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邓志坚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以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取得的正确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失误、教训的纠正和借鉴的产物。
从1956年至1965年底，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艰难的、曲折的。正如所指出的：“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是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
1957年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主要反映在政治上。
1. 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予盾。”
2. 错误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3. 错误地提出所谓“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命题。
4. 对1956年在经济工作中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决策进行错误的批判。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时间还很短，实践经验极其有限。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由于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对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民族诸方面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尚缺乏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如何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还刚刚开始思考，这就不能不存在种种局限和弱点。基于这种种因素，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不可避免出现曲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
1958年到1960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背景下，出现了“高举三面红旗”的超常状态，这是八大前后探索建设道路积极成果的倒退，使“左”的错误倾向大大发展。
探索中出现的巨大曲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取代了八大正确路线。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以否定八大关于国阶级状况、主要矛盾的正确估量为前提；是在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经济工作纠正急躁冒进地正确决策和否定八大肯定的综合平稳、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是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产物。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不能设想，一条忽视了客观的经注规律的总路线，能够指引我国人民实现建成现代工作、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的缺点，也就是它致命的弱点，它的确定标志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
（2）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取代了实施八大实施八大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一味强调所谓“破除迷信，”“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形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等等；与此同时，在不断错误批判反冒进的“左”倾思想膨胀的气氛中，实事原则一再淡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转入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以钢为纲”的轨道，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在“反右倾”运动中，1959年底到1960年继续“大跃进”。致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次全面地泛滥起来，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1959年到1961年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3）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容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取消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八大前后，党中央针对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提出了正确解决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问题和建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设想，这是十分适时和符合实际的。
但是，在“左”倾思潮膨胀的情况下，加上理论研究不足，组织工作粗糙，没有经过认真试验，在“大跃进”运动发动到高潮的同时，在全国围出现了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容的盲目的经济体制的变动，抛弃了八大前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设想。
一是盲目的、过多地下放中央管理权力，上下不配套，造成新的混乱。
二是急于变合作经济为国营经济和全部消灭残存的私有制经济成分。
三是轻率地发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企图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依靠不断人为地提高生产资料公有程度、缩小商品生产、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
痛切地感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指出：大跃进中，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都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根据这些教训，明确提出：国民经济部有三种平衡，即农业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这是对八大以来我党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深化。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实践中，和党中央从新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这是党的正确发展趋向。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所以，自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这是党的错误发展趋向。这5年间，两种趋向经历了从并存到“左”倾的错误倾向逐步占上风的过程。由于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本身存在弱点，中央领导核心部认识不尽一致，它终于无法阻挡错误发展趋向进一步膨胀，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左”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化、绝对化、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在会上多次讲了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使会议突出地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
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斗争的理论上，把1957年以来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升级，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绝对化。
第二，在实际工作上否定了党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些正确措施，使“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所谓“黑暗风”，是对少奇、周恩来、云、等正确估量国经济政治形势的错误批判。
所谓“单干风”，是对邓子恢等主支持农民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的错误批判。
所谓“翻案风”，是对纠正“反右倾”以来党过火斗争偏差进行甄别平反的错误批判，也是对德怀的正当申诉的无理指责。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都是党对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正确的措施。不同意这些看法和意见，并武断地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修正主义，是党一些人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动摇。甚至尖锐地提出党、国出现修正主义危险的现实可能性的问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的“左”倾错误在政治上继续发展的表现。
第一，对国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左”。这场运动的发生是以对国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为依据的，而运动的过程，又使党对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左”。1963年5月，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惩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强调“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样的估计，显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实际。
第二，规定运动的性质和重点，表明“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四清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把客观存在的大量人民部矛盾，看成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运动的重点是整党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八届十中全会“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突出表现。
第三，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运动中，相当一大批基层干部在政治上受到过火的批判和斗争，在组织上被错误地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大大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造成的后遗症相当严重，形成的“阴影”延续多年。
八届十中全会后，与经济工作和政治领域方面“左”倾错误不断膨胀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也越来越严重。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和对知识分子错误估计的指导下，1963年到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发展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如所谓小说《志丹》反党事件；所谓“大写十三年”口号的争论；对孟超《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公开点名批判；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错误的批判等，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在过火、错误的政治批判同时，对教育方面提出了个系列不切实际的主。诸如，“阶级斗争应作为一门主课。”“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的信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些错误的估计和主，同爆发“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经爱的最严重的挫折。发动和领导这场政治运动，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中国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党和在“反修防修”中陷入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迷误，一系列重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对国际和国的形势判断严重失误，以至于“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形成了这场全国围的大动乱，给国家和民族、党和人民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国后“左”倾理论系统化的集大成者；“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政治运动的弊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彻底摧毁了本不健全的和法制；“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政治体制的弊端推到了极端，权力结构更加僵化，政治运行规则更加混乱；“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经济体制的弊端推到了极端，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既乱又死：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上限制以否定商品经济，并把它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行政手段几乎全部取
代了经济手段。第二，不顾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以轰轰烈烈的运动代替正常有序的经济运行方式。第三，企业实际成为执行经济任务的政治实体，必要规章制度被废弃，经济管理混乱，生产劳动被赋予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性。第四，经济结构更加僵化，宏观搞乱，微观搞死，“条块”予盾更为突出。“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左”错误发展到极端，给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摧残。
