

与平衡增长理论比较，不平衡增长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且更具有实践依据和可操作性。

2、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增长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相反，它将首先出现在某些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如沿海港口、主要城市、交通要道、资源富集地等，这些就是经济空间的中心，佩鲁将它称作为增长极。增长极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往往集中在主导部门和经济空间的中心，增长极具有两种效应：一是极化效应。即极点对外围地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将外围地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聚集到中心，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增强极点的竞争能力。二是扩散效应。即增长极通过其产品、资本、人才、信息的活动将经济动力和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促进腹地

经济的增长。两种效应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极点的集聚，后者主要表现为极点生产要素向外围的转移，二者从不同的侧面，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是在发达国家条件下，为了寻求经济的增长而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模式之一。增长极理论打破了经济均衡分析的新古典传统，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主张通过促进增长极的发展以产生扩散、支配、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但它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常常不能达到理论本身所预期的目标。

二、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推移理论最早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坦·弗农(Ruttan Vernon)等人创立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他们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上，它们也和生物一样，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四个阶段。区域经济学者将这种生命周期阶段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创立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各经济部门，特别是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由于较发达地区主要处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兴旺阶段，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技术上均属于高梯度地区。而落后地区的主导专业化部门都是由处在成熟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所组成，则地区经济必然会呈现出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状态，这就属于低梯度地区。

第二：由科技进步引致的创新活动，包括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按顺序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推进产业结构的更新。

第三：梯度推移过程是在动态上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途径来进行的，既产生经济要素向高梯度地区集中与转移，对周围地区起支配和吸引作用，又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创新活动由发源地按区域等级顺序，蛙跳式地向广大地区扩展，所以会产生有序的梯度转移。

西方区域经济学者将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来说明在

世界和国家范围内的工业布局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与推移样式，是符合经济发展演变规律的，而且也得到了世界经济发展演变的现实的印证。根据梯度推移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一级级地传递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区域经济研究中，将中国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而主张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应逐步由东部向西部梯度推进。中国“七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重点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在东部发展起来后，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而后又实行中部崛起战略。这正体现了梯度推移的战略思想。梯度推移理论的前提是一国或地区范围内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梯度。实行梯度推移的目的是随着梯度的推移、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梯度推移理论提出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争论，甚至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反梯度推移理论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顺序，

经济发展的顺序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决定。只要经济发展需要，而又是有条件，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发展，而不管该区域处于哪个梯度。落后的低梯度地区，也可以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实现超越发展，然后向高梯度地区进行反推移。按照梯度推移理论的做法，落后地区始终跟随于发达地区的后面，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地区。这是同世界新技术革命给落后国家或地区带来的超越发展的机会不相适应，也是同经济发展的实践相矛盾，反梯度推移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

三、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最早可追朔到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３]他通过对空间人口集中、经济活动区位、城市和区域成长原因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区域经济演化的三个阶段，即单部门的原始农业阶段、城市化阶段和制造业为主的分工阶段。继斯图亚特之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时期五个阶段。在李斯特之后，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胡佛—费雪的标准阶段次序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一）胡佛—费雪的标准阶段次序理论

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Hoover）和约瑟夫·费雪（Fisher）于1949

年发表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一文中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次序为：

1、自给自足经济阶段

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投资和区域间贸易很少，区域产业几乎全为农业，区域人口绝大部分为农业人口，经济活动均随农业资源而分布。

2、乡村工业兴起阶段

随着交通运输业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乡村工业及其相关产业随之产生。由于乡村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来源于农业区域和农村人口，因此，乡村工业的分布与农业人口的分布直接相关。

3、农业生产结构转移阶段

随着区域间贸易的日益扩大，区域产业开始趋向于由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集约型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工业化阶段

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迫使区域不得不谋求工业化，发展制造业。区域工业化前期主要以农、林、矿产加工业为主，如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纺织工业等。后期则以炼钢、石油炼制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制造业、建材工业等为主。由于矿业和制造业的兴起，工业逐渐代替农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部门。

5、服务业阶段

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产业专业化生产，大量输出资本、技术以及专业性服务，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

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基本上是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成长的历史

过程而总结出来的。由于该理论只是对先发国家区域发展过程的状态的描述，基本上没有

涉及对区域经济成长的动力机制及其原因的解释。

（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惠特曼·罗斯托（whitman 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和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两本书中，依据工业发展水平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

