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 个人总结

第一讲巴以问题专题

1、巴以和平进程为什么难以取得进展？巴以双方应如何实现和平？

2、美国为什么偏袒以色列？

第二讲核问题专题

1、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2、试分析欧盟、俄罗斯、中国对伊核问题的态度及原因.

3、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及后果

第三讲中俄关系专题

1、试述中俄关系的现状

2、如何看待中俄关系发展的前景

第四讲中日关系专题

1、近年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倒退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2、试述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深层原因

3、试述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走向

第五讲能源问题专题

1、中国的能源形势及对策

2、中国石油形势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3、如何看待中国能源威胁论

第六讲台海专题

1、为什么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台湾问题与两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有什么不同？

$$$$巴以和平进程为什么难以取得进展？巴以双方应如何实现和平？$$$$$$

巴以双方的和平只有两个症结没有解开

第一~~~建国问题

最早联合国结束巴勒斯坦地区英国殖民的时候~~~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地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首府分别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失去了大量土地甚至丢失耶路撒冷西城

以色列更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证明了耶路撒冷的固有领土属性之后巴勒斯坦不是不能建国~~~但是他们建国的要求是恢复联合国最早划立的巴以边界~~~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国

这样是让曾经为战争流过血的以色列很难接受的~~~因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即便做出小幅度的让步~~~仍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第二个症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巴勒斯坦的反以武装组织众多~~~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其中最大的两个分别是法塔赫和哈马斯

这些武装组织虽然有以政党性质参与政府的工作~~~但是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不佳

他们不能真正以政党的身份募集到活动资金

所以~~~他们需要对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从叙利亚，约旦等反以国家拿到资金支持

倘若巴勒斯坦和平建国~~~那就意味着巴以战争的结束

哈马斯~法塔赫这样的组织就必须放下武器~~~真真正正的以政党的形式参与巴勒斯坦政府~~~那么不再能袭击以色列的他们~~~就很难得到金援~~~这是他们不愿接受的

两个字：利益

几方利益不能协调，所以难以解决

其中最根本原因在于

1，对于犹太人，以色列是他们的故土，不能放弃。而在美国的财富中犹太人占了很大比重（大概3%的犹太人占了美国财富的1/3吧，记不清了）所以美国政府要帮着犹太人。

2，对于阿拉伯人或者对于伊斯兰教，犹太人是侵略者，是异教徒。

3，耶路撒冷这个特殊的城市。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城市是世界上三个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教的共同的圣地，所以不能放弃

所以说这个冲突还要继续，具体能打到什么时候那只有天知道了

$$$$$$$我们应如何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是国家关系复杂性的集中表现，处理不好，既影响到双方发展，又影响到地区安全和世界稳定。

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从历史、大局、未来角度思考和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就是战略高度的基本体现。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

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

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你认为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

最近几年，一方面是中国的能源紧缺状况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在东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争议也日渐浮上表层。中国如何思考海洋策略，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众所周知，中国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其中渤海基本上属於内海，而黄海、东海和南海则都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尤其是石油储量丰富的东海、南海争议更大。相比之下，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最大的南海，问题也最为严重。

从周边国家的反应来看，当东海、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尚未探明之时，各国基本上相安无事。上个世纪70年代，无论是越南外交部的声明还是越南教科书和地图，都说称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然而，南海发现石油后，有关沿海各国的反应立时发生变化。

不可默认既成事实

针对中日东海以及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中国曾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但一段时间来的实际情况是：争议搁置了，共同开发却没有展开；更有甚者，各周边国家采取「先下手为强」策略，抢先攻占有争议海域和岛屿。

从表面上看，中国与涉及南海主权争议的诸国近年来签订了一系列框架性协定，为主权问题解决之前的各国行为作了一个大致的规范。但实际情况却是，包括《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内的一系列共同文件几乎已经成为一纸废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不但得不到回应，反而被他国利用中国按兵不动来实行「先下手为强」的策略。在这方面，中国有必要确立基本原则和底线，即：一、国家利益一定要维护；二、若有妥协，一定要在谈判之后才能接受；三、绝不可接受或默认既成事实。

