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三古、七段

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出它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

神话

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其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时，神话才有可能产生。神话在后世仍具有文学魅力，启发后世的文学创作。

《山海经》

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着作，最具神话学价值。约成书于战国初到汉初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最浓。诸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神话流传广远，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神话历史化

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虚构出始祖及其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学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典籍中，难以纳入历史谱系中的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违背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削删。另一方面，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

《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等，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约在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

风、雅、颂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产生于西周初期，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约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

三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它们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

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七月》

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

赋比兴

是《诗经》的主要创作手法，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宋朱熹之说流传最广：“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诗人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这三种手法往往互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

比兴

《诗经》中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以及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为后代诗人广泛继承。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这种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卜辞

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之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清末发现于安阳，距今已三千多年。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短辄几字，长达百馀字。

铜器铭文

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更加复杂，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尚书》

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为后人追述。《商书·盘庚》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其训辞古朴艰涩，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今本《尚书》，大约只有《今文尚书》28篇可信。《尚书》文字古奥典雅，有一定的语言技巧，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

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写作义例，记事系统而简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思想倾向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

春秋笔法

是指在《春秋》中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与修辞上的细微差别中表现作者爱憎的写法。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在史着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左传》

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以礼之规范为评判标准，表达了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民为本的思想。叙事手法高超巧妙，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作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

散文的成熟。

春秋三传

除《左传》外，还有《公羊传》和《榖梁传》。这两部书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公羊传》文风淳朴简劲，语言凝练准确，《榖梁传》亦文字简朴，议论精深。二书文学价值虽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公羊传》，在汉代和晚清，都曾为显学。

《国语》

是一部国别史，全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周语》侧重论政记言。《鲁语》主要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战国策》

凡三十三卷，由汉刘向整编。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作者非一人，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书中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与人生观：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战国策》以其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论语》

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在战国初年编辑成书。《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论语》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道理，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短小简约，没有构成单篇、形式完整的篇章。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

《老子》

由老子自撰，分“道”“德”上下两卷，故又被称为《道德经》。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书中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成为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

《庄子》三言

《庄子》的创作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楚辞

本意是楚地的歌辞。这一词汇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诗经》以及楚国民歌、巫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故后世称之为“楚辞”。西汉末，刘向把屈原、宋玉和汉人的模拟之作，编成《楚辞》一书，“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另外，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离骚》

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其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关切楚国现实。

《九歌》

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共11篇。据闻一多观点，首尾两章（《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

中间九章为娱神曲。《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以及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九歌》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表现出幽微绵缈的情致和缠绵哀婉的风格。

《天问》

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诗中表现出屈原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九章》

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橘颂》《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内容主要叙述身世和遭遇。其中《橘颂》全篇比兴，四言体，借咏物述志，以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记述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倾诉自己的悲愤。《涉江》突出抒写了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诗中以奇异的服饰象征品格的清高脱俗，文气从容淡雅，舒畅跌宕。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约作于赴渊前不久，也很感人。总之，《九章》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情感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毛诗序》

又称《诗大序》。汉代解说《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前三家失传，仅存毛诗。毛诗在《诗经》各篇名下都有解释诗义的序言。首篇《关雎》下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体裁和表现方法，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

汉赋

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大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吕氏春秋》

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出于众人之手，内容不免驳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因此《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法天地”的完整体系。书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淮南子》

由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着述。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为汉代治国法典，实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作为一部理论着作，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1多引用历史、神话、传说，带有鲜明的浪漫色彩；2采用辞赋写法，广征博引，反复论证，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明事说理；3以多样化的排比句式，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

九体

在贾谊《吊屈原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这些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中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梁园文人群体

西汉初，各路诸侯聚揽宾客，大兴养士之风，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多个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其中以梁孝王的梁园声名最盛。当时的俊逸之士如枚乘、庄忌、邹阳、公孙诡、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彬彬之盛”，其良好氛围激发了这些人的文学才能，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推进作用。

七体

始于枚乘的《七发》，因其赋写七事的铺排体制和卓越的文学成就而为后世文人仿作。其中不乏名篇，如傅毅的《七激》、刘广世的《七兴》、崔骃的《七依》、李尤的《七款》、张衡的《七辩》、马融的《七厉》等等，如此等等，数量众多。因此，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扬雄“四大赋”

扬雄作有《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等作品。《蜀都赋》作于居蜀期间，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余下四赋是扬雄大赋的代表作，史称“四大赋”。这四篇作品模仿司马相的飞痕迹非常明显，尤其是后两篇，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子虚赋》《上林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力夸张渲染，铺张扬厉，词采纷披，语言奢丽。相比之下，扬雄赋更显理性特征，并体现出一定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地反对扰民、虐民行为。

“发愤着书”说

主要见于《屈原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了着述创作与作家情志之间关系的着名观点。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感爆发。这种文学理论在汉代难以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史记》“三家注”

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等《史记》三家注释，北宋以后合刊，多有删节，合称《史记》“三家注”。