1、传统社会阶段

这是经济成长的最初阶段，即指落后的农业社会。它具有以下特征：①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极低。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的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②产业结构单一，只有原始农业，进行单一的作物栽培。③社会生产组织以家庭、民族、种族和集团为单位，以此维系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生产组织难以创新。④人们的价值观是典型的“宿命论”，对进入更高等级和增加收入失去信心，缺乏现代产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

2、起飞准备阶段

这是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渡时期，其主要特征为：①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家庭手工业、商业等逐渐发展起来。②人们开始摆脱“宿命论”，树立起追求高生活水平的价值观，向往现代化生活。为此，人们的储蓄欲望开始增强，资本市场逐渐发育。

③产业活动出现了更高层次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④以劳动技能为基础的雇佣关系不断发展，而且不顾风险并不懈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势力增强，因此，投资和就业机会也开始增加。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经济起飞所必需的条件。

3、起飞阶段

这是产业革命时期，是经济成长序列中最为关键的阶段。罗斯托认为，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高投资率，净投资率一般必须达到10%左右。②一个或几个具有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部门诞生，这些主导产业部门对整个经济产生扩散效应。③制度的变革，即有保证经济起飞的政治制度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阶段最基本特征是人均国民收入迅速而持续增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

4、成熟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①由于现代工业技术日益实用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纺织业）被其诱发而发展起来的钢铁、机械、化学等“重化工业”所取代。②农业人口减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三产业比重明显加大，新产业部门大量发展，经济持续增长。

③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劳动力质量发生变化，劳动者走向高学历化、熟练化和专业化。

5、高额消费阶段

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①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产生了超过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以上的消费需求。随着高消费倾向的增大以及工资收入的大量增加，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结果引起对耐用消费品和劳务的爆炸性需求。②在生产领域，主导产业部门由原来的生产资料产品生产行业转移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行业上来，汽车工业成为该阶段代表性的主导部门。③生产能力超过需求成为一般现象，必须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诱导需求增长，进行必要的市场调节，导致产生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并存的经济模式。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们不再满足对高档耐用品的追求，而开始追求生活上的安逸、环境上

的舒适、精神上的享受。因而，其主导产业不再是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业部门而转为服务业，如教育、科技、文化、娱乐、卫生、保健、住宅、旅游休闲、社会福利等。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是以劳务形式反映的“生活质量”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就的标准。

罗斯托的区域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强调了物质资本积累和确立主导产业部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对落后地区如何打破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贫穷恶性循环”，该理论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展示，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单一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并不成功的。

四、区域分工理论

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学者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区域分工和经济活动区域分布，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

（一）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最早提出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古典经济学家。他在1876年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绝对成本优势理论。斯密在着重论证了分工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从一般制造业工厂内部的分工开始，进而分析了国家之间的分工。他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各国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拥有自身的优势，不同国家将专业化生产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用以交换其他产品；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分工并带来规模经济，从而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进。

斯密的上述理论思想也适用于区域分工。任何区域都应该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进行区域交换，这会使各区域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但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的问题。

（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模型，提出和阐述了比较成本优势学说。他论证了在资本和劳动不能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不可能按照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而只能按照比较成本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各国应集中生产优势较大或劣势较小的商品，这样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他认为，由于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各商品之间是不均等的，因此，在所有产品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不必生产所有的商品，而只应生产并出口有最大优势的商品；而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或地区也不能什么都不生产，可以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这样，彼此都可以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增加各自的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大优，两劣取小劣”。长期以来，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指导区域分工的基本原则。李嘉图认为，相对优势是支配区域分工的区域优势，产品的生产成本越低，分工中越具有优势，在产品市场上越具有竞争优势。（三）要素禀赋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克歇尔（F.Heckscher）和俄林（C.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模型）。H—O模型把区域分工、区域贸易与生产要素禀赋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区域分工及区域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

差异，并由此决定了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他们认为，贸易过程实际上是商品供求趋于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价格差异，进而消除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两国或两个地区在同一产品生产上的成本差异，是由于各自的要素价格不同，而后者又是由于要素存量比率的差异造成的；不同产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率不同，从而导致不同产品对不同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由于各国或各地区的要素资源禀赋相对而言是不同的，每个国家或地区分工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便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生产要素使用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一国或地区密集使用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就拥有由成本优势所决定的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或区际贸易，各自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充裕，适合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缺乏资本，而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充裕，适合生产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产品，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