中国企业须主动出击

鉴於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其他实际情况，希望一蹴而就解决所有海洋争端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最终利益。因此，迫使有关国家同意并真正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应该是中国在过渡阶段的主要战略。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是将有关国家逼到谈判桌边；而双边谈判的目的，是迫使有关国家同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这方面，中国须改变以前只是提出动议，一味等待其他国家回应的消极做法；中国必须走出去，主动在有争议地区采取开采行动，将争议的问题主动提上台面。中国只有主动提出议题，才能在这一争议中获得主动，也才能在双边或多边谈判中取得主动权。

国家须有统筹机制

如果说，中国采取主动，提出议题的目的，是逼迫周边各国回到双边或多边谈判桌边上来，那麼双边或多边谈判的目的则是迫使有关国家同意并开始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近年，中国国内有学者提出「先深海后浅海」、「先远海后近海」的开采建议，大体也是顺著这一思路。

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以及与东南亚国家的争议，实际上处於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由於东南亚一些国家「先下手为强」而使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几乎成为一纸废文，因此这一问题实际上尚处於初步阶段；中国须做的，是通过主动出击，提出相关议题，从而将这些国家拉到谈判桌边来。而与日本在东海大陆架问题上的争议，实际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中日谈判虽然势必旷日持久，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再次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问题提出详尽的思路，从而使得领土争议谈判和「共同开发」蹉商同步进行。

要实现上述思路，中国方面必须有一个统筹的机制。作为中国方面的石油开发公司，其首先是一个企业，即便采取主动在有争议领域开始开采行动，但考虑的也首先是商业利益，其风险的覆盖必须由国家进行全面统筹。在这方面，国家企业和能源管理部门，以及交通、外交都须有一个统筹的机制。

$$$$$$南海问题上中国的困境与对策：$$$$$$$$$

1、困境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之争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中国应该采取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手段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这些手段主要有：重视南海的经济开发，充分利用南海的资源；增强中国军力，保证航线的安全和加大外交的力度，增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

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焦点。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对外贸易的频繁，现代经济对能源的高度依赖，金融风险的增大和经济竞争的加剧，促使经济安全成为各国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更是如此。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当事国的理论依据或批驳或评析；对争端国采取的政策分析；各国解决南海问题模式的设想。但对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制约论述还较鲜见。本文着重论述南海问题与中国经济安全的关系。

一、南海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南海问题主要是指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主权归属上的争议。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问题。第二个问题从属于第一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以划分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故第一个问题是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南海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一是经济因素。南海资源丰富和重要的贸易通道对有关争端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升了南海的价值。三是中国因素。海洋意识的淡薄和自身力量的制约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经营。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南海地区有关争端国的海域之争，而且，背后还有大国背景，南海地区是多种国际政治力量交汇的地区。南海问题不仅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经济和地区安全问题。

南海问题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多方占领。越南迄今为止共占领中国南沙岛礁29个之多，是侵占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菲律宾非法将我国4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版图，并占领9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83年8月和1986年10月以军事演习为名侵占了弹丸礁、光星仔礁和南海礁，此外还将27万平方公里南沙海域划入其版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虽没有侵占南沙岛礁，但分别侵入了我国传统海域5万和3万平方公里。中国台湾省控制着南沙群岛最大岛屿太平岛，而中国是南沙群岛的合法拥有者，却只占有7，个岛礁。这样南海海域形成了6国7方纷争的局面。

