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1单元 宗教改革(讲义)

第一单元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讲义）

一、教学目的要求：

1、使学生了解各国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掌握新教派的宗教思想及主张；分析新教思想的历史意义。

2、分析新教派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比各国宗教改革的特点，探讨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思考宗教改革的社会影响。

二、重点难点：

新教派的宗教思想及观点；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

三、基本内容：

第一节、德国宗教改革

第二节、瑞士加尔文宗教改革

第三节、英国国教的确立

总结：德瑞英国宗教改革的比较（影响）

四、教学方法：

专题启发式讲授，采取对比分析、互动研讨、探究式教学方法，根据不同内容、不同问题交替使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课时安排；

4课时

六、教学手段

使用课件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德国宗教改革

——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德国宗教改革的最先发难者是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年）。当路德退出运动后，另一位宗教改革家——托马斯·闵采尔挺身而出，领导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并推动这场改革运动逐渐走上它的顶点。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并使路德新教派产生。对这一伟大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恩格斯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长期斗争的顶点，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1]

宗教改革前夕的德国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德国，虽然是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并有了显著地发展。首先的表现是分散型的，乃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已经出现。纺织、印刷、武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特别是采矿业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为突出。其次，商业相当繁荣。德国位于欧洲商路的中心，东西新航路开辟后，商路虽大部转移，但从印度经过意大利到北欧的商道，还是要通过德国再去北欧的，这样就沿商道附近兴起了数千个城镇。同时，商业的繁荣促使银行资本发达，涌现了一些大银行家。如佛格尔家族在1564年已经拥有470万古尔登的巨额资本。资本主义因素已有相当的发展，这是当时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除此之外，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看，其不平衡性、分散性、落后性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总特征。这因为德国经济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沿商道附近，且主要在一些河流和边境上的商贸城镇，而内地却十分萧条。与同时代的英、法、尼德兰等国家相比要落后的多，特别是由于封建制度还占统治地位，农奴制仍很盛行，教俗封建主变本加厉的剥削，这就给资本主义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因而，要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就必须反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这也正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的分散性影响着政治的统一。从中世纪以来，德国形成的分裂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名义上虽然称“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内部分崩离析。全国分裂为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骑士领地，另外还有几个自由市。它们在自己的领地和城市内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虽然中央有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皇帝无权干预这些领主的内政，皇权微弱，始终不能实行集权统治。由于政治上的严重割据和不统一，由于关卡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这就不能不影响着德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1]恩格斯：《关于农民战争》《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9页

的发展。

经济的落后、不平衡性及政治的不统一，决定了德国社会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这些矛盾在统治集团内部看，有教俗诸侯与神圣罗帝国皇帝的矛盾；有教会与世俗诸侯之间的矛盾；有诸侯间的矛盾及他们与骑士的矛盾；僧侣集团内有罗马教皇、德国上层教士同低级教士的矛盾；城市中有城市贵族与市民的矛盾、市民与诸侯与教会的矛盾；在农村中有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矛盾的激化，不仅表现在此起彼伏的城市平民和农民起义，更表现在诸侯与诸侯、诸侯与皇帝、城市同盟和骑士同盟、或这些同盟与诸侯与皇帝的对抗。这说明，要缓和或解决这些矛盾，社会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宗教改革发生的政治原因。

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德国人民与天主教会的矛盾是矛盾的集中点。天主教会与德国封建腐朽势力相勾结，并以封建神学理论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严密的精神统治、无形的压迫，甚至比公开的压迫还要厉害。特别是德国在天主教世界里，是最受罗马教皇压榨和剥削的地区。大大小小的教会神职人员都必须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皇，神职人员在上任的第一年必须把全年的薪金贡献给教皇。罗马教廷还利用德国的政治分裂，控制德国，加重对德国的榨取。教会不仅以地租、什一税剥削德国人民，还以出售教会职位，出售赎罪券等手段搜刮人民。16世纪初，罗马教廷从德国榨取财富达30万古尔登。这个数目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年收入的几倍，等于1497年皇帝所征税额的21倍。

教廷从德国榨取的财富，归根到底都是德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因此，教廷的思想压迫，精神奴役，残酷的经济剥削和财富搜刮，使德国各阶级阶层人民同罗马天主教会的矛盾，成为德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此时，德国人对宽慰、简洁的基督教信仰的虔诚渴望和追求，使之要求迅速摆脱腐朽的罗马教廷对人们信仰的践踏和对德国的控制。为此，德国各阶层人民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并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的发生。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德国宗教改革的首先发难者是马丁·路德。路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早年就学于马格德堡和爱森纳赫。1505年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学，并与人文主义者有所接触。1507年成为教士，1508年在爱尔福特执教于哲学。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任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在大学里他利用图书馆的有利条件，潜心研读《圣经》。在研读中，他发现天主教会的一套制度及其神学理论和实践，远远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特别是在这期间他曾去罗马旅行，又亲眼看到了罗马教廷的腐朽，决心从事宗教改革。

1517年，教皇立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售“赎罪券”，在销售“赎罪券”时，宣扬什么“只要购买购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立刻就可以从炼狱跳上天堂。”消息传到路德耳