乐府诗

是指两汉时期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诗歌。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上作于庙堂，下采自民间，文人也曾参与创作。1西汉的音乐管理部门有太乐令和乐府。太乐主管郊庙之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以楚声为主。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2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3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改为太予乐署和黄门鼓吹署，后者实际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搜集、演唱乐府诗歌并得以保存。4魏晋至隋唐，乐府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是音乐官署的名称，人们把这种音乐官署所采集的诗篇——汉人原来叫“歌诗”的，以及后世文人的模仿之作也称作“乐府”，以和未曾合乐的“徒诗”相区别。于是“乐府”一词又引申为一种诗体名称。《乐府诗集》

宋郭茂倩编。诗集收录了两汉至唐五代的乐府诗，也兼及先秦歌谣，全书共一百卷，是保存乐府诗歌最完备的总集。郭茂倩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述行赋

出现于西汉后期，主要叙写作者的游历与感慨。汉代纪实性述行赋在融会古今、抒发历史沧桑感方面有许多新的开拓。赋中出现的地域连贯密集，思想感情相对集中，每篇作品各有投射的焦点。各有基调和主题，治世之作叹存没，衰世之作叹治乱。刘歆的《遂初赋》是开山之作，具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性质，是衰世文人的慨叹，关注社会治乱问题。班彪的《北征赋》是乱世叹兴亡之作，所述行程由近及远，追溯历史则由远及近，时空顺序交错，两条线索非常清楚，又相互缠绕。班昭的《东征赋》沟通古今，强调人生价值的实现，追念先贤的感情波动由强到弱，呈递减趋势，和行程的时空推移相呼应。

《吴越春秋》

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

主。该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多有讹误，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1叙事完整。各章有其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2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多通过移植联缀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3许多情节吸收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开志怪小说的先河。4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

《论衡》

是东汉的一部政论散文集，作者王充。全书85篇，从《逢遇》篇到《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作者阐述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体现了他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妄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王充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方发挥，文风雄辩。文字接近汉代口语，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琢，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

《古诗十九首》

出自汉代文人之手，非一时一地所作，其基本内容主要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以及失意之士的不平之鸣和忧生之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诗人们在诸多方面产生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诗中透彻地揭示出许多具有深邃意蕴的人生哲理，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诗品》评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文心雕龙》

南朝梁代刘勰着，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有二：1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联系起来，并认为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在于继承和创新的交互作用；2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文选》

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南朝梁代萧统编撰，李善注《文选》60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下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其中诗占近13卷，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魏晋玄学

是魏晋正始时期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理论形态。它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等。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玄言诗作为魏晋玄学的载体，百年来沉淀出了理趣，被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

魏晋风流

是魏晋时期士大夫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否定汉儒为人准则，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表现在外的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和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一些着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

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其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清峻慷慨、刚健有力的文风。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邺城，招纳天下文人学士，彬彬之盛，极于一时，史称“邺下时期”。邺下文学以曹丕、曹植兄弟为中心，以王粲、刘桢、徐干等人为骨干，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与邺下文学有关）王粲的诗作多纪汉末战乱，写其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感情深沉，慷慨悲壮，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刘桢的诗作多为赠答诗和游乐诗，风格“壮而不密”，俊逸奇丽，纯以气势取胜，显示出目无千古、踔厉奋发、慷慨磊落的气概。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

非一时一地所作，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内容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体现了作者孤独苦闷、忧愤深广的情怀。诗中多用悲哀、凄怆、涕下、咨嗟等词语，诗风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常借比兴、象征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些诗作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太康诗风

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钟嵘在《诗品序》中举张协、张载、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以及左思为其代表人物。潘、陆诸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努力：1拟古，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2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和繁缛的诗风，描写繁复详尽，色彩华丽；3大量运用排偶。他们的诗作促进了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

左思《咏史》诗

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诗作多引史实，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这些诗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游仙诗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的《远游》，借游仙抒发抑郁不得志，曹植的《远游篇》《仙人篇》等继承之；秦代的《仙真人诗》，内容当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汉乐府《董逃行》《长歌行》等继承之。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有9首为残篇。主要写隐居高蹈，寄托其仕宦失意、壮志难酬，以抒发苦闷情怀。诗作文采富丽，辞多慷慨，坎宕咏怀，寄托高远，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

《兰亭集》

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诸名士文人会于兰亭，欣赏山水，流觞赋诗。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人皆有所作，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诗中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诗作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中体悟玄理，预示着山水诗的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东晋玄言诗

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玄言诗将玄释合流，崇尚心隐与适意，即因循自然和阐发玄理，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缺乏形象。艺术价值虽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尤其在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方面。颜谢

钟嵘《诗品序》：“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之为辅。”颜延之的成就远不及谢灵运，“尚巧似”是他与谢灵运诗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谢诗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而缺乏情致。其诗被鲍照称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永明体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律，并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其诗体特征为：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用韵严密，平仄相对的观念比较明确，但还没形成“粘”的概念。

“永明体”的产生，使得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八病

在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竟陵八友

是指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八位文人，即：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该集团经常集体赋诗，同题共咏，有时带有竞赛的意味，场面十分热烈。

宫体诗

梁陈时期，南朝民歌进入宫廷，经统治者及宫廷文人的润色修改，宫廷艳情诗达到了高潮。其内容主要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大多将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方面。咏物之作亦占很大比重，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语言风华流丽，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徐庾体

是指梁朝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

骈文

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的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且日益精致华美。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元嘉三大家

谢灵运的赋作多以山水为题材，诸如《岭表赋》《长溪赋》《山居赋》等，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