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讨中的失误、教训，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从主“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到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并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
二、在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上，八大三中全会改变了国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长时间把我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同“过渡时期”混淆起来，或者超前向共产主义过渡；
三、在工作重点上，没有确实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左”的失误，逐步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了全局；
四、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轻易地抛弃了“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正确思路，使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过于单一，缺乏活力；
五、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排斥或反对市场经济的存在发展；
六、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
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没有摆到战略地位，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支配下，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歧视知识分子，实行过“左”政策，拉大了我国科学、教育、文化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总结以上的教训，得出如下结论：
（1）解放思想，实事，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永葆生机的法宝。
解放思想，实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离开了它，就谈不上转变观念，敢想敢试，难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首要问题。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高扬的光辉旗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辉旗帜。要坚持不懈地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干部和人民，在全社会形成一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3）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几条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容的基本路线更加符合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
（4）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善于总结，积极引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
中国共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是新形势下加强领导的产物，又是善于领导的体现。认识规律，转变观念，尊重群众，积极引导，强化执政意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总结。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执政党。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牢固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时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战胜一切困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化、法制化进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完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目标之一，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化、法制化，二者相互促进，把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坚决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加强立法，尤其要严格执法，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第四，建设一个既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执政党。这是完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极腐败现象正在严重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和党员；党的生活中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科学决策制度和监督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要求强有力的党的领导，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试述提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主要体现在,总结联建设的经验教训,以联经验为借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探索的重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摆脱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别无选择地走上联建设的道路,这是由当时复杂的国国际形势所决定的.同时,联模式的巨大影响不容忽视.随着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和建设实践中强烈地意识到这一问题,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在新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尽管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犯过错误,有过曲折,甚至遭受过失败,但毕竟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 第二,这一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以新的容丰富了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宝库,是思想在新的时代的发展,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
第三,这一探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思想,等等.这些理论有的被理论所继承,有的被理
论所吸收,成为理论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同时,探索中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及现实意义.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第一,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这一重要判断,是建立在对中国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即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第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首先,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出发,以农业为基础,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其次,正确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再次,正确处理好建设速度.建设规模和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最后,大搞技术革命,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会存在着
敌我矛盾和人民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在这两类矛盾中,大量的是人民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第一次把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部矛盾来处理,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独创性发展.
第四,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初步思考.如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国家和集体经营是
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力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的让地下工厂合法化;少奇的可以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邓子恢的"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包工包产到户;商品生产;"两参一改三结合"等.
所有这些理论探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其实践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在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问题上,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在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后,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后者只能用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中共提出了处理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新方针和新政策.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的关系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所谓长期共存,即一切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将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事;所谓互相监督,即共产党可以监督党派,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行政干预.
第三,从根本上改善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第四,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在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真正实现各民族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之的平等联合.
由于正确处理了党与各党派,知识分子及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将党与他们的矛盾定位为人民部矛盾,这样,就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是中共八大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1)中共八大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里程碑,中共八大提出的政治路线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以后,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反映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果;但是,由于当时党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已想准备不足,在认识和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而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开始全面而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
( 4)从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思想与理论之间密不可分的在逻辑.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艰难曲折及其历史局限性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当然,由于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是新生事物,没有经验,所以,社主义建设必然是曲折的.另外,由于复杂而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第一,这一探索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摆脱联模式.走联的建设道路,是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从联模式中发现弊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另辟蹊径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必须予以肯定评价;但是,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却使探索走入歧途.说到底,没有找到正确答案,实际上还是没有彻底摆脱联模式.
第二,探索中所取得的一些正确的理: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有的甚至还出现了严重错误.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国情,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心任务的论断本来是正
确的,但是,最后又背离了,政治上人为树敌,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习惯地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政治动员等方法去搞经济建设,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
第三,这一探索中存在着的错误倾向逐步发展,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
左"倾错误的发生,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全面损失.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缺乏清醒的思想认识;一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导致的"空想论";二是由于对当时社会政治状况和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论".