中，他怒不可遏。10月30日他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次日中午将论纲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问题。路德说，教皇没有赦免任何罪恶的权力，只能宣布或肯定上帝的赦免，因为赦免权属于上帝，因而赎罪券免罪的说法是错误的。“当金钱扔在钱柜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贪婪和爱财的欲望。至于代祷之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这实际上就是否认教皇的神权。这个《论纲》的内容很快传遍全德国，不仅引起了全民的讨论，也使教皇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下令要求路德到罗马来进行辩论。但由于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同情路德，劝教皇不要追究此事。因此，教皇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1519年莱比锡辩论会上，路德与天主教神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辩论，双方博引旁证，侃侃而谈，异常激烈，最后是双方愤愤离开会场，无果而终。

此后，路德继续为宗教改革，为德意志民族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呐喊。在呼吁和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自1520年后他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教徒的自由》等文章。前一篇文章是路德的政治纲领，是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宣言。在这篇公开书中，他痛斥了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专横、掠夺，号召德国的基督教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救德国”。路德呼吁世俗君主应建立不受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主张基督教贵族“应该发号施令”，从此不准任何俸禄再落入罗马教廷手中，以后一切委任都不得从罗马领受，所有的教士职位都应该脱离那暴虐的教皇，并且要恢复地主主教的职权。应该规定，“凡属世俗的事，都应由世俗当局处理，而不应该送到罗马判决。”他主张君权至上，认为世俗权力是上帝所派，对教皇、主教、神父都有惩罚之权。这些内容的实质是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建立起德意志的高于教皇和教会的世俗政权和德意志民族教会。

后两篇文章是路德的宗教改革纲领。主要内容：其一，宣扬“信仰得救”，“因信称义”。主张人要想自己的灵魂得救，要依靠个人的虔诚的信仰，不需要教士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不需要教会神职人员的干预，也不需要通过由教士主持的各种宗教仪式（所谓圣事）；其二，强调《圣经》高于一切。路德认为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而不是天主教会一手制定的神学，对教皇颁布的敕令、通告和宗教会议通过的决议都无需重视；其三，主张建立“廉价教会”，废除教阶制和繁杂的宗教仪式和礼节。

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符合市民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并得到某些试图夺取教会财产以自肥的世俗诸侯的支持。因此路德的论著及思想很快传遍了全德。“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1]宗教改革浪潮掀起，激怒了罗马教廷，教[1]《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7页

皇利奥十世于1520年6月2日宣布路德学说为“异端”，并以敕令的形式宣布开除路德的天主教教籍。但路德在人民的支持下，却在维登堡当众把教皇的敕令投入火中焚烧。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把天主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同时由于对法战争需要教皇的支持，因而反对宗教改革。1521年4月他在沃姆斯召集了帝国议会，以讨论如何处理路德的问题。为此，在帝国会议上，皇帝的代表宣读了教皇颁布的关于开除路德教籍的敕令，并要求议会宣布路德不受法律保护，但议会没有照办，而是召唤路德出席会议进行申诉。路德勇敢赴会，进行了义正严词的申辩，拒绝认错。当时在场的皇帝想逮捕他，但在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下，路德安然离开了会场。

沃姆斯会后，路德改名换姓，躲到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中过上了世俗生活。在瓦德堡斯间依然孜孜不倦地写信或写文章，热心地宣传自己的教义。这时，他还将《圣经》从拉丁文译为德文，并于1522年9月正式出版。德文《圣经》的出版，不仅可以使人民大众直接引用圣经中的个别章节、字句作为社会要求的根据。同时因为在译文结构、词汇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都有创新，为德文立下了规范，对推动德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沃姆斯会议后不久，德国的反天主教会斗争发生了分裂。一方面是路德教义在德国的北部、中部迅速传播，反天主教会的斗争在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中日益高涨。他们要求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甚至一部分激进者主张废除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并在维登堡、爱尔福特等地爆发起义。起义者冲击教堂，祭坛，破坏圣物。

另一方面，作为宗教改革的发难者路德在革命风暴面前，却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路德于1521年12月发表文章告诫全体基督教徒严防暴乱和煽动。他强调人民服从政府的必要性，声明他反对叛乱。他说“叛乱是不正当的，不管它如何合乎正义；它的结果从来都是损害大于利益。我支持而且将始终支持那些身受叛乱之害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事业如何违反正义；而且我将反对举行叛乱的人，即是他们的事业合乎正义，因为叛乱发生后必然损失和流血。”与此同时，以德皇、大主教及部分诸侯为首，城市贵族也包括在内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阵营，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这就使宗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即进入了由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的新阶段。

托马斯·闵采乐和农民战争

当路德退出宗教改革运动，反动的封建主天主教阵营加紧对人民运动镇压的关键时刻，另一位平民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闵采尔挺身而出，团结并领导广大农民、平民将宗教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农民战争阶段。

闵采尔（约1490-1525年），生于斯托尔堡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教

育，谙熟希腊、希伯来语和人文主义文学。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获博士学位，并在一女修道院任神父。1517年开始追随路德，赞同路德的主张。但后来他的思想比路德更激进，并不满路德的保守态度，1520年与路德分道扬鑣，去茨维考城任牧师，宣传新教义，受当局迫害。1521年底到布拉格，同胡司派建立联系，并发表了《布拉格通告》，表达了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憎恨。由于他的神学见解和越来越强的政治性质，他被禁止留在布拉格。1522年回国，任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城的牧师，继续大力宣传他的宗教教义和政治主张，推行宗教改革。