《水经注》

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年间，郦道元撰。这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着作，三十万多字，详细介绍了我国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其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书中不以南北为鸿沟，并表现出对东晋以后南方地志的广泛参考和吸取，寄寓着作者希望祖国大一统的理念。作者对“山水之美”作亲切生动的描述，并从山水之美中得到“畅清”、“游神”的体验，文笔雄健俊美，清朗疏朴，对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

笔记体小说

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缺少艺术虚构，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

志怪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许多作品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世说新语》

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刘义庆编撰，刘孝标为之作注，补充了不少史料。卷帙门类有所不同，共36门。其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是为孔门四科，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书中主要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其中品题人物最常见的审美概念为真、深、朗三者，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其思想倾向较为博杂。1“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2语言简约含蓄，

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3对后世文学影响深刻，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从中取材。

贞观诗风

是指初唐的诗歌创作风气，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而后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唐太宗的诗里常常壮大怀抱与华采并存，杨师道、李百药等人多奉和应制之作，在声律辞藻方面日趋精妙，而其风格趣味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上官体

指唐贞观、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景物细致观察，自铸新词以状物色，追求绮错婉媚之美，将五言诗的写景状物技巧大大推进了一步。上官仪以高度纯熟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

初唐四杰

指唐高宗至武后初年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他们有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体诗的狭小范围，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对诗歌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诗中出现了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一些作品讲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促进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文章四友

指初唐诗人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他们基本上是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专力写律诗，内容贫乏，文辞浮艳，对律诗的形成有一定作用。其中杜审言成就最高。

沈宋

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是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多限于应制酬唱和咏物、赠别，点缀升平，标榜风雅，难免有词藻文饰、内容贫乏之弊。但他们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声律准确，主对工整，推动了律诗的发展，五律至此定型，对唐代律诗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诗风骨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他对风骨的追求及其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诗歌中的昂扬情调：蕴涵着壮伟情怀与豪侠之气，展现出不甘平庸、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2 对六朝以来特别是齐梁时期的诗歌进行批评，指出它们的弊病在于“彩丽竞繁，兴寄都绝”，将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联系起来。3提出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健康而瑰丽的文学。

吴中四士

指初唐时期的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和包融。他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一带古属吴郡，也叫吴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

七言歌行

是七言古诗与骈赋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诗体，为南朝宋鲍照所创，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南朝乐府和近体诗的一些影响。以五、七言为主而夹杂少量三言的体式，具有一种流动感，骈赋中间的蝉联句式，往往能使全篇的气势为之一振。到初唐时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出现，标志着这种体裁正式形成。

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他们的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为主，表现了返璞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色彩淡雅，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

边塞诗派

盛唐边塞诗派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另有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诗歌内容上大都描绘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抒写立功塞外的英雄壮志，歌颂将士不畏艰苦、抗敌御侮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揭露了军中的苦乐不均，表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具有慷慨奇伟之美。高适：慷慨苍凉的豪壮之美；岑参：豪放俊逸的壮丽之美；王昌龄、李颀：雄健旷放的清刚之美。

《箧中集》

唐天宝年间，元结编《箧中集》，收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诗24首，加上其他文

集所收，这七人共存诗46首，在诗中反映了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已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他们是最先感受到衰败景象到来的一群诗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

诗史

杜甫用他的诗，写了安史之乱的许多重要事件和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史”。 1 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2 杜诗“善陈实事”，提供了比史载事件更为广阔、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3 他的诗歌中有许多正史所没有记载的史实，可补史之失载。4 即使其抒情诗，其心之所向，情之所系，亦未离时局，具有诗史的意义。

三吏三别

是指杜甫在乾元二年春写成的一组“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分别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些诗篇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对国家和百姓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在艺术上，继承了古乐府的传统，运用白描手法，将内在感情寄托在情节和人物言行的客观叙述中，沉哀入骨。

《秋兴八首》

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诗人仍旧飘泊沧江，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悟哲理。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一层深入一层，表现出了深沉复杂的感情，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于时局的看法。

大历诗风

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些诗人历经战乱，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扬精神风貌，大量诗作转向淡远的情致和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表现出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与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大历十才子

是指在大历年间，因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瞩目的十位诗人，初见于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他们主要写应酬唱和、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在艺术上，以谢朓为宗，讲究格律词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技巧细腻雕琢，大都写得精致工整，表现出冷落萧瑟的衰飒气象。

韩孟诗派

是唐代贞元、元和时期出现在诗坛上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以韩愈、孟郊、卢仝、马异、刘叉等诗人为代表，提倡诗歌的“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特别重视诗歌的抒情功能；崇尚雄奇怪异之美，主张用夸张的语言、险怪的词语造就奇特的意境；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其以丑为美、雄奇怪异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巨大。

“郊寒岛瘦”

是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对唐代诗人孟郊和贾岛诗歌的评价。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两者含义相似。郊、岛二人诗歌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

刘柳

是指中唐诗坛的刘禹锡、柳宗元。他们交情甚笃，才华相当，因二人生平多遭贬谪，诗歌内容多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二人诗作又别具独特的风貌：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

元白诗派

指中唐时期以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诗人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提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诗歌理论，自觉地向民歌学习，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在中唐诗坛产生轩然大波，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其远源可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则是杜甫的创作：1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2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

