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爱国诗歌鉴赏汇总归纳

高考语文爱国诗歌鉴赏汇总归纳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恨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这是诗人１９４２年在日寇阴暗潮湿的土牢里写下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篇，抒发了诗人对灾难祖国由衷的关切和真挚的爱，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向往。诗的前半部分写“我”用“残损的手掌”深情地抚摸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下的祖国广大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接着，诗人无形的手掌触到家乡一片湛蓝的湖水，现时“微凉”的湖水与昔日“堤上繁华如锦障”的美丽春光形成强烈反差，表现出诗人对敌人践踏故土的无比忧

愤。为了使诗歌表达的主题不流于肤浅狭隘，诗人想象的世界由近拉远，由北到南，从长百山的雪峰、黄河的泥沙到江南的水田、岭南的荔枝、南海的海水。诗人选择每一地域中最典型的风景加以点染，它们既是人民的苦难与不幸的象征，又是侵略者罪恶的见证。“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两句既是对上半段的总结，又与开头三、四行遥相呼应。

诗的后半部分仍在想象的世界中展开，描绘的是与前面灾难景象形成极大反差的心中渴慕的图景：那虽是“辽远的一角”，但山河完整无损，没有阴暗和血污。而是充满了温暖、光明和生机，“那里是太阳，是春”。与前半部分的哀怨、忧伤的基调相比，这一部分跳动着诗人按捺不住的快乐与激动；与前半部分意象快速流动的抒情相比，后半部分则显得安静而舒缓，使这首诗在感情的哀怨与欢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抒情风格显得变幻多姿。在那个以狂暴的吼叫代替艺术的凝想的年代里，这首诗像一朵美丽而永不凋落的奇葩：意象高度凝炼而不晦涩，感受细腻而不暗淡，深刻的现实内容与现代抒情方式完美地交融起来。

舒婷的朦胧诗

舒婷式的“朦胧诗”曾经象朵朵轻盈白云，笼罩着80年代的一片天空，更像诗歌的自由的精灵，在90年代文学大众的头顶上翩翩飞舞，划出了一道道诗意的弧线，舒婷的诗不仅从当初的地下状态中浮现出来了，而且也走下了文学讲堂，甚至走向了中学语文教材。

“文革”结束不久，思想解放大潮涌起，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期，舒婷的诗歌使中国文坛为之震荡，并引发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最广泛最激烈最持久最深刻的讨论，这就是那场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在中国当代诗歌史，它若不绝后，也是空前的。这场论争持续至1985年，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会结束之后，朦胧诗在主流诗坛占据了重要地位。

舒婷诗集《双桅船》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优秀诗集奖。舒停在谈到她的诗友北岛、江河、芝克、顾城、杨炼们时说：远不认为他们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派”。舒婷认为他们的共同点是探索精神，是关注民族的命运。舒婷说她受有他们巨大的影响，然而她又说她总也深刻不起来。

舒婷这些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她的作品，舒婷一再地说她写诗是从写日记、抄诗、写信开始的，她说她只是偶尔写诗，或附在信笺后；或写在随便一张纸头上，给她的有共同兴趣和欣赏习惯的朋友看。舒婷还说尽管她明确作品要有恩想倾

向，甚至她还牢记住“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品”的告诫，但是在写诗的时候，她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大信任思想的加减乘除法。

她的诗是倾诉性的，大致上吻合于日常生活的逻辑，舒婷《寄杭城》寄杭城是她发表最早的一首诗，但并不是她第一首诗。诗歌以娓娓温柔的语调劝慰友人，正如同书信般的自然清新。“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榕树下，大桥旁 /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 /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 /漂泊在茫茫的天上……”《船》是一首重要的诗，写一种“搁浅”的感觉，凝聚了作者很多的体验。“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1972年她以独身子女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了一种搁浅的感觉。她连一名民办教师也争取不到，现实和理想之间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被她感觉到了。一步，然而遥远。《船》以船自喻，飞翔的灵魂被禁在自由的门槛。在这里，舒婷较好地完成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换，而不是把生活真实直叙于诗中，或把生活的语言分行排列于诗中。