闵采尔宗教观点和政治主张与路德不同，其主要观点：第一，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认为真正的启示是理性，理性就是信仰。它宣称人人都有理性，因此人人都可以有神性，人人都可以升入天堂；第二，他认为人们所向往的天堂并非来世，而在现世，信徒的使命就是建立世上的天堂；第三，主张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应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统治人民的国家政权。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世界必然忍受一次大震荡”。通过这个大震荡使那些不敬上帝的人垮台，那些卑贱的人得到翻身。这里关于不敬上帝的人，是指诸侯，骑士、城市贵族和其他掌握国家各级政权的人及剥削者。

闵采尔的宗教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不仅沉重打击了天主教思想的奴役，而且动摇了基督教封建主的统治。因此，闵采尔遭到当局追捕，1524年8月，他逃离阿尔斯特德，经米尔豪森、纽伦堡到士瓦本等南德意志各地。他一面躲避当局的追捕，一面在各地宣传他的教义及组织活动，准备举行全德起义。在他的宣传、鼓动和影响下，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终于在1524—1525年在各地爆发了。

战争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三个中心爆发。1524年夏天起义首先在士瓦本地区发生。起义者提出了自己的战斗纲领——《书简》。书简号召城乡受苦人团结起来，用和平或暴力手段，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1525年3月起义队伍达3-4万人。起义军领袖集会，通过了《十二条款》的纲领。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减轻劳役和地租，归还被领主侵占的森林和牧场等。纲领反映了富裕农民的利益，但反封建很不彻底，士瓦本地区的起义军没有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战，至4月被诸侯军各个击破。

法兰克尼亚地区起义爆发于1525年3月末，5月提出了“海尔布琅纲领”。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革教阶制，没收教会土地，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取消关卡和各种苛捐杂税，取消城市贵族对商业的垄断，允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等。这个纲领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图，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纲领未能实现。1525年6月，法兰克尼亚的起义也被镇压下去。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农民起义由闵采尔直接领导，是德国农民战争的顶点。1525年2月底，闵采尔到图林根，以米尔豪城为据点发动起义。3月米尔豪城的平民和矿工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了“永久市政会”，闵采尔实际领导了这个革命政权。此城成了德国革命的中心。但由于起义军缺乏装备和军事训练，缺少军事经验，5月16日被诸侯联军击溃，起义军5000多人战死或被逮捕，闵采尔被俘就义。

除上述地区外，萨尔茨堡，提罗尔、阿尔萨斯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但最后均被诸侯军击败，至1526年6月，“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1]

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反攻倒算，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有10万以上的农民被杀戳，幸存农民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农奴制在德国死在复燃。中小贵族遭到削弱，城市特权被剥夺，市民反对派受到严重挫折，很久不能重振。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路德的宗教改革蜕化为诸侯的驯服工具。诸侯代替教皇成为教会的首脑，简化宗教仪式，实行廉价教会。诸侯在宗教、经济、政治上的权势大大增强，致德国的分裂割据局面进一步加剧。

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思考与评价

德国宗教改革是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之所以成为策源地，是德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激化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次改革自1517年始至1526年彻底失败，历经10年，前7年是宗教改革兴起和发展阶段。后3年是战争阶段，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最高形式。这次宗教改革运动实际是一次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和认识的问题。

关于德国宗教改革的性质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次政治事件的性质，一般说应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事件的领导阶级，以及这次斗争或事件的主要目标，纲领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德国宗教改革发生时，德国的社会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农民同封建主，特别是反对天主教会压榨的矛盾。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特别是农民战争的领导人闵采尔及其学生，他们是农民阶级和平民的代表。他们所提出的基本纲领——《书简》以及“十二条纲领”，集中表述了农民反抗封建主阶级的主张和要求。所以这场以宗教改革形式开始，并发展到农民战争的这场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是农民反封建主的阶级斗争。

但同时我们还看到，16世纪初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开始发展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德国民族政治的独立和经济的统一，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要求则集[1]《马恩全集》第7卷第478页

中体现在《海尔布琅纲领》中。并且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希普勒等人，直接参加了在法兰克尼亚地区农民战争的领导行列中。另外，城市市民地给予宗教改革以全面支持，有很多人还直接参加了农民战争。因此，这次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又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正如恩格斯讲：“16世纪初的德国是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1]他又说：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2]宗教改革的最后阶段——农民战争失败原因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德国农民战争是宗教改革的顶点，农民在战争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表明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给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但他们的失败似乎又是必然的。首先，“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3]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命。而当时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16世纪时的德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且支离破碎，每一个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它们之间的利益不是相互冲突就是极其悬殊，整个民族分成两大阵营的情形还没出现，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能够把一切革命等级团结在自己周围，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

从农民本身看，由于其固有的弱点：力量的分散性以及极差的组织性等，使他们不可能团结并汇集成巨大的革命力量。当时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无力，政治上软弱，他们虽参加了斗争，但他们还不能领导革命。当革命深入发展时，他们往往动摇、妥协，甚至向封建势力投降。城市平民虽然是农民的主要同盟者，但他们力量薄弱，也不能领导运动。如米尔豪城附近的部分矿工尽管参加了起义，但当矿主用“让步”欺骗时，他们便脱离了斗争。骑士不一样，少数人参加斗争并坚持到底，但大多数人到关键时刻就暴露了其阶级本性，逃离了起义队伍。

以上是说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农民战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并结成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实现农民的彻底解放。

其次，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以及政治斗争经验的不足，也是德国农民战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整个德国农民战争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此起彼伏，形成了三个中心，坚持3年有余。三个地区的斗争都曾给天主教会封建努力以沉重打击。但三个地区的起义军却未能形成组织严密的统一的指挥机构，他们是各自为战，行动极不一致。结果被封建诸侯