H—O模型在分析方法上首先将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认为地域对经济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区位的特殊性是产生区域贸易的一般原因，也是引起专业化分工并产生贸易福利的重要依据。在政策建议上，他们也主张应实行自由贸易，按照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有利于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和提高整体的福利水平。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严格的理论假设前提下的，诸如两个区域、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即所谓的“二维假定”）；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不变；两个区域的生产要素完全同质；每个区域的要素禀赋是固定不变的等等。这些与国际和地区间贸易的现实不太相符，因此在实证检验中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第三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

（一）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

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先有后，都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也一样，也存在着不平衡性。不平衡性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发展的静态不平衡，这是指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二是经济发展的动态不平衡，这是指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可以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考察，它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上的量的差异，这包括上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经济发展上的质的差异，这包括劳动生产率、科技水平、经济效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高低。

2、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一个规律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是全世界，而且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长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所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长期的、绝对的，经济发展总是由旧的不平衡不断地向新的不平衡演变，呈现波浪式上升过程。这一规律具体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达区域与经济不发达区域长期并存。但并不是说，发达区域永远发达，落后区域永远落后，恰恰相反，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发达区

域如果停滞不前就可能转变为落后区域，而落后区域经过跨越式发展可能会超过原来的发达区域，后来居上，进而出现新的经济发达区域和经济不发达区域，产生新的不平衡；二是经济发达区域和经济不发达区域各自内部都存在着发达和不发达的小区域。经济发达区域内有经济不发达的小区域，经济不发达区域内有经济发达的小区域，其各自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现象；三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同一区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速度，有时发展快，有时发展慢。

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都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

（二）度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指标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即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区域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

1、基尼系数

度量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的指标有许多，其中比较常用的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它通常用来观察家庭之间、个人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图中横轴表示地区所占百分比的累计分布，纵轴表示收入分配的累计百分比。对应于一定累计百分比的地区，有一个特定的累计收入的百分比，这种对应性形成一条从原点O 到对角点D的曲线，被称为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由图可见，当洛伦茨曲线与对角体OD重合时，代表一种收入分配完全均等的情形；当洛伦茨曲线与两个边线所组成的直角线OCD重合时，代表一种收入分配完全不均等的情形。显然，反映实际收入分配状况的洛伦茨曲线处于完全均等与完全不均等情形之间，即图中O点到D点的凸线。这时，图中显示两块面积：一是反映实际收入分配状况的凸线与对角线OD组成的面积（A）；二是对角线OD与折线OCD组成的面积（A+B）。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G=A/A+B。面积A占面积A+B的比例越大，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就越大；反之，面积A占面积A+B的比例越小，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就越小。因此，按照基尼系数的定义，其取值在0-1之间变动，反映收入分配从绝对均等到绝对不均等的变化。

2、评价指标的选取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与评价，由于研究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表征认识不同，因此，在选择具体的测度指标时产生出多种不同的选择；或者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指标选取的范围也各不尽相同。这种不一致的选择，毫无疑问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论。概

要分析，研究者们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时，比较常见的是采用单一统计指标和多项统计指标。

采用单一统计指标进行界定和评价，比较方便直观，简单明了，而且其结论可比性很强。迄今为此，在许多研究中经常被采用。在日常应用中，人们普遍接受以人均GDP/GNP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唯一指标，并据此进行分类。世界银行主要采用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GNP作为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划分的唯一标准。单一统计指标评价的明显缺陷是无法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以人均GDP/GNP作为唯一标准来评价经济发展水平，事实上就忽略了其他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和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比如由于投资、储蓄和人文等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用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等统计指标。因而，它具有片面性。

采用多项统计指标进行界定和评价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克服单一统计指标片面性缺陷。但采用多项统计指标比较复杂和困难。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依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各项指标。选择哪些指标，进而建立指标体系，要服从于研究的需要，而且要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真正能测量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选择指标时，还应考虑不同指标的作用及应用的条件。统计指标有量的指标，也有质的指标；有相对指标，也有绝对指标；有即时指标，也有长期指标等等，这就要求要设计出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否则，选择不同的指标组成的不同指标体系来评价和测量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相反的结论。