舒婷《日光岩下的三角梅》“是喧闹的飞瀑 /披挂寂寞的石壁 /最有限的营养 /却献出了最丰富的自己 /是华贵的亭伞 /为野荒遮蔽风雨 /越是生冷的地方 /越显得放浪、美丽 /不拘墙头、路旁 /无论草坡、石隙 /只要阳光常年有 /春夏秋冬/都是你的花期”这是咏物诗，但寄托深远新颖：以三角梅的意象“越是生冷的地方／越显得放浪、美丽”，表达了孤傲不羁的情怀。《赠》的魅力来自诗中的警句（火、炭、树、土）、形象的刻画、婉转的口吻（多种特殊的句式）和氛围情调。

舒婷的诗歌是感情的，感情胜于思想。舒婷在诗篇（如著名的《致橡树》、《双桅船》等）中塑造了一种道德女性形象：柔弱、温顺、坚贞、善解人意。“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致橡树》）“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 /你在我的航程上 /我在你的视线里”（《双桅船》）舒婷常运用隐喻这一修辞格，这不仅是古典抒情诗的灵魂，也是“朦胧诗”的灵魂，因而，构成隐喻之基本成分的性质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比较陌生的植物：除了鸢尾花之外，出现得较频繁的还有橡树、凌霄花、紫丁香、紫云英、茑萝、三角梅、蒲公英……“朦胧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还有诸如船（双桅的、桅数不明的以及搁浅的）、大海、贝壳、沙滩、星星，等等。

舒婷经常把意象成对地放在一起，这或许可以说是她诗思维的一个特色。什么是双桅？双桅有什么含义？在这首诗里，成对出现的意象有：左翼／右翼，风暴／盏灯，你／我，航程／视线；雾／风，昨天／今天，岸／船，告别／相遇等

等，可以一直找下去。我们可以在别的诗里很容易地找出“双桅”模式：大海／小船，橡树／木棉，老松／岸柳，火／炭，树／土等等。双桅不是表示内心矛盾或感情复杂，而是渴望交流，期待友情，祈求沟通与理解，相信心灵的来往，说到底，是舒婷种种感情牵挂的流露与外化。双桅很好他说明了舒婷诗的特殊追求与特殊的价值取向。

舒婷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是突出的，谢冕这样评价：“她是新诗潮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传统诗潮最后的一位诗人。她是沟，她更是桥，她体现诗的时代分野。把诗从外部世界的随意泛滥凝聚到人的情感风暴的核心，舒婷可能是一个开始。……舒婷创造了美丽的忧伤。她的声音代表了黑夜刚刚过去，曙光悄悄来临的蜕变期中国人复杂的心理和情绪……”

《致橡树》--解析舒婷的“朦胧诗”

舒婷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捉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情感的复杂、丰富性常常通过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表现得曲折尽致。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辩力量，又楚楚动人。

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以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把握了这一点，舒婷的朦胧诗是不难解读的。

《致橡树》热情而坦城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这组形象的树立，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同时，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只注重于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它完美地体现了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性爱品格：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这是新时代的人格在性爱观念上对前辈的大跨度的超越。这种超越出自向来处于仰视、攀附地位的女性更为难能可贵。诗歌对爱情理想的歌唱、高扬，树立在极有思想含量、极有力度的否定之上。全诗共36行。1至13行借用一系列自然物进行象征类比，对攀附（“凌霄花”）和单方面奉献（“险峰”）这两种以一方的压抑、萎缩和牺牲为爱的前提的爱情观作了深刻的否定，这正是以对立的价值面对现代爱情理想构成的深刻有力的反衬。14至31行正面抒写理想的爱情观：爱情的双方在人格上完全平等，既保持各自的独

