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为近代史激浊扬清

戚其章：为近代史激浊扬清

激荡于胸的历史风云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变幻，聚讼纷纭。电视剧《走向共和》让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其间，疑问和不解也随之产生。此时，很多人想到了戚其章先生——一位全身心投入近代史研究的老人，一位为近代史释疑解惑、扬清激浊的学者。

戚其章先生１９２５年出生于当时的威海卫城里，自１８９４年起家乡就遭受了日本等外国列强的侵略，这给他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痛，也坚定了他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信念。谈起电视剧《走向共和》，戚先生感慨其离开正史太远，许多地方似乎是历史真实，其实大都张冠李戴、捕风捉影。

戚先生特意谈到有关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甲午海战的问题，他分析说，从１８８８年到１８９４年六年间，清政府只给北洋水师常年经费，没有新建船舰和新上大炮，其原因就是把钱用于兴建颐和园等“三海工程”，花费了１３００万两白银，还占用了２６０万两海防经费。当时北洋水师主要有七艘战舰，总共花费大约７８０万两白银，如果把“三海工程”的经费用于海防，可以再建两个北洋水师，如果这样的话，日本是绝对没有发动甲午战争的实力和胆量的。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将外交和军事大权集于一身前后２０多年，他迎合慈禧太后的个人喜乐，没有把国家的大局放在主要地位，是造成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责任是推脱不掉的。特别是日本从１８８７年起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搞了七份侵华战争方案，想要从海、陆上全面分割中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去全身心地一致御敌，就是误国误民。

戚先生谈到电视中表现的关于北洋水师需要６０万两白银更新快炮的问题，认为是严重的颠倒是非，为李鸿章贴金的意图很明显。当时李鸿章到处宣扬北洋水师如何强大，而且也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北洋水师将领丁汝昌将更新快炮的报告打给他，根本没有送到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手里，因此这件事与翁同无关，况且当时翁同接手户部的烂摊子，根本没有银子去购置快炮。从历史上看，翁同是一个个人品德很高的人，而不像李鸿章那样老于官场，他从不单独和外国人打交道，因而当俄国人想以５０万两白银行贿于他的时候就没有得逞，却在李鸿章身上找到了破绽，对翁同这样的“清流派”随便加上克扣军饷的千古骂名，贬翁扬李，有失历史公道。

戚先生的史学研究就是这样用历史史实为依据，从来不蹈虚空。从他的甲午战争研究一开始就是这样。当年，他风餐露宿，四处奔走，惟一的念头就是赶时间，遍访甲午老人，抢救稍纵即逝的活材料，几乎踏遍了胶东半岛的山山水水，后来又远走福建、广东、安徽等北洋水师将领的故乡，搜集到一大批口碑资料和文字实证材料。１９６２年他的第一本专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出版后，他更是一头扎进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之中，在浩繁的近代史资料中梳理脉络，无论是国内的故宫朱批奏折、电报档、谕旨汇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资料，还是国外的馆藏档案、文书资料、报章材料等，他都尽可能一一搜求。仅整理出版的就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等，再加上李鸿章等人的全集、选集等，可谓洋洋大观。但戚先生对此从不满足，每有

资料线索总要力求穷尽，不留或少留遗憾。

为刘步蟾翻案

戚先生的研究工作大都是从辨析各种资料开始的。１９６２年电影《甲午风云》在全国上映，这是一部集思想与艺术于一体的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力作，但影片也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对北洋水师将领刘步蟾的评价问题。刘步蟾真是影片中所认定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丧心病狂的投降派”、“卖国的民族败类”吗？戚先生对此深以为非，根据掌握的资料，他清楚这是受了当时定远舰的洋雇员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蒙骗，而且进行了主观的艺术渲染，把一个铁骨铮铮的人物歪曲成了投降派。对这一冤案，戚先生如鲠在咽，决心一吐为快。为解决这个问题，戚先生下大力气作了周密调查，搜集了大量实证材料，如定远水手陈敬远口述说：“刘船主有胆量，有能耐，全船没有一个孬种。”亲历这次海战的李锡亭在《清末海军见闻录》中也专有一节记载刘步蟾事迹：“他在大东沟一战中，指挥努力，丁汝昌负伤后，表现尤为出色。有诬其怯战者，特受洋员之蒙蔽耳。”这里所说洋员就是英国人泰莱，他因为受到过刘步蟾指责而怀恨在心，在他的书中就有意对刘步蟾进行诋毁，蓄意陷害。戚先生还从日本的有关材料中找到了“定远陷于厄境，犹能与合围之敌舰抵抗。定远起火后，甲板上各种设施全部毁坏，但无一人逃避。”通过材料辨析，戚先生给我们展示了刘步蟾在黄海之战中的壮烈场景：在定远舰遭日本鱼雷偷袭重创后，刘步蟾置生死于不顾，下令将定远舰驶至刘公岛外侧浅滩，当“水炮台”使用，继续进行抵抗，直至弹药打光始下令将定远舰炸毁，以免落入敌手，刘步蟾也自杀殉国，实现了他生前“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表现了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不愧是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