联合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UNRISD）在1970年从73项指标中筛选出16项指标，作为衡量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体系。M.D.莫里斯在1979年的《世界贫困条件的度量：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这种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每个指标分为100个等级，1代表最坏的实绩，100代表最好的实绩，将三个指标的得分加权平均，便得到该国或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最具影响力的发展度量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它是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在1990年首次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来的，其后进行了修正。这个指标体系也是由三个指标构成，即：寿命、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准。这三个指标是按0到1分级的，0为最坏，1为最好。在算出每个指标等级后，对它们进行简单的平均，便得到一个综合的人类发展指数。二是对选择确定的多项统计指标如何进行综合。常见的方法主要有评分法、加权评分法、加权法。无论哪一种方法在计算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如评分的尺度、权数的确定等，这就使各项统计指标综合评价的可靠性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尽管人们不断地从方法上采取措施来控制主观因素的影响，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界定和评价，并由此进行分类，不仅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为了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首先必须构建起一个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体系。如何科学地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服从研究目的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也是大家不容争辩并加以认可的客观事实。我们研究区域经济，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评价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以此为基础来加快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使各

区域的经济发展趋于协调。因而，我们在选择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时，就应考虑我们的研究目的，它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基础性资料，从而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思路，也为落后地区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和借鉴。

（2）评价指标的设计应从现实需要出发

只有现实的，才是可行的。指标是对事物或现象的量化描述，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或现象都可以量化，对于那些难以量化的事物或现象就很难使用统计指标来刻划和分析，也就无法纳入统计指标体系之中。此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受到来自于统计资料的制约。因此，统计指标的选择，既要能够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又要易于获得，便于分析。从实际出发，做到需要与可能相结合。

（3）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有代表性、综合性

在探讨区域差异时，究竟选什么样的指标，选多少指标，除了考虑研究目的和现实需要之外，还应考虑不同指标的代表性和综合性。统计指标按其作用可分为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由于不同指标的作用不同，代表的方面不一样，所以在比较区域之间的差异时，既要注意各指标的作用，又要注意每种指标应用的先决条件及其局限性。总量指标只能用来反映一定时间区域经济总体的规模和绝对水平。相对指标是应用对比的方来反映某些相关事物之间数量联系程度的综合指标，便于看清区域发展的差异。平均指标是用来表明同类现象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所达到的一般水平与大量单位的综合数量特征。这三类指标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必须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4）注意各项指标的内在联系

作为一个统计指标体系，并不是已有的各项统计指标的简单罗列、集合和叠加，各项指标之间应尽可能用量比的方式反映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不仅应有当前状态的指标，同时应有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指标，从而能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全面地描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界定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客观反映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从而揭示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5）指标体系中应突出投入绩效指标

投入绩效指标，从广义上说，是指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度。从狭义上说，是指经济效益的指标。所谓地区经济效益，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要素投入与有效产出的对比。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它经济效益是否有提高。因而在确定评价指标时，就得有揭示现实生产力状况以及挖掘发展生产力的潜力的指标。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

世界上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指出，“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地区比其它地区更富裕，一些地区（不一定是最富裕的地区）比其它地区发展得更快，……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增长潜力，某些地区的矿物资源或水资源丰富，或者具有良好的自然港口，而另外一些地区资源极度贫乏；其次，即使所有地区都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起步，由于地理上的集中，个别地区将会获得更集中的发展。”因此，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差异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严重的且不断扩大的区域差异，

不仅不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政治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各省区经济面貌都有很大改观，增长速度都超过了改革开放前各自的增长水平。然而，由于发展起点的差异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的不同，地区发展的差距十分明显，而且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具体表现在：

1、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平衡发展战略，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和落后地区倾斜，然而效果不佳，付出的代价非常大。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一个大转变，从平衡发展战略转向不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发展和开放的政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使得沿海地区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也迅速地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3年广东省为13626亿元，约相当于3个湖南（4639亿元）或10个贵州（1365亿元）或35个青海（390亿元）。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3年浙江为20147亿元，3倍于江西（6678元），4倍于甘肃，5.6倍于贵州。

2、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中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用一条简单的线条描述了中国自然地理、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分布的不平衡特点：从东北黑龙江省瑷珲县到西南云南省腾冲县之间，用一条近乎直线连接起来，把中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2%，人口却只有全国总人口的3.7%；东部面积占全国50.8%，而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96.3%。相应地，西部贫穷，东部富裕。“胡焕庸线”只是大体上形象地描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东西部的地理分界。现今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划分主要是按照行政省区，辅之以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这三大地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东向西呈递减阶梯状态。

表2-1 三大地带人均GDP比较（单位:元/人）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东部不包括海南，西部不包括西藏。

3、省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从经济增长率比较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后的1979-1992年，各省区经济增长率差距拉大，其不平衡性十分明显，