第二，扩充军备。越南基于海洋战略利益的计量，比较早地实施海洋战略，着手打造强势海军。最近，据俄罗斯纽带新闻网报道，越南海军正在建造30至40艘400吨级的军舰，并计划投入38亿美元，在越南东北部建造一座占地3000公顷和可停靠4万吨级战舰的大型军港，2006年2月1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已下令购买无人间谍飞机数架进行海洋侦查和监控，以保卫其海疆。新的间谍装备将会使菲律宾“情势觉察优势以便在非法活动发生时迅速有效的介入”南海争端。马来西亚把军队的职能由镇压国内暴动调整到保护专属经济区和领土上，声称以捍卫其在南海所谓的“主权”。尽管马来西亚军费预算相对低一些，但已把相当一部分用到它所侵占的原属于中国的岛礁上。

第三，联合对华。在国际关系中，力量弱小的一方常常通过联合或结盟的方式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共同对付强大的第三方。联合方式通常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几个国家处在一个国际组织中，以组织的名义共同与第三方对阵；二是在某一国际争端中具有共同利益的两个或多个国家暂时联合起来应付第三方，协调行动。而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未必有共同的利益，甚至有矛盾冲突。第一种联合的形式就是以东盟组织的名义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博弈。东盟以“一个声音说话”加强了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与谈判的实力。第二种形式的联合主要是东南亚争端各国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解决争端的建议和联合开发资源。

第四，大国插手。南海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区外大国的关注。南海地区是日本重要的运输道、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能源来源地之一。南海地区的航道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日本防卫厅早就表明了南海的重要性，它认为南海海域在运输资源到日本的地位非常重要，该地区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的关键。因此，冷战后，日本积极“南下”关注南海问题。印度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明显增长促使印度积极推行“东进”政策，意在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影响，扩大其在南海的“利益范围”。日本和印度介入了南海问题的共同的手段有：加强与东盟的军事上和安全上的联系，大肆炒作南海问题，使之国际化和复杂化。美国是影响南海问题走向的大国。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的重点是欲通过南海问题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其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消极中立变为积极介入。美国加大了对南海地区的军事渗透。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多，演习的目的越来越清晰，即直接针对南海问题。这种意图集中体现在“卡拉特”演习。该演习的设想是“某一地区性大国”派兵占领了南海上有争议的岛礁并封锁了南海上的国际航道，美国应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要求，进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维护地区安全和海上航行自由。2004年1月美菲举行的Balikatan-04的演习，出现了新特点：一是演习地点首次出现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二是首次把演习的目的定为抵御外来入侵。

南海问题发展的趋势表现出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南海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隐藏着中日俄印和东盟等大国和组织的博弈格局。南海问题现在不是说有没有国际化，而是说国际化程度轻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和国际化趋势就会进一步加强。当前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对策主要是：正式确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解决方针；由坚持双边谈判到双边与多边并行，推行灵活务实的对策。这些对策并不是放弃南海主权，而是暂时冻结主权问题，以待日后解决；同时也说明，中国从大局出发，着眼于维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从而免受南海问题的影响。但事实是，中国这些友善的意图并没有得到有关争端方的理解。它们竞相占领原属中国的岛礁，大肆掠夺中国的旅游、渔业和石油资源。南海主权问题不解决，中国现实对策很难执行。很明显，中国求解南海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求解南海问题与发展睦邻关系以及恢复南海主权和中国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的南海政策困境客观上也促成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

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印度的“东进”，日本的“南下”，东盟地区安全作用的加强和美国的“积极关注”加剧了南海问题的不确定性。基于成本一收益的理性衡量，多方竞争的态势多为自身利益计，使求解南海问题有了更多的政策选择，这又给域外大国的渗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2、对策，应有的对策谋划和建议分析

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南海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贸易通道。当代中国的经济出现两个特征：一是能源的巨大消耗；二是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可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南海问题的顺利解决。中国应从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来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制约。

(一)重视南海经济开发，充分利用南海的丰富资源

现在南海地区虽然相对稳定，但是，另一种“冲突”在进行，即南海地区的争端国对南海资源的大肆掠夺，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地区引进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投资。目前，中国在南海的开发力度不大。因为按照国际惯例，衡量一个国家对一区域主权的行使，必须考量几个因素：一是最早发现；二是实际占领；三是经济活动南海诸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最早经营的，我们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这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我们实际占领的南海诸岛数量有限，并且在南海的经济力量也很弱。