张王

是指中唐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张籍和王建。张籍有乐府诗90首，取材非常广泛，多为“俗人俗事”，擅长刻

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诗风平易通脱而意蕴深厚。王建作乐府200馀首，多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以写实见长，而寄意含蓄隐曲；其边塞题材的诗作声调低沉，又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他们的诗歌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在扭转大历风调，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其贡献不可忽视。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在白居易与元稹倡导下，开展了一场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张以新题写时事，注意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重要的作家还有张籍、王建等人。

《长恨歌》

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传说来结构全篇，受到佛教变文、道教仙化故事影响和作者感情的投射，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为情而作，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

《琵琶行》

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作者通过亲身见闻，叙写了琵琶女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遭际，发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诗情哀婉苍凉。在表现手法上，用秋天的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来烘托人物感情，并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展示其性格、心理；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

通江唱和

元和年间，元稹和白居易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频繁寄诗，酬唱不绝，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他们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这样做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乃至淹没。

元和体

是指元稹、白居易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这些和诗在当时流传颇广，以至“递相仿效，竞作新词”。除了上述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以及元稹的艳体诗。

古文运动

唐代中期韩、柳等人发起的一场以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质朴流畅的传统，反对浮华文风的文学革新运动。他们所提倡的散文实际是一种新型的散文，既有所继承，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时代特点：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场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

晚唐小品

晚唐时期，古文走向衰落，在尖锐的社会矛盾背景下，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了大量优秀的小品文。其特点为：1篇幅短小精悍，“随所着立名，而无一定之体；2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3情感炽烈，生气贯注。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爱和称赞。

三十六体

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都擅长骈体文，其中李、温、段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其从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故有此称）。他们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重辞藻、典故、声韵、偶对，向唯美主义方向发展，并将骈文广泛应用到书信、公文、表奏等各种文体中，不少作品无异于文字游戏。在创作技巧和文风上，他们的骈文大都雕镂精工，用典深僻，词采繁缛，偶对切当，风格华丽浓艳，其中以李商隐的骈文最具代表性。

唐传奇

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晚唐裴铏有小说集名《传奇》，后即以此名之。唐传奇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述奇闻异事。它从六朝志怪发展而来，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且作者具有明显的创作意识，因此，唐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成熟的标志，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敦煌文学

指保存于敦煌莫高窟、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文学作品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现象。大体有：1说唱类：变文、讲经文、

因缘、押座文、话本、词文、故事赋等；2曲词类：如曲子词、佛曲、俚曲小调等；3诗赋类：除一般诗赋外，还包括王梵志诗、韦庄《秦妇吟》等；4小说类：《灵验记》《感应记》《入冥记》等；5文类：论、说、文、录、书、启、碑、铭、表、疏等；6杂着类书仪、童蒙读物、斋文等。

俗讲

佛家讲经，因听讲者不同，有僧讲和俗讲之别。俗讲是僧徒依经文为俗众讲佛教义、“悦俗邀布施”的一种宗教性说唱活动。它与我国固有的说唱传统有关，但主要源于六朝以来佛家的一种讲道俗手段：“转读”与“传唱”，以及偈颂歌赞的梵呗，融讲说、咏唱为一体，有说有唱，遂形成唐代的俗讲。

讲经文

是俗讲的底本，都是散韵结合，说唱兼行。说为浅近文言或口语，唱为七言，间用三三句式或六言或五言。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不外乎佛教教义。其中一些作品把深奥的教义转化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篱，映照出现实世界，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新奇别致的内容，张驰起伏的情节，通俗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

变文

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现存敦煌变文，以题材分，大体有四类：1宗教性变文，通过佛经故事的说唱，宣传佛家基本教义，常选佛经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铺陈敷衍，渲染发挥，较少受佛经的拘束。2讲史性变文，多以某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轶事趣闻，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渲染。3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虽假借历史人物，但所讲故事了无历史根据。4取材于当地当时重大事件与人物，即《张议潮变文》与《张淮深变文》。

苦吟诗派

是指盛行于晚唐的一种诗歌创作群体及风貌，代表诗人是贾岛和姚合，在创作态度上的共同表现是苦吟。他们大多是社会上被冷落的文人，“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抒写其无奈。其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把力量倾注在近体（尤其是五律）上，澄心静气地推敲锤炼；通过对情与景深刻的挖掘与琢磨，工整中见清新奇僻。缺点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内容不足而一味苦吟，不免琢伤元气，减损诗美，露出小家习气。该流派对宋初的“晚唐体”和南宋的永嘉四灵、江湖诗派有深远影响。

温李

指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商隐，他们寄情闺阁，以爱情题材的诗歌和艳丽诗风，在诗苑中开辟出新的境界。韩偓、吴融、唐彦谦等是其诗风的继承者。

皮陆

是指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皮日休有名篇《橡媪叹》，陆诗大部分是闲散隐逸之作。两人结识后，诗酒唱和，歌咏风物，编为《松陵唱和集》，别成江湖隐逸一派。其唱和诗在淡于世事的同时，特别关注个人生活，多摄取日常和身边的器具、景物、人事为诗料，体现出“物外一以散”的情怀，诗境闲适。