全国GDP年增长率为9.0%，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广东达13.3%，最低的黑龙江只有6.0%，两者相差7.3个百分点。2003年地区生产总值中，最高的广东达13625.9亿元，最低的西藏只有184.5亿元，广东是西藏的74.7倍。2003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最高的内蒙古有116.8，最低的云南为108.6，相差8.2。2003年地区工业总产值，前五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分别为21513.5亿元、18036.7亿元、15380亿元、12864.2亿元、10342.8亿元，后五位的西藏、青海、海南、宁夏、贵州分别只有21.4亿元、247.9亿元、333.5亿元、352.8亿元、977.6亿元，后五位都在1000亿元以下，前五位都在10000亿元以上。

4、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将中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相比较，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前，北方地区领先于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前期，北方地区仍然领先于南方地区，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开。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崛起，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7.2%，北方地区经济的领先地位受到动摇，南方地区后来居上，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超过北方地区，而且在人均GDP的绝对值上也超过了北方地区，其来势之猛烈，使南北地区间的静态不平衡差迅速拉大，而且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享有“辽老大”美誉的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已降到全国第10位左右，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排名也逐步下降。

5、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城乡之间的差距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城乡二元结构被视为造成中国城乡差别的主要因素，城市居民和农民在收入、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农村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城乡差距曾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城市发展得更快，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近年却有扩大的趋势。城乡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表2-2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2-2可以看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几次波动。改革之初，农

村改革创造了农户收入的巨大增长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缩小，1983年仅为1.82:1，从1984年起，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到1994年达到2.86:1；1994年以后的几年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趋向缩小，1997年为2.47:1，自1997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2003年达到3.23:1。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1.6:1）的水平，按照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发表的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从绝对差距看，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8元，之后几乎每年都在扩大，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关，达1242.6元，2000年达到4027.0元，2003年达到5850.0元。

此外，还有省区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反映在多方面，上述分析是以地域为基础来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如果从指标体系的构成来分析的话，可以依据各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劳动生产率水平、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就业、财政运行、物价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来进行评价和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无论怎么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差距？是哪些因素和原因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明显地表现出来，而目前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除了历史的因素之外，我们应将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

1、历史基础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Michael P.Todaro）就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他说：“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阶段及其有关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各种模式，对今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最初条件强调得太少。事实是，这些国家今日的增长状况同当代发达国家着手现代化经济增长的时代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建国前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的工业分布具有明显的半殖民社会色彩，大约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广大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沿海和沿江的一些城市。因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海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也是以船舰可到达的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为据点。当时的上海、广州和武汉三个城市的工厂数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左右。就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与宁夏相比，前者竟是后者的292倍，这就说明，新中国成立时，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已非常突出，实际差距就已十分悬殊，今天的差距只是昨天的继续和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的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区域发展上，中国实行了平衡发展战略，对内陆地区已进行了倾斜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实施，使得内陆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与1952年相比，1978年内陆地区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8%上升到56.1%。工业总产值比重由30.1%上升到39.1%。尽管如此，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仍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1978年全国人均GNP为375元，多

数中西部省区的人均GNP都明显低于这一水平，其中水平最低的贵州只有175元，而多数东部省区的人均GNP都超过和接近这一水平，最高的上海为2498元。

2、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是指一个地区与周围各种社会经济事物关系的总和，包括位置关系、地域分工关系、地缘政治关系、地缘经济关系以及交通、信息关系等。区位条件作为经济区域的成长基础，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它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以备战和平衡发展作为生产力布局的指导思想，致使沿海地区因处于战略前沿而无法得到较快发展。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既邻近港澳、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或地区，又有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为依托，区位条件优越。中部地区同样也有一些大城市作依托，但在地理区位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其对外联系明显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虽也开通了一些对外贸易口岸，但由于与中国西部接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无力带动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另外，东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好，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有利于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而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特别是西北地区干旱严重，生态恶化，土地贫瘠，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较大。

3、制度因素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在《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指出：“制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决定经济效率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邹东涛更为直接地指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可见，制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自1978年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各地区体制转轨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中国不同地区的改革进程差异很大。

表2-3 东、中、西部工业总产值经济类型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关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载《人民日报》1997年2月19日。

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能力就越弱，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从表2-3可以看出，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

又如价格体系改革。由于历史基础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沿海与内地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沿海地区以制造业为主，而内陆地区以资源开采业为主。这种状况导致了在区际产品交换中，沿海地区输入能源原材料产品，输出加工制造品，而中西部地区输入加工制造品，输出能源原材料产品。这种区域分工格局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价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