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与初期抗战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依据中日双方的经济、军事实力,制定了对日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持久消耗战。中日开战初期,正面战场遵照“持久消耗战略”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有些战役虽然未能明显地显现出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在具体指挥中也犯有种种错误,最终丢失了半壁河山,但在尽可能给敌人造成一定杀伤的同时,暂时地、部分地放弃某些乡村和城市,换取时间,积聚力量,转变敌我优劣态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战略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因此,从总体战略来考察,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是比较成功的,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抗战正面战场持久消耗战略

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此,史学界已有不少人专文进行论述。但大多数论者只着眼于具体战役战斗,认为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尽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这似乎有欠公允。笔者拟从战略角度,并结合具体战役进行分析考察,力图客观地评价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

一、抗战战略方针的制定

战争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的较量,交战双方的实力、地理因素等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抗战爆发之前,国民经济的主要成份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岛国军备及一切物质“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东北已造成侵吞中国的强大后方基地。面对敌强我弱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方针问题,认为对日本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4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①各界有识之士也纷纷发表政见,提出抗敌的战略。著名学者傅斯年提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②。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多次撰文,力主中日开战初期,中国军队要放弃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③。桂系首领李宗仁指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④。可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重要官员与其他有远见的人士已取得共识,有了持久抗战的打算。这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制定对日作战方针有积极意义。

日军占领平津之后,中日双方遂进入正式作战阶段。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同时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⑤。8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⑥。蒋介石首次阐发了“持久”和“消耗”是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方法之一。

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指出:“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作战指导计划要求:“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

‘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任务。”⑦这一计划虽然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的考虑和相应的计划,但毕竟是已考虑到在敌强我弱,既要阻止日军的强大攻势,消耗其主力,又要保持中国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过去的作战计划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长期抗战战略。指出抗日战争的胜败“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胜利!”⑧同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今后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并争取与国支持,适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⑨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也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⑩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按照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符合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现状,是有利于中国长期抗战的。但是,国民党当局争取持久战,又存有拖延时日,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的幻想。实现持久战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虽然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却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往往与敌人同时消耗。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这就必然会给中国的抗战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

二、持久消耗战略指导下的初期正面战场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是逐步确立的,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和发展,其方针也愈来愈明显地体现出来,并通过具体战役战斗得以贯彻和实施。

以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为起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此时,日本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全面战争求得对华问题的彻底解决”。日本当局要求日军“速战速决”,以“防止蒋政权西遁,迫其投降”。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这一战略企图并未认识清楚,仍幻想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日方终于于26日晚向中国29军驻地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国军队虽经顽强抵抗,终因敌强我弱,平津失陷。此后,日军将侵略矛头指向华东战场,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就曾思谋对日作战的重心,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日本———编者注)沿江西上”。1937年8月13日,当日军调集30万兵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蒋介石也对日军发起了强大攻势,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有目的地扩大上海战事。8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总动员令,针对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力图采取持久战略,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敌我优劣态势。这一方针虽然未能完全奏效,但是,由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日军不仅被拖住3个月之久,还付出了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11月上旬,在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日军也受到相当消耗的情况下,中国守军撤出上海。

淞沪战役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中国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就战略全局来讲,它将敌人的主攻方向从华北引向了华东战场,减轻了北方战场的压力,改变了日军在华的兵力部署,打破了日军主力由华北沿平汉路直冲武汉,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

造成日军由东向西溯江仰攻的不利态势。

上海失陷后,日军即向沪宁路沿线纵深发展,直逼国民党首都南京。11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迁都重庆,以便“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6日,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南京保卫战。12月3日,日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兵分三路攻略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战略考虑,为了表示步步为营的决心,作了“象征性的防守”之后,唐生智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弃守南京。南京保卫战,中国损失巨大,城内各处均遭敌炮火袭击,我军民被残杀30余万。从战役战斗来讲,中国确实是失败了,而且失败得相当惨重。但从持久战略来看,不可笼统地称之为失败。因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因此,就持久战略而言,“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有利”。

南京失守之后,国民党总结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单纯军事上的点线阵地战的“持久作战”思想,重新划分了战区,确定新的作战方针,决定以主力保卫武汉的同时,“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诱敌主力与津浦路方面,以迟滞敌人溯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根据诱敌主力于津浦路的作战方针和施行游击战的作战方法,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从1938年3月开始逐步向第五战区增调部队达64个师,近60万人。此时,日军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急于连贯南北战场,遂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击徐州。司令长官李宗仁抓住有利战机,于1938年3月底在台儿庄向守敌发起攻击,一举歼敌近2万人,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台儿庄战役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惨败之后,便纠集7个师团的兵力从南北两翼向徐州地区挺进,摆开了与中国军队决战的架势,妄图聚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从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来看,时非决战之时,地非决战之地,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无把握地决战,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逐次进行了激烈抵抗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命令中国军队主力向西南方向突围。5月下旬,中国军队各部突破敌人重围,抵达豫南、鄂北指定地点集结。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徐州会战一结束,日军乘势开始了进发武汉的战略攻势。日方认为,通过武汉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的大半”,“只要占领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为此,日军大本营调集了9个师约25万人的兵力,以及各种舰艇120余艘,飞机300余架,直接参加武汉作战。为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蒋介石指出:“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7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武汉会战战略方针,“预期在武汉外围与

