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王稼祥的独特贡献

延安时期王稼祥的独特贡献

［摘要］延安时期王稼祥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38年到1943年，王稼祥还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对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成熟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他的革命功勋、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王稼祥中央领导集体历史贡献

提起王稼祥，很多人知道他在中央苏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但不太了解他的历史贡献。事实上，延安时期王稼祥既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又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对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革命功勋、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王稼祥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38年到1943年，他还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

说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常常讲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任弼时逝世后又增添了陈云、邓小平。这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说的。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央领导集体包括基本成员、重要成员与核心成员。就广义而言，中央领导集体指中央委员会，因而中央委员属于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成员。就狭义而言，中央领导集体指中央政治局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因而他们属于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与核心成员。民主革命时期领导集

体的核心成员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名义上不是政治局常委

但在革命工作中担负了核心任务、发挥了核心作用的领导成员。延安时期王稼祥就属于这类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王稼祥19岁就参加革命，25岁就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并称为红军四大领袖，共同决策指挥了几次反“围剿”战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过长征。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随后，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不到两个月后，他与周恩来、毛泽东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枪杠子里面出政权的岁月里，这是极其重要的领导岗位，为实现充满艰难险阻的重大战略转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到了陕北之后，王稼祥既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又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延安时期，一些政治局委员分散各地，留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不多，王稼祥是常驻延安的为数不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很多地区负责人和军队方面的高级干部，来延安时都向王稼祥报告工作。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向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请示，大多数是先由王稼祥审阅后送给毛泽东批示的，有的电报、文件和指示由毛泽东阅批给王稼祥。根据现在公开的材料统计，当时毛泽东和王稼祥代表中央经常向各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发电报，有

时署名“毛、王”，有时署名“泽东、稼祥”。由毛泽东、王稼祥联名，或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联名，发给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文电有100多件，从六中全会闭幕到1938年年底的40多天里，王稼祥参与署名的就有十几件。1941年8月，王稼祥成为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每周开会两次，由于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不多，因此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实际上担负了中央决策功能，对根据地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1943年3月改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之后，但王稼祥仍然担负了重要职位。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了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王稼祥是其中成员。他同时兼任两个中央机构的成员，可见王稼祥的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

第二，从1938年到1943年，王稼祥是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而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只有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积极筹划治军方略，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努力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1938年12月，中央决定成立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成员由八路军、新四军各所属部队各方面负责人成员朱德、项英、彭德怀、邓小平等组成，王稼祥任主席。他还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和

华中两个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等职，毛泽东和他讨论处理党政军的重大问题时，王稼祥提出过许多独创性的意见，对军队建设做了杰出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央在一次纪念大会上曾经评价王稼祥是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

第三，他直接参与了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党内指示和文件。从1938年9月到1943年2月，他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或书记处工作会议有170多次，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会议，他作了发言。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有些会议上，王稼祥还做主报告，经过讨论后形成中央决策。特别是1941年后，王稼祥参与起草中央的指示文件就更多了，每年有三四十件。延安时期特别重要的指示文件，比如建军的四号指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应对晋西事变、华北华中的军事策略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和行动方针问题、军队的锄奸工作训令、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等等。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整风运动。

邓小平曾经说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到了党的七大才完全确立起来的。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当中，王稼祥是比较年轻的。他比毛泽东小13岁，比朱德小20岁，比周恩来和刘少奇小8岁。正是这位年轻人，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

云等，共同担负了民族解放的重任。时势造就了他，他也参与造就了时势。

二、王稼祥对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成熟作出了独特贡献

早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在毛泽东发言后，第一个站出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起了关键性作用。陈毅曾经把王稼祥比作韩信，说韩信归楚则楚胜，韩信归汉则汉胜。后来毛泽东也多次说过：“在战争期间作出许多重要决策，稼祥都是投我的票的，他是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王稼祥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话，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王稼祥恰恰在这“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六届六中全会前他在莫斯科期间，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做了大量汇报工作，取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理解与支持。1938年回国后，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就根本改变了毛泽东所处的局面，为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稼祥不但在实际工作中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独特而关键的作用，而且1943年他在全党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从理论角度对毛泽东对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伟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他的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理论准备。同时，王稼祥充分发挥他的理论才能，对实际工作进行理论概括，写了《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等文章，在全党全军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用通俗的语言把统一战线概括为“党外要多兵，党内要精兵”，并且对党性修养进行了独到的阐述。这些思想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稼祥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王稼祥的贡献，胡耀邦评价他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延安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1981年在全国纪念建党60的大会上,中央把王稼祥列为我党建党以来38越的领导人物，这是当之无愧的。

三、王稼祥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品格

大家知道，王稼祥是腹部通着管子、躺在担架上过完长征、到达陕北的。因为他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中，被国民党飞机轰

炸，弹片打进腹部受了重伤。医生当时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为王稼祥动手取弹片，忍着剧痛经历了8小时手术。由于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结果治疗不彻底，留下隐患。