首先，中国要和东盟有关国家联合开发南海。现在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较好，联合开发具有较好的基础。既然南海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可以先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从“高级政治”转移到“低级政治”上。其次，中国应加大自身对南海开发力度，综合国力的增强，海洋经济和海洋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海空力量的不断壮大等因素，足以保卫我们的海上各项工作顺利进行。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蓝色圈地运动”激烈展开。中国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争夺更多的海洋利益，分享应得的利益份额。西部大开发和建设海洋强国是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两翼。

(二)增强中国军力，保证航线的安全

“国际间的文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有权利但无能力享有保障的文明”。50多年的和平生活使很多中国人忽视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巨大影响，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获得物质财富。但事实上是，如果这些物质财富没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就只能是没有保障的存在物。“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子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

当然，不是说增长国家财富有过错，而是说不能忽视财富要适当地转化为军力，因为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财富的增长，而是财富在国家政治中的，尤其是政治暴力部分的有效运用。对当代中国而言，增强军力，从历史经验来看主要是追求正当的海洋权利。1890年美国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从总结英法欧洲强国的历史兴衰中得出结论：谁控制海洋，并阻止别国控制和利用海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界强国。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从而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出现了和世界相联系的国家利益。近几年来，中国的海外利益受损事件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保证自己海外利益的能力亟待加强。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能保证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国家利益，而且，还必须加强由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外溢”

国家利益。因此，中国的经济安全需要中国军力的保证，确保中国南海航线的安全。

(三)加大外交力度，增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

南海地区是我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该地区存在的力量有以下三类：一是中国；二是东盟及其相关争端国；三是美日印等区外大国。目前的态势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联合日本、印度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趋明显。因此，“中国不得不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做好工作：第一层次，是与有关国家的双边交涉；第二层次，是在地区层面上与东盟的对话；第三层次，由于美日的插手，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不得不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连同台湾问题一道与美国打交道”。所以，这些力量的联合会极大地压缩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空间。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外交智慧，防止这些力量的联合。

首先，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谈判。依据争端国对南海问题态度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激烈型，如越南和菲律宾；二是温和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因此，应区别对待。在坚持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到其合理要求，尽力达成如中菲2000年签署的《关于21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声明》类似的协议；也可借鉴中越北部湾划界的解决方式，即：同时签订《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其特点既解决了边界争端，又促进了两国合作，还可以达成如中菲越签署的被称为“南海范例”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其次，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东盟介入南海问题比较温和，体现了国际组织发挥协调作用的功能。中国可从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两方面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加强的范例。最后，搞好中美关系是关键。美国是影响南海问题走向域外大国，其亚太安全战略，尤其是其对华政策决定着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中国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

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性增大和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增强，南海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变量，其解决的好坏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南海的战略与经济价值日益凸现，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中国而言久拖不利，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日趋明显。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其顺利地解决关系到中国的前途。

$$$$$国际核扩散屡禁不止形势严峻$$$$$$$

南方网讯自核武器问世以来，其毁灭性的杀伤力、巨大的军事威慑力、无可比拟的政治作用一直为许多国家所梦寐以求。60年来国际社会有关核扩散与核不扩散、核垄断与反垄断、核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几乎从未间断。更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防扩散体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多重标准，其结果是核扩散屡禁不止，形势日益严峻。

1998年5月印巴相继核试验和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国际核不扩散前景从此走向黯淡

冷战时期，美苏两家严重对峙，疯狂地进行核竞赛，使世界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核冬天”。冷战后不久，国际形势一度缓和，核军控领域甚至出现了“核不扩散的春天”：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以无限期延长，它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最具普遍性的核不扩散机制；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向全世界开放签署。然而好景不长。1998年5月印度、巴