敌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依据军委会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九战区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在武汉地区进行了4个月之久的防御保卫战。战役绵延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省,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伤亡10万人以上。在战役战斗中,不仅有节节抵抗的阵地消耗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进攻战,直到武汉战略地位消失、战略目标实现,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使日本几乎是倾其全力以摧毁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彻底破产,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国坚守歼敌为上、守土在次的作战原则,虽然失去了武汉,但却实现了原定战略计划,达到了消耗敌军、掩护战略撤退、粉碎日军攻势能力的目标。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武汉的失陷于中国抗战无重大影响,因为“最伟大而又使人兴奋之事,实则中国尚生存;而继续抗战,胜利机会,已经确定”。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强大攻势,中日双方力量平衡的局面开始出现,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

通过对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诸大战役的分析考察,不难看出,在中日开战初期,正面战场力图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与日军进行作战。尽管有些战役战斗未能明显地显现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甚至是以顽强的阵地战与日军顶牛,如淞沪会战。但从全局来讲,所谓持久,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打持久,所谓消耗,也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拼消耗,而应视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正面战场初期抗战的结局,是由总体战略决定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敌我力量的转变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尽可能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内地、向后方撤退,暂时地、部分地放弃若干国土,换取时间、积聚力量,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而过去的一些论著在论及初期正面战场的得失时,往往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6个月内丢失了半壁河山,南京国民政府从南京一直退到西南边陲重庆,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没有什么功绩可言,这完全是着眼于战役战斗本身的结局而得出的结论,缺乏深层次的分析。日军战史研究者也承认,在总的战略方面,中国是成功的。这个看法显然更接近于初期正面战场的实际情况。

三、初期抗战的地位与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藉其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迅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此,日本陆军几乎倾巢出动,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据日本统计资料显示:战争开始后,日本共计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1938年7月,又新扩10个师团,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数的94%强,可见,侵华气焰嚣张至极。

日本决心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动员其几乎全部军队对日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日方伤亡447700余人,损失飞机785架,舰船100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多万日元,且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需补给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1939年10月在对其军官的训话中也不得不承认日军“损失重大,实出意外”,“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全国

将士陷于不能持久之困境”。陆相东条英机也供认:日本自“七七”事变以来,死伤数十万人,且所费国币已达数百亿。

巨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使日本经济频于枯竭。为了弥补对华战争带来的兵力、军费和资源的损耗,除了疯狂地掠夺东北、华北和台湾等占领区外,在国内则大量增兵、征税、发行公债。1938年10月,日本政府还发表声明,要求全国“极力设法节约消费”,“努力确立官兵一体之简素的非常时国民生活样式”。广大日本人民被抛进了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正如陆相东条英机所讲: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有几百万军队和1亿国民在后方含辛茹苦。可见,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已达捉襟见肘的程度。惨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日本不但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无法自拔。正如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所讲:“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日军战史研究者井本熊男也认为,在战争初期,日本未能实现其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及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主要战略目标,相反,却使自己陷入长期作战的泥坑。而中国经过16个月的初期抗战,却由平时状态逐渐转入战时状态,基本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持久战。

(二)为沿海沿江工业、高校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51% 。一旦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不遭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计划委员会和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具体负责迁厂的各项事宜。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时,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地进行着。至1937年12月10日,由上海地区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又指向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将武汉地区的工厂继续迁移至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至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止,经工矿调整处协助而由武汉迁出的厂矿共304家(包括路过武汉及由武汉起运的厂矿),物资51182吨,技工万余人。

在众多民营工厂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军需厂及国营厂矿也先后向内地迁移,到1940年底,整个工厂内迁工作基本结束,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器材料70991吨,技工12164人。另外,自动迁移的工厂还有100余家,总计内迁工厂达600余家。内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数,但大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雄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高,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国防军事建设,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实力,而且为国家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奠定了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基础。

在工厂内迁的同时,战区部分高校也进行了内迁。抗战爆发之前,国统区共有国立、私立等高校108所,其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遭战火破坏。在高等教育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沿海各高校内迁,并于1938年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从1937年至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大部分都迁往西南、西北等地,而最后集中于四川的计有48所。高校内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重要的一幕,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

