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利弊

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它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按种类划分，主要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隋朝的科举，初设明经、进士、秀才三科。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更加发展完备，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策、道举、童子八科。

由于科举制的促进，形成了全社会的读书热，作父母的总要千方百计让子弟入塾读书，带来了国家的长期稳定，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科举考试考的是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其核心思想“仁”和“礼”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使人们恪守社会阶级秩序。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出了国之栋梁，打破了门阀制度的限制，矫正了之前的世卿世禄制，给更多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治国和施展才能的机会；科举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体现出一种平等精神。从唐至清，科举制度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士人向上层，这样使饱学儒家经典的士子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来自社会下层，更了解民间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它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统治与文化普及功能，科举考试重八股文，而八股文题则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来命题的，最高封建统治者以此使广大士子习诵儒家经典，借以化民成俗。且参加科举的人，即使落榜留在民间的，也可起到在民间普及儒家文化的作用。

此外，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古代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也丰富着中国文化。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而设立，这种选官模式，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淡化了世族的影响，确实使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到国家统治机构中来，拓宽了政治基础，提高了行政效率。从私人角度来看，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都是依靠科举考试。

科举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独裁的工具，它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只是叫人获取功名利禄。而它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考试内容局限，形式死板，一个人的才智往往不能得到发挥，人的灵气和才思会完全被淹没，忽略了自然科学，科举只考儒学，导致了考生对地理、天文、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忽略甚至摒弃，这也是我国到清末时期综合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科举考试滋生腐败，有些考生为了能进士及第，沦为科举的奴隶，而一些考官为了谋取私利，往往会有行贿舞弊的现象。也导致了官本位思想，科举考试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一旦及第就会被授予官职，晋身于统治阶级，尤其是平民百姓极度想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正所谓“入而优则仕”，参加科举的人，大都是冲着功名利禄而去。

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而八股取士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使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思想上创新。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另外由于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和荣誉，因此会有贫士高中后抛妻弃子的家庭惨剧，如：陈世美。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最终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于是就有了范进、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就科举制度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我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