立个性，又互相支持，携手并进。32至36行写真正的爱情就应该既爱双方的人

品，也爱他的理想——忠于祖国。

“橡树”的形象象征着刚硬的男性之美，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显然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她脱弃了旧式女性纤柔、抚媚的秉性，而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这正与诗人所歌咏的女性独立自重的人格理想互为表里。

在艺术表现上，诗歌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便于坦诚、开朗地直抒诗人的心灵世界：同时，以整体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全诗以橡树、木棉的整体形象对应地象征爱情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真挚爱情），使得哲理性很强的思想、意念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因而这首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使人感觉不

到任何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

诗歌之所以采用整体象征，也由于诗人的构思意图不一定把作品题旨局限于爱情的视野。从橡树与木棉的意象构成中同样可以合理地引申出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同时又以平等的地位各自独立这种道德理想。

艾青的《望》鉴赏

一个海员说，

他最喜欢的最起锚所激起的

那一片洁白的浪花……

一个海员说，

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

那一阵铁链的喧哗……

一个盼望出发

一个盼望到达

1979年3月，上海

一首好诗，能给人以启迪、遐想，而且往往是读者意会到的要比诗人字面上写出的还多。艾青的《盼望》就是这样一首好诗。它一共只有六句，描述了海员在“起锚”和“抛锚”时的喜悦心情和两种“盼望”：一种是“盼望出发”，因而便喜欢看到“起锚所激起的那一片洁白的浪花”；一种是“盼望到达”，因而就很高兴听到“抛锚所发出的那一阵铁链的喧哗”。至于海员们为什么喜欢“盼望出发”，又为什么高兴地“盼望到达”，诗人没有说，留给读者去思考。

艾青一贯强调诗歌的语言应富有启示性。他的《诗论》有云：“启示的语言，以最平凡的外形，蕴蓄着深刻的真理。”他的许多歌唱平凡的真理的短诗，大都是“以最平凡的外形”抒写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知灼见，语言都富有启示性。《盼望》一诗也是如此。诗中描述海员的两种“盼望”，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海员乐观、豪迈的性格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的赞扬。因为对于海员来说，

“盼望出发”就是企盼与惊涛骇浪作斗争，“盼望到达”就是期待与向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没有出发，就无所谓到达；没有战斗，也就谈不上胜利。因此，海员们的两种盼望正是表达了对战斗与胜利的渴望。推而广之，出发与到达——战斗与胜利，岂只是海员们的两种盼望?每一个革命者在人生的征途上不也常常在脑海里涌现这两种盼望么?船在海上，会不停地遇到风浪：人在世上，会不断地碰到困难。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应该象英雄的海员那样，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这就是《盼望》一诗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艾青诗作刻意追求单纯的美、朴素的美。这首小诗意象单纯，主体是两个海员的两句富于形象的话，而这两句话又由两个象征性意象组成。诗人正是通过对两种盼望的具体、形象的描绘，深刻地揭示一代海员的思想情怀。诗作完全采用口语入诗。诗人曾说：“我用口语写诗，没有为押韵而拼凑诗，我写诗是服从自己构思，具有内在的节奏，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和谐就完了。”(《诗论》)这首小诗正是这样。诗中两句散文句式的诗行长达二十余字，但念起来像山泉一样自然流泻，显示出朴素自然、清新流畅的语言美。

闻一多的《死水》鉴赏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是闻一多最著名的诗歌作品之一。又属于诗人“死水”时期诗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这首诗后面曾署有一个写作时间：1925年4月。据今人考证，实际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26年4月，即诗人回国之后。老诗人饶孟侃回忆说：“《死水》一诗，即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诗词二题》，原载《诗刊》1979年第8期）也就是说，“死水”就是这一沟的臭水，其中填满了“破铜烂铁”，残冷炙在水中沉浮……但是，仅仅是这么一沟臭水似乎还没有理由激起诗人如此强烈的情绪波澜，闻一多肯定因“死水”而引起了对其他事物的联想。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死水”是具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按照惯常的说法，也就是“祖国”。

