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导读(一)

《孔子世家》导读（一）

文段阅读训练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

．．。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

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

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

．．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

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

．．！然哉！”

解释下列加点字词

1．、．”孔子辞谢

．．

．．2．、．孔子入门，北面稽首

2、夫人自帷中再．拜4、见之礼．答焉

5、”子路不说．6．、．孔子矢．之曰

7、孔子矢．之曰8、招摇巿．过之

9、于是丑．之，去．卫，过曹10、是岁，鲁定公卒．。

10．．、．孔子去曹适．宋12、桓魋其如．予何．

13、其项类

．．皋陶14、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

15、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

．．！然哉！”

翻译下列句子

1、灵公夫人有南子者

2、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3、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4、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5、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

．．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

《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形象研究

叶庆兵

韩兆琦先生在《史记评议赏析》中说“《史记》中有不少细致的描写，甚至某些个别人物（特别如刘邦）还刻画得极其丰满。但是总的来说，它仍主要是靠粗笔浓墨夸张地勾勒人物的主要特征。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它们也往往只有一个侧面，只能让人看到它们的一个大致轮廓，而缺少丰满的血肉。”诚然，《史记》塑造的四千多个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抓住主要事件表现人物的主要特征而很少进行详尽的一生的展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史料限制，不可能每个人物都有足够详尽的资料供司马迁创作；另一方

面也与《史记》塑造人物的目的有关，《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目的有二：其一，勾勒历史；其二，贤贤贱不肖，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法则。”（张大可《史记研究》）由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史记》的终极目的，因此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那么注重完整性也就无可厚非了。实际上要对绵延近三千年历史上的人物都作详尽的记述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每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不尽相等。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司马迁在选择人物时才“侧重于那些对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英杰人物。”（张大可《史记研究》）

孔子是司马迁重点刻画的人物之一，司马迁把他列入《世家》，而且在《孔子世家》之外，《史记》中还有55卷述及孔子，引用孔子言行100余处，孔子重复出现的次数仅次于汉高祖、项羽、文帝、景帝及太史公（司马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心中，孔子是和项羽、刘邦等一样重要的人物。因此，司马迁对孔子的刻画也自然不是简略单一的，而是浓墨重彩的。

一、《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形象

司马迁是在孔子一生的行迹中塑造孔子形象的，《孔子世家》中孔子的形象随其一生行迹的发展逐渐丰满，也逐渐发展变化。概括来说，《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形象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一）生而不凡，少年困顿；（二）学有所就，与世难容；（三）迷途知返，老有所成。而它们综合起来就成了“至圣”孔子的形象。下面分而述之。

（一）生而不凡少年困顿

对于重要的人物，司马迁总是从其出生写起，并通过人物幼年生活的描绘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还通过对人物一些奇异之处的描写，暗示人物命运。如《高祖本纪》中“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通过神化刘邦的出生暗示刘邦将拥有天下。孔子的出生也和刘邦相似，具有不同寻常的特点。

《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关于“野合”，历来有争议。张守节《史记索隐》认为“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正义》则认为“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这都是认为“野合”是不合礼仪的意思。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说“古时认为年过六十四岁结婚，就不合礼仪。叔梁纥年近古稀，严徵在则在妙龄，年龄相差甚大，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用含义模糊的‘野合’二字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是寓有隐讽之意的。”这是对张守节和司马贞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崔适在《史记探源》中就提出“扫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犹《诗》所谓‘以弗无子’也；遂感而生孔子，犹《诗》所谓‘履帝武敏歆’也。故曰‘野合’。”这样，司马迁对孔子“野合”而生的描写就不仅不是“寓有隐讽之意”，而是含有神化和推崇的意味了。崔适还对张守节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索引》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比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此说谬甚。老夫得其女妻，未闻谓之野合也。且诗人称述文王，归美太任，《世家》表扬孔子，讥其父母可乎？”崔适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野合”是“寓有隐讽之意”，和《孔子世家》全篇对待孔子的情感态度是不相一致的。而且从行文上看“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这是一气连贯的，而“祷于尼丘得孔子”，说孔子是祈祷所得，即为神赐，尤其“生而首上圩顶”，说孔子生下来头顶中间低而四周高，则更是奇异。从这方面来看，孔子“野合”而生很可能也是在表现孔子的不同凡俗。