[1]《马恩全集》第37卷第267页

[2]《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9页

[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第30页

军各个击破。另一方面，诸侯军队的司令官采用欺骗和镇压的反革命两手，而起义军则多次轻信敌人的和谈阴谋。政治斗争经验的不足，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客观上，当时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由于反动势力的联合，军备上的优势，统一的指挥中心，反革命的两手狡诈之计，以及城市贵族同诸侯的里应外合等，都是农民起义军多次受挫和最终失败的原因。

尽管农民战争失败了，但不能认为德国宗教改革是失败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削弱了一千多年来教会在欧洲的特权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主教会在德国的统治，促进了整个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在宗教改革中，路德所宣传的以“因信称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新思想，奠定了其他新教思想的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教派的产生。新教的产生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分裂，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寺院和教堂被捣毁，许多教会领地和其他财产被没收，这就使天主教会的权威扫地，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大为削弱。而路德新教势力逐渐扩大，后到1555年路德新教被正式承认。路德教的确立，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最大成果，它使天主教在德国的独霸地位遭到严重削弱。

其次，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国封建贵族的统治。许多封建主的城堡被摧毁，许多贵族遭到消灭，一些骑士或死于战火，或沦为诸侯的臣属，使他们早已衰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从此以后，德国的大部分骑士永远失去了其黄金时代。

最后，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有历史的借鉴意义，是一份特殊的财富。它证明农民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获得彻底的解放，需要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而无产阶级同样也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正如后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到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1]这是马克思从史实中总结出的工农联盟学说，其重要性、启示性是十分明显的。

[1]《马恩选集》第4卷第334页

第二节瑞士加尔文宗教改革

——资产阶级中最勇敢人的要求

加尔文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最大新教派之一。加尔文教的“预定论”、“信仰得救”等新教改革思想，创建神权共和国的社会实践，“彻底震撼了传统神权的基石。”

[1]这不仅因为它否定了罗马教皇的权威，否定了封建贵族的特权，且论证了资产阶级剥削的合理性。因此，恩格斯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的最勇敢人的要求。”[2]

加尔文宗教改革前的瑞士日内瓦

任何社会改革要推行并获得成功，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改革的历史条件。而当时日内瓦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民主传统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日内瓦作为瑞士法语区的首府，在中世纪名义上也属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至14世纪实际上它已成为城市共和国，并于1387年颁布了宪法。不过到15世纪时它仍受萨伏依公爵和主教的统治，他们践踏市民的权力，引起市民的极大不满。特别到15世纪末16世纪时，由于日内瓦城的地理位置使其处在意大利通往法国的商路交叉点上，使其不仅成为过境贸易及信贷业务的中心，也是发达的手工业中心。经济上日益强大的日内瓦市民展开了反对封建主和主教的斗争。16世纪20-30年代，瑞士的伯尔尼州和弗里堡州等结成联盟，出兵帮助日内瓦市民打败了萨伏依公国的军队，从此日内瓦市民取得政权，贵族、主教遭到驱逐。随后日内瓦市民在改革派的领导下，又先后粉碎了各种内外势力的阴谋，最终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除了政治上的独立外，日内瓦还有相对民主的政治和捍卫自由的传统。日内瓦受罗马、日耳曼及基督教三种文化的影响，所以早在中世纪开始，日内瓦就实行原始的民主制度。独立后日内瓦的统治和管理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即日内瓦的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到小议会手中。小议会是管理城市的行政机构，它由25人组成，掌管外交，审查重大判决、铸币等事务，每星期至少在市政厅三次聚会。小议会的核心是市政会，由4位市政官组成，任期一年；200人议会是次一级的权力机关，每月开会一次，讨论小议会提出的重大立法，并于每年2月选举小议会成员；公民大会由全体成年男性市民组成，负责选举市政官，每年开会两次，有表决权。正是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和相对民主的政治传统，为宗教改革的进行提供了政治前提。

经济上的发展为日内瓦宗教改革奠定了经济和阶级基础。瑞士处在南欧去北欧、意大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2]《马恩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1页

利到法国的交通要道和商路的交叉点上，因此，自古就兴起了许多城市。如巴塞尔、苏黎世，伯尔尼、日内瓦等。它们如明珠一样镶嵌在商路上。其中日内瓦位于瑞士森林诸州、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之间，又是南北欧重要贸易中转站和集市。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促进了日内瓦经济的发展。日内瓦除商业外，珠宝皮货、制鞋、食品、医药、纺织、服装等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市民阶级力量日益强大。这种以市民为主体的社会的形成，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经济和阶级基础。

