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因素文献综述
第2章国内外研究现状
2.1社会资本的研究
2.1.1社会资本功能理论
在科尔曼(1988) 年发表的《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中，较为系统的论述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功能。他在研究中指出:“从本质上来说，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中，以特定目标为导向，凭借所掌握的某些特定资源而开展的行动”。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依托于社会关系网络而存在的公共物品，人们通过对所掌握的社会网络关系的多元化利用，从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帕特南（1993）的研究成果中，继承并发展了科尔曼的观点，指出所谓的“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活动而获得的、和其他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在和R.Leonard联合编纂的《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强调，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积极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可通过对行动者行为的有效协调而进一步强化社会效率。
除此之外，在 F.Fukuyama（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同样从社会信任的视角，重新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由于社会中所存在的信任关系而带来的力量，对于社会中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有促进作用。从这一角度上来说，他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信任程度，并将其推广到国家、国际等更高层面上。
综上，社会资本是一种既定范围内，可以为人们提供资源和信息的社会公共信息网络。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任何群体中都普遍存在。
2.1.2社会资本结构理论
R.S.Burt(1992)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创造性的提出了“结构洞”(StructuralHoles)概念，其具体内容可以如图2-1所示。
图2-1结构洞理论示意图
Bur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所客观存在的，相互隔离、相互分散的现象，共同构成了一个个的“结构洞”。除此之外，在其研究成果中还利用“结构洞”理论对“社会资本”加以归纳和总结: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网络结构中各个结点所提供资源以及资源控制程度的总和。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纽带，能够为掌握社会资本的个体或者团体提供信息优势、机会优势，因此是一种可以带来新的社会资源的结构。
2.1.3社会资本资源理论
在皮埃尔·布迪厄（1980）年编纂的《社会资本随笔》一书中，首次从现代意义上解读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社会环境中各种资源以及潜在资源的总和，而这些资源不仅带有制度化的特点，并且所构成的网络为掌握社会资本的人创造了新的财富。
针对这一问题，在布迪厄(1986)所发表的《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同样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讨论。他指出，“资本”存在形式不仅包括以金钱为符号的经济资本、以证书、学历为符号的文化资本，同样也涵盖了以权威、名号、公信力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并且三种资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可以相互进行转化。因此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为持有者带来一定利益的资源，并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除此之外，“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对社会资本的具体功能和作用有着间接的影响能力。
与此同时，布迪厄还强调了社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生产性特征，即社会资本可以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生产出新的“社会资本”。
在林南(1990)的研究成果中，同样肯定了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资源理论。在其发表的《社会资源与职业地位获得》论文中强调，社会资本是一种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并且也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为主体所间接掌握的。同时他还指出，社会地位、和其他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本身异质性，是影响社会资本获取能力的主要因素。
针对这一问题，在边燕杰(2004)教授发表的论文中同样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且可以在既定条件下进行转移的资源。
2.2就业代际流动的研究
作为评价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代际间职业流动的研究也同样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典型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结构具有更显著的开放性。而在中国建国初期所开展的“三大改造”，使得私有制逐步在中国消失，职业分配领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政策，使得代际间职业流动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2.2.1就业代际流动的定义
易益典等（2001）在共同编写的《社会学教程》一书中重点强调道：所谓的代际流动，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异代流动，主要是指社会地位在不同代际的转变，现有研究多以职业的代际变化为研究对象。这种流动按照方向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种，是评价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同样是当前阶段评价社会资源分布公平程度的常见指标，经常被用于衡量社会开放程度。如在帕特南(1993)的研究成果中，就按照社会资本所发挥出来的影响能力的不同，重新分类了就业代际流动的类型。
对国家或者地区就业代际流动的研究，是目前针对就业代际流动相关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Flanand Ruan(1990)系统的分析了中美两国就业代际流动的差别，认为当时中国就业代际流动性相对于美国来说明显偏低，并指出父母本身的职业地位，对于子女进入同样的工作岗位有着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研究中所应用的就业代际流动，主要是指本代人职业地位，相对于父母这上一代人所发生的变化。具体来说，一般以平台、职业、资源、工资、教育等方面的变化为判断依据。
2.2.2就业代际流动的状况
（1）父母对子女就业产生影响
P·Gonzalez(2002)的研究成果中，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职位和血缘关系进行了建模分析，指出和该公司股东有血缘关系的高层管理者，所占比例高达33%。
而针对这一问题，在K·S·kans(2011)发表的论文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他在研究中，对瑞典部分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建模分析，发现目标公司中，子女和父母在同一家公司的概率达到了惊人的40%，但是职位传承的情况较为少见。
C·Piraino(2011)的研究成果证明，职业代际传递在加拿大较为少见，有超过6%的受访加拿大人和他们的父母在相同的企业工作。
L·Ferrie(2013)的研究成果中，较为系统的分析了英美两国在1850-1900年期间，就业代际流动的具体情况。在对比中发现，英国的就业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美国。但是这一结果在美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证明美国在1990年前后，其社会阶层流动性较好。
（2）父母与子女在就业方面的特征关联
Parish(1981)发表的论文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大陆移民的职业变动情况。研究成果指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孩子日后工作的方向和职业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父母所在的职业阶层，往往也对子女职业成就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Rosenzweig(1985)的研究成果中，以印度农村居民为样本，发现农村子女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在农业生产技能方面有着更为出色的表现，因此往往和父母一样，选择在本地务农。
L·Laband(1990)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父母所从事工作如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主动或者被动的将这些技能传授给子女，这是部分专业技术性较强行业中，职业代际流动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
针对这一问题，在泰洛特(1992)发表的论文中认为，在美国各州政府、大型私企工作的子女，其父母往往也有着类似的职业经历，虽然并不一定在一家机构或者单位，但是其工作性质和职业高低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他在研究中还发现，子女管理者往往接受过高于父母的教育水平。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子女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往往受到父母地位的直接影响。
2.2.3我国就业代际流动的状况及原因