孔子的不凡不仅在于出生，还在于长相。孔子长相奇异，除了“生而首上圩顶”，还表现在“长九尺六寸”以及“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孔子长得特别高，而且似乎是尧、皋陶、子产、禹等人身体部件的重新组合，可见孔子长得奇异。孔子的不凡还表现在从小就有别于常人的爱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可见孔子从小就对礼有所偏爱。

幼年孔子虽然不凡，但命运却并不好。他一出生，父亲就死了，而在十七岁以前，他的母亲也死了，孔子从小就是个孤儿，所以他说“吾少也贱”（《论语·子罕》）。孔子祖上原是宋国贵族，但到了孔子之时已经穷困落魄了，受到轻视。“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这是《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第一次与贵族社会接触，也是孔子第一次接近执政者。不

幸的是，第一次向社会迈出自己的步子时，他就碰壁了。但这并没有让孔子厌恶贵族社会，产生反叛情绪，相反“却是以膜拜敬畏之心，由衷地顺从和接受了”（匡亚明《孔子评传》）。从此孔子更加勤奋地学习，终于学有所就。

（二）学有所就与世难容

孔子学有所就的标志，是鲁大夫孟釐子的一番话。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苏轼在《问君子能补过》中说“孔子用于鲁三月，而齐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贤，而知夫子之为圣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则鲁作东周矣。故曰孟僖子之过，可悲也已。虽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可见，他把孟釐子的这段话当作是孔子被社会上层认可的标志。从阳虎和孟釐子对孔子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鲁国社会上层对孔子态度的转变。先是季氏家臣阳虎绌孔子，轻视孔子，如今是鲁国大夫称赞孔子，并且连孔子已经没落的家世也一并称赞了一番，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今孔丘年少好礼”。正是孔子努力学习有所成就，才使得鲁国贵族阶层对孔子刮目相看。

孔子学问不但在国内得到肯定，而且声名远播，孔子三十岁时，齐景公来鲁国就专门向孔子请教“秦穆公国小处僻而霸”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派人向孔子询问，孔子结合历史知识作了详尽回答，得到吴国使者的称赞；“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陈湣公派使者向孔子询问，孔子指出这是肃慎之矢。这些事情都表现了孔子学有所就，是一个博学的人。

儒家的观点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孔子既然有了学问，当然也就积极求仕，但孔子在仕途上却十分不顺，处处碰壁。《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可以说是对孔子一生求仕受挫的总括，但孔子实际上所遭受到的困窘冷遇，远比这些要多。《孔子世家》中记述孔子求仕及受挫的情况可列表如下：

10余次，并且还曾发生“齐大夫欲害孔子”、“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匡人围困孔子、蒲人与孔子弟子打斗、陈蔡大夫围困孔子使其绝粮等危险的事件。虽然孔子曾在鲁国担任大司寇，进入卿的行列，但终因齐国离间而出走，并且在鲁国出仕也不过短短几年，而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却长达十四年之久。在求仕过程中，虽然有齐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但都因为大臣的反对而不得实现。孔子的求仕基本上可以说是处处碰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这种强烈的悲剧意味可以用孔子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这无可奈何的感叹，集中表现了孔子怀才不遇的悲剧心态。