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人才。

上述沿海沿江工厂、高校的内迁,是国民党在初期抗战中对日本进行了比较积极努力的抵抗,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迟滞了日军西进时间的局面下进行的。假如没有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日军就有可能按其预定计划长驱直入,由华北直插中原,南克武汉,西破潼关,切断陇海路,扼守江汉要塞,工业设备和高等院校就无法内迁,建立大后方抗战基地的设想就必然落空,持久战就难以实现。

(三)振奋了民族精神,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不负众望,“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紧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简直是以“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死亡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由于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使日军遭到自“日俄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战役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佐,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也唤起了国际的同情和援助。

注:①[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3)第27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②傅斯年:《日寇与平津》,《独立评论》第13号。③陶菊隐:《蒋百里传》第13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④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第11页。⑤蒋纬国:《抗日御侮》(3),第101页、105页、11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1),第1073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74—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⑧[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4),第96页、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⑨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2),第2081页、2324页,台湾中华学术院1974年版。⑩《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第107页,台湾文星书店1962年版。彭明、张同新:《民国史二十讲》,第4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蒋纬国:《中日战争之战略分析》,《中华民国史讨论集》(4),台北1985年版。《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0日。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399页、402页,台湾综合月刊社1979年版。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军事》,第30页、4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日]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2),第86页,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第2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第220页、220页、152页,日文版。《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11期。[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卷,第98页、9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华侨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处1943年5月编印:《后方工业概况统计》第1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第14页、50页,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厂矿迁建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57页,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李宗仁回忆录》,第69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作者:袁素莲,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山东省曲阜市273165)(责任编辑:杨春梅)521

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

【内容提要】本文以翔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着重就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全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的变化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认为整个开发过程经历了初步酝酿(1928-1931)、着手实施(1931-1937)、积极推进(1937-1945)三个阶段。第二部分主要选取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诸领域，以丰富的事实和数据，展现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需要出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办法，以及开发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则从西北地区农业的进步和工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商贸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扩大，分析了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影响。论文指出，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国民政府，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其成果不仅为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改变西北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础。但国民政府在西北开发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和问题，特别是其开发的主旨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该地区的全面而长远的发展。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热情遽减，各种开发、建设工作也停顿了下来，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次陷入低谷。【摘要题】民国史研究【关键词】抗日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正文】任何一个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镇压反对者的职能外，都不能不执行组织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公共职能。1927年4月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春曾一度移驻洛阳办公；1937年11月-1946年5月曾迁都重庆）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国民政府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开始制定开发西北的政策，并着手实施。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总后方，开发活动达到了高潮，西北因此而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而作为此次开发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国民政府，在整个西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施、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探讨，期收抛砖引玉之效。一西北地区所处地位及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我国社会文明的开创阶段和周秦汉唐时期，曾有过令人艳羡的辉煌。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国际交往通道进一步扩大，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步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攻略和欧风美雨的浸染主要来自海路，因而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外源后发型近代工商业的汇聚之所和先进生产方式的重心所在。而西北各地，则因交通不便，某些自然条件恶劣，新的经济成分极其薄弱。当时，社会上除少数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希望国人注意西北边防外，晚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则对西北地区很少关顾。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建设西北铁路、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设想。但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历史环境，也缺乏推进它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条件，致使孙先生的"实业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927年4月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上台后，在大力推行"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先后经历了初步酝酿(1928-1931)、着手实施(1931-1937)、积极推进(1937-1945)三个阶段。1927-1931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创建阶段，也是其开发、建设西北的初步酝酿阶段。从1928年起，不仅国民政府召开了咨询性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成立了建设委员会（1928年1月）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1931年3月），而且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还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顿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决议案》。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确定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其要务之一，并相继派出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实际考察，作为开发西北的依据。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5月，国民会议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开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和刑法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和刑法一，民法（一）民商合一体例的确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编订民商法，1929年成立民商法起草委员会，聘请法国人宝道和著名法学家王宠惠等为顾问，具体负责起草。起草过程中立法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等根据中国自古民商不分，商业不发达，商人本无特殊地位的现实，建议立法上须用民商合一体例。将通常属于商法总则之经理人及代办商，商行为之交互计算，行纪，仓库，运送营业及承揽运送等项，编入民法典债编。单独编订《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到，作为民事特别法。这种体例对日后中国民商立法，民商法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中华民国民法）《中华民国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民法典。概况由中华民国民法，有，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构成，共计29章1225条。总则又分法例，人，物，法律行为，期日及期间，消灭时效，权利之行等债编分通则，种种之债物权分通则，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典权，留置权，占有亲属编分通则，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抚养，家，亲属会议等继承编分遗产继承人，遗产之继承，遗嘱民事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除民法典外，习惯和法理也构成南京国民政府民事法律的渊源。中华民国民法在内容与指导思想上仍然是继受和固有相结合，便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特点：1.对西方法律的继受和移植 2.对中国固有法的保留和改造（二）民事特别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 1931年7月1日正生效，《中华民国公司法》，多次修改，新公司法分为定义，通则，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外国公司，公司之登记及认许，附则 1929年10月30日公布施行《国际统一票据法案》 1929年12月公布，1931年1月1日施行《海商法》，海商法以大清商律草案，志田案草案基础上制定的