目前，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也同样对就业代际状况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我国就业代际流动状况和原因方面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孙凤(2006)发表的论文中，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就业代际流动情况。她在研究中指出，就业的代际继承，在国内较为普遍，子女进入父母所在行业的情形非常常见。而针对这一问题，在邢春冰(2006)的研究中，选择CHNS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指出我国农村地区，父母如果从事非农职业，其子女有较大概率从农业生产系统中脱离出来。这是因为，此类家长在子女培养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并且家庭成长环境也会对孩子今后的职业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
（2）户籍制度影响到就业流动
吴晓刚(2007)发表的论文中，讨论了就业流动性和户籍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村地区居民就业流动性受到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影响更大。章奇(2007)等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在1987年到2002年期间呈现出显著的增长，为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做出了贡献。
（3）不同阶层的就业代际流动不同
吴愈晓(2010)在研究中指出，职业选择受到家庭因素影响最大的两个阶层是农民阶层和精英阶层。这是因为，这两个阶层本身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而在符平(2013)等待研究成果中指出，我国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受到职业分层观念的影响。总之，我国现阶段就业代际流动明显，社会分层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但是未来如何变化目前尚无法做出定论。
（4）农民工就业代际流动
邢春冰(2008)认为，工资歧视的情形在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普遍。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日益明显。农民所从事职业往往和其受教育水平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因此长期无力摆脱地段职业陷阱，因此职业代际流动性非常小。在陆铭(2009)等的研究成果中强调，由于某些劳动力市场存在壁垒，加上部分行业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因此农民工群体是受到收入歧视最大的人群。除此之外，农民工往往因为户籍制度、社会资本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实现同工同酬。
2.3 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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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子女就业代际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2.4.1 家庭的影响
当前阶段，国内外针对家庭因素影响就业代际流动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方面，虽然普遍肯定家庭因素的影响能力，但是具体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出定论。
布劳 (1967)的研究成果中，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将劳动者职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划分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而在B·Tomes(1986)看来，子女人
力资本积累情况将会间接地受到父母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就业机会上的差异。
E·Goldthorpe(1992)强调，相对于贫困家庭父母来说，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财富、社会经验的父母，往往对于子女未来的收入水平有着更高的期待，并愿意为此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教育。
Schachter(1981)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子女的智力水平，往往和母亲的职业地位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并且他还强调道：“那些有着较长工作时间、丰富工作经验的女性，往往无法投入足够的时间用于子女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子女早期成长阶段所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 Carmichael(2000)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父亲对于子女首份工作的影响能力强于母亲。
B·Gottainer(2000)的研究成果中，重点讨论了家庭人员结构在子女就业方面所具有的影响能力，并强调了单亲家庭的孩子，其子女的职业发展往往和母亲的职业地位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而针对这一问题，在Be·Rosenzweig(2002)发表的论文中同样肯定了母亲的收入水平的增加、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子女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不过现有研究成果中，多集中在父亲方面的影响上，针对母亲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变化对于子女职业发展所具有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还较为少见。Fischer(2007)发表的论文中，选择离婚时间为分割点，以此为基础讨论父亲和母亲对于子女职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研究成果证明，父母离婚，对于那些母亲收入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子女来说，基本上不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在McGinn(2015)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由于女性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之中，因此全职女性在家务方面所花费的时间远高于全职男性。
Holland(1969)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子女的兴趣和天赋往往都是从父母身上继承而来的，因此在职业的选择上，也同样有较大概率和父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国内学者针对双亲问题也同样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黄衍华，乔晓春(2017)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子女职业选择方面，母亲职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远高于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
2.4.2社会资本的影响
在putnam(1993)以及Munshi(2011)的研究成果中，均肯定了社会资本在降低跨阶层流动难度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网络为求职者获得更为全面、更为具体的就业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发达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人们收入水平、岗位层次的关键因素。而在李春玲(2005)看来，“官二代”家庭不仅掌握了普通求职者所不具备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同时在信息资源方面也有自身的独到之处。陈钊(2009)的研究成果中指出，能够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子女，其父母普遍具有较好的政治地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陆铭(2009)的研究
成果中，较为系统的分析了父母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子女就业所具有的影响，并肯定了社会网络在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郭云南(2013)等人发表的论文中，从中国农村社会宗族网络角度，讨论了劳动力流动性和宗族网络强度之间的关系，认为宗族网络是实现社会阶层跨越的重要积极因素。而在李佳丽(2014)的研究中，则重点分析了子女就业过程中，父母所掌握的政治资本在工资方面所具有的影响，研究结果未能证明“拥有父母强大政治资本”和高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谭远发(2015)发表的论文中指出，那些拥有较强社会资本的父母，其子女在整体受教育程度上远高于平均水平。张朝阳(2016)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利用所构建的模型，配合CFPS数据对就业代际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关系社会资本在推动子女职业向上流动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流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并且外在表现有所差异。
2.4.3人力资本的影响
在就业代际流动领域，关于人力资本所开展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上都远超过社会资本的研究。下面对国内外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总结。
（1）教育因素
Becker&Tomes(1979)的研究成果中，较为系统的介绍了他们所构建的代际传递经济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两个层面展开研究。而这也同样成为此后学术界研究的主流方向。
Eide&Showalter(1999)在发表的论文中，创造性的在家庭收入——就业代际流动方程中引入了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指出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家庭收入影响就业代际流动的重要中介因素。