另一方面,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复杂国际因素的影响,等等.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晚年的错误,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在实践中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理论.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王伟光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八十多年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的回答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完全搞清楚。”他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从联、东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人们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问题上，有两条教训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条教训：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或革命转变时期之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原则性的构思，认为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三个特征是，在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实行按需分配原则；第四个特征是，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实际上强调了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根本任务：一个前提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成熟，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生产力发展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前提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生产力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所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具有上述四个特征；一个根本任务是，建成的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什么是社会主义？列宁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初，由于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需要利用国家权力，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而国家一旦实行了社会所有，货币和商品生产就要废除，旧的分工和竞争也随之消失，为统一的计划经济和直接的产品分配所取代，社会就将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保留按劳分配）。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新党纲时，列宁仍坚持社会主义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且在实践上尝试在俄国建立以产品经济为容的高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辛迪加”。“辛迪加”就是俄文大工厂的意思。第一，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全体人民所有，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第二，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第三，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进行直接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其生产力已经高度成熟、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的条件下发生的，相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因此，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设想显然忽略了生产力高度成熟、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生产力发展这一前提条件。
事实上，列宁也并没有实施关于社会主义“辛迪加”的设想。依据当时的国战争需要，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和政策。在激烈的战争形势下，为了赢得战争，人民群众是可以忍受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政策的；但战争结束后，到1921年初，俄国农民由于余粮征集制而对维埃政权产生不满，城市工人因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产生不信任，再加上白卫分子的煽动，爆发了“喀琅施塔叛乱”，参加1917年起义的一些水兵把炮口掉转过来对着维埃。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革命要解决吃饭问题，革命成功后还吃不饱饭，就很容易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现实使列宁清醒了，他开始重新认真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应建成什么样子这个重大问题。1918年7月，布哈林在俄共七大上提出在新党章中要全面阐述社会主义特征，列宁反驳说：我们说不能够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也不能说。
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到底怎么搞社会主义？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特
征的结论，不能忽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生产力高度成熟这一重要前提。实际上，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预测，也一直采取科学的态度。他首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不是乌托邦的，而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的在矛盾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作出的科学预测。其次，列宁虽然囿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但又依据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反对详细地论述社会主义特征，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还不充分，要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他在晚年写的八篇文章中就集中探索了在落后的俄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要承认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要知道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不同于其他国家，要看到俄国情况的特殊性。据此，列宁阐述了在落后的俄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如关于发挥私人资本主义作用的观点，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允许和鼓励小农经济发展的观点，等等。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一方面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另一方面却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当然，就当时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对赢得战争是有利的；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原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斯大林也是大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设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在整体上忽略了俄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前提，逐步建立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现出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限制社会主义的和法制，从而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的严重弊端。正是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体制，才使矛盾逐步积累、激化，导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联的崩溃和解体。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样形成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我国在建国初期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有设想，照搬了联斯大林模式的许多做法，结果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第一条教训引出第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必须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现成结论，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不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是绝对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第二条教训：脱离本国生产力实际，一味拔高生产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纵观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一条重要教训就是离开本国生产力的实际，一味拔高生产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
什么叫离开本国生产力实际？第一个“离开”就是不顾本国生产力的实际，抽象地拔高生产关系。这就是，不管本国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实际，都一律按马克思、恩格斯讲的高度成熟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特征的要求，去建设高级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俄国比整个欧美诸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要落后，中国比俄国还落后。而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之初，却一度离开了本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具体条件，一味地追求先进的生产关系，以为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产力带起来。第二个“离开”就是忽略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能把生产力促上去。
应该说，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党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力图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尽快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问题就出在主观上要尽快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现实的客观条件却不允许，主客观差距大，犯了“急性病”。怎样尽快解决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问题？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历史来看，当时主要采用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尽快尽早地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误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产力带动起来。于是，我们一个劲地在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互助组慢，搞初级社；初级社慢，搞高级社；高级社还是慢，就搞人民公社。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下子过渡到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指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或阻碍作用有两种情况：一是超前，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二是落后，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这两种情况的结局都是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也是如此，误以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纯越好，这种只是在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的办法，不仅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是阻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个办法是，狠抓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后，认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要继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彻底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然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只有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把生产力抓上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一是给人以合理的物质利益，充分发挥利
益激励的作用；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的素质和思想觉悟，发挥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两个办法，第一个是为主的，第二个也是必要的。然而，如果长期忽略人们合理的物质利益需求，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影响劳动人民积极性发挥的最大原因，就是私心，只要解决了私心，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老百姓就有积极性了，工作就上去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严重偏离了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后的结果是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给人民以合理的物质利益，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正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实际而一味拔高生产关系，否认人民群众的合理物质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犯了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离开生产力的实际，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侈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第二条教训。这条教训实际上引出了另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必须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基本经验：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说，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搞清楚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过程就是对社会主义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过程。
什么叫社会主义？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的生产力的前提条件，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一切从本国生产力实际出发，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不要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按照本国的实际来办事，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搞社会主义建设。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
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理论作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只要我们继续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