《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处处碰壁，但却并不消极颓废。韩兆琦先生说“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史记评议赏析》）《孔子世家》中的孔子正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的形象。虽然孔子颠沛流离，终不见用，但司马迁很少在其中表现孔子的颓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样的感叹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如用我，其为东周乎！”这样的自信和执着。正如颜回所言：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困于陈蔡时，颜回慷慨陈词，发出了“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豪言壮语，这让孔子感到快慰，“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正是孔子内心的真实写照，“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表现了孔子师徒极高的自信，而“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则表现了孔子师徒的执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孔子的自信还表现在很多地方，如被困于匡时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直接把自己当成是周文王的继承人。又如桓魋要杀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认为自己承受着天命。再如被困于陈蔡之间时，孔子“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又把自己和伯夷、叔齐、王子比干相比。越是处于困境时，孔子的精神越激越，司马迁正是在一次次的困境中，在孔子悲剧的人生命运中，来刻画孔子崇高的人生追求，百折不挠，永不止步去追求“道”的卓越精神。

（三）迷途知返老有所成

经过了十四年的颠沛流离，孔子终于还是回到了鲁国，这次回鲁孔子已经六十五岁了。十四年的碰壁之后，孔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与世难容这个现实，改变了先前积极求仕的态度。这一改变的标志是，“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老年的孔子，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不再汲汲求仕，而是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整理古代文献，创作《春秋》等学术事业上，并且作出了非常可观的业绩。这一时期的孔子可以说是迷途知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孔子老有所成主要表现在他于文化事业上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古典文献整理专家和文化事业的奠基人，这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也正是在文化事业上他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价值。在这一阶段中，《孔子世家》主要刻画了孔子的学者形象。

首先是表现孔子的学术业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书传》、《礼记》因孔子得到流传。第二，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第三，“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并且“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使得“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第四，“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第五，“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

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古典文献都是由孔子所整理或创作，孔子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匡亚明《孔子评传》）。

其次，孔子广泛地开展教育。“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孔子教学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还重视道德修养。在教学过程中还能讲究方法“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因此，孔子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全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匡亚明《孔子评传》）。

再次，除了叙述孔子作为学者的业绩，司马迁还着重刻画了孔子作为一个学者孜孜不倦，勤勉好学的治学精神和谦恭谨慎的态度。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些都表现了孔子勤勉治学和永无止境的追求。“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则表现了孔子谦恭谨慎的态度。

二、《孔子世家》中孔子形象的塑造方法

《孔子世家》通过对孔子一生经历的描述刻画了一个丰富饱满的孔子形象，而能够最终得到这样丰富饱满的效果，离不开司马迁在刻画孔子形象时采取的诸多方法。

（一）选取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

张新科先生在《史记与中国文学》（增订版）中指出，司马迁“善于选择典型事例突出人物性格，而不是把人物传记写成一本流水账。”确实，司马迁是把孔子放在典型环境中来塑造的。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彊，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从国家形势来看，“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正是由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秉持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原则，“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

在具体事件方面，《孔子世家》着重抓住了夹谷之会和陈蔡之围等典型事例。如夹谷之会: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这段文字从会前、会中、会后集中对孔子的形象进行了描绘。会前齐大夫黎鉏的话表明夹谷之会的原因，是齐国惧怕孔子在鲁国得到重用，这从侧面表现了孔子卓越的政治才能。孔子又于事前提出“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的建议，这又表现了孔子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对情势的准确估计。会中通过描写孔子面对危急形势，两次“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表现了孔子勇敢而又果决，及时制止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会见结束后“景公惧而