净化道德环境，改革宗教成为时代的呼声。中世纪以来是天主教为宗教信仰的时代，是一个把禁欲视为最高道德的时代，宗教上的得救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方式便是要通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尤其是禁欲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中世纪的城市政府纷纷立法约束公民的道德生活。城市立法的范围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如反对衣着奢华，反对大吃大喝，禁止酗酒、发誓、诅咒、游戏、跳舞、化妆舞会等。然而这种扼杀人本性为代价的强制政策，必然遭到强有力的挑战。社会经济的转换和进步，又助长了这种趋势,加上封建制度日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到中世纪末期，道德沦丧问题突出，贪污腐败盛行，教士公然纳妾生子，曾作为道德典范的教士已由道德化身变成魔鬼的代名词，连魔鬼都不敢做的事情，那些不服从上帝的教士们却毫不犹豫的去干。这种情况在日内瓦更为严重，那里的修士及修女生活放荡，臭名远扬。教会的不良风气影响到社会，许多青年人纷纷效尤，致日内瓦城里教会及道德问题一片混乱。这种状况若持续下去，将会威胁到刚刚独立的日内瓦的政治统治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净化道德环境，改革宗教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如火如荼的西欧宗教改革，以及瑞士慈温利宗教改革为日内瓦宗教改革提供了内外环境，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6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1517年10月路德在维登堡卡斯尔教堂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西欧宗教改革的烈火。接着，英王亨利八世于1531年开始向罗马教皇发难，而慈温利（1481-1531年）早在1518年起，就在瑞士苏黎世教堂传教向天主教会发起挑战，他在教义宣传中明确否认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宣传《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他反对斋戒，反对礼敬圣像，更反对教皇在瑞士兜售赎罪券。在慈温利的影响下，苏黎世及瑞士其他地区都开始了宗教改革，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但慈温利的宗教改革也遭到一些坚持天主教信仰者的反对，双方不断发生冲突，导致1531年战争爆发，慈温利阵亡。慈温利改革只取得局部的胜利。尽管慈温利宗教改革取得的成效是有限的，但其改革以及德国、英国的宗教改革，却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创造有利的内外环境，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理论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加尔文教的创始人。出生于法国努瓦莱城的一个律师家庭，曾就学于巴黎、奥尔良等大学。初研习神学，后攻法律。1533-1534年改信新教，为逃避法国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1534年逃到瑞士巴塞尔，专心研究宗教理论。1536年在该城出版了《基督教原理》。该书吸收了慈温利和路德的观点，并阐述已见，系统阐释了新教理论。另外，加尔文还著有《教义问答》、《论教会改革之必要》等著作。

加尔文在其著作中系统阐发了他的宗教理论观点。首先他以“预定论”作为神学的出发点。根据这个理论，他把上帝的意志视为永恒绝对的“天命”，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万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认为，上帝在创世时，就有选择的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选民”和“弃民”。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事业成功者、生活幸福、万事如意者便是选民；反之，事业失败、贫穷挨饿者，便是“弃民”。这是上帝对人们命运的先定安排，是公正的恩赐或惩罚，人们只能恭敬服从。但按照加尔文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徒可以在世上无所作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可以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与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他认为只要你虔诚信仰基督，参加教会，坚信自己是“呼召”的选民，事业上就会得到上帝的支持，保护和启示，再加上百折不挠的拼搏，你就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预定论”使世俗生活成为宗教实践，为资产阶级致力于追求财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根据，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其次，加尔文特别强调“因信得救”的宗教思想，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和繁文缛节。加尔文认为《圣经》是按照上帝的授意撰写的，因此《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基督教思想的源头是《圣经》，国家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圣经》。事实上基督教各教派谁也未曾公开否认，不过在现实中，谁掌握了《圣经》的解释权，谁就是教会、信徒和国家的主宰者。因此，要使加尔文宗教思想入主宗教殿堂，就必须清除在《圣经》外衣包装下的封建教会的思想理论，就必须否定罗马教会的权威。为此，他指出，必须弘扬“因信得救”的思想。他认为“信仰耶稣可免罪”，人们要想得救，只能靠自己的虔诚信仰。他说：“人能得救不在于行动和救赎，人人都可通过“信仰得救”。天上没有天使，世上没有救世主，罗马教皇、主教、神父都是谎言的制造者”。所以，根本不需要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中介传达和干预。他斥责罗马天主教的教阶制、“中介说”、“因行得救论”、圣物宗拜、繁缛的宗教仪式、节日、善功、善行等救赎方式以及弥撒、朝圣、斋戒等。这一切就是迫人就范，掠人钱财，滋生腐败的各个方面，因此应统统废除。加尔文的“因信得救”思想否认了罗马教会的权威，从而推翻了封建天主教世界观的中心思想——“教阶制”（等级观念）

加尔文的宗教理论，总得来说，它是为适合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需要作思想理

论指导的。如果说“预定论”、“信仰得救”的新教理论，是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理论建树，那么，创立资产阶级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家，则是加尔文教改革社会实践的又一突出贡献。

加尔文宗教改革实践

加尔文宗教改革的胜利，不仅体现在他对原有宗教理论的改造和创新，体现在他的宗教理论的广泛传播和这一新教派在西欧的确立。同时也体现在他在日内瓦的社会改革实践。1533年日内瓦人通过暴力，驱逐了天主教大主教。1536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当时该城的新教处于无组织状态，市政当局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秩序。加尔文抓住这一难逢时机，试图在市议会的支持下，推行他的社会宗教改革方案，由于改革操之过急引起市民不满，被政治反对派所利用，1538年加尔文被当局驱逐出境。1541年，日内瓦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权，加尔文被邀重返日内瓦。他总结教训，推进改革，直到1564年去世。在这期间，他实际上是日内瓦政治和宗教的最高领导人，他在领导创立资产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家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宗教改革实践。

加尔文社会宗教改革中，最具特色的是他将教会政府组织结合起来，建立了“民主”的教会组织和“政教合作”的政治体制。加尔文在改革教会组织时，一是大大简化教会组织和仪式；二是神职人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加尔文把天主教会的七项圣礼减去五项，仅剩洗礼和圣餐，并不许做弥撒和崇拜偶像。他废除了旧教职，规定教会只设立四种职务：长老、牧师、教师、执事。长老一般是富有的市民，负责监督每一个人的行为，友善地劝告被他们发现的做坏事或生活无节的人。牧师为神职人员，负责解释圣经，执行圣诫，施行圣礼和发出规劝。教师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宣教事业和讲授圣经。执事是协助长老和教师的教会的管理人员，主管慈善机构，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上述4种神职人员，均由信徒投票选举产生。