国民党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

国民党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贾士钊杨梦（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4级本科生）摘要：国民党是我国先进的资产阶级政党，对中国的政治做出过巨大贡献，最终于1949年失利而撤守台湾，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最初的一强一弱、一大一小，经过几十年的纷争，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历史规律之中。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都是海内外政界和史家争论的焦点，形成了人心向背说、经济崩溃说等多种学说和主张，但大多着眼于40年代中后期，研究其直接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国民党的失败并不是仅由几次偶然的决策失误或战争失利而导致的，而是从一开始执政就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隐患。美国学者Lloyd E. Eastman试图阐述“（国民党）为什么一开始就显示出其脆弱和不稳定性，不能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并最终走上了崩溃。”1本文也着重探讨国民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总结历史教训，以求对今天能有所借鉴和启示。关键词：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失败原因；南京国民政府一．国民党革命精神的骤然而逝国民党在30年代时，中央机构已经显出臃肿的态势，官位被越来越多保守的官僚抓住不放，而这些官僚在她们的岗位上则过着安顿舒适的生活，却绝少关心自己的公共责任、自己的祖国，更不用说统治下的普通百姓了。然而，国民党从开始绝不缺乏真心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党员和有志青年，例如有参加革命放弃了清政府许诺的高官厚禄的蔡元培，或共同在革命流亡中战斗和生活的汪精卫和胡汉民。但在初期阶段，领导人关心党的规模甚于党的质量，于是在国民党宽松的入党条件下，党员中出现了大量的对党的信念和哲学不了解的新成员，使得基层组织极其涣散2，其中包括许多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的贪官和奸绅，组织的扩张让领袖们越来越难以控制新党员的成分，党的腐化也由此而产生。而这些就是官员的提拔对于那些有理想的党员来说，是令人失望的。清党运动是国民党的一件大事，又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3，为了清除国民党内的“不纯洁”的成分，清洗期间到底有多少人遭到屠杀是不得而知的。“具体的估计由数万到十万多不等，然而不管具体数字是什么，国民党的革命已经沾满了鲜血，而共产主义运动依 1Eastman L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陈明明:《论南京国民政府腐败的政治根源》。《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3 邹沛; 刘真. 中国工人运动史话.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17 January 2013].

全面抗战以来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和淞沪会战

全面抗战以来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和淞沪会战自1939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蚕食中国华北领土，包围了京津地区制造摩擦。不断向处于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施压和拉拢，在拉拢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失败的情况下，爆发了七七事变，触发了全国抗战。虽然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但仍然丢失大片国土。而作为中国政治领导力量的国民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外患正威胁自身统治的时候，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政策应对。当时日军由南向北进犯，华北平原，江淮平原，长江流域均暴露在敌人进攻的炮火下。日军凭借其机械化作战可以一举南下围歼主力，攻占中心城市。另一方面，日军意图在上海制造兵变，牵制国民政府，向其施压，迫其就范。而南京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以来，就已察觉日本志在灭亡中国，但不惜忍让数年用来增强自身防卫力量。当华北局势恶化，并且在上海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的时候，国民政府的战略发生变化。即准备把华北的主战场转到上海，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上海地区密集的水网和大规模的钢筋水泥建筑更易与日军周旋，也可以减轻华北的压力也容易引起在上海有大量利益的英美势力的干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抗战的某种程度上获得战略主动权。使得日本由南到北的进攻被迫从东往西进攻。而中国可以凭借西高东低的阶梯地势层层设防，建设战略后方，以求与日军长期持久作战。那么淞沪会战无疑是中国抗战的一次战略转移的一次会战。虽然未抑制日军进攻，并付出重大的牺牲，但却符合中国的战略大局，避免了混乱的抗战局面，同时也获得了经验教训。下面，就七七事变以来，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和淞沪会战的意义进行浅析。一：全面抗战以来的战争局势和军事对策七七事变以来，宋哲元二十九军出于自保和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仍对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的和平解决抱有幻想，此时日军的部署尚未完成，向冀察政务委员会表示愿意和谈。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坚持抵抗，但也谋求一些让步，希望局部解决，拒绝中央军北上和谢绝全国的慰问。但当日方的企图暴露后，宋哲元决心抵抗，于7月27日致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绝不敢稍有畏避也。”1 面对如此紧急的局势，国民政府已然开始放弃和平打算，准备全面抗战，并开始于华北进行战略布局。首先督促宋哲元等冀察当局做好战争准备，放弃对日幻想。同时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想宋哲元宣达了“不挑战必抗战”的方针，如需忍耐以和谈，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同日本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做全般准备。7月18日，蒋介石又一次提醒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仍于签字后八小时向我沪军进攻。此为经验，。”2显然蒋介石对于日军扩大事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认为倭寇不可信赖，战争不可避免。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蓄意扩大侵略的意图判断准确，想冀察当局明确表达了中央处理的方针，不断提醒，督促其做好军事准备，也对其表示足够的关切和理解，使得日军拉拢二十九军的意图破产，激励了广大将士，为全国抗战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其次，召开国民政府军事长官汇报会，谋划全面抗战事宜。指示“我军应全1左双文《困境中的突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05页 2左双文《困境中的突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13页