那么，在闻一多这位爱国诗人那里，“祖国”这一神圣美好的形象是如何与这沟臭不可闻的“死水”联系起来的呢？这还得从诗人爱国主义观念、民族主义意识的实际演化说起。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爱国诗人”并不是可以运用于任何时代与任何诗人的名词，诗人的爱国特征（也包括他的民族主义意识）有它特定的背景条件，比方说国破家亡、民族危机爆发之际，比方说背井离乡、浪迹海外的时候。闻一多作为引人瞩目的“爱国诗人”，还是在他留学美国的时候。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浓烟滚滚、人声鼎沸之中，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之下，诗人无限眷恋那“宁静”、“和谐”的“家乡”，在他的心中，那里芦花纷飞、月色溶溶，“有高超的历史”，“有逸雅的风俗”，“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落英缤纷。（参见《孤雁》、《忆菊》、《太阳吟》等篇章）显然，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与心境之中，闻一多所热爱的“祖国”是理想化的祖国，纯净化的祖国。也只有这样理想的光芒和纯净的品格才足以让他“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着东方式的“高洁”。

但是，梦幻迟早是要破灭的，尤其是对于尊重现实、所对伪饰的闻一多，当他刚一踏上思念已久的祖国，就完全失望了。在一个封建、落后、保守、顽愚的

社会里，所有的宁静与和谐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经济落后，政府腐败，军阀混战，民众愚弱，这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于是，所有“大希望之余的大失望”都聚集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北京西单的这沟“死水”重叠在了一起，——或许，是“死水”之腐朽停滞让诗人联想到了不思进取的中国吧？或许，是“死水”的恶臭污浊再一次击碎了他落英缤纷的梦境，从而刺激着他痛苦的调整自己的“乡情”吧！

诗歌题为“死水”，但诗却并没有怎么描写“死水”本身的客观形象，而是面对“死水”引出的一系列想象，一系列泄愤式的诅咒。闻一多似乎还觉得这沟死水还污秽得不够，丑恶得不够，他发着誓要丑上加丑，乱上加乱，把“死水”搅拌得油腻腻、红鲜鲜，让它发酵、生霉！闻一多说过：“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出我的火来。”这种泄愤就是他“火气”的表现了。

全诗共分五节，前四节都在具体描写诗人是如何“调弄”这沟死水的。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添乱”：扔进破铜烂铁，泼入剩菜残羹。不久，这些行动就产生了效果，在“死水”的浸泡中，铜氧化成了绿绿的模样，铁也锈迹斑斑，剩菜残羹的油腻则浮动在水面上，又因霉变生菌而变得五颜六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氧化的金属、发霉的饭菜又都发了酵，于是，“死水”便成了一沟泛着绿光的“酒”。它“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上面蚊蝇横飞，乌烟瘴气。至此，“死水”算是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了，于是，几声青蛙的鸣叫传来，又为寂静的世界添上了几分热闹。

传统的诗歌阐释一般都倾向认为，这些看似鲜艳、实则丑恶的物象就是“反动统治者”的象征，旧中国就是这样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我认为，这显然还是对闻一多创作的“想象”特征考虑不够，这些物象并不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写实”，而是诗人自己想象中要完成的“行动”，不是反动军阀将“死水”变成了这沟“绿酒”，而是闻一多立下志愿要把它变成“绿酒”！