加尔文在建立民主教会组织的同时，创建了“政教合作”的政治体制。即建立了市议会与教会密切合作的政府。在这个政教合作的体制中，主要机构有长老会、大议会、小议会。长老会或称宗教法庭，由长老12人和牧师5人组成。长老会负责监督信徒的宗教生活和审理宗教案件，它可颁布法律，有权将教徒开除出教。重要的是长老会成员同时又是城市议会议员，如果开除出教仍然不足以惩罚的话，那么城市行政部门可以通过世俗途径对那些人员实施进一步的惩治。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大议会和小议会，它们都由市民选举产生。大议会负责宗教信仰与思想道德等精神生活。小议会负责世俗事物。但实际上，由于各机构人员相互交叉，因此职责也难以截然分开，这样就将宗教事务与政府的职能密切结合一起，日内瓦成了地地道道的神权共和国。加尔文以执事的名义，实际上掌握了日内瓦的宗教和政治大权。

加尔文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他鼓励经商致富，放贷取利，主张贷款可适度提取5%的利息，不能牟取暴利。他鼓励个人奋斗，提倡发展工商业，并建议国家贷款发展私营企业。日内瓦的纺织业和缫丝业就是用国家贷款发展起来的。加尔文认为正当的经济活动是增加上帝荣耀的一种途径。为了促进经济活动不断深入和发展，加尔文适应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经济政策。灵活的工商业政策，促进了日内瓦经济的发展，为改革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社会秩序生活、教育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加尔文从社会秩序和道德着眼，主张政府应积极帮助穷人，主张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严禁乞丐，主张给穷人提供无息贷款，以使他们能够维持生产生活。他特别提倡节约，反对奢侈、严禁赌博、打扑克、跳舞、酗酒、卖淫、贪吃、奇装异服等。违者要判刑或驱逐出境。在道德上极力恢复早期基督教徒的节欲主义。他还非常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1559年创办了日内瓦学院（现今日内瓦大学的前身）重金礼聘西欧学者来院任教，学生也来自西欧各国。学生毕业后，将他们有组织地充实到新政权、或输送到欧洲各地，甚至派往亚洲、美洲，以传播“福音”，宣传新教教义。他孜孜不倦地写书，传教，制定教会法规，普及新教思想和教法知识，影响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些都为他建立和巩固新政权，传播其新教思想于欧洲各地奠定了基础。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理论和社会改革实践，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深受资产阶级欢迎。并经过其门徒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其成为欧洲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旗帜，它对促成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对欧洲近代民族意识增强、觉醒等，都起了积极作用。

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

加尔文教的教义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欧美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而在广阔的范围，不同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首先，促成了许多教派的出现，给中世纪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沉重打击，削弱了天主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精神奴役。中世纪天主教会垄断了教育，并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在天主教独霸天下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封建天主教思想和精神的牢笼中。而由于加尔文教的理论思想及实践符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使其在西欧各国乃至美洲都得到广泛传播，并派生了许多新教派。如法国的胡格诺教派、英国和北美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派，以及荷兰的新教教派。这些教派的名称虽存有差异，但实际上都属于加尔文新教派。新教派在各国的出现，造成天主教世界的分裂，从而彻底打破了天主教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罗马天主教从万流归宗的权威高峰上一步步跌落下来。尤其是加尔文教的“预

交论”、“信仰得救”的理论思想，否定了教皇的权威，推翻了封建天主教世界观的中心思想——等级观念（教阶制），这必然就使人们的精神和思想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了自由。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加尔文教成为在“宗教外衣”掩护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欧洲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加尔文教义、思想及教会组织形式，即不论是他的“预定论”、“信仰得救”思想，还是他对教会组织的民主共和的创新改造，以及他提倡的节俭，反对奢侈等社会道德风气方面的主张，都表明是适合资产阶级建立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因而它在资本主义较发达的法国、尼德兰、瑞士、英格兰等地都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大批加尔文教信徒。其思想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和革命的强大的理论武器。恩格斯对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给予肯定。他说，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蜕化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国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1]如它使尼德兰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并影响了欧洲。日内瓦在加尔文思想指导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这一切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砸烂了封建天主教神学思想枷锁，局部改变了欧洲社会的政治格局，为近代国家建立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促进了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转型。

[1]《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第三节英国宗教改革

——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运动始于亨利八世，完成于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确立英国国教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不如路德和加尔文所领导的宗教改革那样声势浩大，也不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自下而上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运动那样惊天动地，但它确实是由封建君主领导，旨在强化王权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运动。[1]这个运动在事实上却是英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极为关键和必要的一步，导致了英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

宗教改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一伟大的转折其根源不在于16世纪本身，而是由于各种变化综合引起的。”[2]是国内外原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享利八世离婚案这一偶然事件的催化而发生的。