HavemanandWolfe(1995)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指出教育始终是影响职业代际流动的核心因素。同时，他在研究中还重点分析了子女性别和其职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P·A·Schneebaumz(2009)的研究成果中，较为全面的考察了家庭中不同代际成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对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性所具有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证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职业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力，超过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同时，他还指出，这一情况在子女受教育水平上也同样有所体现。
Blanden(2002)的研究中，以英国高校扩展为背景，分析了代际流动性在这一背景下所受到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否定了高校扩招对于代际流动性增长所具
有的积极意义。并且指出，高校扩招对于英国富人家庭子女就业形势的改善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Mayer等 (2008)同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中，选择美国居民收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和政府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认为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水平，是有效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重要影响因子。
Lefranc(2011)研究了法国就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认为由于教育回报率的不断下降，导致本国就业代际流动性的增强。
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也同样对就业代际流动和教育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王春光(2003)的研究成果中，重点讨论了就业代际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强调了先附性因素所具有的强大影响能力，并在文章的最后，分别从社会保障、教育援助两个角度，给出了针对性的优化方案。而针对这一问题，李实，丁赛(2003)等同样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他们认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镇教育收益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这为就业代际流动性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陈恢忠(2005)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则是子女初次就业选择的核心影响要素。在邢春冰(2006)看来，家庭背景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影响非农工作家庭代际关联性的核心影响因素。在阂维方(2007)看来，就业代际流动性的提升，和我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尤其是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农村家庭子女提供了更为理想的受教育条件，从而为他们就业代际向上流动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邢春冰和李实(2011)等人发表的论文中，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讨论了我国高校扩招的实质性影响。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高校扩招对于贫穷、落后地区的家庭所带来的正面影响较为微弱，但是对于赋予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却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将其原因归纳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不全面、不均衡。张瑞玲(2010)选择河南省蔡寨村的村民就业情况为调研对象，发现非农就业机会往往和村民受教育水平之间呈现出正比例关系。赵忠(2015)等人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就业代际流动性的正向增长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但是在异性父母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性的增长方面却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卢盛峰 (2015)等人的研究成果中，讨论了就业代际流动的具体影响要素，并重点讨论了教育机会因素所具有的影响能力。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受教育机会往往和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而影响他们的就业代际流动。不过他们也同样重点强调，私有教育和公共教育的共同发汗，可能对我国就业代际流动水平的
提升提供一定的支持，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2）健康因素
目前，针对就业代际流动领域，健康因素的影响能力方面的研究相对少见。目前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在池上新(2016)发表的论文中强调，本代人往往通过自身的健康来获得向上的代内流动，而其子女的代际向上流动，却不会以健康为代价。同时，他的研究中还指出，代内向下流动，对于本代人身体素质的提升和健康水平的强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整体上来说，代际向上流动是一种以本代向上流动人群的健康为牺牲品，换取其子女健康的过程；而代际向下流动，虽然有效的保障了自身的健康水平，但是其子女也同样面临着缺乏必要健康保障的问题，这和其生活整体质量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代际阶层流动以及代内阶层流动，对于应聘者身体健康水平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差异。
2.4.4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
吴晓刚(2007)在研究中指出，农村家庭子女在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之下，选择非农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也就是说，我国农业户口农民子女，有较大概率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工作。我国现行政策中指出，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户口才有可能转为城镇户口，而且需要经过漫长的审批流程。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导致既往普遍选择城市人口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在数据来源上严重缺乏代表性，并且其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难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在陈煜婷(2014)的研究成果中，从性别差异角度，讨论了就业代际地位流动相关问题。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如果家庭中的父亲具有较高的社会阶层，那么他对于子女职业代际传承的影响，显著大于母亲的影响；而如果家庭中的母亲处于较低的社会层级，那么其代际传承影响力大于父亲。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是代际职业流动过程中，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针对这一问题，在陈思霞，卢盛峰，张东杰(2015)等人联合发表的论文中同样指出：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地区的子女，能够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方面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些子女由于本身享受了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因此在提升职业地位方面有着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可能。而针对这一问题，在孔祥利(2016)的研究成果中，系统的分析了父母各项资本对于子女职业选择流动性所具有的影响情况。其研究成果证明，就业代际流动性和不同阶层间资本分布均衡程度成反比。即各项资本分布越均匀，子女就业代际流动性就越高。除此之外，他在研究中还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在促进就业代际的流动性方面的作用，认为父母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本，将会成为子女提升职业层次的重要优势资源，进而为其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其研究成果中也肯定了家庭收入
水平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能力。
关于流动性风险的文献综述