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

第23课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南洋中学丁晓文[教学目标] 1．知道“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币制改革”、“改订新约运动”的时间和大体内容。通过串联、整合有关史实，了解1927-1928年中国各个政权的分合演化。 2．联系22课所学内容，分析讨论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通过对“东北易帜”内容的简要介绍理解其对时局所产生的影响。阅读材料，了解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和“改订新约运动”的社会背景和影响，进而讨论如何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既镇压革命，又改革内政外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举措。 3．国共共同领导的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的大革命，从根本上冲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却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动派的叛变，最终失败。从1928年到1935年，国民党进行的内政外交改革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但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经济上尤为明显，而真正的国运转折则出现在抗战以后。 [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促进政治统一、币制改革和改订新约运动等举措的历史作用。难点：如何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既镇压革命，又改革内政外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举措。说明： 1．从“宁汉合流”到“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却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统一后的国民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推行了一些变革。币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改订新约虽然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毕竟收回了一些主权，在经济上也有显著的效果。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迫使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在失去城市后最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一系列过程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走向影响深远，故以此作为重点。 2．受传统评价体系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学生往往会片面关注国民政府镇压革命的残酷性而忽视其内政外交上的改革举措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币制改革基本实现了中国货币的现代化，而改订新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自主地位，但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在当时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如何引导学生肯定其功绩又了解其局限性，同时不忘其对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动政策，需要培养学生拥有多元化

从蒋桂斗争看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总第64期)从蒋桂斗争看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季荣臣摘要本文从蒋桂之间斗争的角度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认为这一斗争加速了南京政府的垮台,强调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关键词蒋桂斗争军事拆台南京政府垮台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迅速垮台,论者多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探求究竟。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的问题。抗战胜利后,蒋桂之间的政治争斗与军事拆台,加速了南京政府覆灭的步伐。本文拟从蒋桂这两大派系之间的斗争,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问题。一蒋桂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但随着政局的变化时激时缓。抗战胜利后,由于竞选副总统,蒋桂之间的矛盾重新爆发起来。 1947年下半年后,国共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与重点防御,国民党军节节败北。国统区的政治、经济也陷入全面严重的危机。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眼看国民党的惨败,美国统治集团焦虑不安,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经过魏德迈来华对国民政府的调查,美国准备弃蒋换马,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挽救国民党的失败,阻止国民政府的垮台。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决定竞选副总统。为争取支持者,四处活动,发表竞选言论。蒋介石见李宗仁不听他的劝阻,十分恼火,决定副总统的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国民党中央的约束, 违者予以党纪制裁。!蒋还亲自召见李宗仁,告知副总统候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要李放弃竞选。李宗仁态度强硬,表示决不退出竞选。他召集桂系重要干部研究对策,决定若党内不提名,就在党外独立竞选。?甚至打算如蒋介石硬要由中央提名,广西和安微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不惜同蒋介石公开决裂。#李宗仁还联络参加竞选的程潜、于右任,结成联盟,一致反对党内提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企图用国民党中央提名来阻止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遭到失败。蒋介石阻止李宗仁竞选不成,转而支持孙科同李宗仁竞争。李、孙经过激烈的角逐,李宗仁一波三折,最后以微弱的多数击败孙科,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行宪国大原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统治,但结果却触发蒋、桂矛盾激化起来。八年抗战胜利,蒋介石的权力达到了鼎盛。他利用抗战削弱了各反对派势力,他任李宗仁为北平行辕主任,明升暗降,剥夺了李的兵权。他委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却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其心腹参谋总长陈诚,白被高高挂起。蒋介石的劲敌桂系被架空了,战后可谓是蒋的一统天下了。然而桂系是不甘受蒋介石宰割的。李宗仁利用竞选副总统,重新崛起,向蒋介石发起攻势,并获得胜利。虽然李宗仁的副总统仅是个虚职,毫无权力可言,但却对国民党的前途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取蒋代之企图的重要步骤。桂系从来是雄心勃勃,以问鼎中原为目标,时时思念着登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的宝座。蒋介石对桂系的图谋洞若观火,认为李宗仁如果当选副总统对

国民党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

国民党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高华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

国民政府与抗战

国民政府与抗战努力与估计作者: 黄如郝旭奇

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 月18日～1949年4月23日），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由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 1948年“行宪”后改称总统府，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独裁政府。