敦煌词

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其中有温庭筠、李晔（唐昭宗）、欧阳炯词共五首，其余为无名氏之作。作者范围广泛，多属下层，创作数量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30首，抄写时间不迟于后梁干化元年（911），比《花间集》的编定早出近三十年。在体制上，属粗备型体，未臻完全成熟。字数不定，韵脚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常用衬字，处于草创阶段。此外，敦煌词所咏内容，一般与词调大致相符，这种所谓“咏调名”的现象，与其后词在内容上离调愈来愈远不同，亦属早期词调初创时的特征。

《花间集》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编成《花间集》十卷，选录18位“诗客曲子词”，凡500首。其中，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所写多是供歌筵酒席演唱的侧艳之词，描写女性的姿色、生活情状和内心生活，文采繁华，轻柔艳丽，婉媚雕饰，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这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花间词人

五代时期，后蜀赵崇祚选录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的词为《花间集》。其中，大部分是集中于西蜀的文人，他们所作词在风格上大体一致，多华美艳丽，表现女性生活和男女恋情。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人。温庭筠在《花间集》中被列于首位，为“花间鼻祖”。

白体

宋初效法白居易的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他们的诗歌主要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意境显豁，但文浅意尽，气弱格俗。他们编成了许多唱酬诗集，如《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这种诗风只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晚唐体

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诗歌流派，大多是僧人和隐士，代表诗人有九僧、魏野、林逋和寇准。他们大多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重视五律，尤喜在中间二联镂句鉥字，时有文字精警的断句。但全篇意境往往不够完整，内容单调贫乏，炼字不炼意，有句无篇。西昆体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因杨亿主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诗人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他们以怀古咏史、咏物、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为主要题材，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诗多为近体，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但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缺乏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专事模仿而缺乏创新精神，虽风行一时而终难在文学史上自立。

北宋诗文革新

北宋庆历前后，以欧阳修为首，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发起了一场变革诗文的运动。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对险怪艰涩的“太学体”痛加排抑。他主张文道并重，文从字顺，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梅尧臣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他们为北宋诗文的发展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王荆公体

首见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主要是指王安石晚年的诗风，尤指其写景抒情的绝句，“雅丽精绝，脱尘流俗”，“选语用字，间不容发”，以丰神远韵的风格体现出向唐诗的复归，体现了宋诗独特的艺术成就。1早期诗歌注重反映社会现实，亦有思亲怀友的名作，咏史诗写得最为出色，对历史人物、事件表达新颖的看法，并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情。2后期诗歌以写景抒情的绝句最有代表性，描写细致，修辞巧妙，韵味深永。

苏门四学士

指苏轼门下的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上述四人便出其门下，间接或直接受到苏轼的影响。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苏门六君子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

黄庭坚体（山谷体）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称北宋中期诗人黄庭坚的诗作为“山谷体”。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句法奇矫，音节拗健，想象奇特不凡，且有一股兀傲之气，若以唐诗为参照标准，那么“山谷体”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此外，“山谷体”也具有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苏黄：苏轼、黄庭坚。黄陈：黄庭坚，陈师道。

江西诗派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并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25人。“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11人是江西人。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指点，诗歌创作多少受其影响。他们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风格生新廉悍，矫健奇峭，简洁精练。该流派一直沿续到南宋。

一祖三宗

由宋末方回在《瀛奎律髓》中首倡，是就宋代江西诗派的渊源和宗师而言的。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以学杜甫诗为宗旨，尤其学其到夔州以后的诗作。后来作家亦多主张学杜，故其一祖为杜甫。除黄庭坚外，陈师道、陈与义亦是江西诗派的中坚人物，故此三人为江西诗派的三宗。

元佑词人

北宋神宗至徽宗年间，以苏轼、黄庭坚、晁补之、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为代表的词人登上词坛。两大创作群体：1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晏几道和贺铸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2以周邦彦为主帅组成的大晟词人群。

以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和叶梦得、陈与义、李纲等为代表，他们主要生活在宋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改变了他们的创作倾向，促使他们自觉接受苏轼的词风，日益贴近社会现实生活，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别是一家”

这是南渡词人李清照提出的词论。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协律”“可歌”。否则，词就成了“句读不葺之诗”，而失却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性。李清照从词的本体论出发，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易安体

指的是南渡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别树一帜的词风。

中兴四大诗人（南宋四大家）

指南宋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位诗人。他们出生于靖康前后，在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势中，自少就感受到诗坛风气的转变，富有独创精神，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取代了江西诗派在诗坛上的主流地位。其中陆游是着名的爱国诗人，成就最高；杨万里的诚斋体独具个性，范成大的田园诗及纪行诗也很有影响。

“诗家三昧”

南宋诗人陆游在地处抗金前线的南郑，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领悟到应改变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这种风格与陆游建立奇功的宏伟抱负、爱国忧时的炽烈感情、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最相适应，因此，他的创作产生了质的飞跃。代表作有七古《金错刀行》《长歌行》《关山月》等。

《四时田园杂兴》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退隐石湖的十年里，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着名。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诗中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辛派词人

指12世纪下半叶，以张孝祥为先驱，辛弃疾为代表，陆游、陈亮、刘过等一批词人形成的豪放词派。他们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在创作手法和语言方面“以文为词”，空前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了词体与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