基斯坦相继核试验和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国际核不扩散前景从此走向黯淡。

从内容上看，核扩散既包括核武器的成品扩散，也包括核裂变物质与核技术的扩散；从方式上看，既有纵向扩散，即一国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展并最终拥有核武器，也有横向扩散，即国家之间的扩散；从状态上看，有潜在扩散，指具有核能力的国家，一旦作出政治决定，短期内即可拥有核武器。

由于核国家对核武器的管理严之又严，核武器成品的扩散可能性极小。因此核扩散更多指的是与核及核武器相关技术与物项的扩散。十几年来，一些国家、非国家实体乃至一些团体或组织，出于种种原因，对核的追求可谓是不惜代价，甚至铤而走险，致使核扩散防不胜防。

有组织的核扩散网络。核扩散方式纷繁复杂，目前较为活跃的扩散途径是“核黑市”。它地域广泛，形式多样，隐蔽性强。包括跨国公司间技术与设备的非法转让与协助，或转让组装部件以化整为零，或由公司以国际合作、贸易、采购为名从事非法采购相关物项，也有直接从事关键技术“蓝图”的转让。

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博士的核走私网络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组织成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及商人，涉嫌的扩散源与扩散目标分布广泛。在15年的“核扩散”交易中，卡迪尔·汗“核生意”越做越大，从装有机密资料的软盘到复杂的大型核提纯设备，它们绕过层层检查秘密流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称，曝光的案件仅是核走私的冰山一角。

核技术与核人才扩散。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步伐加快，许多昔日高深莫测的高精尖技术越来越普及，研制核武器的技术也已不再是少数国家垄断的专利。其中核人才的资源流失已成为持续性核扩散的主要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其庞大的核工业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不少曾从事核敏感技术的人才由于生活所迫移居他乡。如何有效管理、安置和控制核武器及相关技术人才，防止核敏感技术扩散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与重视。

核材料资源流失。核材料、尤其是高浓度、武器级核材料是核扩散的关键内容。没有核材料，即使拥有核技术、核设备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因为如此，核材料的窃取和走私已成为防止核扩散的重要内容，其中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全球核及相关敏感材料走私案例仍居高不下。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共发生走私核材料事件300多起，其中有215起发生在近5年内。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灰色扩散源和核扩散地带，它们的存在对本已严峻的全球核扩散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国际安全环境动荡不定与个别主要核国家破坏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导致核扩散

核扩散既涉及传统安全问题，也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多年来，国际防扩散体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其加以遏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和消除扩散，主要原因为：

第一，国际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核扩散形势。武器扩散是军备竞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国际扩散形势严峻说明国际安全环境动荡不定。目前在传统安全领域，一些地区仍存在冷战思维和国家间敌对情绪。不少地区终年动荡，冲突频仍，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引发相关国家的过敏与猜疑，不少国家坚信只有核武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反恐与防扩散已成为当今首要任务，但随之而来的“先发制人”战略却令人担忧，目前已有一些国家仿效。另一方面，一些弱小国家，特别是对那些已被个别大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来说，为防范先发制人的打击，它们不得不以各种方式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达到反遏制和反威慑，结果是刺激和加速了扩散，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别主要核国家的做法有悖于核不扩散。多年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推动着国际防扩散体制，但个别国家的一些行动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国际核不扩散的努力与实践。如采取多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指责别国开发核武器的同时，自己却从未间断过对新型核武器的开发与设计，这怎能让广大无核国心服口服？此外，一些核国家不再坚持对广大无核国履行“消极安全保障”承诺，不再遵守1978年作出的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实行核打击或核威胁。当初大多数无核国是在得到核国家明确承诺提供“消极安全保障”义务之后才选择或放弃、或甘愿成为无核国的。这种做法等于背叛了广大无核国，将会刺激一些核门槛国家或一直揣有获取核武器动机的国家以及其他一些无核国在核问题上出现过激行为。