政治政治统一蒋介石独裁宣言编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结构

北伐战争时间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继续北伐，并将所辖部队划分成4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兼）、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任总司令。意义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是北伐战争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奠定基础.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 ?防御阶段指的是37年全面抗战始到武汉失陷这一段时期。从卢沟桥抗战打响第一枪，到淞沪战场中日双方尽遣主力大打出手。国军打的可谓是英勇顽强。近百万国民政府的精锐军队除汤恩伯兵团在华北地区与日军周旋外，尽数投入于上海战场。三个月下来，兵力消耗巨大，直接导致之后的南京保卫战失利。华北战场投入的中央军主力部队不多，主要采取迟滞性战术。山东地区韩长官不战而逃导致整个山东失陷，但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虽然之后日军兵围徐州，但国军巧妙的退离徐州，兵力并未受到损失。而另一路进犯山西的日军在忻口与国军鏖战月旬，虽取得太原，但伤亡巨大。

?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比较积极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出相当多的兵力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制造了多次反共的“摩擦”事件。国民党内外政策不断倒退。由于日本对华作战方针改变，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12～1949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状况，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史。在这个时段，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战期间出现短暂的春天；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发展显著；抗战时期遭受沉重打击；民国末年日益萎缩。 1、民国初年出现了“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却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民族工业的繁荣景象转瞬即逝，成为“短暂的春天”。（1）民族工业出现短暂春天的背景：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变革和国际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a、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经过这场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更激发了实业家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于是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较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拓植协会等。这些实业团体大都以“强国富民”、“振兴民生”为目标，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和以商战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热情。由知名华侨人士创办的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海外华侨竞相投资国内工商业，这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b、辛亥革命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实业救国”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面对外国资本的加紧渗入，洋货越来越多地充斥中国市场，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于1904年首先由商务界发起，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再度兴起，1919年达到高潮。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使国货市场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拓展了空间。 c、北洋军阀政府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北洋军阀政府较之晚清政府，明显地增加了一些资本主义色彩。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一些资阶级代表人物参与北京政府内阁和地方的活动，他们利用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继续发展。 d、民国初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有所减少；同时因为出于战争的需求，它们的工业生产主要转为战争服务，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为中国民族工业拓展国内市场，进而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这些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2）、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国初年和“一战”期间有利的内外条件，使民族工业得到了一次发展机遇，但“春天”短暂，好景不长，并且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 a、发展概况：开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投资地区由东南沿海向内地拓展；轻工业发展显著，一些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 b、发展的特点：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社会环境，使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向，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表现出工业结构的不平衡，同时，新

第9课国民革命运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八年级历史导学案姓名：第9课国民革命运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学习目标】（1）知道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2）了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主要史实。【自主学习】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1、中共三大：①时间、地点：年月，。 ②内容：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党合作，建立战线。 ③方针：共产党可以以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在______上、上、__________上保持性。 2、国民党“一大”：①时间、地点：年月，。 ②内容：大会接受共产党的________的主张，确定“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③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与中共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④标志：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为基础的战线正式建立。此后，中国进入运动时期。二、黄埔军校 1、时间：年月。 2、创办人：。 3、主要领导：孙中山任，蒋介石任，廖仲恺任，任政治部主任。 4、特点：黄埔军校把教育和训练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和精神。 5、性质：黄埔军校是一所合作的军事学校， 6、作用：为________培养了大批______________骨干。三、北伐战争 1、时间：1926-1927。 2、目的：打倒列强（反），铲除军阀（反）。 3、总司令___________。 4、主要对象：、、。 5、北伐军兵分三路：一路指向江西，一路指向福建，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主战场）。 6、事迹：独立团为国民革命军第军赢得“”美誉。 7、结果：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便从流域打到流域，威震全国，沉重打击了的统治。（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四、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1、孙中山逝世： .3.12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公开破坏国共合作。 2、“四一二”政变：1927.4.12蒋介石借口“”，在大肆屠杀_______和________，制造了“四一二”政变。 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7.4.18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4、“七一五”政变：1927.7.15 _______在____________ 制造了“七一五”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5、“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宁汉合流”，标志国民党统治建立。到1949年，统治中国共__ 年。 6、东北易帜：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张作霖的儿子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史称“东北易帜”。东北易帜标志南京国民政府在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军人优抚_江红英