关于流动性风险的文献综述 I15301126 朱丽平 摘要：流动性风险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占有重要一环。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因素较多，形成机制较为复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资本充足，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也有可能出现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实现三性的前提。本文整理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流动性风险的内涵、形成机制及经营管理的观点，以期形成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初步认识。关键词：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风险管理 一、引言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在不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满足借款人贷款需求和存款人即时取现的能力。流动性风险以其发生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而成为商业银行“最致命的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深刻的揭示各国金融系统存在的巨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及各国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缺陷。因而，流动性风险管理也成为学者研究关注的热点。 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产生的原因 在利率市场化、金融合约标准化现代金融市场上，银行也看作是为资金需求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做市商，从而通过对流动性风险的规避来提出银行的定价策略（Garman,1976）。因此，当一家银行能以合适的成本获得所需的资金，就称这家银行具有流动性。一家具有流动性的银行，在需要资金时，能够获得可支配的现金或者通过借款、出售资产能够迅速筹集所需资金（Peter S. Rose）。 商业银行产生流动性风险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内外两方面。从内部来说，一是由商业银行业务性质决定。商业银行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流动性的转换。相对而言，商业银行的资产方业务，是缺乏流动性的；而负债方业务则相对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作为中介，商业银行的职能就在于这一流动性的转换，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的负债，在这一转换中，商业银行具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中最高效率。但也是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累积的原因。二是流动性风险源于资产负债盈利性和流动性的矛盾（王文华，2000）。银行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负债流动性约束；贷款和投资的流动性差，其风险增加了他们的不确定性，即资产的流动性约束。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盈利性和流动性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牛兴元，2004）。三是资产和负债的不匹配、银行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以及试图保持公众对银行的信心都是流动性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Peter S. Rose ,1996）。银行流动性风险根源于供给和需求的不相匹配，主要有超负荷经营、期限搭配失当、资产质量恶化等导致资金筹措难度加大（乔海曙，熊正德，2000） 从外部来说，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国际金融环境的日益复杂，对商业银行经营环境的研究不应再局限于封闭的国内环境，而是应该考虑到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金融法规、货币政策、经济周期、汇率制度、资本流入、资本流入流出都会带来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 三、国外流动性风险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Bryant(1980)提出由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可以随时提取，流动性较强，因此存在挤兑风险，即存在流动性风险。但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降低挤兑风险，从而保持银行稳健。Diamond和Dybvig 创造性的提出了D-D 模型，即在银行资产和负债错配的情况下，高流动性的负债和低流动性的资产之间的转换机制。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流动性问题，从而引发挤兑风险。挤兑风险具有盲目性和传染性，当发生挤兑时，会快速蔓延到其他银行，造成金融系统挤兑风潮，引发系统性危险。
人口分布研究综述
人口分布研究综述 人口分布的概念 人口分布是一定时间内人口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集散及组合状况，一般指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受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制约 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口分布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主要有人口学、地理学、人口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人口分布的变化、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人口空间分布模型、人口分布与经济关系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有人口重心模型、遥感及GIS研究、EDSA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本文仅对近10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阐述 国内 在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研究中， 在人口分布的变化研究中，任志远等（2013）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ESDA方法，分析剩下2000年至2010年的人口分布变化空间格局与自然、经济、社会驱动力，将驱动力进行多元回归并进行空间栅格拟合，得出不同尺度的人口变化趋势。胡红艳、郑宇（2014）利用统计数据对晋中市2000年~2012年鉴的人口分布变化做出描述总结，同时对变化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12年来晋中市的人口分布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断向西部平川地区集中。 在人口分布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李旭东、张善于（2007）从贵州典型的喀斯特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出发，采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贵州高原人口分布与海拔高度、山地地形和坡度、喀斯特分布面积和基岩性质等主要影响因子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喀斯特类型区域的人口分布差异性及其原因。王春菊等（2004）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福建省各市县平均人口密度与海拔高度、土地利用、河网密度、道路网密度及海岸线的距离和居民点密度之间的相关性，并采用GIS软件和SPSS统计软件，通过赋予各影响因子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权重，运用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对福建省人口统计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和分析。张丽、高敏华（2014）运用GIS软件对新疆15个行政区2000/2005/2009年的人口数量的空间和时间变化趋势及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了人口变动的驱动因子。在人口空间分布模型的研究中，林飞娜等参考基于城镇面积的城市人口密度稀疏模型，同时考虑交通网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提出适合长春市区人口空间分布的模型，生成100m*100m网格的人口数据空间分布图。 在人口分布与经济关系研究中，仲崇玺、周跃志（2008）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除非，通过对天山北坡经济带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口分布等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及动态演进的多方面分析，为天山北坡经济带进一步实施人口与经济空间集中化传略，建立起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提供一些理论依据与对策。孙峰华等（2006）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阐述了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特征及其成因，并进一步从省、直辖市、自治区；九大经济区；三大经济地带三个方面，探讨了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净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引起的资金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揭示了流动人口对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研究区域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会计研一20101311 黄晓纯 股利政策一直是理论界及实务界研讨的问题，现金股利又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对现金股利的行为研究非常重要，特别是自米勒和莫迪利安尼1961年提出股利与企业价值无关理论以来，学术界不断对他们的理论提出挑战。用代理理论解释股利政策是现代股利理论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学者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股东意愿方面，其中在公司内部因素颇多，多采用实证研究，多选取一些可量化的指标上，如盈利能力、资本成本、现金流量、控股股东、上年的现金股利、资本结构、流动比率、市盈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 刘淑莲，胡燕鸿（2003）以上市公司派现能力和投资机会的角度分析现金分红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以2002年6月深沪两地上市的1179公司中，按照25%的比例共随机选取了在2000年底以前上市的299家公司作为样本，并剔除该年已经被ST、PT的股票。