首先，世俗王权与教会神权在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构成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内在原因。宗教改革前，英国处在都铎王朝统治之下。这个王朝是由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都铎凭借武力，于1485年击败英王理查三世而建立的，亨利成为新国王，称亨利七世。亨利在位期间（1485-1509）解散贵族私人武装，平毁城堡，设立星室法庭，惩治不驯服的大贵族。在经济上，他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厉行节约，推动了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经济的统一，从而促进了英吉利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君主国的确立，到亨利七世后至亨利八世（1509-1547）时，英吉利民族形成和君主国确立的过程已经完成。英吉利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关税的国家了。”[3]就在这一时期大陆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兴起，改革思潮已悄然在英国流传。当时掌握英国最高权力的国王亨利八世，却对过宗教改革持敌视态度。因此，在罗马教会看来，英国依然是一个稳定而虔诚的天主教国家。

然而代表民族利益的专制王权与罗马教会神权，在实质上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一方面，在政治上，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专制君主权力的扩大，国王可以主宰自己国家中的一切，并为国家的独立而反对外来的任何压迫和剥削。但是罗马教会并不承认君主的绝对权威，它只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而君主的权威必须受到限制，因为当时各个国家仅仅是天主

[1]（英）莫尔顿：《人民英国史》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76年第246页

[2] Pierre Chaunu. The Reformation. 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89

[3]《马恩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教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英国也不例外，英国教会是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会的一部分，历来是一支与英国王权相抗衡的强大力量。这两种权力的对抗，可从当时英国现存的法律看，当时英国同时有两种法律起作用，即国家法和教会法。国家和教会也都有自己的法庭来保证其法律的实施。国王是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教皇则是教会法律的最高权威。因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两者时常发生冲突。国家法与教会法的冲突，实际上是王权与教会神权的对抗和斗争。

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上，教会约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教会有权向全国人民征收什一税，并通过管理生死、婚姻、遗产继承事务来收取费用。教会的收入在改革前每年可达270000镑，而同一时期，王室的收入仅有100000镑，仅是教会的1/3强。教会除了地产外，还拥有雄伟壮丽的宗教建筑，拥有价值连城的金银器皿及艺术珍品。对于教会拥有的庞大财产，世俗国王、贵族及绅士们都觊觎已久。特别是16世纪20年代陷入空前财政危机的亨利八世，虽然不断地向国民增加捐税，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教会拥有的巨额财富正是他亟待开发的一处财源。因此，国王与教会在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争夺，是引起英国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因。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英国发生宗教改革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14世纪开始，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孕育发展。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特点，是首先在农业中进行，大规模圈地运动开始于15世纪末。圈地运动迫使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那些老工业部门，且新出现的一些新兴工业发展都很快。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迅速发展，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包括中小地主、骑士、商人和富有农民构成）日益壮大，并日益成为王权的依靠力量。他们在与国王合作关系不断巩固的同时，却与罗马教室、英国天主教会的矛盾和冲突却随之加剧，要求改革教会的愿望更加强烈。这种愿望的体现，一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强烈要求分割教产，砸碎旧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以便夺取教会的地产，扩大圈地规模，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二是资产阶级在对外贸易和海外扩张中也受罗马教廷的限制和压力，资产阶级渴望通过宗教改革消除他们在海外拓展中所受到的限制和束缚；三是推翻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在英国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的近期目标。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制度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渴望早日推翻封建制度。但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只能以强大王权为依靠，渐进地进行反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针对教会的攻击”。[1]因此，

[1]罗素：《西方哲学史》第40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要夺取教会财富，摆脱海外利益攫取的限制，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改革教会，所以宗教改革发生是英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之必然。

异端传统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群众基础。英国的异端传统由来已久。威克里夫（1320-1384）就是14世纪时的异端分子。他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圣经是信仰的最可靠的基础，教徒应听从基督而不应听从教皇。他坚决主张，罗马教廷无权从英国征收贡赋及授予英国教士以神职；建立脱离教廷控制并隶属于英王的民族教会；他强调应剥夺教会的财产，分给世俗贵族；并主张简化宗教仪式，用英语代替拉丁语作礼拜。继威克里夫后，对英国宗教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罗拉德派的异端运动。该派以保尔为代表，为威克里夫的信徒，较之更激进。主张剥夺教会财产，取消什一税和其他捐税，废除徭役，实现社会平等以至财产平等。由于该派的学说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因此其思想在城乡得到广泛传播，以至于在“英国农民中，每两个人便有一个是罗拉德派的信徒”。[1]威克里夫反对教皇和天主教会，支持建立民族的国家教会等宣传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而罗拉德派则把异端市民通俗化，使其传播到最下层农民和纺织工中间，造成了反天主教会的强大声势，促进英国人民觉醒。因此说，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异端传统为英国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和群众基础。这是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上的原因。

人文主义思想和大陆新教学说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对英国的宗教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意大利为中心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很快传到欧洲各国，15世纪末英国也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横扫陈旧学说，对亨利八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宫廷因汇集了莫尔、克尔顿等一批人文主义者而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宫廷”。[2]特别是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社会道德沦丧、对教会腐败的揭露和批判，不仅促进了英国人民的觉醒，同时，其中的一些观点日后则成为反天主教会的武器，削弱了天主教会在英国的势力，为新教运动开辟了道路。

与人文主义思想传播的同时，大陆宗教改革运兴起，路德新教学说也悄然传入英国。1521年剑桥大学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专门研究路德的改革主张。参加者有巴恩斯、贝尔尼、丁达尔等。虽然由于当时英国当局敌视新教，并将巴恩斯、贝尔尼处死，新教思想受到限制，但路德教却在低级教士及城市市民中间广泛流传开来。这种微弱的火种顽强而不熄灭，等待时机而展示自身的光明。