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军人优抚江红英内容提要　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针对军人和军人家属，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军人优抚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３项内容：一是军人的伤亡抚恤；二是优待军人的措施；三是优待军人家属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内容繁多，目的在于安抚军人及其家属，支撑抗战。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政策和措施却打了折扣。关键词　国民政府　抗战　军人优抚１９３６年３月１日国民政府实施的《兵役法》规定，兵役分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两种：“常备兵役分为现役、正役、续役。平时征集年满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男子，经检定合格者，入营服现役，为期三年，除上等兵及特种、特业兵外，均满二年归休，轴重运输兵满半年得归休。正役以现役期满退伍者充之，为期六年，平时在乡应赴规定之演习，战时动员召集回营。续役以正役期满者充之，其役期自转役之日起至满四十岁止”；“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①根据《兵役法》的限定，军人这一概念除包含上述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人员外，还包括军法官、军用文官、军用技术人员、政治训练人员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人优抚政策即针对上述人员而定，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体现在伤亡抚恤与各项优待军人及其家属的措施上。一　伤亡抚恤北洋政府时期已经相当关注军人伤亡抚恤问题，颁布有《陆军平时恤赏暂行简章》、《战时陆军恤赏简章》等法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专门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抚恤委员会管理军人优抚事务，各省也相应设有优抚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分别于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６日颁布了《空军抚恤暂行条例》，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颁布了《陆军平战时抚恤暂行条例》，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１日颁布了《海军平战时抚恤暂行条例》。②上述这三个条例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军人伤亡抚恤的基本依据。但随着抗战进入长期持久状态，原有条例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实际情况的需要，所以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修正了《陆军抚恤暂行条例》，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２日修正了《海军抚恤暂行条例》。之后，又于１９４３年８月３１日颁定《空军抚恤条例》，于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３日颁定《陆军抚恤条例》和《海军抚恤条例》。· ６７·①② 《兵役法规汇刊》，四川省档案馆藏３–２５９／１号卷，１９３８年７月。参见《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三、四册（军政），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

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大汉奸名录

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大汉奸名录姓名（生卒年）籍贯军政职衔充任汉奸事实及简注丁默邨（1903-1947）湖南常德军统三处处长汪伪中央党部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特工部主任王荫泰（1888-1947）山西临汾北洋外交总长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督办，伪华北政务委员长叶蓬（1894-1946）湖北黄陂警察总局局长汪伪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汪伪武汉绥靖公署上将主任刘郁芬（1886-1943）河北清苑原甘肃省省长汪伪国民政府开封绥靖主任，汪伪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杨揆一（1885-1945）湖北鹤峰武汉行营主任汪伪军事参议院院长，伪湖北省省长、保安司令李士群（1905-1943）浙江遂昌原******特务汪伪警政部政务次长兼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吴化文（1904-1962）山东掖县新编四师师长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和平救国军第3方面军上将总司令汪精卫（1883-1944）广东番禺日伪南京总统原******副总裁。

张永福（1871-1942）广东饶平中国同盟会员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国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伪立法院院长汪精卫死后，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中央监察委员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招桂章（0000-0000）广东南海伪海军部次长汪伪广东江防筹备处处长，伪广东江防司令部司令林柏生（1902-1946）广东信宜民国立法委员汪伪行政院宣传部部长，汪伪安徽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伪上海市市长汪伪政府警政部长，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郝鹏举（1903-1947）河南阌乡第30军参谋长汪伪军第1集团军参谋长，汪伪军第7方面军司令胡毓坤（1895-1946）奉天海城长官功署参议汪伪政府军委会委员，汪伪豫皖苏鲁边区绥靖总司令萧叔宣（0000-1945）籍贯不详伪参议院院长汪伪南京国民政府陆军部部长，汪伪政府参议院院长萧淑宇（0000-1941）江西永新伪江西省省长原******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少将处长梅思平（1896-1946）浙江温州原******法委汪伪政权工商部部

《国民革命失败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岳麓)

《国民革命失败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同步练习 1.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并先后发动（） ①“九一八”事变 ②“四一二”政变 ③“七一五”政变。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③ D.①③ 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关于国民革命的叙述正确的是 A.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统一全国 B.北伐战争的对象是张作霖、孙传芳、蒋介石 C.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广东`广西 D.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右派突然叛变革命 3.我们能从右边大事年表获取有关国民革命运动的信息，包括（） ①背景 ②军事行动 ③阶段性成果 ④失败原因．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③④ 4. 1927 年，国民革命运动失败。这里所说的失败主要是指（） A. 没有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B.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 C.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 D.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5. 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最主要依据是（） A.国共两党分裂了 B.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C.国民党右派突然叛变了革命 D.北伐战争失败了 6. 1927年，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了，导致这场革命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是 A.北洋军阀势力过于强大 B.国共两党从未进行过合作 C.八国联军进行武装干涉 D.国民党右派突然叛变革命 7. 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这里所说的“失败”，主要是指 A.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B.国民党实行“清共” C.没有打倒军阀张作霖 D.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大肆屠杀 8.北伐战争期间，赢得“铁军”美誉的是( ) A.黄埔学生军 B.叶挺独立团 C.国民革命军 D.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9.国民革命失败的标志是（） A.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B.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C.北伐军攻到长江流域 D.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 10.1926年，决定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是（） A.南京国民政府 B.广东国民政府 C.武汉国民政府 D.中华民国政府 1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不少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这些法令对资产阶级的利益表现了热忱关切的态度，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根本的触动，对广大农民的要求缺乏任何积极的反映。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中华书局材料二：日本投降后不久，内战爆发。国民党处于劣势。得不到控制的通货膨胀、食物短缺以及官员腐败使得国民党不得人心，并且摧毁了军队的士气。尽管国民党从美国得到军火，但是同组织良好并赢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共产党相比，它仍不能取得军事优势。1948年，战