问题搞清楚了，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讲“斗争哲学”的时代，给“投降派”翻案，后果可想而知。戚先生认为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治史的精要，不能随便放弃，何况是对一位近代史上的爱国人士，更不能随意说解。他很快写出文稿寄发出去，尽管没有得到发表，但观点不胫而走，剧作家田汉等人先后到威海与戚先生交谈此事。但此后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他们都带来了惨痛的灾祸。直到１９７７年戚先生才重写并发表了《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又陆续写就《刘步蟾黄海战绩考》、《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阵形考》等一系列文章，以铁证为刘步蟾澄清了不白之冤，把这一事件辨得水落石出。屈指算来，戚先生为刘步蟾翻案前后经历了２０余年的时光。

在近代史研究中，需要辨伪的人和事实在太多，许多年间戚先生以尊重历史材料为原则，廓清了近代史上的许多迷雾，他写的《旅顺大屠杀真相考》、《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石川伍一间谍案与李鸿章》、《甲午战争中最大的一桩冤案——卫汝贵被杀案考析》《〈冤海述闻〉研究》等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都能以事实服人，字字确凿，事事精审，为人所称道。

甲午战争的疑点辨析

戚先生研究甲午战争史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就是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其影响至今还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存在着。从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开始，日本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就相继抛出了一系列的以甲午战争为对象的国际法著作，一百多年来这一“研究”的热度不减，其特点就是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用国际法的术语作概念游戏，歪曲和伪造历史，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上的依据，对此，我国学

术界长期无人作出回应。最近，戚先生《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弥补了这一缺憾。

戚先生凭借数十年在甲午战争史领域中寸积铢累的深厚功底，在国际法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了这场战争，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国际法的法理原则为准绳，追溯了日本海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和侵略历程。如对战争赔款问题，从历史上看赔款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惩罚，常常是不管是非曲直，力量和强权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法律上讲赔款数额不能超过战胜方的战争费用和所受损失。戚先生通过对甲午战争赔款数额、借款计息、库平折包、日军掳获战利品等的精确计算上，得出日本从甲午开战到马关议和时，军费支出折合中国库平银不过９１６０万两，而勒索的赔款则为２·６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共合３·４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财政收入的６·４倍。据此戚先生指出，日本名为索取赔款，实则掠夺，凭借这笔赔款，日本成了１９世纪最大的战争爆发户。从史到论，从论到史，处处可见戚先生令人信服的创见和正气。

这样的一些研究使得甲午战争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被赋予了深刻而令人警醒的意义。特别是针对日本政界和史学界散布的种种否定侵略的谬论，戚先生认真加以研究，从史学研究方面加以批判，不给他们侵略野心滋长的土壤。如揭开甲午战争序幕的丰岛海战的开战时间和由哪方首先开炮的问题，关系这场战争的大是大非，日本方面按照他们记载的材料认为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三千尺左右距离时，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还击。”这明明是转嫁挑起战争罪责的捏造，但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一些史学家却不加认真辨析地接受此说，使自己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更有好心的史学家便将七点五十二分认定为“吉野首先开炮”，这样从形式上看是改过来了，却犯了更改史实的错误，陷入了更被动的境地。为解决这一问题，戚先生将搜集到的中外有关记载一一加以辨析，最后据《济远航海日志》，查明吉野首先开炮，时间是七点四十五分，而七点五十二分是济远还击的时间。这才真相大白，不仅是非不辩自明，就是日本侵略者转嫁罪责的险恶用心也昭然若揭了。

戚先生的近代史研究一直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而应当着眼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为此，他特别注意在著作中表彰那些为保卫祖国英勇奋战、壮烈捐躯的爱国官兵，彰显那些为祖国富强作出过贡献的志士仁人，他为此专门撰文论述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还主编了《齐鲁百年风云录》、《近代爱国从书》等，特别是他的《甲午战争史》还被中宣部推荐为爱国主义教育图书。(完) (记者常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