提出派现能力假设和投资机会假设，选取了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每股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每股净现金流量、每股红利、股利与经营现金流量比例、股利与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比例、资产负债率、非流通股比例、资产总额12个变量，分析了这些变量与现金分红的相关性，主要采用分类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利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以验证我们提出的假设。首先对每股收益、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经营净现金流量、每股现金流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又按照现金分红大小排序，分成11个子样本组，并且按照不同的股利支付比率(EPSR、FCFER)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上市公司是通过配股融资和发行新股解决分红现金不足的问题，最后将个样本的均值对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又得出结论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一般不超过会计收益或账面利润，但相当一部分公司的现金分红超过其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其分红的现金来源于配股融资，且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在与现金流量指标的关系上，现金分红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关系相对较密切，股权自由现金流指标的解释性很差，以及相对来说，高ROE、高ONCF和高分红的公司，大多为传统产业，高ROE 和低ONCF公司中分红较少的公司一般属于高科技行业，这表明现金分红与投资收益率和投资机会有关。 尹憬（2006）以沪市2004年度发放了现金股利的49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来研究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因素，假设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上年度现金股利的发放情况、公司规模、每股净资产、负债比率为主要因素，即假设股权越分散，每股现金股利越高，以及盈利能力越强，每股现金股利越高，上年度每股现金股利越高，当年每股现金股利越高，公司规模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高，每股净资产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高，负债比率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六大假设，选取了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差来反映股权集中度，用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来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用03年发放过现金股利反映现金股利的持续性，用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公司的规模，每股净资产和资产负债率用相应的公式来表示，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运用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异方差检验、以及自相关检验，在对假设作出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接受假设盈利能力越强，每股现金股利越高，每股净资产与现金股利正相关，负债比例
路基强夯
路基强夯施工 技术指导梧环三工区徐义重 一、路基强夯施工技术指导 1、施工工序 2、施工方法 3、施工注意事项 4、质检工艺流程、检查项目及标准 5、工程质量通病防治
一、路基强夯施工技术指导 1、施工工序 施工准备→场地平整→标高测量→第一遍夯点放样→第一遍夯点施工→夯坑补填料整平→标高量测→第二遍夯点放样→第二遍夯点施工→夯坑补填料整平→标高测量→布点→满夯→整平→标高量测→质检验收 2、施工方法 1、施工准备 1）、夯锤：用钢板制作外壳，内部焊接骨架后灌注混凝土制成。夯锤底采用圆形，并设2～4个排气孔，孔径为250mm。 2）、起重机械：选用50t的履带式起重机，以满足夯锤起吊重量和提升高度，并设安全装臵，防止夯击时臂杆后仰。 3）、自动脱钩装臵：要求有足够强度，起吊时不产生滑钩，脱钩灵活，能保持夯锤平稳下落，挂钩方便迅速。4）、铲车、挖掘机：用作回填、整平夯坑和作业锚固。5）、检测设备：有标准贯入度、静力触探仪等设备及土工常规试验仪器。 6）、测量仪器：全站仪、水准仪 2、场地平整 1）、平整场地，施工放样，布臵夯击点。各夯击点用红绳绑小石块放臵与夯点的中心位臵即可。 2）、夯机就位，用50米尺量吊绳长度，按照起吊10米高度卡住吊绳，使重锤在起吊10米后能自动松开，自由下落。
3）、夯击前测量原地面标高（或相对标高），每击一次都记录本次夯击后的高程（或相对高程），并计算沉降差。测量人员应距离夯击点50m以外，防止溅石飞出造成伤害，同时保证夯击时水准仪受夯击振动影响较小。除记录高程外，一个点夯击完成后还应观察周围土的隆起状况，若隆起较大应及时分析原因，调整夯击参数。4）、夯击应从路基一端边夯边退，以免夯坑回填不及时影响夯击移动。重锤起吊要缓慢平稳，不要晃动过大，以免影响施工安全事故。挂钩工及测量立尺人员必须远离或站在吊机背后一定距离后方可起吊重锤，重锤下落过程中严禁人员靠近，应待落锤后进行操作。 5)、第一遍夯击完成后，采用同种路基填料进行回填，回填用装载机端料、铺平，整平碾压回填至设计标高，必要时可用挖掘机辅助。平整后继续放线，布设夯击点，夯机就位，按上述要求进行第二遍强夯。 6)、主夯完成后，夯击面平整度较差，表面松散，需进行满夯进行找平、密实。满夯要求基本相同，每点只夯1击，满夯完成后再整平，压路机碾压表面。 3、布点 1）、在路基行车道范围内布设夯点，梅花形布臵，同时做好点位点号记录。用白灰圈做好明显的标示。强夯区域周边做好施工警戒，由专人巡视。 2）、强夯控制要求每遍最后两击沉降量之差不大于5㎝，达到要求后进行下一夯点，周边土体隆起高度不大于10㎝。满夯完成后以压实度控制质量，行车道范围内压实度要求达到96%。
旅游业和旅游学的认识的文献综述要点
旅游业和旅游学的认识的文献综述 概念界定是一切学术研究的起点。在考察旅游、旅游业与旅游学这三个彼 此相关且最为业界和学界常用的概念时，笔者发现纵然有申葆嘉、谢彦君、王 德刚和明庆中等一批学者先后讨论和研究，但三者混淆、混用的现象依旧相当 普遍。 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旅游、旅游业与旅游学的认识 在20世纪初叶国外就开始对旅游及相关事物的研究，当时的研究者主要是欧洲一些高等学校的学者。最早发表著作提出相关理论的是意大利罗马大 学的马里奥蒂(A. Mariotti)，1927年他在《旅游经济讲义》一书中，首次从 经济学角度对旅游和旅游现象作了系统剖析和论证。他认为旅游活动是属于经 济性质的社会现象，属于经济学范畴。1935年，柏林大学的葛留克斯曼教授(G. Glücksmann)在《旅游总论》一书中指出，旅游是“在旅居地短时间旅居的人与当地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葛留克斯曼从旅游活动的发生原因、基础、性 质和社会影响等深层次关系着手探索，认为对旅游的认识，需要从不同学科去 思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它。而今，对旅游界影响颇为深 远的旅游定义，是由瑞士学者亨泽克尔(W. Hunziker)和克雷夫(K. Krapf)在1942年合著的《普通旅游学纲要》一书中首次提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 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各种关系的总和。”该定义在20世纪70年代被旅 游专家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Experts in Tourism)所采纳。因为该组织的简称是AISET，一般将其称为“艾斯特定 义”。1995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对旅游的定义：“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 商务和其他目的，离开他们惯常的环境，到某些地方去以及在那些地方停留的 活动”。 国外学者对旅游的研究长达百年，从托马斯·库克时代至今，国外学 术界对于各个时期出现的旅游现象和旅游活动的研究颇有成果。但在对旅游等 一系列的概念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旅游业以及将旅游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的 研究难以成为可能。 国内学术界对旅游在学术意义上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学术研 究。也就是说，我国“旅游”一词的学术内涵是个舶来品，由此衍生了许多相 关概念，如旅游、旅游活动、旅游现象、旅游学、旅游业、旅游者等等，而其 中最典型的就是：旅游、旅游学和旅游业。在三者的理解上时常混淆不清，无 法达成共识。例如，“旅游活动”在某些文献中因使用上的需要，也常常被称 作为“旅游现象”，还被简称为“旅游”。 关于对旅游本质的认识，申葆嘉(2008)在“我的旅游观”中提出“旅 游是什么？一个可以意会、难睹全貌的社会存在”，又说“的确，旅游是一个 十分奇特的现象，这是一个人们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事情，但是恐怕至今还没有 一个人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内看到它运行的全貌。”谢彦君(2010)指 出：“学界对旅游现象本质的认识所存在的漠然、混乱甚至错误的情形，造成 了我们对各个旅游相关范畴在理解上的偏颇或错谬”。这句话也许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很多时候很多人受到与旅游相关或相类似的现象的蒙蔽，先入为主地 用自己对相关现象的理解，来进而据以判断旅游的本质，从而陷入了本末倒置