试述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

经济管理视野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改为北平）后，即宣告全国统一基本完成，“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国民党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质是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一、训政制度的确立训政源于约法之治，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正式提出“革命程序论”，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1在1914年7月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进一步指出：“本党进行秩序分为三时期：一、军政时期，以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以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以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2至1924年《建国大纲》颁布，这一理论最终得以系统和完善。训政时期是孙中山“革命程序论”中，始终坚持所不可替代的阶段。如由军政时期蹴至宪政时期，会产生三个流弊，“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3“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知方式，非墨守其放弃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4由此，训政阶段是实现宪政的必经阶段，以“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以党治国”是其核心理念。第二次北伐的告成，宣告国民党基本实现了政权的统一，但其内部派系众多，政治思想纷杂，所以对国民党来说，当务之急是“至少要先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1928年8月7日蒋介石发表《今后贯彻革命实行主义之主张》的谈话，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又于8月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指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与此同时，远在欧洲游历的胡汉民、孙科等人就致电谭延闿、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草案》，其原则有三：“一、以党统一，以党训政，培植宪政深厚之基；二、本党重心，必求完国，应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应负责行政之全责；三、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最后之完成。”随后，胡汉民又完成了《训政大纲说明书》，指出“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褓姆自任”，强调“以党治国”。因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训政开始，“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五院制逐渐实施。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通过了胡汉民、孙科等提出的《训政纲领》。内容主要有六条：“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托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行之”。《训政纲领》的通过与五院制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训政制度的确立。1929年3月13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二、五院制国民政府的建立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试行五权制度的具体方案，五院制正式实行。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分任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院长，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分任五院副院长。五院各司其能，其中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立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司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考试院是最高考试机关，独立行使考试权；监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五院制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国家大权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就是民权，治权就是政府权。首先是人民有权，这些权利通过县自治和国民大会得到制度保障；政府有能就是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共同组成中央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实行五权分立的五权宪法，五院各司其责并对国民大会负责。五权宪法是以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分治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不同，是要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建立“万能政府”，其中五权分立强调的不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集权下的分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五院制的建立应当在宪政时期。对于训政时期究竟以何种形式建立政府并无详细论述。训政时期五院制的建立，是在胡汉民的主张下成立的。训政时期的五院与宪政时期正式的五院制是不同的，训政时期的五院统一于国民党的党权之下，即“国民政府是五院的集体，对于政治会议的决议统一要绝对地遵守”。正如有关决议所称“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三、《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出台国民党推行的“以党治国”的“训政制度”，并没有像预想的那试述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卢艳香（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摘要：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底定平津，全国统一基本实现，训政开始。国民党各派系在训政制度确立过程中，展开新的斗争，直至1931年5月由蒋介石力行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从而成为国民党统治全国的法律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的考察，有利于对该时期国民党政党政治状况有所了解。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五院制 83 --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的划分及调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的划分及调整战区是指为执行战略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和设置的军事组织，亦称战略区。它是依据国家的战略意图和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条件以及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划分的。一般以战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域或辖区地理方位命名，如1933年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过程中，曾建立东方、东南和西南3个战区。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时，建立远东战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协调对日作战而建立的战区主要是按照序数来进行在讲述“台儿庄战役”时，划分的。如旧人教06版《中国近现代史·下册》P 29 是这样表述的：“1938年春，日军从山东分两路进犯徐州。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将两路日军分别阻止在山东临沂和台儿庄”。那么，国民政府是如何划分战区的呢？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指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月31日，蒋介石又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八·一三”事变的第2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1937年8月20日，为了适应当时的军事形势，国民政府建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和大本营（8月30日，蒋介石决定，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大本营遂于1938年1月正式撤销），决定将面临日军进攻之区域划分为五个战区，并确定了各战区的作战任务。撤销了第5战区，其辖区和部队划入第1战区。 ②9月11日，军委会又划津浦路沿线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第3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由于原定第6战区管辖的第5集团军韩复榘不愿服从，冯玉祥也不愿意指挥，故10月15日军委会便撤销第6战区。冯玉祥调任军委会副委员长。 ③9月19日，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恢复第5战区建制，作战地域为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与安徽两省的大部，主要兵力为第3、11、21集团军。 ④10月26日，以川军为主力增设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承担平汉线的防务；第二年春，因刘湘病故，该战区宣布撤销。