那么，诗人不是太有点“残酷”了吗？其实不然，正如俗话所说：“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诗人如此看重、如此计较，又如此地忍受不了这沟“死水”的刺激，实在是因为他太希望“死水”不“死”呀！他多么愿意自己曾经魂牵梦萦的祖国一如想象中的光华美丽，而当现实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是这样的出人意料，这样的让他悲观绝望时，他能不因猝然的失落而心理失衡吗？又能不情绪性的咒骂几句、呻吟几声吗？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期望是如此的强烈，又能够理解这一期望与现实人生的深刻矛盾，那么也就不难接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普遍存在的这一“诅咒心态”。诅咒者并不是汉奸，不是中国的敌人，他们实实在在都是一群热血男儿！相反，冷漠与无原则的赞颂才是最

可怕的，也是最可警惕的！鲁迅说过，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如若有对中国大加诅咒的，他真心地欢迎。（大意如此）又有的同志出于维护闻一多的“爱国”形象，将“丑恶”喻为革命力量，说闻一多是隐晦地呼唤革命，我认为这既是生硬的，也完全没有必要。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根本勿需后人替他作什么辩护！至于作为情绪性诗歌的特殊含意，我想也并不难为人们所接受。

此外，《死水》一诗也是闻一多追求诗歌“三美”的典范之作，绘画的色彩感不要我来多说了。这首诗节奏感极强（音乐美），每个诗行的音组数目都相等，它们都由四个音组构成，其中一个有三个音节，其余三个是两个音节，我们不妨看第一段：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长短不齐，变化没有规律的自由诗就没有这种特殊的音调和谐的效果了。《死水》五节，每一节均是四句，每一句又都是九个字，这样也形成了诗歌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即所谓的“建筑美”。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在20世纪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成为“民主斗士”倒在血泊中。综观他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充满急剧的变化：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也由对共产党的长期不理解转而成为党的忠实信徒。

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惟一方法。”

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到美国留学后，闻一多

虽曾与一些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但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1923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1925年6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融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受到过闻一多的启发，他说：“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正当闻一多沉醉在象牙塔之中时，奉系军阀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势中，他只得举家返乡，之后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之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国学的奇特功能

抗战初期，在云南的西南联大教书时，闻一多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闻一多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骨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尽管各人情况都有不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似的背景。“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

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和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闻一多在彷徨中曾向人倾诉：“不能适应环境，向外发展之路走不通，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同样，胡适曾多次以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确有它的奇特的功能。

曾站在革命对立面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他回国后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1934年甚

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很多教授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谴责张学良，而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以“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活动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显得怒气冲冲。

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在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那时吴晗尚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了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吴晗遵照党的指示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多次动员下，闻一多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理论。在那段日子里，闻一多对华岗几乎是“言听计从”的。

浅谈准确把握诗歌意象

意象是诗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诗歌中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客观的自然景物即“物象”一经诗人摄入笔端，就必然带上了诗人的情感色彩，赋予它灵性，便成了浸透着主观意愿的“意象”。意象对于诗人创造意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进入诗歌意境总是先从感受意象开始，诗人对意象的选取与描绘，正是作者主观感情的真切流露。因此，鉴赏诗歌时反复揣摩、体味从而准确把握意象是进入诗歌意境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关键。

高考诗歌鉴赏是综合性最强的试题，考试大纲对鉴赏诗歌形象有明确要求。从2002年高考开始，高考诗歌鉴赏题以主观题的形式出现，难度进一步加大。2002年高考考查的是李白的一首《春夜洛城闻笛》，其中问道“折柳”寓意是什么。这便涉及到柳意象问题。从诗经中描绘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表达惜别之情的折杨柳曲，及折柳送别的风俗（柳与“留”谐音），古诗中柳已具特殊意象，“折柳”寓有惜别怀远之意，如果把握住这一含义，此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由此可见，准确把握诗歌意象对高考应试也极为有利。

准确把握意象的几种方法。

1、掌握特殊意象。

古典诗歌，由于历史文化积淀，还有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制约规定，某客观事物便具有了一定约定俗成的意义，成为特殊意象。诗人借助特殊意象可迅速引起读者共鸣，达到造境之目的。读者也可由此探究诗人的情感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