稼轩体

指辛弃疾独创的词风。以其情怀的雄豪激烈，意象的雄奇飞动，境界的雄伟壮阔，语言的雄健刚劲，构成了稼轩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主导风格，确立了豪放一派，影响十分深远。

《宋文鉴》

由南宋着名古文家吕祖谦编选，共150卷，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文选。它专选北宋的文学作品，散文达一千四百馀篇。由于编者意在补治道，因此收入许多奏议，间有平庸之作。但总的说来，《宋文鉴》所选的北宋散文很有代表性，体现了南宋作家对北宋散文传统的重视。稍后，魏齐贤和叶棻编选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10卷，选录范围自北宋扩展到南宋前期的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人的散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

永嘉四灵

指宋光宗绍熙年间出现诗坛的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和翁卷。他们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四灵”，曾编《四灵诗选》，为之揄扬。“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以五律为主要诗体。他们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比较单薄，多数作品为题咏景物，唱酬赠答，创作局限于书斋之中，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

江湖诗派

南宋后期，书商陈起为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因此他们被称为江湖诗派，代表诗人有刘克庄和戴复古。这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诗人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文体，作家纯以曲体抒情。内容涉及歌咏男女爱情，描绘江山景物，感慨人情世态，揭露社会黑暗，抒发隐逸之思，乃至怀古咏史，刻画市井风情等等方面。延佑之前，风格以豪旷居多，真率自然；延佑之后，风格以婉丽居多，时伤于雕琢。1注意一定的格律，并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2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3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押；句中还可以增加衬字，具有口语化、俚俗化，曲意明朗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

说话

本义是口传故事，宋代“说话”承唐代而来，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商业化，内容世俗化和语言口语化的特点。

说话“四家”

宋元的“说话”有“四家”之说，得名于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它们各有门庭，自成路数，以故事题材为划分标准，分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合声（生），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如“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与以叙事取胜的前三类显然有别。

话本

宋元时期，随着说话活动的兴盛，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和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话本”含有故事文本之义，一定程度上已“格式化”。传世宋元话本分为三类：1叙事粗略、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2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详，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3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

讲史话本

又称“平话”。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强调其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其中，“新话”与“史书”对举，“讲论古今”是其全貌。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中，宋人编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

《全相平话五种》

元人编刊的讲史话本，即《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五种书版式一样，均为上图下文；文字粗率，时有讹误，似出于民间艺人之手；内容既依傍史实，又杂以民间传说故事，有虚有实。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今存唯一的宋元说经话本。分上、中、下三卷，各卷分若干段，数量不等，凡17段。每段均有标题；其末尾有诗一至三首，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其中“话”是主体，演说蕴含佛理的故事；“诗”是一种辅助手段，便于听众或读者加深对故事的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说经话本的风貌，也反映出中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融会的情况。

诸宫调

流行于宋金时期，孔三传首创，是一种说唱文学。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说白，与唱词配合，叙述有人物、情节的长篇故事。每种宫调由若干曲牌联成短套，套曲少则一二首，多则十多首。这一说唱形式在宋室南渡后，传至南方。它又称“话本”，作品中出现的代言体叙事，与小说话本对人物声口的模拟，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厢记诸宫调》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作者董解元。本事源于唐元稹的《会真记》，作者加以改造，写成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在艺术上，《董西厢》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既曲尽其妙地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澜起伏、好事多磨的恋爱故事，又深入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作者借助说白与唱词，把张生的痴迷、莺莺的娇羞，还有婢女红娘的爽朗机灵，写得维妙维肖、生动传神，语言风格质朴奇俊。该作品被元代戏曲、曲艺界尊崇为“创始”之功，王实甫的《西厢记》亦受其影响。

元曲四大家

指元代的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或王实甫）。关汉卿的《窦娥冤》为古代悲剧的杰作；白朴的《梧桐雨》与马致远的《汉宫秋》为当时历史剧的双璧；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为爱情剧中的传奇；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是才子佳人故事的典范。他们的戏剧把元代叙事文学推向了高峰。

南戏

宋元时流行于南方的一种戏剧样式，它最早出现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以南曲为唱腔。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为南戏。它是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构成的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其剧本的“出”数、宫调没有规定，歌唱角色灵活，歌唱形式多种多样。高明《琵琶记》堪为南戏的最高代表，标志着南戏的规范化，是明清传奇的开山之祖。

四大南戏

即《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部较着名的南戏，又称“荆、刘、拜、杀”。它们最初大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经戏班和艺人不断修订改编而成，广泛地反映出南戏特有的对家庭伦理的关注，带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在明清时传演甚广，影响深远。

散曲

又有“词余”、“乐府”、“今乐府”、“北乐府”等名，产生于民间的俗谣俚曲。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带过曲。

小令

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其名称源自唐代酒令。基本特征是单片只曲，调短字少。小令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

套数

又称“套曲”“散套”“大令”，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连缀而成，各曲同压一部韵，通常结尾部分有〔尾声〕。

带过曲

是一种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特殊体式，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曲牌最多不能超过三首。它是小型组曲；与套数相比，其容量小得多，且没有尾声。

“雅正”思潮

该诗学观念崇尚诗风以温柔敦厚为皈依，题材以歌咏升平为主导。这在当时得到许多诗人的认同，并被看作元代中期诗歌兴盛的标志。其实，这种观念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在追求“雅正”的支配下，此期的诗歌消解了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功能，也削弱了抒发真情实感的抒情功能。