人文主义思想和大陆新教在英国传播，虽然没有直接引起英国大规模宗教改革，但这

[1]杨真：《基督教史纲》三联书店，1979年，第272页

[2]F·E·霍利迪：《简明英国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股“暗流”却对日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王权与神权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异端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和路德新教学说的传播，都表明英国发生宗教改革势所必然。但必然性、可能性并非是现实性，英国宗教改革发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它却是由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这一偶然事件催化而成的。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虽然在英国宗教改革发生过程中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却是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引发了改革运动的发生。

亨利八世于1509年继位，为保住与西班牙的联盟，他与哥哥阿瑟的遗孀凯瑟琳（西班牙公主）成婚。婚后凯瑟琳为亨利八世先后生下6个女儿，但只有玛丽一人存活下来。1525年凯瑟琳已经40岁，并且已有7年未曾怀过孕，看来为亨利八世生下王子的希望已经破灭，将来继承王位非那位公主玛丽莫属了。但在英国历史上女主执政尚无先例，于是离婚再娶以求子嗣成为亨利八世心目中的一件大事。他责成大臣沃尔西将离婚案上诉罗马教皇，本想以合作方式得到教皇批准，但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摄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迟迟不敢贸然批准。此时，亨利八世想起了英国民众反教会的情绪，并决定利用民众的力量同罗马教皇决裂。精明的亨利八世转向议会，通过议会立法达到离婚目的。英国宗教改革就在离婚案这一偶然因素的引发下开始了。1529年11月亨利召开了宗教改革的第一次议会，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宗教改革的曲折历程

英国宗教改革自亨利八世始，至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完成，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自始至终都是在国王的领导下，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自上而下推进的。其主要内容是强化专制王权，并剥夺教会财产，以奠定君主权威的经济基础。

1529年，亨利八世以罗马教廷拒绝其离婚为借口，召开第一次讨论宗教改革的会议。1530年下半年在枢密院会议内形成了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在这个集团和议会的支持下，亨利八世围绕剥夺教会特权，巨额财产，确立王权的绝对权威，连续向天主教会发起攻击。1531年亨利八世以侵犯王权罪迫使坎特伯雷、约克两大主教区僧侣分别交纳10万镑和18840镑的巨额罚金。1532-1534年间指使议会通过了《教士首年薪俸法》和《禁止税收上交罗马教廷法》。规定凡新任主教的首年薪俸，教区所征收什一税的1/3，以及以各种名义征得的税收，严禁上交罗马教廷，而应改交英国国王。议会还同意英王有权任命英国主教而无需向教皇请示。不久，亨利八世就授意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宣布解除国王与王后凯瑟琳的婚姻，并认可国王与安娜·波琳成婚。此时教皇否决了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离

婚要求，并以通奸罪将国王开除天主教教籍。

1534年，亨利八世指使国会通过了改革以来最重要的法令——《至尊法案》。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拥有任命神职和处理宗教事务的一切权力。同时还颁布了《叛逆法》。法令规定，切断与教皇的一切来往，“凡攻击国王、王后及王位继承者，否定国王至尊地位者，一律处以叛国罪”。这两项法律不仅使亨利八世将教会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拥有了惩治一切不满情绪者、反叛者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标志着英国与罗马教廷的正式决裂，标志着教会与国家之间新型关系确立，和一种新的政治结构的诞生，它确立了政教合一，教会转化为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及王权至尊的政治格局。

此后，亨利八世在议会的支持下进一步改革天主教会。1536制定了“十条法规”，规定保留天主教的洗礼、忏悔和圣餐，但否认了礼敬偶像、弥撒等天主教仪式。1537年亨利八世批准英文《圣经》在英国发行。1538年克伦威尔又发布“十七条指令”，使英国教会国教化和国家机构化。

一系列的改革使英国的路德教派和其他新教派受到了鼓舞，他们认为英国已是新教国家了，开始活跃起来。面对解放运动的复活，亨利八世的宗教思想又回潮了，他又回到了天主教立场上来，指示议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款”，肯定了天主教义及实践中的主要部分，并对不同宗教意见者予以严厉惩罚。据估计亨利八世在位期，因宗教问题被处以极刑者，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莫尔、托马斯·克伦威尔等达数千人之多。

亨利八世通过上述改革剥夺了教会特权，取消了教皇对英国的最高统治权，从而确立了国王在英国的至尊地位。为了巩固宗教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奠定这场改革最后成功的基础，亨利八世采取了一项对后世影响更为深刻的改革措施，即废除修道院制度，剥夺教会的地产。亨利八世采取这项改革措施原因在于：一是修道院中奢侈腐化淫疫丑闻各种弊端层出不穷，早已为人们所责斥；二是宗教改革以来，大多数僧侣、修道士对改革持反对态度；三最主要的是通过没收教会财产，达到摧毁天主教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解决王室早已拮据的财政状况；另外通过没收教会财产，并拍卖给新贵族、乡绅、城乡商人，以满足他们对教会财产的渴望，扩大王权专制的社会基础。

为此，1536年春，国会通过法案下令关闭了376所年收入200镑以下的修道院，并规定其动产不动产归王室所有。1537年开始解散年收入200镑以上的修道院。1539年下令关闭剩余的一切修道院。总计共关闭男修道院578所，女修道院130所，遣散僧尼8000余人以及在修道院生活的12000余人。被关闭修道院的财产全部归国王所有。然后亨利八世将其中一部分赏赐给自己的亲信及大贵族，一部分进行拍卖。这部分土地大多落到大资产阶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