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上海金融学院 20 13 ——20 14 学年第一学期 《人口社会学》课程代码：53220913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1 班姓名毛奕琳学号 2013137106 成绩_________ 答题纸 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及影响研究 摘要：中国的人口迁移从古至今分为若干阶段，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人口迁移活动日趋活跃，而伴随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进程，人口迁移受到计划时代户籍制度和市场化的双重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人口迁移的流向在相当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体制的牵制，反而言之，大量人口的定向流动又反作用于经济上，两者呈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人口迁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关键词：历史诱因；城市向心力；时代性特征；经济主导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包括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一、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研究 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通常受到地理环境、战乱和政策的影响，可以大致地分为三个关键性的时期，从这三个时期可以大致观察出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特点。 第一阶段，公元前221年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低水平的生存型迁移。根据历史的推测，秦国建立之前的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最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繁殖，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自然资源养育了当时中国的很大一批人口，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当时的地理知识有限，缺乏人口迁移的诱因，人口迁移的速度相当缓慢。 第二阶段，公元前221-公元1376年（秦朝至元末）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强制型和自发型相结合的人口迁移。东汉末年分三国，这一时期正是转乱纷飞的高峰时期，密度大、时间长的战争从而导致了人口迁移在当时十分集中。“安史之乱”、“靖康之变”都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移的关键导火索。以北宋末年为转折点的
财务风险文献综述
财务风险文献综述 【摘要】：在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 企业时刻都面临着来自市场的各种风险。财务管理系统作为企业风险预警器，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目标在于了解风险的来源和特征，正确衡量财务风险，进行适当的控制和防范。 【关键词】财务风险、风险控制 一、财务风险的概念和特征 （一）财务风险的概念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企业的实际财务收益与预期的收益发生偏离，进而造成企业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 河北金融学院的张晓萍、胡安琴在2003年第3期的《中国证券期货》上发表《国内外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实证研究文献综述》，他们认为，从广义上讲财务风险指在企业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内外部环境及各种无法控制或难以预计的因素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预期财务收益与实际财务收益发生偏离，从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李燕在2008年第5期的会计之友上发表《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及其控制》，她认为由于财务环境复杂多变，企业本身的资本结构不合理，管理者盲目扩大规模导致决策失误使得企业产生了财务风险。企业应该从完善财务管理系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建立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分析指标，并且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这三个方面来控制企业的财务风险。 （二）财务风险的特征 淮南联合大学的张文芹在2007年发表在《黑龙江科技信息》上的《浅析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策略》一文中提到，财务风险的特征如下: 一是客观性: 企业财务活动存在两种可能结果, 即实现预期目标和不能实现预期目标, 这意味着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风险客观存在。二是全面性: 财务风险存在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全过程。三是不确定性: 由于影响财务活动的各种因素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事前不能准确地确定财务风险的大小。四是共存性:即风险与收益并存。一般来说, 风险越大收益越高, 反之收益就越低。 二、财务风险的识别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郑真真杨舸 2013年05月14日09:06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
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
旅游文献综述
南通大学 信 息 技 术 检 索 作 业 论文题目：现代旅游体验要素文献综述 姓名：顾鹏斐 专业：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班级： 132班 学号： 1315052037 指导老师：钱智勇 日期： 2015年5月4日
现代旅游体验要素 顾鹏斐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体验旅游日益兴起，旅游体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提出了旅游体验的内涵，并总结了旅游体验的类型以及模型等。 关键词旅游体验；内涵；内容；模型 正文综观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和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消费方式，可以归纳为三个递进的旅游发展阶段（李怀兰，2004年）。第一阶段，观光旅游。这是旅游的初级阶段，是社会经济欠发达时期的必然选择，以自然风景区开发为主，旅游消费能力弱，服务意识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前景。第二阶段，休闲旅游。这是旅游消费发展的中级阶段，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第三阶段，体验旅游。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旅游状态，是知识经济时代旅游消费的必然需求。它强调游客对文化的、生活的、历史的体验，强调参与性与融入性，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20世纪60年代，鲍斯汀将旅游体验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一种经过人工设计的大众旅游体验；70年代，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 托夫勒在其著作《未来的冲击》一书中，首次提出体验经济时代即将到来；1978年艾特森指出旅游体验的获得是由活动与环境组成，不同的活动及环境组合会产生不同的体验。90年代派恩和吉尔摩在《体验经济》一书中，正式提出旅游体验一词，指出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并为其创造难以忘怀的体验经历，将注重消费者的主观需求，并愿意为基于体验活动的消费者需求变化买单，以使消费者产生一次难忘的记忆。 一、旅游体验的内涵 关于旅游体验的含义，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Boorstin（1964）认为它是一种时尚消费行为，一种人为的、预先构想的大众旅游体验，是做作的、刻板的。MacCannell（1973）则把旅游体验看成是对现代生活所遭遇的困难的积极响应，他认为旅游者是在寻求“真实”的体验以战胜困难。而Cohen（1979）认为，旅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文献综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钟琴2012616017 摘要：文章主要回顾了有关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经典文献，即“推力-拉力”理论（博 格，1984），投资与收益理论（史杰斯泰德，1962）及预期收入理论（托达罗，1969），介绍了不同学者的论证思路及理论特点，对其理论贡献作出了详细的评述，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流动；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关于人口流动的普遍接受的定义，特别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使得界定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在经济研究中十分困难（虽然在统计和语义上，两者的区分很明显）。本文将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运用“人口流动”的概念。一方面，它包括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一是改变常住地形式、以户口迁移为特点的人口流动；二是不改变户籍登记地的人口流动，即“人户分离”，或者狭义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它除了具有通常使用Migration时所指的人口在地理单元之间流动的基本含义之外，还往往包含了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口在地理空间之间移动的同时，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诸多方面的变化，即具有社会流动的含义。但是，鉴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有相当的数字是根据狭义上的人口流动给出的。 关于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大量的文献和研究资料，其中具有代表性并对本文有直接影响的理论包括：唐纳德?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舒尔茨等人的投资与收益理论，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 一、“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是唐纳德?博格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的，他从运动学的角度出发，将人口流动视为两种不同方向力的作用结果：一种是促进人口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正面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消极因素。在人口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较低的经济收入等），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地。在流出地的“推力”存在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家人团聚的快乐、社交网络等。只是相对而言，在流出地“推”的力量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在流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地位的“拉”力，包括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生活水平等。在流入地也存在的“推”力包括：陌生的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等。人口就是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推力-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做出流动的决策的。