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并且主动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则是表现孔子和鲁国的伟大胜利。《孔子世家》中整个夹谷之会是孔子政治才华和个人魅力的集中呈现，也是司马迁对孔子的高度赞美。但是当我们参考《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以及《孔子家语》等其他史书时，却发现它们记述的夹谷之会和《孔子世家》中的很不相同。首先，关于夹谷之会的原因，《春秋左传》等书都没有说是因为齐国惧怕鲁用孔丘。崔述《洙泗考信录》指出“当会夹谷之时，孔子不过为司寇耳，非有事权，安能危齐！”否定齐国惧怕孔子而与鲁国为夹谷之会。其次，在《春秋左传》中孔子并非处于主动地位，而是时时处于被动，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尤其是关于齐国归还侵占鲁国土地一事，《春秋左传》记载：“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可见齐国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并非自愿，而是齐鲁谈判的条件之一。《春秋公羊传》对于齐国主动归还侵占鲁国土地的解释则是“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之。”与夹谷之会无关。关于夹谷之会和《史记》记载相似的是《春秋谷梁传》，但也只敢说“盖为此也。”是一种推测的语气。因此，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左》、《谷》述此事各异，《史》合采二传又不同”，表明司马迁对《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有所继承和改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认为“盖自阳货败，鲁始用孔子，齐人知之，遂求与我平而归其侵地。”并评价《春秋公羊传》为“近实”，“凡《左氏》、《谷梁》所载皆不足据。”可见，《孔子世家》关于夹谷之会的记载并非全然是历史事实，也不是简单地从前代史书中继承得来，而是司马迁有意识的创造，而这种创造无疑是成功的，它很好地表现了孔子忠诚勇敢而又充满智慧的特点。在《孔子世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典型事例，都成功地塑造了孔子的形象。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

孔子十七岁时，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临终称赞孔子为圣人之后，将会成为达者，要求他的后人向孔子学习。这是通过孟釐子的评价从侧面表现孔子学有所成，为人重视。季桓子将死时“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这是从季桓子的悔悟从侧面表现孔子在鲁国时的功绩，肯定孔子的政治才干。孔子在陈蔡之间，楚国派人聘请孔子，“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这是通过陈蔡大夫的惊慌来表现孔子的执政才干，甚至到了让一些国家害怕的程度，而楚令尹子西阻止楚昭王给孔子分封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同样是侧面描写。属于正面描写的如孔子的出身，孔子的外貌等，对于孔子的政治才干偶尔也有正面描写，如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但却没有侧面描写多。对于孔子好学精神以及学术上的成绩的描写也往往是正面的，如孔子学鼓琴师襄子，精益求精；“读易，韦编三绝”；“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三）细节描写与草蛇灰线法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中称赞《水浒传》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其中有“草蛇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这实际上是一种伏线千里的方法，细读之，在《史记》中也常用这种方法，并且常常是和细节描写结合在一起的。《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描写孔子从幼时游玩就好学礼这一细节小事，而实际上孔子一生主要的追求之一就是恢复周礼。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称赞孔子“年少好礼”，表明孔子在“礼”的学习上有了一定成绩并有一些名声，而这正是孔子后来得以出仕鲁国的一个原因。定公十年春，齐鲁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在会上孔子也主要是据“礼”力争，才为鲁国赢得最后的胜利。齐国给鲁国选送女子好者八十人，“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劝孔子离开，孔子却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可见孔子所能忍受的底线还是鲁君和季桓子是否依礼为政，而鲁国君臣连郊礼都不能做好，孔子才下定决心离开鲁国。此外又如孔子见南子“见之礼答焉”；楚昭王欲聘用孔子，孔子“将往拜礼”；孔子归鲁后，又“追迹三代之礼”，整理出《礼记》；而孔子言行也一直贯彻着礼的要求，“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可见，礼是孔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礼是他的追求，也融入他的个人气质。而这贯穿于孔子一生的礼都是从“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

设礼容”这一小的细节处发端，在后文中又不断照应，正可以说是“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是“草蛇灰线法”的运用。