大国应营造缓和的国际局势，以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逐渐消除一些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动机

$$$$$$$$$$$如何有效控制核武器扩散？$$$$$$$$$$$$$$$$$

首先，核国家应率先行动起来，达成共识，逐步降低核武器的特殊政治作用与地位，淡化其军事上的作用、战略威慑作用和大国地位的象征。这需要有关各方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其次，核国家应继续遵守200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即5个核国家明确承诺应全面消除核武器，实现无核世界；拥有庞大核武库的核大国为此负有特殊责任，并确保其核裁军是彻底和不可逆转的；降低核武器系统的作战状态，真正做到核武器互不瞄准。

第三，综合治理国际安全环境。大国应在改善国际安全环境，解决一些地区与国家安全等方面有所建树。包括加强大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以身作则地营造一个缓和的国际局势，以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对抗或冲突，逐渐消除一些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动机。

第四，加强核不扩散领域工作。其中包括加强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提升各国之间的战略信任，逐渐增加核透明度，加强情报互享；各国应积极履行核不扩散的责任与义务，全面加强对本国核领域的监管，完善相关的法制法规，健全出口管制体系，全方位地遏制和防范进一步的核扩散。（编辑：吴珊）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现状##########

1.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基本呈线性模式增长（见表

1）。2002年以前，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从2003年开始，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增长均超过15%，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这表明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在发生变化，工业化初期及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能源消费的强度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在提高，即能源贡献度在提高。

2.经济增长带动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变化

每一个国家的人均能耗水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最终都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而人均能耗的稳定值主要与该国所采用的能源消费模式有关。目前，各国的能源消费模式可分为高度耗能型、一般耗能型和节能型三种。从较长时间来看，世界人均能源消费在经历快速增长期（1950—1973年）后，逐渐趋于缓慢增长。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从1990年的915千克标准煤/人，增长到2006年的1733千克标准煤/人，年均增长51.125千克标准煤/人，能源消费模式属于高度耗能型，因此在一定阶段内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将呈上升趋势，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

3.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煤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天然气比重逐渐上升。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基本相符（见表2），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逐渐下降，石油比重比较平稳，天然气与水、核、风电比重逐渐上升。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大国，一次能源构成中，煤炭依然占绝对主导地位，所占比重基本在70%左右。

4.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

能源消费强度是指单位GDP所投入的能源量。能源消费强度变化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阶段初期和中期能源消费一般呈缓慢上升趋势，当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能源消费强度开始下降。尽管从1990年至今，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在下降（见表1），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高耗能工业占比例较高，以及中国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导致的。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将在一定时期以后呈下降趋势。

5.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弹性的变化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指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值，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能源弹性系数出现起伏，但总的趋势是逐渐下降。目前世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总体上在0.5以下的水平上，相比之下，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高，2003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19，自2004年后逐渐有所下降，但与世界水平仍然相差较大，这表明中国仍处于工业发展中期。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协调发展的对策%^%^%%&*&%^&%&^%&^*%*&

1.确定合理的能源发展战略

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2—2020）》（草案）指出：“必须坚持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经济、清洁、可靠、安全的能源保障，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应在各个方面加强对新型能源产业的投入（尤其是资金投入），同时鼓励传统的能源产业自觉利用新技术进行产业改造。

2.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平均能耗水平偏高的主要原因。尽管经济普查之后，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有较大上升，但还是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且中国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40%左右，能源消耗几乎占到70%，明显偏高，主要是因为工业内部重化工业比重较大。因此，若要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就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限制资源耗大、污染严重产业的发展，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低能耗的信息产业，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3.依靠技术进步带动经济规模与能源消费的增长

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是由技术进步带动经济规模扩张而带来的能源消费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引起的能源效率提高而带来的能源消费密度的降低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基数都比较大，而同期内能源消费密度的降低相对不可能太大，因此，技术进步在降低能源消费密度的同时，会带动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加。尽管如此，解决能源问题仍必须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对能源总量的要求增加，但依靠技术进步可以降低能源消费密度，节约能源，且可以发现更多的能源，发明更多的新能源，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