元诗四大家

是指元代中期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诗作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和赠答酬唱、题咏书画，艺术上也比较相近，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实其创作成就并不高。虞集擅长律诗，格律严谨，隶事恰切而深微，意境浑融，风格深沉。杨载七言歌行诗风劲健雄放，律诗则以谐婉见长。范梈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流畅自如。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沉郁凝炼之风揭傒斯诗作以清婉流丽见长，有些作品则质朴无华，别有寄托。

铁崖体

是指元末诗人杨维桢的独特诗风。其诗多半是咏史、拟古之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奇思幻想气势雄健，意象奇特不凡，充满力度感，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径，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此外，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

章回小说

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讲究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到明代时，章回小说的目录和文字更加讲究，在体制上得以发展和定型，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代表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

四大奇书

是明代《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部长篇章回小说。它们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1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着过渡到个人独创；2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3

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4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5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6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7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

昆腔

是元末明初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地方声腔，嘉靖初年，经魏良辅改造后，声调纡徐宛转、悠扬细腻，兼用笛、萧、笙、琵琶等乐器伴奏，加之舞蹈性强，表现风格优美，成为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一种最为完整的表演艺术体系，在城市舞台上长期居于霸主的地位。

弋阳腔

是指明代流行于农村的传奇曲调。其特点是：少有创作，往往改编昆山腔的现成剧本而成；唱词通俗，“顺口可歌”，便于群众接受；其歌唱方式是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喧闹的锣鼓等打击乐伴奏，适宜于通衢野外演出。它在民间广泛流行，以后发展为众多的支派，长期与昆山腔争锋媲美。

历史演义

它源于宋元时代盛行的“讲史”话本，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毛本《三国》

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作了详细的评点。其正统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但在艺术上有较大的提高，其评点文字也多有精到的见解，故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近人常将它简称为《三国演义》，并渐渐地与《三国志演义》混为一谈，甚至将在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书名《三国志演义》取而代之了。

《三国志演义》

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它以75万字的规模，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个创作历史演义的传统。

英雄传奇

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主要人物和题材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继《水浒传》之后，还有《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较有名。

吴中四杰

是指明初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因四人均为吴人，人称“吴中四杰”，以比拟“初唐四杰”。其中高启成就最高。

台阁体

是指明永乐至成化年间，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诗文内容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这些作品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缺乏个性与情感，“肤廓冗长，千篇一律”，无艺术生命力可言。

茶陵派

明成化、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主，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等为代表，形成了茶陵派。李东阳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他的复古论点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八股文

是明代官方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其重要体裁特征是对偶性。它要求文章开始有“破题”“承题”“起讲”，后再为“入手”，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末尾要有总结性文字，称作大结。自起股至束股，每股有两排排比对偶文字，共为八股，因称八股文。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同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委靡不振的创作风气。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六人组成了文学群体。他们诗酒酬和，研讨艺文，倡导复古。他们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并给民间俗文学以应

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身一种新的理解。但是由于他们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等创作规则，从而陷入了拟古的窠臼而难以自拔，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病。

后七子

明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五人组成文学群体，重新在文坛举起复古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所瞩目。其中以王世贞声望最显，影响最大。他们的复古主张承接了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其弊病在于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以至难脱蹈袭的窠臼。

唐宋派

明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提倡唐宋文风，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他们主要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古文名家，在创作主张上注重文以明道。而他们创作中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是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其中归有光的文学成就最高。

“中山狼”系列

王九思的杂剧《中山狼》，开辟了明代单折短剧的体制。康海的《中山狼》共4折，写东郭先生冒着极大的风险，搭救了被赵简子人马所紧紧追杀的中山狼，不料这条负义忘恩的饿狼竟要吃掉东郭先生。剧作语言生动传神，结构首尾连贯，对人心不古、品行大坏的上流社会现状予以了艺术的概括和辛辣的讽刺。此后，陈与郊写《中山狼》杂剧，汪廷讷写《中山救狼》杂剧，无名氏还写过《中山狼白猿》传奇。当时的剧坛上形成了以康海为代表的中山狼题材创作热。

《四声猿》

是指明中后期的徐渭所创作的四部讽世杂剧。语出郦道元《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作为一组杂剧，《四声猿》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本短戏。前两部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尽情戏弄。后两部是对女性的赞歌，也是对人才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

明传奇

是明代戏曲的主体，发源于宋元南戏、带有浓厚的南方戏剧特征，融合了北曲声腔和元杂剧精华。它拥有较为庞大的体制，完整有序的结构，生动丰富的人物和瑰丽多彩的画面，以昆山、弋阳、海盐、余姚“四大声腔”为弦歌，演出了一幕幕史诗般的人间悲喜剧，成为明清两代的全国性大型戏曲。典范作品为汤显祖的《牡丹亭》。

四大声腔

从明初到嘉靖约两个世纪内，在南方的众多地方声腔中，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昆山腔脱颖而出，流播广远。《南词叙录》中描述道：其中，“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

吴江派

明代后期，在沈璟的旗帜下，集中了余姚人吕天成和叶宪祖、苏州人冯梦龙和袁于令、上海人范文若、嘉兴人卜世臣、吴江人沈自晋等昆曲作家，他们大都是其子侄、门生或朋友，对昆曲格律十分讲究，创作了一批质量不错的传奇，在曲学方面建树颇多。