三、孔子形象的成因

《史记评议赏析》指出“《史记》中的形象有一部分是汉代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早于司马迁二、三百年以至四、五百年的先秦人。但是当这些历史人物一旦在司马迁笔下活动起来的时候，就无疑的具有了一种同一性，它们身上都带着某种汉代的时代气息，体现着司马迁的精神面貌，它们是按着司马迁的审美观被重新塑造出来的。”可见，《史记》中人物形象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背景，二是司马迁个人的审美倾向。这是《史记》中人物形象形成的共同因素，而孔子在《史记》中又是非常特别的，他是“至圣”，他的形象的形成又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一）西汉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氛围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赞中称赞孔子“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认为“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世，又私心向往，故畅言如此。”他指出了《史记》和汉武帝时代“崇儒”风气的关系。司马迁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了，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也就是说，在司马迁五岁时，西汉王朝已经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思想文化统一工作了，而司马迁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这一文化背景必然对司马迁认识儒家文化有很大影响。此外，在“独尊儒术”政策之下，儒家的地位上升，孔子受到推崇甚至被神化，以致后来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儒家的纬书。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含有《易》编，《尚书》编，《诗经》编，《礼》编，《乐》编，《春秋》编，《孝经》编，《论语》编，《河图》编，《洛书》编，以及附录编等部分，可见纬书著作遍布儒家全经，而其中仅《春秋》编所辑纬书就有29种，可见纬书势力之盛。纬书记事多具神秘性，其中还有许多是关于孔子的神秘传说。如《春秋演孔图》就有“孔子反字，是谓尼父，立德泽世，开万世路”，“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史记》中孔子“生而首上圩顶”“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与纬书中的孔子类似，司马迁很可能也受到了谶纬之风的影响。

（二）司马迁尚奇和悲剧的审美倾向

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总结了《史记》诸多的艺术特点，其中一条就是“奇”。刘大櫆说：“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刘大櫆赞扬《伯夷列传》奇在“神”。然而，《史记》的奇并非仅仅《伯夷列传》一篇，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曾指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因此，在《孔子世家》中常可见看到一些神秘性的事情的记载，例如前面提到的孔子的出生和长相都有奇异色彩。此外《孔子世家》中还记载着一些奇事。如“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孔子似乎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除了尚奇，司马迁还有悲剧的审美倾向。“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以及后代其他人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英雄色彩，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还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悲剧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说《史记》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司马迁由于其自身命运的悲剧性，因而对历史悲剧人物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他对历史人物的悲剧刻画得也非常真切感人。《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就是一个悲剧人物，司马迁通过对孔子一生求仕而不断碰壁经历的详细刻画，展示了孔子命运的悲剧性。当然，这种悲剧性又不是纯然消极的，他通过刻画孔子在一次次碰壁中不肯妥协，百折不挠的精神，又凸显了孔子的英雄气质。

（三）家学渊源与父亲遗命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

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他远溯至颛顼之时，意在标榜“司马氏世典周史”这一家学传统。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一家世的重视。实际上不仅司马迁，司马谈也非常重视这一家族传统，他临终时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可见司马氏父子对家传的史官一职都非常看重，而孔子相传又是中国历史上《春秋》的作者，《春秋》在西汉时地位非常之高，董仲舒就曾借重《春秋》提出自己“大一统”的理论，因此，司马氏父子很容易就把自己的史官之职和孔子相类比，并把自己写作《史记》和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故而，司马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很明显是把自己作《史记》当成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因此也自觉担负起继承孔子作《春秋》事业的大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由于以孔子继承人的身份来创作《史记》，司马迁才会对孔子格外重视格外推崇，因而专门作了《孔子世家》，还推尊孔子为“至圣”。

结语

综上，《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形象是不断发展的，少年时的孔子家境落魄，受人轻视，父母早逝，处境窘迫。但却生得奇异，长得不同凡人，又好学礼仪，暗示他将有一番作为。由于孔子勤勉好学，终于有所成就，逐渐得到贵族阶级的肯定，但是孔子在求仕过程中却又与世难容，处处碰壁，终不见用。然而孔子始终自信而执着，不肯放弃自己对“道”的追求。老年的孔子终于对社会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放弃了先前乌托邦式的梦想，不再追求出仕而是专心于文化事业，实现了人生的最大价值。司马迁通过对孔子一生的叙述，在不断发展的孔子形象中，最后提炼出“至圣”二字，作为孔子形象的总的概括，“至圣”不是悬空的，它是从孔子多苦多难却又积极进取并最终取得重大成就的一生中升华来的。司马迁在刻画孔子“至圣”形象时，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选取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的方法，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细节描写和草蛇灰线法。《孔子世家》中孔子形象的成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西汉大一统的时代背景，司马迁的尚奇和悲剧的审美倾向，以及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与父亲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