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文献综述
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文献综述 沈丽，林冬冬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互联网金融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013年已然成为互联网金融井喷的一年。但是伴随互联网金融繁荣发展而来的风险更是不容小觑的，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将学者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加以追踪并且进行综合评述，内容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涵义界定、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识别以及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通过综述学者的研究发现，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尚不完善，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界定还未统一以及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方面如何权衡风险与收益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方面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需要研究学者不断完善与充实。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风险；风险管理；余额宝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15－06 曾有人估计，互联网金融将吞噬传统金融，从而使后者成为“21世纪行将灭绝的恐龙”①。从四大行推出的网上银行，到淘宝联合天弘基金开发的余额宝，互联网金融衍生产品涉及的客户群和衍生产品的种类均保持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12月31日，余额宝的规模已达1853．42亿元②，成为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公墓基金。然而，火爆背后的风险不容小觑。2013年4月，上线未满月的P2P网贷企业“众贷网”宣布破产，随后“城乡贷”在其网站挂出歇业公告，两家网络平台相继倒闭。因此，互联网金融行业必须正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时全面制定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策略。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风险管理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本文将对学者们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内涵界定、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 一、互联网金融内涵的界定 关于互联网金融内涵的界定，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以下是相关国内学者对互联网金融的界定研究成果，主要是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界定互联网金融。 从静态角度看，分为产物说和模式说。产物说认为，互联网金融是现代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相互结合的产物，是以网络等新技术手段为基础的一种金融创新形式。而且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包括在网络的基础上对原有 收稿日期：2014－07－10 基金项目：山东省“金融产业优化与区域发展管理协同创新中心”规定性项目“区域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与管控体系构建—以山东为例”。 作者简介：沈丽，女，山东莱州人，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货币银行学；林冬冬，女，山东临清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银行学。 ①“21世纪行将灭绝的恐龙”来自于比尔·盖茨。十几年前，互联网刚出现时，比尔·盖茨预言如果传统银行不改变的话，传统银行终将灭绝。 ②数据来源于天弘基金2013年数据。
关于影响师幼关系的因素的文献综述
关于影响师幼关系的因素的文献综述 09学前（2）邵冰青00915517 国内外学着对影响师幼关系的因素做了很多研究。幼儿自身特点、家庭、教师的特点以及幼儿和教师的互动环境都影响着师幼关系的形成。 一、与幼儿相关的影响因素 幼儿作为互动的主体，其自身的特点以及所处家庭的特点影响着互动的形成。研究表明，开朗、外向、行为积极地幼儿易与老师形成良好的互动。Fein,Gariboldi,Boni(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气质内向或是外向直接关系着他们和老师的互动情况。Brophy,Good认为，教师会格外关心那些与自己亲近的幼儿，而这些幼儿多是积极行动，成绩优异，能够表现自己的孩子。除了幼儿自身的气质外，幼儿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也影响着互动的结果。Erickson,Pianta(1989)指出，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幼儿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依恋情况，影响着幼儿的学习与环境适应能力，从而影响到幼儿与教师之间的互动。 二、与老师相关的影响因素 师幼关系还受到教师自身的特征，教师的教育观念等地影响。Rimm-kaufman(2002)的研究显示，教师对儿童的敏感反应是与儿童在课堂的积极调节紧密相关的，并且儿童与更敏感的老师进行互动比与不太敏感的老师互动显示出更多的主动行为。此外，奉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的老师更能幼儿形成良好的互动。Kagan,Smith(1988)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奉行“儿童中心”的教师比奉行“教师中心”的教师进行互动的时间更长，频次更多，对幼儿行为更为敏感。 三、与互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国外新进研究表明，班额的大小会对师幼互动发生影响。Rimm-kaufman(2002)研究显示，初期被划分为勇敢的儿童在班额较大的课堂中更容易出现拒绝任务的行为，更可能讲话，更可能向教师提出请求。Blatchford(2003)研究显示，在小班教学中，教师与幼儿的互动更为流畅，更富有个性化，但在大班教学中，幼儿更可能与同伴进行互动，而与老师互动减少。此外，幼儿园处于的环境中的噪音，卫生情况也对师幼互动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贾克（2000）研究表明，幼儿园处于的地区往往噪音级别很高，容易影响幼儿的情绪，老师也更易产生怠倦感。
夯锤重量对强夯法施工参数的影响
夯锤重量对强夯法施工参数的影响 如何选择强夯处理工程地基中的有关施工参数，直接关系到地基的加固效果。通过对下落锤体对地基土体的冲力作用进行对比，在同一单击能量（机械提升能量）情况下，采用重锤低落距与轻锤高落距强夯方案处理地基工程的不同点。 1、问题的提出 由于强夯法处理地基基础具有效果显著、设备简单、施工方便、适用范围广、经济易行和节省材料等优点，因此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变电站、电厂、工民建、公路等地基处理工程，但目前强夯法处理地基基础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实际工作中多凭经验或参照已建工程，对现场实际地基土质情况进行试验判定后，选择具有特殊和代表性区域进行试夯，来确定锤重和高度计算冲击能，拟定某一工程地基的强夯方案，由于一般要进过多次试锤，因而造成强夯施工成本增加不尽经济合理。本文通过阿克苏220千伏变电站基础强夯的施工实例，充分论证下落锤体对地基土体的冲击理论分析，并引入已有资料验证，提出了在基础加固条件允许且具有相同的单击能量（或提升机械能）
和加固影响深度的情况下，重锤由于对地基土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加固效果优于轻锤，对更经济合理地应用强夯法加固基础工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2、理论分析 目前，强夯法加固基础工程用以选择锤重和落距的基本依据为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加固影响深度的梅纳公式： H=α√wh/10 ?（1） 式中 H――加固影响深度，m； w――锤重，kN； h――落距，m； α――与加固地基土类别有关的系数。 在式（1）中，当基础的加固影响深度选定后，我们即可由拟定的锤重确定相应的提升高度或由拟定的提升高度确定锤重。由于式（1）仅反映了夯击能量对基础的加固影响，而忽略了下落锤体对接触土体所产生的瞬间冲力效果评价，即动量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夯实机具设备允许且提升能量（单击能）不变的情况下，对重锤低落距和轻锤高落距对基础加固效果进行比较。为便于分析，现拟定两种锤重，即重锤W1和轻锤W2，相应的提升高度分别为h1和h2，并设
心理旅游的文献综述