临川派

戏曲史上将宗汤、学汤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称为“临川派”，或称以汤显祖室名为题的“玉茗堂派”，代表剧作家有吴炳、孟称舜、洪昇、张坚等。他们的曲作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之事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无边文采，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创奇剧作。

临川四梦

是明代后期卓越的剧作家汤显祖的四部传奇剧作《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因故事情节都是在梦境中展开，因此被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剧作中完整地展示了作者的“至情”论。它们达到了同时代戏剧创作的高峰。

“至情”论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戏曲主张。1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万物之情，各有其秉性和追求。2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这种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如影随形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3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人们最终在“至情”的照耀下，于戏剧的弦歌声中，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

明代后期，神怪小说在通俗小说领域中兴起了编着热潮。它们是在“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导下，接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神仙”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其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织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西游记》为其代表作，以生动的形象、奇幻的境界、诙谐的笔调，怡神悦目，启迪心志，被读者珍视。

世情小说

又称人情小说，源于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它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金瓶梅》为开山之作。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金瓶梅》

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兰陵笑笑生作。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丁已（1617）年署刊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人称“词活本”或“万历本”。崇祯年间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问世，人称“崇祯本”。一般认为此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即将词话本的回目、正文稍作删改、修饰后再加评点和图像刊行。《金瓶梅》的书名，乃是由小说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共100回。全书的背景安置在北宋末年，故事开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而演化开来，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皆未被武松杀死，潘氏遂嫁西门为妾。第十回至第七十九回，主要写西门庆的暴发暴亡和以金、瓶为主的妻妾间的争宠妒恨。最后21回，是写众妾流散，一片“树倒湖狲散”的衰败景象。

《清平山堂话本》

是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嘉靖年间洪楩编刊。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分上下两卷，每卷5种，共60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其中24篇为《宝文堂书目》所着录。它们基本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一般认为其中《张生彩鸾灯传》一篇是宋人话本，《苏长公章台柳传》是元人所写，《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出于明代。

“三言”

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由明天启年间冯梦龙编着。“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这些作品有的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作了修改；也有的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着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二拍”

明中后期，凌蒙初受“三言”影响，编着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各40卷，人称“二拍”。它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思想特征和艺术水平与“三言”大致相同，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剪灯新话》

作者瞿佑，写于明初。此书共4卷20篇，另有附录一篇。1其作品多写元末天下大乱时的一些故事，色彩幽冥怪奇；不少作品以荒诞的形式，记录了乱世士人的心态。2书中多爱情婚姻故事，散发出市民气息，世俗的平民、商人成为主人公，蔑视礼教，大胆地追求婚恋的自主。3作品“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4它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小说的崛起，并有力地影响着有明一代乃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创作。

童心说

李贽在《童心说》中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道理”的蔽障和干扰，强调人生固有的私欲。因而，天下的“至文”必须存真去假，割断与道学的联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这种文学观念在当时的环境中具有进步性与深刻性。

晚明的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得此名。其中袁宏道的影响最大，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他们倡导诗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清新洒脱、轻逸自如、意趣横生的创作效果。但有些作品存在模拟失真、率直浅俗的毛病，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

性灵说

由晚明公安派提出，倡导诗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各种人为的约束和道理闻识的束缚，以及“粉饰蹈袭”。袁宏道进一步肯定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竟陵派

继晚明公安派之后的一个诗歌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影响较大；因钟、谭均为湖北竟陵人，故得此名。他们受公安派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着重向古人学习，达到“灵”而“厚”的创作境界；追求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竟陵派提倡学古人的精神，对纠正拟古流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企图另辟蹊径，绝出流俗，亦具一定胆识。但他们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晚明小品文

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风貌，真实细腻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写实求真的创作特征。1体制短小精练，体裁不拘一格，序、记、跋、传等文体都可适用。2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品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3一些表现自然美景与赏玩情怀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更趋雅致、自然。4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5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注重真情实感，率真直露。复社与几社

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建几社。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陈子龙是重要代表。他注重复古，推重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即要求学古与求真的统一。他的一些诗作表达了自己建功树业的志向与壮士失意的胸臆，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挂枝儿》与《山歌》

晚明冯梦龙编辑民歌专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前者收录明万历前后流行起来的民间时调“挂枝儿”，仅有极少数为冯梦龙和他朋友的拟作；后者多用吴语，是现存明代民歌中保存吴中地区山歌数量最多的一种专集。这些作品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形式新奇活泼，代表着明代民歌创作的主要成就。

清遗民诗

清初诗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等，他们用血泪写成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

岭南三大家

指清初的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陈恭尹的诗歌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也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擅长七律。梁佩兰的诗作多酬赠与写景，七古苍凉伉爽。

虞山诗派

清初，常熟的一批诗人受钱谦益影响，产生了虞山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代表诗人冯班曾师从钱谦益，反对七子、竟陵和严羽，诗歌沉丽细密，锤炼藻绘，根柢徐、庾而出入温、李，抒发故国悲痛，婉而多讽。冯班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后来的吴乔和赵执信，或继承或私淑冯班诗论，批评王士禛的神韵说，可说是虞山诗派的余波涟漪。

梅村体

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