1935年12月，王稼祥到达瓦窑堡的时候，他的伤口又感染了，肠子都穿孔了，得了浓毒败血症，发高烧达到40摄氏度，病得很厉害，最后不得不住进简陋的医院。但是，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对党的事业太热爱了，总是闲不住，病情稍微有点好转，他就忙着了解当时的形势状况，参加中央会议，研究对策。比如，1936年，他不顾劳累，从后方赶到山西东征前线，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晋西会议。他在会上两次发言，明确提出要把坚持抗日战争、争取国民政府、各党派一致抗日与发展扩大红军联系起来；要争取统治阶级的军队加入到抗日战线；不能把红军限制在黄河西岸。这些观点都被中央采纳，对扭转革命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3月，由于王稼祥的身体时好时坏，延安的医疗条件太差，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病养伤。7月，王稼祥抵达莫斯科。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8年7月，王稼祥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1940年11月，王稼祥因过度劳累导致病伤发作，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出院后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这段时期是中央工作非常紧张的时期，中央经常开会，而且每次开会时间很长。开会当中，中央在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时，认为有些地区、部队和部

门的领导人存在不利于全党统一行动的违反党性的倾向，因此委托王稼祥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王稼祥不顾疲劳，由他牵头，王若飞、杨尚昆参与，带病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推动整风运动的开展，他不但领导了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学习，而且担负了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他多次带病作整风动员报告。参加过整风学习的一位军队老干部回忆说，王稼祥当时身体很不好，但坚持把军委各个部门第一把手的笔记收过去，一一检查并且写上批语。连续的劳累，导致王稼祥1943年病情又一次加重，带伤性肠胃病发作，吃饭很困难，又一次住院治疗。1943年6月，王稼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受毛泽东委托，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连续一个礼拜查资料、思考，写出了纪念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他的警卫员张志回忆说，王稼祥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几乎每晚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有时熬通宵，经常伤痛发作，一边捂住肚子上的伤口，一边忍痛写文章。这是怎样一种忘我奉献的精神啊！

1944年9月，他住进和平医院。王稼祥盼望七大之前能够身体好转，所以希望开刀动手术。为了避免手术中失血过多发生意外，医生决定给他输血，但是第一次输血后，王稼祥头痛、心跳快，发高烧，结果肠胃病没治好，又得了疟疾，还损害了听力，导致他开会

经常戴上助听器。由于病情加重，王稼祥1946年8月再次去莫斯科治病。

王稼祥虽长期带病工作，但从不搞特殊化。作为中央领导人，作为一个长期受伤的病人，他本可以在物质条件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改善生活，但看到这么多受伤战士没有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他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延安时期，党中央为照顾王稼祥同志，规定他的伙食费实报实销，但他从不搞特殊化，每餐一菜一汤，很少吃肉。当时王稼祥经常吃馒头片，包括晚上熬夜工作和写文章的时候，吃点馒头片。每月报账前，他都亲自检查一个月的花费账目，看看有没有超支的现象。

王稼祥在生活上是如此，在工作上也一样带头作表率。1939年3月，王稼祥在担负繁重工作的同时，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到山上开荒。他的行动带动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后方留守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了生活，缓解了经济困难。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当中，王稼祥是身体很不好的一个。他的伤病很重，长征到达陕北后，被中央军委评为一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可领取几十元的残废金，但是他从来没有领过，更不允许家属代领。我们知道，延安时期我们党实行的是供给制，零用钱特别少。他本可以领取公家发给的养病零用钱，但他坚持不用，这种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四、王稼祥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和落选中央委员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实行差额无记名选举。王稼祥的历史贡献，只有中央领导层和少数高级干部掌握。由于病重，他又无法参加七大选举。党的七大选举时，很多代表不了解王稼祥遵义会议上的特殊贡献和延安时期参与中央重

大决策和起草中央文件的重大贡献，但对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教条主义错误却很了解。这样，王稼祥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落选了。后来，毛泽东多次评价王稼祥同志只讲过，不讲功，对革命有大功。对于他早年犯的教条主义错误，王稼祥在延安整风中做了多次自我批评，七大召开时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几次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于他的功劳，王稼祥一个字也不提。许多干部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而且是在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评价时，许多人才知道王稼祥对革命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是怎样高的党性修养啊！

七大落选中央委员后，王稼祥十分平静。当时杨尚昆去看他，王稼祥说，没有选上中央委员，没有什么，我的身体不好，选上了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好。以后身体好了，要更加努力工作，把时间补回来。1947年5月，王稼祥苏联治病好了回国，留在哈尔滨工作，担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面对从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降为大区班子的一名成员、地区的一个部门领导，他不但没有埋怨，而且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新的工作。而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心理很不安，

明确向中央提出，接受这个重任，我有愧，请党中央把这个位置让给比我对党更有贡献的同志来担任，因为30年代初期，我犯过教条主义错误。这种把自己看得轻、把组织看得重、把功劳看得轻，把错误看得重、把地位看得轻、把责任看得重的崇高品格，在王稼祥革命革命生涯中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铮铮铁骨和优秀党员的风范风骨。

王稼祥一生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显，权大更自重。他历经磨难而意志弥坚，身负重伤而忘我工作，饱尝艰辛而信念不移，他用坚定的信仰书写了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一生。正如他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所说：“要把革命作为终身的寄托。”他的夫人朱仲丽也曾深情地说：“稼祥一生都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共产党员，他用宝贵的青春和毕生的热血铺就了一条红色之路。”○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