心理旅游的文献回顾 一、背景简介 “旅游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旅游应是人人享有的权利。”当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旅游业正以“朝阳产业”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现在，旅游主题和形式日新月异，旅游者也更追求一种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模式（《马尼拉宣言》1980）。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过去那些简单的物质生活已经很难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更多的人开始了对精神层面和生活享受的一些追求，于是外出旅游也成为不少人的首要选择。 心理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物，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用来表述，专家们评判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心理问题在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年龄越大，心理问题就越明显。在心理问题由小变大的过程中，有可能转化为心理疾病。正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会遇到种种矛盾、困难和不顺心，经常产生不良情绪，以致对人们的身心产生很大的伤害（张小红，2009）。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因为一些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因素产生心理问题，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目前却没有足够完善的心理咨询组织模式来帮助大家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国内就有学者对不同人群进行了调查：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较少求助心理老师，其原因在于很多同学仍认为接受心理咨询是一件羞耻尴尬之事，担心受到身
边朋友的歧视。而且，目前高校心理咨询多以个体谈话辅导为主，较少涉及团体辅导，对于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的解决收效甚微（陈家麟，2002）。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经常感到累，实际上并不是体力透支，而是不会休息。比如，国庆长假，有些白领人士觉得平时工作太累了，选择打牌、听音乐、看电视等看似很放松的休闲方式，还有人干脆睡上好几天的觉，实际上这些并不是科学的休息方式，因为白领人士的疲劳大多属于脑力疲劳或者心理疲劳，并非体力疲劳，体力上的休息并不能缓解这些人的疲劳感（张小红，2009）。在研究中学者发现这类人群也会通过旅游的方式来使自己放松下来，不过收效不是很好，治疗的持续性也不是很强。 面对人们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和心理问题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在传统的心理咨询模式缺乏吸引性的情况下，大家就早寻找一种能把旅游和心理咨询相结合的一种方式，于是不少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探寻一种全新形式的心理治疗模式——心理旅游。 二、研究文献 《关于发展心理旅游的思考》（张小红，2009） 《关于发展心理旅游问题的思考》（曹静，2004） 《心理旅游产品开发探究》（陈启新、雷国营、张耀武、覃军，2012）《心理旅游初探》（韩毅，2008） 《心理旅游的市场细分探究》（张亚卿、褚秀彩、刘艳红、张宏卫，2008）《心理旅游研究》（陶明达，2007） 《心理旅游在高中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王晓乐、宫婷婷，2011）
文献综述(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相关问题 文献综述 经济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一班201340510111姚远琨 1.引言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2.人口红利走势下的特征期效分析 2.1有关人口红利的概念定义 经济学家通常情况下将人口红利定义为当社会存在劳动力充足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轻的状况时，社会可以实现高储蓄率，经济可以达到快速增长。部分学者给人口红利下了一个更详细的定义，认为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间段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①。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从“人口机遇”延伸而来的一个人口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归因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橄榄型变化带来经济加快增长的一种人口与经济的正面关系②。 2.2有关人口红利的产生条件研究 叶文振（2007）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除了就业文化和制度环境以外(如以性别为导向的歧视性就业文化与把女性劳动力看成需要社会负担的群体的政策),它还取决于劳动人口现有的规模、劳动人口的质量或人力资本的含量、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有的学者则认为人口红利形成的条件有三，首先,劳动力是一种特
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研究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银行的出现给传统的银行交易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但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一些不曾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面对这种现象，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研究。 1 国外文献综述 对于电子银行的发展前途。N. Kamakodi（2008）研究印度客户对电子银行的接受程度发现在近15年里，在受访的292人里，大多数人都愿意使用电子银行，而且有80%的人认为电子银行是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关于电子银行存在的风险。国外对电子银行的研究主要通过它的实践，例如近年来危害较大的网上钓鱼。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09年中国网民网络信息安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有超过九成网民遇到过网络钓鱼，而且有4500万网民蒙受了经济损失。Maher Aburrous，M. A. Hossain，Keshav Dahal，Fadi Thabtah（2010）研究指出网络钓鱼的存在对电子银行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最有害的影响是它会产生信任危机。网络钓鱼严重损害互联网业务，例如，很多人减少网上银行的使用是因为他们认为使用网上银行会成为网上钓鱼的受害者，从而使他们的个人信息外流，从而损害其本人的利益，因此网上钓鱼的出现对电子银行的推广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关于电子银行的风险防范措施。Helena Rif`a-Pous（2009）认为财务信息是非常敏感的，因此电子银行必须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来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提高客户对电子银行的信任。2003年7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原则》的最终版本，提出了14项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原则，并协助金融机构建立自身风险管理政策与流程。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在开始提供电子银行交易服务之前，对是否希望银行提供此类服务作出明确的战略决策还应该要适当考虑和解决银行在电子银行业务战略中的操作和安全风险问题。确保现行的风险管理程序、安全控制程序、对业务外包的尽职调查和监督程序能够针对电子银行服务的发展作出适当评估和相应修改。 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学界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界研究农村建设问题，最早源于19世纪40年代科尔等学者研究农村聚落的景观形态，即农民的住宅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学者阿·德芒戎在《法国德农村住宅》的文中对法国农村居住形式与农业职能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他提出以农业职能来确定和划分农村住宅类型，随后他又在《法国农村聚落类型》一文中,首次对农村聚落的类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村落形成与自然、社会、人口、农业之间的关系。随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引起广泛关注后，尤其在日本，在原有村落共同体被破坏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从而使得农村共同体的活力变得脆弱，如何重建有活力的农村成为了西方学界关于农村建设的重要研究点。在1994年，日本学者祖田修和大原兴太郎通过分析日本现代农村后揭示了因人口的过疏而弱化了农村共同体。他们指出，以前的农村自然管理体系的丧失招致了众多问题的发生，尽管近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农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还是弱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融合。同时，他们认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综合实现经济、生态环境及生活的价值，要更加重视农村居民的相互交流，满足农村居民的诸多诉求，尤其是社会与文化方面。2传统农业社会的村落主要还是零散特征为主。到了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工业产业的逐渐发达，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取代，乡村集聚的趋势不断发展，以下国家为主要代表： 1.美国的郊区新村化 美国的新村建设主要还是以郊区为依托开始的。在二战以后，由于私人交通工具的发达和普及，美国郊区出现了低密度、空间上无计划地扩张，由此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问题和污染、空间浪费、地价和房租上涨、基础设施超负荷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开始在郊区规划了新社区或新村。其特点是土地混合利用、布局紧凑。 2.英国农村中心村 随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英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口减少，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随后，由干大都市郊区化的迅速发展，周边的许多乡村人口又急剧增加，因此乡村地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开始对乡村地区进行大规模规划,以促进其繁荣。 1(法)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 2王鹏飞等.近年国外有关可持续农村体系发展的研究[J].特区经济，2005(9):166一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