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与制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杨锦怡：人事与制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杨锦怡

“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这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前言中说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用什么样的制度，不用什么样的制度。一定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一项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同时，历史在不断前进，人事在不断的变化，制度也应该不断的变化以适应人事。若一项制度几十年不变，那一项好的制度也必将流毒无穷。

自秦朝到辛亥革命，中国一直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无疑，这一制度的长期存在是导致中国近代长期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希腊在公元前八世纪就开始形成城邦制，其中雅典城邦以其民主政治而闻名，城邦内部的成年男性都能享有民主权利。古希腊民主政治对近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不好，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好。古希腊城邦制使得各个城邦分散管理，小国寡民，并不需要高度的中央集权，因此民主的选举才有了可行性。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有各个民族，要把这么多的人口、民族、文化凝聚在一起，施行古希腊式的民主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古代才没有滋生出这种制度。若从秦汉开始施行古希腊式的民主，那必将导致国家分崩离析。所以，

一项制度的产生必定和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历史背景有莫大的关系，脱离时代背景照搬制度，一项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所

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之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我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因为想要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希望通过新政来最终实现君主立宪制。但是，当时中国封建势力强大，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民主政治的概念，他们的思想依然局限在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中。而康、梁二人想要通过一个手无实权的皇帝来变法，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一方面是实力过于单薄，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适宜这项制度发展的土壤，很明显，这项变法并没有迁就现实。

我国建国初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而不使用市场经济体制，并非是计划经济好而市场经济不好，而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特殊的时期里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建国初期，经过连年战争，中国的经济状况十分落后，各种物资极度贫乏，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能够最充分的调动和配给全社会的资源，以达到国家发展的目的。但到了1992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计划经济不再适用于中国，所以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项制度应该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变迁，只要这项制度的精要不变，目的不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我国经济，只要能够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就是好的经济制度。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经济制度就必定会随着时代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苏联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内战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战胜敌人，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一些临时性政策。这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

乏的特殊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带有军事性的非常措施，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的确是有效的。但到了1920年底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进一步加强。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俄国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这是造成1921年春苏俄严重经济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八个字并不仅仅只适用于农耕，我认为在政治制度上同样适用。一项制度要根据某国或某地的具体情况，也就是人事来制定，这是因地制宜。一项制度要随着社会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来变通和完善，这是因时制宜。世界上但凡国家的兴盛与覆灭，多半与制度有关系。

对我而言，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不仅将了历史，更是提供了一个从制度方面观察品评历史的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